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孝道”精髓建设本地神学思想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7-4-11 10:44:05

源自：中国民族报 : 张良

　　天津西开总堂资料图片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但中国教会对普世教会神学思想并没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这是令人惋惜的事。普世教会应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教会，其中应有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贡献和烙印。因此，多年来，中国天主教界努力提倡教会本地化，成为了推动本地化神学思想建设的基础。
　　利玛窦──教会神学本地化的先贤
　　
　　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所拥有的是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由中国人独自发展，又是世上唯一连绵不断延续至今的文化；我们有世上最长的编年史，在诗歌和文学上的成就，无论从质和量来说，都是惊人的；我们的方块字、音乐和绘画，尽管不是世上最完美的艺术瑰宝，却是极具特色的人类遗产；中国人对天道或人道，对大自然或人间的组织和制度等，在两三千年前，便已有很深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
　　中国教会本地化的意义，并不是让一个洋教穿上唐装；中国文化也不是单指中国的古书、古董、古画和古音乐。本地化绝不是表面形式与复古。因此，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必须受到尊重，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处境必须获得关注，中国基督徒也必须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履行宗教责任，以自己熟悉的语言、思想和象征去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愫。
　　利玛窦被誉为“中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中间人”。利玛窦不仅精通多种语言、记忆力惊人，而且是有魅力的健谈者及杰出的科学家，尤其擅长数学和天文学。利玛窦完成了对《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创立了首个罗马化的文字系统，获得了西方汉学之父的称号。他的灵活性格使他能够吸收大量的中国文化及形成适应化的政策，有学者认为，“该政策既是一种大胆的传教战略，也是中欧文化之间相遇的一种精深程式。”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因劳累过度而去世，年仅57岁。他庄严肃穆的葬礼及被允许埋在皇家之地，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特殊待遇，标志着利玛窦在中国社会和历史中被接受的程度是极高的。利玛窦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是一个宗教榜样，因为他尝试着为在非基督环境中形成的礼仪赋予基督的意义，或至少基督的定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著述里频频出现“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基督徒”、“儒者基督徒”、“儒家天主教徒”等词汇，以此来称呼这个文化流脉。这就是教会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成功结合的典范，是教会神学植根于本地文化的结果，更是建立中国教会神学思想体系的良好契机。
　　利玛窦适应中国国情，分别将“敬孔”和“祭祖”解释为“敬其（孔子）为人师范”、“尽孝思之诚”的非宗教礼仪。在此基础上，尊重士大夫和平民的祭祀习俗。使得当时的中国教徒，特别是那些具有一定政治、社会地位的天主教徒，在需要参加“敬孔”和“祭祖”仪式时，不致产生宗教上的阻碍和困难。同时，利玛窦还以儒家经典中的天、上帝称呼天主教的“唯一真神”天主。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将此称为“利玛窦规矩”。康熙皇帝接受利玛窦的解释，并以是否遵循“利玛窦规矩”作为决定传教士去留的标准。这一做法正好可以成为我们对利玛窦其人及其策略所作评价的注脚。
