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美国公使专为中国人写的公民教育读本

《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是早年做过驻华公使的保罗·S·芮恩施专为中国人写的一本公民教育读本，1921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中英文对照本，罗家伦翻译，蒋梦麟校阅并序。据罗家伦在"译言"中说，他翻译这本书时，冯友兰和周炳琳都帮过忙。
　　所谓"平民政治"是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区别于"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政治或者宪政。蒋梦麟在序言中说："芮先生在中国多年，多与我国人士往还，对于中国抱十分希望，我国人民对于先生感情亦极厚。芮先生不但为欧美的政治学者，对于中国政治亦素有研究，所以他这本书不是又悬空谈政治原理，实对于我国现行政治，有切要的和建设的批评，把欧美的政治和中国的需要，明明白白的讲出来：如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宪法的性质是什么，国家的各种机关是如何组织的，如何运行的，中国实行平民政治，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芮恩施的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的使华记》（李抱宏等人翻译）。我看这过本书。回忆录还是西人写的好，这是我一向的一个看法。芮恩施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的这本书，因为他在1919年后半年就离开中国了。我估计这本《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他回到美国后完成的。从芮恩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早年和北洋时代许多政要和名流的往来，比如梁启超、傅增湘和蒋梦麟，其它如袁世凯、段祺瑞和孙中山等。在他笔下，各种人物都非常真实，政见各不相同，角色时时变换，但作为个人，这些人物都是相当了不起的，这是读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感觉。芮恩施离开中国的那年，正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二十一条"之类大事不断的的时候，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把握到一些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北洋政要和学生之间的许多细节。芮恩施是真正了解中国的。
　　罗家伦翻译的这本书非常通俗，那时白话文的地位还刚刚确立，但能运用得如此自如，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白话文的发展，也很有启发，除了文学作品以外，当时翻译作品中白话文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芮恩施虽然是美国人，但他对平民政治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我们今天还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民治原则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实行肯定有很多困难，但他不赞成说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他说："有许多人公然说是中国不适于民治，他们的意思就以为中国的人民如此的软弱而无知识，必定要时时有独裁的势力，能发号令使人动作而不需给理由的，在后面鞭策他们向前去。这个见解，与我完全不同。我承认中国所遇着的很多困难，领土是很宽广的，各省的语言、风俗和经济的利益是很复杂的。政治统一的感情，不甚发达。国家和公共的行动，以前总不曾对于人民表现他们最好和最高的利益。"
　　芮恩施讲了许多他看到的中国困难后说："我觉着无论是谁，如果真能知道中国一般的和共同的生活的，没有不感想到唯一适于中国的正当制度，就是民治与代议政府。"芮恩施解释了他的理由。第一，中国人民中内层的平等观念，就是最显明的特质，而且他们的理解工夫，使他们的行动，明白公平，不趋于极端。这些性质，在民治国家中都是很重要的。第二，选择领袖，中国人也有经验。不过他们的选举不用投票，而且用社会慢慢赞同的程序。在乡村之间，用自然的程序，推举年事较长，对于讨论本地的事务很有智慧，很能解决本地争端的人，经共同的同意，认为领袖。这当属投票选举内层的原理，关乎公共的讨论，中国人也很适宜。他们对于讨论公共的事是很有兴趣，而且是在公共场中很能说话。
　　芮恩斯对中国实行平民政治的看法是："所以若是自由平等国家与代议政府的理想，真能彻底的被人民抓住，在中国建设一个伟大、能干、有势力的政治的社会，这种材料就在手中。只要有领袖能将他们自身专心致志在这个目的，他们将来很能成就一种永久的事业，远过于任何私人的利益和财产之上，因为只有经过他们，这很大的人口，才能渐渐的成为真正快乐的和兴盛的，且含有一种人生的满足，这个满足，只有人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庄严高尚而有正当势力的国家中之一分子，方可得到。"
　　芮恩施的这本书，在中国早期政治学学科形成中，也应当有一定的地位，虽然是一个通俗性质的读本，但也自成体系，举凡现代政治学所涉及的内容，大都在其中。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重印过这本书，可惜我没有看到过。
　　本文摘自《靠不住的历史──近代名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谢泳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1913年的《美国公民学》

谢泳
　　中国的公民教育，从1949年后的教育体制中退出，代替它的是政治教育。“公民”和“政治”不是一个概念，从“公民”到“政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转换。公民，是西方的产物，它主要强调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家不能随意侵入个人生活领域。在中国，现代公民教育，本来起步很早，而且也有了很大成绩。在过去的学校制度中，公民教育总是放在课程的首位，中国公民教育是由传统的“修身”变化过来的，到了民国以后，在正式的教育中，一般就不再使用“修身”一词了，“公民”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普遍认同西方社会结构的一个表现。
