读《史记·游侠列传》，论游侠的成因 作者：陈楚

读《史记·游侠列传》，论游侠的成因

                ── 以郭解为例

                              北师大珠海分校 陈楚

   《游侠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等人的生平事例，其中以对郭解的描述最为详实、典型。苏诚鉴曾对《游侠列传》作过如下统计：“《游侠列传》全文约共1989个字，其中序文666字，其他传文405个字；而郭解传文连同文末‘太史公曰’则共达918字，几占全篇之半。”[1]可见，郭解在《游侠列传》中的地位着实不轻。以下我们就郭解的游侠世界进行简要的剖析。



n “侠”的含义



    对于“侠”的解析，古人早有评论。汉代学者许慎曾在《说文解字》[2]里解释道: “侠，俜也”“俜，使也”“使，伶也”。而“伶”在《辞海》[3]上解释为“使，使唤的人”。由此可见，“侠”从人，其本义为“受支使的人”，能够为人所用必有过人之能，“侠”也自有别人不及之处。吕思勉曾在《秦汉史》中提到：“好文者为游士，尚游者为游侠”，即以智谋为用为“游士”，以武力为用则为“游侠”。荀悦也对游侠作过界定：“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疆于世者，谓之游侠。”韩非子则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可见，所谓侠，是以尚武见称的。



n 成为游侠的原因



     对郭解而言，促使他成为游侠的因素有很多。



        （一）   社会背景



    郭解是西汉人，而汉代属于传统性社会的范畴。经济学者海根（Hagen）曾从人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观点刻画出传统性社会的特征，他说：“假如一个社会的行为方式代代相因，很少改变，那么这就是一传统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传统主义色彩很显，其他的特征也可发现。行为受习俗而非法律支配，社会结构是有层阶性的，个人在社会的地位通常是传袭的，而非获得的。

[1] 《〈史记·游侠列传〉探微》  苏诚鉴

[2] 《说文解字（注音版）》 【汉】许慎（著）  岳麓书社

2006年1月第1版

[3] 《辞海缩印本（音序）》第1044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并且，就世界史言，在这传统状态下，经济的生产力是很低的。故简言之，一个传统性的社会是：‘习俗支配’，层阶性，身份取向性及非生产性的。”[1]

    正因为“‘习俗支配’，层阶性，身份取向性及非生产性”的特点，才让郭解有了成为游侠的可能。而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追究到社会的政治体制。对此，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金耀基在他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总结了传统性社会的政治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⒈君主政治是惟一的政体



⒉民本思想之精神与所缺

     

     民本不同于民主，虽有“民有，民享”的观念，但总未走上民治的一步。“中国人是不相信政治应由人民来管的，中国人一直认为政治应由贤德的人来做，如有贤德的人在位，则必以民之好为好，民之恶为恶，如此政治便不啻由民自管自理。”[2]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是“属于奥门（G. Almond）所说的‘臣属文化’的，即人民没有‘自我取向’或‘投入取向’及‘参与取向’，亦即从未考虑去过问政治，参与政治，从未有一‘政治的主体’之自觉。而只有‘产出取向’，即对政府措施之贤否优劣有相当的注意。”[3]



⒊家产官僚主义



   “中国两千年来的统治，实是由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系统所独占，整个官僚系统并不是与君主平立或对立的，而根本是臣属于君主的。老百姓对政治则始终漠不关心……除非在民不聊生，走投无路，铤而‘叛乱’外，别无其他制衡以君主为轴心的官僚的滥权的途径。”[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部分有利于郭解成为游侠的原因：

（1）

   君主集权和“臣属文化”致使人民难以实行下对上的监管，所以地方上的很多弊端虽然存在，但是难以解决。这成为催生游侠出现的一个方面。因为游侠具有武力，能使用暴力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弊端抗衡，正如韩非子说的“侠以武犯禁”，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平常百姓无法做到的。

（2）

    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系统在加强统治，巩固“家天下”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层阶性特点。而就海根（Hagen）所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通常是传袭的，而非获得的”[5]，可见传统性社会的身份取向性特点决定了一个平常人如果按照一般正常的途径，或许一生都无法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这也就迫使部分人向游侠身份的转变。游侠不同于其他身份，它有自身的特殊性，即介于庶民与强势群体间，而无法融入其中的任意一者。这里面的部分原因在于游侠活动的复杂性。例如，为游侠所救护的人“其中自然有许多封

[1]

Everett E. Hagen ,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llinois , The Dorsey Press , 1962.)