　　中国道德的核心之一，是孝、悌、忠、信；而表达方式之一，就是祭祖。同样，中国士大夫亦会祀孔，以表尊敬。若传教士贸然以反对拜偶像为由，禁止祭祖、祀孔，一方面会令信徒自绝于家庭和社会；另一方面，会令未信者望天主教而却步。因此，利玛窦对中国传统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允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这正是教会本地化的有益尝试。
　　“孝”乃中国教会神学本地化的基础
　　
　　中国教会的神学本地化，不仅是应用中国词汇的翻译，而更是透过中国人的喜好、情操、直觉，以借中国文化的精神反省天主的启示。中国神学不必依随西方的分门别类，更须融合地自成系统。
　　古往今来，普世知识均可归纳在“孝”的范围内。在天主教神学方面，天主圣三（三位一体）可视为孝的根基与来源；造世是对外的无限慈爱；降生是圣子身为典范教人以孝事天；七件圣事则为助人对天父善尽孝道之法。同时，孝道在教友生活方面，发扬为“信、望、爱”以及不越矩的“礼”；在神修方面，孝道是成德之本，在于相似耶稣孝爱天父。孝之神学，重点不只是在求知，认识天道；并且也是力行，实践于生活之中。可见，孝道是仁与理统一的原则。
　　早在1959年，《建立中国公教文化的根基刍议》一文的作者构想以“孝”为本，构建中国神学。这是一个相当系统化的构想，使人知道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前，已有人如此讨论中国神学了。作为贯通中西学术的根基，孝是推行本于天主、布于宇宙、印于人心的仁与理。孝道包括人道、物道、天道。人道为人可知，因来自理性的阐发，但知的程度有别，唯圣人则知其全。物道来自宇宙万物，所谓格物致知。天道来自启示，耶稣为其来源，默观基督，得知孝道的真谛。
　　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中，无可否认，“孝”与“仁”是两个枢纽，统括一切的德行。后代儒家阐衍的孝道，甚至成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所以，在神学本地化思考中，产生了很多中国的孝道与基督信仰互相对照与融合的作品。
　　天主教的孝敬父母，受罗马帝国重法精神的影响，义务与权利味道很浓厚。子女出生后，父母养育；子女长大，父母予以教育。这是父母的义务。子女属于父母，谁也不能夺去；子女该服从父母，孝敬父母。这是父母的权利。至于中国儒家的孝道，乃是以生命为基础。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一生，便为孝敬父母而生活，所谓“养儿防老”。父母去世了，子女也要祭祀，表示祖宗先人的生命继续存在。那么，中国的孝道基础，是否也该为天主教的信仰吸收呢？
　　儒家的人生哲学以“法天”为宗旨，以“天人合一”为目的。天是万物的生命根源，而父母生子女，所以父母是子女的近因，天是远因。返本思源，人应该敬父母、祭父母，就像敬天事天一般。孝道使人经由父母上达于天，即藉孝顺父母而敬天。是以儒家在天人之间插进父母，使孝道有了宗教意义。另一方面，在天主教里，耶稣自己的孝道是承行天父的旨意，同时也孝爱圣母，使中国基督徒自儒家的孝在天主教内得到实践。
　　天主教里，基督称天主为父，与中国的孝道极为接近。但是鉴于现代西方神学在位际范畴影响下，偏向以友谊来解释天人的关系，如果引入中国，则违背中国文化。以下6个理由，值得在这里重述。中国传统的五伦之中，父子、朋友不属同伦；孝的对象是父母，友的对象是同辈；对父以友相待是缺少尊敬与礼貌；孝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个人修养、家庭教育、社会国家都以孝为本；社会习俗不许称父亲为朋友；最后，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提倡孝道，受到欢迎，而“礼仪之争”导致禁止敬祖，天主教会因此被视为夷狄。因此，即使西方社会允许以友谊来解释天主与人的关系，由于上面种种理由，便不可引进中国教会。所以，在写作讲道时，应力加避免；甚至翻译西方书籍时，每遇称天主为友时，应加注解，以免贻笑大方。
　　在牧灵实践中，弘扬“孝道”收效甚佳
　　
　　笔者身为晋铎20年的一位神父，长时间的一线牧灵工作，使我深知广大教友在信仰生活中对于追思纪念先祖、先辈的迫切需求，也体谅“礼仪之争”后僵化地执行圣教礼规对中国教友传统理念的冲击；深知很多慕道者因无法接受刻板的教会追思祭礼，而将基督信仰拒之门外的普遍现实，更体谅一代代教会神长难以使教会信仰与中国传统的“孝道”理念完好地结合的无奈。
　　“梵二”大公会议之后，鼓励各地方教会按照当地的文化，加以适度调整，以落实基督信仰和本地文化互融的“本地化”理想。台湾和香港的天主教会，作为中国教会的先行者，按照罗马《殡葬礼典》的三阶段祈祷：守灵、出殡（包括入殓和辞灵礼）、下葬（土葬或火葬），在殡葬礼的本地化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港台与大陆区域差别较大，因此，一些本地化的举措难以在大陆，尤其是在中国北方推广。在此，笔者强调的是，我们弘扬的并不是某一种固定模式的礼规，而应该是符合基督信仰并结合于本地文化的理念。通过教会适应当地文化的礼仪，满足广大教友的信仰生活需求，实现神学思想上的本地化。在长期实践中，笔者认为，在教会信仰中，弘扬“孝道”是天主教中国化的有益实践。