　　1913年，上海群益书社完整翻译出版了《美国公民学》，这是一本美国学校里使用的课本，据译者介绍本书为“淖尔所著同时数名人校订之”。课本分为五大部分，从家庭、社会、国家、以及国际交涉都有涉及，是美国公民的必读书。
　　近年来，在中国力主中国现代公民教育的是李慎之先生，他多次说过，如果还有来生，他最愿意做一个公民教员，他还想编辑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公民教育课本，可惜他年老体衰，怕是完不成这个工作了，他曾希望有年轻的学者来做这个工作，但中国目前的情况，这样有理想的事业，谈何容易呢？有一年在上海，李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他自己为什么会对公民教育在意，他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感到他这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都来源于早年的公民教育，虽然经了时代的变化，早年公民教育中的一些内容，后来不再提了，但那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还是保留在了他们那一代生身上。中国五十年代社会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早年受过公民教育的人来支撑的，这也就是人们常常感觉到越往后越没有规矩的原因，因为公民教育为政治教育取代以后，对于人的影响是不同的。
　　西方文化在初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知识界最先看到了它的生机。这本《美国公民学》的前面，有唐文治的序言，他的西方文化观就是“吾观欧美之国民处群有序，行己有道，知其间必有不可磨之学术，不可易之教育，涵养滋化，以臻于此。”他所说的学术和教育，主要就是指公民教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早期接受西文化的知识分子，对于欧美的一个共识是人家比我们强，我们才要学习。唐文治说：“此书则自人之初生，即受治于家庭，渐长又受范于学校，及其成人，而道德之根性，固已匡之以渐，使与习化，其所以养成美国伟壮之国民，表章世界者，职此故也。”
　　这本《美国公民学》内容非常稳定，它以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为宗旨，对于公民的训练，也是从最基础的东西做起。这本书对于今天编纂同类的书，非常有启发意义。我把它的目录抄在下面：
　　第一编公民初步
　　第一章家庭管理
　　第二章学校管理
　　第三章游戏场
　　第四章辩论会
　　第五章公民习惯
　　第六章人民相聚而成社会之要义
　　第七章公民之权利与义务
　　第二编公民与政府之关系
　　第八章建设政府之意义
　　第九章释政府
　　第十章地方制度
　　第十一章州制与立法机关
　　第十二章公民与国会
　　第十三章邑制
　　第十四章行政机关
　　第十五章司法机关
　　第十六章租税
　　第十七章学校制度
　　第十八章职官
　　第十九章选举
　　第二十章政党
　　第二十一章委员政府政党政府公共意见政府
　　第二十二章公民对于政府应尽之义务
　　第二十三章政府之弊端及险象
　　第二十四章公民需知之事
　　第二十五章政府之进步进步派与保守派
　　第三编经济上之义务
　　第二十六章释财富
　　第二十七章财富发达与不发达之原因
　　第二十八章财富之权利及其分布
　　第二十九章财富之发生
　　第三十章货币
　　第三十一章资本信用利息
　　第三十二章勤劳与竞争
　　第三十三章社会概要
　　第三十五章商业
　　第三十六章主人与佣工
　　第四编公民与社会之关系
　　第三十七章邻居之义务及权利
　　第三十八章刑罚
　　第三十九章济贫
　　第四十章社会之道德
　　第四十一章戒酒欲
　　第五编公民与国际之关系
　　第四十二章国际法及其发生
　　第四十三章国家之权力
　　第四十四章国家之义务
　　第四十五章和战及人民之爱国心
　　美国宪法
　　这是我近年看到最早一本关于公民教育的书，以后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公民教科书，除了加进三民主义的内容外，内容大体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对于公民教育，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告诉人们政府也是需要公民警惕的，像这本书中专有一章“政府之弊端及险象”，而这是现有公民教育中没有的内容。最后再说一句，在这本书中，完整译出了《美国的宪法》放在书的最后，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人的宪政意识，觉醒的并不迟。

教科书与时代：从小学公民课本看国共的教育理念

谢泳
　　一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精神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教育上，更容易看出一个政权所代表的文化倾向，我在这篇文章中，试图通过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权在教育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不同文化倾向，从而说明这两个政权对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现代政治文化的不同追求，我选择的是两本有关小学教育科书的“说明书”，因为这种直接解释教育意图的文本是代表国家意志的。
　　一、两个文本的选择
　　1、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教育部修正颁行《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正中书局印行），以下简称“民国课程标准”。
　　2、一九五零年七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印行《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教育部印发），以下简称“共和国课程标准”。
　　说明：这两个文本的选择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因为笔者在这方面并不占有十分充足的资料，所以无法确定一个完全相同的指标来严格确定两个文本的统一性。现在所选择的这两个文本只在如下范围内具有可比性：一、“民国课程标准”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颁布的，体现民国政府建立十年后在教育上较为成熟的设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共和国课程标准”是一九五零年七月颁布的，是共和国建立初期在教育上的一个基本设想，代表一个政府未来的教育理念，这两个文本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二、这两个文本都是由国家最高教育机关颁布的，有一定的权威性。三、这两个文本都是为小学教育而设的标准，具有可比性。