P.56

[2]

《从传统到现代》第21页

金耀基（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第1版

[3]

同②

[4]

《从传统到现代》第23页

金耀基（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第1版

[5]

同①

建专制统治下备遭欺凌的无辜之人，但也不乏不法之徒。这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委实难以区别。”[1]加上游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给初定的社会带来了新的骚动和不安，“既违背了封建道德观念，又触犯了封建社会的法律，也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这些游侠进不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同情，退不能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谅解。”[2]但是游侠的这种身份却能帮一个人改变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他的社会威望。从诸公“亦附焉”，郭解“阴属尉史”，“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却最终为保护他而自杀绝口，以及在“徙豪富茂陵”一事上“卫将军为言”等处可见郭解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在成为“游侠”后果然是提升了很多，甚至达到能与统治阶级交好的地步。宋超就曾总结游侠的特点，正如其中一点言道的：游侠“以布衣身份行侠于民间，不求贤达，各行其事，无视官府法度，但他们在地方上的名气和声望，决不亚于达官显贵，甚至可以交通官府。”[3]

（3）

   传统性社会的低生产力是促使游侠出现的另一重要因素。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的水平也就决定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再者从心理学角度，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的解释可知“需要影响着人们行为的方式和方向”[4]。马斯洛在学说里界定了包括匮乏需要和成长需要的五个基本需要层次，并以一种渐进的层次表达出来。“就是说，必须先满足某些需要，才能满足另一些需要。尽管有例外，但我们总是先满足低层次的需要，然后才关注高层次的需要。”[5]这里面涉及到的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对汉朝而言，生产力低则必定制约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随之便是安全感的缺失，那也就更谈不上归属与爱的需要及受尊重了。从列传中我们能够看出，成为游侠对郭解的帮助是很大的，至少他不用像平民一样为了生计忙碌。否则也就谈不上“厚施”和养门客，借此实现自己的抱负了。

    除上述原因外，影响郭解的因素还包括：

（1）

乱世背景

  “游侠‘以武犯禁’，动乱时期，游侠最易逃避追究, 乱世也因此成为游侠活动的高峰期。”[6]汉武帝掌权离刘邦建国尚不足百年，国家又刚经历景帝时的“七王之乱”，社会不够安定。加上境外匈奴不时进扰，使得社会局面难以稳定，而对社会秩序的整顿又不能一蹴而就。所以这种“间隙”也给游侠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2）

崇武之风

   宋超的《〈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一文有对汉朝崇武之风的描述：

“西汉初年，游侠大肆活动，与其时普遍存在的崇武之风有密切关系。秦始皇收销兵器以弱天下之民，可陈胜、吴广却斩木为兵，二世亡秦。这给汉初统治者以极大教训，不以禁民间兵器为首要。况且汉家天下就是在厮杀中夺取的，即刘邦所说‘马上得之’，统治集团内亦多纠纠武夫，此时，对舞文弄墨的儒生甚为轻视。洪迈说，‘高帝初兴，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直至汉武帝时，儒生始得以策问、举孝廉诸方式参与政治，然尚武之风并没有停止下来，终汉武帝一朝，仍是西汉文治武功鼎盛的时期。丞相公孙弘曾建议收缴民间弓弩，吾丘寿王就以“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为口实来反对。”

（3）

黄老之术的盛行

    汉朝前期，黄老之术盛行，以文景之时最盛。从社会顶层的皇帝太后到社会底层的庶民，对黄老之学推崇者甚众，以至使之成为社会思潮。《史记·外戚世家》曾记载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这里的“帝”即是汉景帝。

“‘黄老之学’力主清净无为，但‘无为’中已经吸收法家‘公断’的思想精要和墨家‘俭朴’的生活追求。”[7]而这一特点对后来郭解的行为表现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这一点在“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不矜其功”等处略有体现。

而最后郭解生命的完结也同此不无关联。“武帝时期社会风气有了大的变化，尚儒而抑黄老，侠的不规范行为乃成为朝廷眼中钉，同时为消除诸侯大臣犯上作乱之嫌和豪党兼并之弊，开始了对侠的抑制打击。”[8]又据《史记·索隐·述赞》：“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 实似“白衣卿相”[9]由此可见，朝廷对于大侠郭解的打击是事出有因，而且势在必行的。

[1]

《〈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宋超



[2]

同①

[3]

同①

[4]

《当代教育心理学（修订版）》第219页

陈琪 刘儒德（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第2版

[5]

《人格心理学（第六版）》第217页

【美】Jerry M. Burger （著）

陈会昌 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年3月第1版

[6]

《〈史记〉“游侠”略析 》胡鹏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3月第4卷第1期

[7]

《中国文化史㈠》

张维青 高毅清（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版

[8]

《〈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

韩云波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3期

[9]

《〈史记〉中“刺客”“游侠”之比较》

栾为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4年第6期

（一）   个性因素

    郭解成为游侠不仅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他自身的个性特点也是制约他道路发展的重要部分。郭解的游侠生涯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我们姑且概括为：少年时期和成年时期。

        少年时期

   少年时期对郭解来说是踏上游侠“征程”的关键期，就《史记》所载，在这个时期内，他的身上表现出了游侠的以下重要特征：

（1）       攻击性强

    侠尚武，郭解少时便显出了强烈的攻击性。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这一点可能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据《游侠列传》记载“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所以这一家庭背景对他以后的为人处世是有关系的。

（2）       “不轨正道”

