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书
位于川西高原南部的邛崃山,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之一。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北方草原地区南下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交通要冲的枢纽地理区位,使这里很早就成为人类活动、迁徙的重要区域,成为历史上南来北往、东渐西进的各民族多元文化交汇、融合区。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邛崃山区及其南部区域已有古人类活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曾多次南下进入岷江上游西部和大渡河上游的邛崃山区,并与当地原有的土著文化及其它地区迁入的文化发生碰撞融合,然后继续南传和西传,向南进入川西南、云南西北部直至南亚的缅甸北部、东南亚的泰国和越南北部,向西进入西藏东部。从交通线路和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后来由邛崃山地区出发的陆上南方丝路和川藏茶马古道,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奠定基础。
先秦至汉代,随着古蜀人和川西高原氐羌系统民族的南迁,开拓了起始于西蜀、通达东南亚和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并为承载这条商贸通道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而四川盆地西部汉区与川西高原藏羌民族间的商贸交往,随着唐宋时期茶马贸易的兴盛,形成了内地汉区与西部藏羌等民族地区间的茶马古道,并最终扩大到以西蜀为中心通往西北和西南民族地区的庞大茶马古道网络。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通过商业贸易,为促进中国西南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维护中国西南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沟通中国西南与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今天中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发西南、推进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邛崃山及古临邛地区以其丰富的物产和独具优势的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成为历史上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的起始地。
一、邛崃──南方丝路的重要起始地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古代的蜀人很早就经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文献记载发祥于岷江上游的古蜀人蚕丛氏部落,除一部分东迁进入成都平原建立了蜀国外,一部分则翻越邛崃山南下,在邛崃山南麓的青衣江、大渡河下游建立了“青衣国”。据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记载,青神县即因“蚕丛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而得名。清李沅《蜀水经》称:“青衣水,蚕丛氏青衣劝农,子孙遂为青衣国”。考古发现以汉源狮子山遗址为代表的大渡河下游商周文化遗存,正是源于岷江上游、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面貌近似的古蜀文化系统的遗存。蚕丛氏蜀人后裔继续南下,在川南的宜宾亦建立了青衣国。《华阳国志·蜀志》载春秋中期第三代开明氏蜀王保子帝为了雄霸西南诸族,向南“攻青衣,雄张(长)僚僰”。春秋时期僰人分布在川南至滇中一带,僚人在僰人以东,保子帝攻青衣而雄长僚僰,表明此青衣国与僚、僰相邻。《蜀中名胜记》载川南叙州府南溪县有青衣江,并引《旧经》云:“青衣江,在南溪县南十五里。古有青衣国,与叙州相邻,其人因贾至蜀,见汉衣冠,遂求内属,因以名焉。”当蚕丛氏在蜀国失国后,其后裔的一支再次南下迁入了今川西南至滇西北地区。《史记·三代世表》载西汉元、成帝间博士褚少孙言:“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干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史记正义》引《普记》称:“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 “姚”指姚州,在今云南大姚县、姚安县一带。“嶲”指嶲州,为今川西南西昌市一带。正是在历史上蚕丛氏蜀人南迁的基础上,战国末西汉初蜀王子安阳王率领的蚕丛氏蜀人后裔南迁至越南北部,在今河内建立了安阳王国。《交州外域记》对这一历史进行了记载,并记载安阳王在与秦末汉初兴起于广州的南越国的争斗中失败后,带领余部逃亡海外。这支蜀人,越南史籍《越史通鉴丛考》记载为“蚕丛”。
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岷山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考古发现表明,岷江上游的古蜀人自新石器时代末至西汉时期实行石棺葬,而商周时期及战国末西汉初在川西南至滇西北地区存在大量石棺葬,其文化面貌与岷江上游的战国末西汉初的石棺葬文化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关系。在川西南盐源盆地发现的西汉时期石棺葬文化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存在密切渊源关系,发现的青铜人物发型为辫发三根束于头后,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及成都平原发现的古蜀人发型相同。而在越南北部,考古工作者已经在多个地方发现了与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古蜀文化遗址出土玉璋相同的玉璋,还发现了大量相当于中国战国末至西汉早期的青铜时代石棺葬文化遗存、成都商业街古蜀人船棺葬墓和滇西北船棺葬墓造型相同的横断面呈半月形的船棺葬墓。在河内古蜀人建立的安阳王国都城遗址中曾发现了大量蜀式和中国中原式兵器,而发现的一件青铜人形匕首上的人首发型也是同于古蜀人的辫发发型。正是由于西汉时期的中国西南从岷江上游经邛崃山,大渡河下游至川西南、滇西北地区的古代民族皆有着共源关系,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分布于该区域的“西南夷”各部族冉駹、邛、笮、徙、巂、昆明及滇国王族和夜郎王族,皆“氐类”。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民族学资料研究分析,该氐类的“夷”系统民族与古代的蜀人渊源颇深,实际上也可称为蜀系统民族。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表明,邛崃山及其周边地区是蜀系统的“西南夷”各部南迁的重要源头区。正是伴随着先秦至汉代蜀人的不断南迁,从而开拓了由蜀地通往东南亚的商道,蜀地的物产通过交换等方式被传播到东南亚,而三星堆等遗址发现的南海海贝也应是通过这条商道传到了蜀地。
古蜀人在开拓东南亚通道的同时,也开通了由蜀地通往南亚的通道。商代甲骨上包裹有来自古印度的木棉、来自缅甸以南地区的甲骨,而商王朝与古蜀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表明早在商代从南亚经蜀地连接中原的通道已经存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印度古文献《国事论》中记载有来自“支那成捆的丝”,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个“支那”所指为蜀地。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中亚的今阿富汗境内见到由蜀地经身毒(古印度)转销至大夏的邛杖、蜀布。邛杖出邛崃山,蜀布为蜀地所产,其中国境内的贸易者当为蜀人及蜀系统的“西南夷”。秦汉时期,临邛卓氏、程氏,在邛崃山下冶铸铜铁,将生产的产品大量贩卖至西南夷各部牟取厚利,以至于成为“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的全国巨富。而邛崃山的邛、笮等部族,必然成为卓氏、程氏商品的重要贸易对象和商品转销者。随着汉代北方羌人向西南地区的大规模南迁,羌人与原“西南夷”各部逐渐融合或在各部落间迁徙,也加入到这条西南通道上的商贸和文化传播队伍之中。根据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由蜀地通往东南亚、南亚的这条商贸通道无疑是以蜀地工商业中心城市成都为出发地。我们今天将由成都通往南亚、东南亚的这条陆上商贸通道系统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而其开拓者是蜀人及蜀系统民族的“西南夷”。汉唐时期,由成都出发的这条商道,形成了由多条主干道和支干道、若干支道组成的庞大商贸道路网络系统,在今日四川境内主要包括二条干道:一条由陆路西向经邛崃山南的临邛西进,入灵关道南下今云南,分道至南亚、东南亚;一条由岷江水路南下经乐山至宜宾,入五尺道南下今云南,再分道至南亚、东南亚。其中,由成都沿邛崃山南麓经临邛西至雅州南入灵关道的陆路,起始段为邛崃山南麓,大量商品也是由邛崃山南麓的工商大邑临邛生产。因此,邛崃堪称是先秦至汉唐南方丝路的起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