　　小学教育，是一个政府以教育塑造未来公民的第一步，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政府的基本价值理念，对于这个价值理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做评价：一、这种理念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也就是说，它在传达给小学生最初的公民价值时，是以党派价值为主，还是以国家价值为主；二、这种理念是开放的，还是狭隘的，也就是说，它给小学生灌输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三、这种理念是强调自由，还是强调服从，也就是说，它是否注重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四、它是否注重法制观念的培养。
　　我选择两个文本中相关的内容来做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在“民国课程标准”中，使用的一直是“公民训练”，而在“共和国课程标准”中，已不再使用“公民”一词，而开始使用“政治思想”一词。最能体现两个本文差异的是文本中有关“公民”和“政治”的相关内容。
　　“民国课程标准”，对小学公民的训练“目标”是：根据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的道德的遗训，并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制定本标准，训练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其目标如下：关于公民的体格训练：养成整洁卫生的习惯，快乐活泼的精神；关于公民的德性训练：养成礼仪廉耻的观念，亲爱精诚的德性；关于公民的经济训练：养成节俭劳动的习惯，生产合作的知能；关于公民的政治训练：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爱国爱群的思想；这是小学公民训练的基本目标，从它的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基本价值取向，虽然因了时代的关系，其中也特别提到了蒋介石当年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但从整体上说，这个目标是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它的核心内容是“奉公守法，爱国爱群”。从它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目标”所强调的价值。这个“目标”共有二十六项内容，除了有关身体、经济和生活方面的内容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具体条文，中国公民是奉公的我不放弃选举权，并且自由选举我所佩服的人。
　　我热心参加学校的各种团体组织。
　　应当出席的会议，我都出席。
　　社会团体委托我做的事，我一定热心去做。
　　中国公民是守法的
　　我遵守各地方各种公共规则。
　　我爱护法律付与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我遵守国家的法律。
　　我对于应尽的义务不推诿，法定的权利不放弃。
　　中国公民是爱国爱群的
　　我敬重党旗国旗。
　　我唱党歌或国歌时，一定立正脱帽。
　　我听见国旗升落的信号，一定起立致敬。
　　我爱用本国货。
　　我尊重校徽。
　　我爱护名胜古迹和纪念物。
　　我爱护自己的学校和团体。
　　我愿意牺牲自己，保护国家的一切主权。
　　我常常看报，留心公众的事情。
　　中国公民是拥护公理的
　　我反对大欺小，强欺弱，许多人欺少数人。
　　我扶助被欺侮的人。
　　我反抗强暴的人。
　　我立誓抵抗欺压我们的敌国和敌人。
　　我同情于被暴力压迫的人们和国家。
　　我赞成为大众谋利益的团体和国家。
　　我赞成促进世界安全的集团。
　　我反对利己害人的一切阴谋。
　　我对任何人、任何国、都平等看待。
　　“共和国课程标准”对于“小学生活指导”的目标是这样的：小学生活指导，应根据“小学暂行规程”第一条，第二条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以指导儿童具有健康生活习惯，自觉自治能力以及初步的革命思想等为目的。具体目标如左：培养儿童清洁、卫生爱好运动等健康生活习惯；培养儿童爱学习、爱劳动、守纪律、懂礼节的自觉自治能力；培养儿童为人民报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国民公德及国际主义精神。
　　这个“目标”的核心是第三条，而这一条已经有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第三条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它已经把代表某一党派的政治主张写进了“小学生的行为规范”当中，而且加重了小学生行为的政治特色，比如：“为人民服务”，在新时代里，这个“人民”是有特定含义的，它不是指所有的生命个体，而是指拥护某一党派主张的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只是一个党派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具体政治主张，用它来规范小学生的行为，显然是狭隘的，还有“国际主义”，在那时也是有特定所指的。我们再来看这个“目标”中的另一些具体内容，这个“目标”的第四部分是“政治思想方面”：热爱乡土立志发展生产，改造我们的生活环境。
　　尊敬国旗，爱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肃立唱国歌，发扬爱祖国的热情。
　　敬爱毛主席，学习他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敬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它的正确领导。
　　拥护我们的人民政府，坚决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
　　敬爱人民解放军和荣誉军人，学习他们英勇的战斗精神和铁的纪律。
　　保守国家的秘密，注意协作防奸、防特。
　　拥护民族统一战线，贯彻人民政协共同纲领。
　　学习享受人民民主权利，懂得服兵役，义务劳动，交粮纳税的国民义务。
　　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和人民大众的利益。
　　悼念捍卫祖国的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学习他们英勇奋斗自我牺牲的精神。
　　拥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它协定。