    封建社会时期是个讲究礼数、讲究规矩的时代，但从游侠身上体现出的却正是与这种“正道”的背驰。郭解年少时就曾私自铸造钱币, 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所犯之事“不可胜数”。这种“不轨”也正是统治者所打击与遏制的，它威胁到了国家的统治秩序，对于政权的维持具有潜在的威胁。班固就在《汉书·游侠传》后写道：“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柄，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在具有“正统思想”的班固看来，生杀大权只能属于皇帝，一个布衣之徒竟然为众望所归，操起生杀大权，简直是罪不容诛。

（3）       重义轻利

   “义”和“利”的争辩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荀子也曾说过“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2]。而游侠绝对是“义”的忠实倡导者和贯彻者，以至于后世会用“侠义”来形容游侠的内在精神。这里的“利”不仅指金钱名誉，还包括了游侠自身的性命。郭解少时就“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能为“义”“以躯借交报仇”。

（4）       言必信，行必果

    在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中，为人处世特别强调诚信。孔子就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荀子·不苟》中则提到了“养心莫善于诚”。《说文解字》中对“信”的解释是“信，诚也，从人言”。游侠在“诚信”上的突出表现是毋庸置疑的，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就开宗明义，表述了对游侠的赞美态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而在《太史公自序》中更是有“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之句。

       成年时期

    郭解年长后的改变对其“游侠”形象的树立与传播有着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他待人处世的态度上，同少年时代相比，他的身上多了一分稳重与成熟。

(1)  

折节为俭

    这个可能和当时盛行的黄老之术有关。《老子》六十七章就有说到：为人处世要“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从另一方面来看，“折节为俭”实际上为郭解的“厚施”创造了条件，为他赢得美名与威望铺垫了道路。

(2)  

以德报怨

    虽然郭解年长后“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也”，但他也有以德报怨之时。最典型的就是郭解善待箕倨者一事。虽然那人对自己箕倨而视，但他不仅阻止了门客对其的杀戮，还“阴属尉史”，要其“至践更时脱之”。因此才有箕倨者“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的后话。

(3)  

厚施而薄望

  “厚施”是郭解任侠的重要方面。《〈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一文对此有所提及：

    （ 郭解）广为施惠，“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因而“权行州里”，充当社会的调解人角色，如调解“洛阳人有相仇者”，更加显名声、得众心、张势力，致使“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世人多为其用，他并不认识的籍少公，为保护他而自杀绝口；大将军卫青曾为他说话，使武帝感叹“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即使他被朝廷族诛，仍多有人效法为侠，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等，皆其知名者。[3]

另外“不矜其功”是“薄望”的表现。司马迁对此评价很高，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而班固虽然对郭解之徒的“不入于道德”大为批评，但他也不能不肯定游侠的高尚人格：“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4]。

(4)  

正义感强

     游侠的正义感并不是以法律或是社会道德为准则，他们心里自有一把衡量“正义”的尺子。他们的“徳”不同于社会的“徳”。那什么是“徳”？《游侠列传序》有这样一段记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向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苏诚鉴在这里提出了三个互有关连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点：“一、‘已向其利者为有德’，即受利就是有德，利等于徳；二、‘侯之门仁义存’，即仁义在权势之门，权势就是仁义；三、‘抱咫尺之义’不如随俗‘取荣名’，即守义不如当官。”[5]所以虽说游侠“不轨正义”，但他们却又真正体现有“正义”。郭解在获知姊子被杀真相后，居然能公正地进行评判，说出“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这句话。对此，我们不得不敬佩他的正义。假若他杀了那人不但不会有损自己的颜面，反而可以为自己的亲人报仇，这对他而言是有“利”的，“受利就是有徳”了。然而，他最终放弃了复仇而是公正地面对了事件，“罪其姊子”。



n         总结

[1] 见《论语·里仁》

[2] 见《荀子·荣辱》

[3] 《〈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  韩云波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3期

[4]

见《汉书·游侠列传》

[5] 《〈史记·游侠列传〉探微》  苏诚鉴

    郭解是个立体的人物，他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与恶的交织造就了他复杂性的人格特征，影响了他的行为表现。同时，这种复杂性也成就了他的游侠生涯。他之所以成为游侠，与他个人相关，但这也是整个社会时代的选择。作为游侠，他的一生注定是场悲剧，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的是“顺民”，它在极力打压一切可能逆流而动的力量。游侠就好比社会的鸦 片，少量的鸦 片是一味良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但吸得多了，也能索去人的性命。



参考篇目：
l

《史记》

司马迁（著）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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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游侠”略析 》胡鹏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3月第4卷第1期

l

《〈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  韩云波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3期

l

《〈史记〉中“刺客”“游侠”之比较》  栾为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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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游侠列传〉探微》  苏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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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 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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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㈠》  张维青 高毅清（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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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现代》

金耀基（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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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心理学（修订版）》

陈琪 刘儒德（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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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学（第六版）》

【美】Jerry M. Burger （著）

陈会昌 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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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注音版）》 【汉】许慎（著）  岳麓书社

2006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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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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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ett E. Hagen ,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llinois , The Dorsey Press ,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