　　鼓励教友在信仰生活中，注重对先人的纪念。祭祖礼俗系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国教会现在已经接纳天主教徒的祭祖礼俗。这种开明的态度使教外人士对教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能教人知道天主教不是反文化的，而能够“属乎文化”并“改造文化”。
　　天主教有关中国礼仪禁令之解除，还是上世纪的事情。1939年12月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宣布收回1742年的禁令，视祭祖敬孔如同圣徒崇拜。根据传信部部令第四条明文规定：“在亡灵前，或在亡灵像前，或只写姓名的牌位前鞠躬或行及其他社会敬礼，乃属善举，理应准行。”这一条文可以说是天主教恢复祭祖礼俗的依据。
　　因此，在牧灵实践中鼓励信友祭祖，尤其以敬神的礼仪追思先人，对于提升信仰、巩固灵修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传统节日增设教会追思礼仪。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中，每逢佳节，不忘先祖，必要焚香举祭。尤其是春节和清明节，更是有非常隆重的纪念仪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在一年开元之际祭祖的传统，其本意就是以祭祀的形式，表达对先人的尊敬、怀念、感恩、继承、报答之意，就是要告诫今人：我们的一切来自祖上，来自逝去先人曾经的哺育、教养与恩惠。特别是要告诫年轻一代：感恩是为人的本分，报答是做人的责任。正是在祭祖这一时刻，人们面对先人做出内心宣示与共同勉励，感激所有施恩于己之人，怀念所有对家庭与社会作过贡献之人，立志做一个不负先人厚望，奋发有为、德行高尚之人。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纪念祖先的传统节日，其主要形式是祭祖扫墓。几千年来，人们在这个“气清景明”的节气中，进行“祭之以礼”的追远活动，为已逝的亲人、祖先，庄重地送上自己的思念与敬意。这神圣的生命交流仪式代代传承，构成了人们顽强生存和追求幸福的重要动力，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续展开新的有机构成。
　　为迎合民族传统，以中国教会特有的理念满足信教民众“逢佳节，祭先祖”的传统，借神圣的弥撒圣祭实现敬神爱人，其意深远。天津西开总堂早在10年前开始固定在每年除夕、清明举行追思大礼弥撒，召集信友齐聚天主圣殿，在感恩圣宴之中追忆、祈祷，既迎合了国人传统，又弘扬了福音精神，使传统的文化借圣教礼仪更显神圣。直到今天，除夕、清明到天津西开总堂参与追思礼仪的教友从未减少。可见，教友需要教会把民族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有机结合，需要让教会接纳并弘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更需要基督信仰成为中华文化的新的亮点。
　　阐明“祭祖”的核心理念，为慕道者打消疑虑，体现教会的至公性。多年的牧灵经验证明，“礼仪之争”遗害无穷。它导致众多热心教友面对民族优良传统却步不前，以一味的西方化为“纯真的信仰”。这恰恰有悖于基督的训诲，有悖于至公教会多元化的特征，给福传工作造成了巨大影响。很多新教友被冠以“背祖”的名号，很多慕道者因得知不能参与传统祭祖礼仪，产生了对基督信仰的排斥。
　　试问，教会诸多传统习惯不都来自犹太民族的习俗吗？教会礼仪、服饰不都源自中世纪欧洲的传统吗？既然如此，中华文化的传统当然可以被借鉴和吸收。再问，难道中华文化的精髓不可以被普世教会接纳并弘扬吗？“诸子百家”的理念竟无一与教会神学相容吗？如果可以，教会的至公性才得以彰显。当前，举国上下都在以弘扬传统文化为荣，教会神学如果一味与大众需求背道而驰，势必造成新的“礼仪之争”，使教会的发展停滞不前。
　　因此，中国教会有义务向国人阐明“孝道”的核心理念，将这优良的民族传统融入中国教会，使教会因弘扬传统而自豪。如此，才能培养出“爱国爱教”的中国天主教徒。让更多的天主教徒在“爱教”中彰显“爱国”的情结；在弘扬民族优良传统抒发“爱国”情怀的同时，为真理和福音作见证，做到真正的“爱教”。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免费注册

[探讨研究] 以中华“孝道”精髓建设本地神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