　　拥护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加强中苏人民的友谊；反对以美帝主义为首的侵略阵营。
　　同情和帮助世界人民革命运动，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
　　团结友爱国内的少数民族，尊重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
　　团结国际友人，不歧视任何民族。
　　团结爱护国外的广大侨胞群众。
　　敬爱劳动的父母，工农大众、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
　　养成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集体生活习惯。
　　自己能做的事不依靠别人。
　　积极参加家庭、学校、社会生产劳动，学习生产本领。
　　拥护家庭，热心参加互助变工和合作运动。
　　积极当小先生，帮助推进识字运动。
　　遇事问清是非，尊重真理，反对迷信武断。
　　随时随地仔细观察研究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爱好科学，学习人民科学家，发扬创造精神。

二、两个文本的分析
　　从这两部分有关“公民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上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先说“民国课程标准”。一、这个文本虽然也在条文的主要位置强调了“党派”的作用，不仅“党派”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是并列的，而且将“党”置于国上，它在“中国公民是爱国爱群”的主题下，首先强调“敬重党旗国旗”，“党”在国的前面，“我唱党歌国歌时，一定立正脱帽”。但在文本中，只有这两条强调“党派”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国民党的“党”在国上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至少从教育的设想看，它没有无节制地突出党派的作用和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只提“党”，而没有特别说明是“国民党”，这可能也说明这个文本对于“党”还是泛指的。文本中也没有特别提出要敬爱蒋介石。二、这个文本具有和平主义的倾向，因为它特别注重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不加限制地告诉儿童要“对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平等看待；同情于被暴力压迫的人们和国家。”三、这个文本具有现代人权概念和公共参预概念，因为它明确说：“我不放弃选举权，并且自由选举我所佩服的人；我对应尽的义务不推诿，法定的权利不放弃。”这也就是要告诉儿童他们要从小知道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四、这个文本注重法治。它单列一条专门说明有关法律的问题，要儿童“爱护法律付与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且特别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五、这个文本中强调了公民的“自由”问题。国民党确有在全国小学教育中强化党化教育的设想，它也为厉行党化政策，曾经规定过凡中学小学一律课授党义，那时《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民权初步》等都是党义课程中的必读书。另外在组织上也对于加强党化教育采取过一系列办法，但它在教育的现代理念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现代性的，从它敢于将现代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写进小学公民教科书这一点评价，就它所传达出的政治文化品质而言，现在看来，也有相当的进步性，对于国民党在中国现代教育方面的设想和努力，我们也应当尊重历史，不能因为它强调过党化教育，就连它在教育现代化方面所抱有的进步观念也否定了。总体上说，国民党在教育问题上所持的观念是进步的。国民党对于公民教育很早就有了较为成熟的设想。当时编纂的《教育大辞典》对于公民教育的解释是这样的：“国家教育最要目的之一，在养成负责公民，此国内教育家所承认者也。德谟克拉西政治，必其选举人有教育而后可，否则其政治必无何等效果可言。”?“学校之团体与课程中，灌输公民理想，非决不可能之事。如每校每学期俱用普通选举法，投票选举级长班长之属，且备选举票，投票所等，生徒对之皆极的兴味，此即灌输公民理想之一道也。”那时他们已经设想好让儿童从小养成“爱护本队习惯，同时又有尊重敌方精神，更能服从游戏规律，不出于无意识举动，学校生活之影响政治生活，岂不大哉。”2从许多方面看，国民党在对于儿童的公民训练上，是有整体考虑的，这些设想最终体现在那一时期的小学课本中。如商务版的小学初级课本《新时代三民主义教科书》的第八册的第十一课是“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就把这样的内容写进了小学生的课本：“仔细来说，人民应当有下列六种的完全自由权。一、集会自由人民要讨论一件事情，可以开会，只要不妨害治安，政府就不能干涉。二、结社自由人民要解决问题，研究学术等，有完全的自由权来组织团体，互相研讨。三、言论自由人民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四、出版自由人民可以自由出版刊物。五、居住自由人民可以自由居祝六、信仰自由人民信仰宗教，不受一切的干涉。”?这些内容不是简单的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现代民主和宪政观念，这些承诺最终落实得如何是一回事，而敢于把它写进小学生的课本又是一回事。先让小学生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些价值，再说把这些价值落实了多少，在传播现代民主宪政的理念上，国民党最初的努力，历史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商务版《新学制公民教科书》中对于人民的权利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分做基本的自由权和补充的自由权两大类。基本的自由权包括人身的自由，家宅的不可侵犯，营业工作之自由，保有财产之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如果这些权利有缺损的地方，个人的生活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补充的自由权包含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如果出版不能自由，人民的思想就受政府的束缚；如果集会结社不能自由，人民就不能团结许多人来做事体，所以这一类的权利也是很要紧的。”?对于司法独立，民国教科书中也普及了最为现代的观念，它说：“法院是司法机关，它的职务一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是维持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要想法院能尽这种职务，须使法院完全独立，不受行政官厅的干涉，所以近世民主各国都采用司法独立的制度。”…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商务版的《新学制学校课程说明书》中说到：“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推定以后，各委员曾在北京开过一次谈话会，议决分头进行。由胡适在北京征集各方面意见，拟一草案；由袁希涛、黄炎培在江苏征集各方意见拟一草案；由经享颐在浙江征集各方意见拟一草案；由金曾澄在广东征集各方意见拟一草案。并且商定延聘专家，于十二月初在南京开第二次委员会。”?所请的专家也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这些人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教育家，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我们再来看“共和国课程标准”。
　　这个文本在文化精神上和前一个文本具有很大的差异。从行文的风格上，这个文本已经没有了较为严密的法律条文的基本行文规则，出现了许多形容和不确定的装饰语，显出了很大的随意性。我们逐条比较。一、这个文本用“政治思想”一词取代了“公民训练”。突出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而且预设他们是不会犯错误的。文本中有这样的条文：“敬爱毛主席，学习他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敬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它的正确领导。”二、强调了军队的超国家性，条文中明确说：“敬爱人民解放军和荣誉军人，学习他们英勇的战斗精神和铁的纪律。”三、以政党一时的现行政策代替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这其中暗含着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因素。因为它强调“拥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它协定；拥护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加强中苏人民的友谊；反对以美帝主义为首的侵略阵营。”四、文本中没有出现“自由”和“法律”这再个词。五、以意识形态代替一切，甚至出现了“人民的科学家”这样的说法。
　　“共和国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否定民国教育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现代教育传统发生了断裂，最终是落后的教育理念取代了进步的教育理念。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就明确阐述了“共和国”的教育设想，他说：“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它提倡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它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服务的。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终结，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上被摧毁了。”?马叙伦的这些说法也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这些思想都来自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共和国”在教育问题上对民国教育所抱有的成见，可以这么说，对于民国的教育是彻底否定的。“共和国”的教育设想主要来自于政协会上通过的共同纲领，它在教育上的设想是实用性的，虽然它也有条件地承认了旧中国的教育积累了一些有利于人民教育的经验，但实际上，它抛弃了对于公民进行民主训练的内容。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在一份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中就明确说过：“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共和国在教育理念上是完全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对国民进行强制教育。它在教育上是只重技术忽视人文的。它的方针是：“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三、简短的结论从以上两个文本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国共两党在教育理念上具有很大的不同，整体上评价，国民党在教育上所持的理念比之于共产党具有进步性，五十年后台湾在民主和宪政方面的成功实践，与国民党在教育上对国民所做的公民训练是分不开的。第二、一九四九年后，新政权在国家的民主和宪政方面没有进行过有诚意的实践，它将公民教育从小学课本中取消就是一个例证。第三、一九四九年以后，对于过去的教育遗产，新政权采取了一种全部抛弃的态度，这使它在教育上更为退步，它要人民将党和国家视为同一的目标，而且是以党在国上为主要教育理想的。
　　注释：
　　唐钺 朱经农 高觉敷主编《教育大辞典》上册第126、127页，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十七年）
　　大学院审定《新时代三民主义教科书》第8册第12页，商务印书馆（上海）
　　《新学制公民教科书》第3册第18、32页，商务印书馆（上海，中华民国十三年）
　　商务印书馆编辑《新学制学校科程说明书》第21页，商务印书馆（上海）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68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北京，1984年）
　　194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政策汇编》第245页，中共中央华北局印，（北京，194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