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逝世

慈氏子 · 发表于: 2009-7-11 21:43:42

　　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季羡林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30年他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德国期间发表的论文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并任首任系主任。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东方语文系，培养了大量东方学专业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对外宣传、外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季羡林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职。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作颇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他还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他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
　　季羡林始终将学术视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在德国留学时正值二战，他在“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中专心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历经磨难，偷偷翻译篇幅宏大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年逾八旬后，他开始撰写80万字的学术巨着《糖史》，还出版了《牛棚杂忆》《病榻杂记》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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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 · 发表于: 2016-7-21 10:31:03

　　本榜关注古旧图书的交易、拍卖、收藏。与新书不同，古旧书没有或很少有副本，所以榜单不以销售数字为依据，而是传递近期市场上值得关注的亮点。

古旧靓书榜
　　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的价值最终必须以相应的市场检验为标准，而这个检验，在季羡林先生的藏书这事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一，是因为他的书有部分已经给了相关的机构；其二，嘉德虽然已经拍过一批（总成交额1620万），但应该也并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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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图片来源网络）
　　话说回来，作为季羡林这种级别的重要学者（我不愿意使用“国学大师”这样的称呼），他的图书的价值或应从几种角度来估算。首先是他作为专门学术研究所积累的文献资料，这部分按说价值最高，但是市场价格不一定高。其次，就是嘉德所拍卖的那类，那些书的实用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小，在目前的意义主要是作为古代文献实物进行收藏。
　　季羡林那场拍卖的成绩，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比同类藏书还是高出一截，这可以看做是大家对他的高度认可所致，也是一种“爱屋及乌”的行为。还有一类书，就是非学术研究的文学文化类书籍，按照他的名声和地位，送给他的书数量一定非常庞大，很多还是作者签赠本，对研究文人交往等等也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价格多也不菲，尤其是名家送的，或许不少还带他的批校、签名。不过从他的古籍的情况看，他似乎不爱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印迹，甚至于藏书章都没有一个（嘉德那批是家人授权后重新钤盖的名章和藏书印）。那个专场的效应至今仍在发酵，有些人为了牟利，也加盖假的藏书章于普通线装书上，以图增值，不过基本都被识破了。
　　本来想搜求一组季羡林签名本的数据来汇报给大家，搜索发现，网上很多销售的季羡林签名或者签赠本多靠不住，为了避免以讹传讹，只好用我们最近拍卖的一种书来当例子了：
　　《季羡林谈人生》（一函六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此是六种书的合集，印1000部。签名是2007年4月12日一次签好的，六本书都有。系图书提供者当年经人介绍去看望季老的时候在医院签的。最近他转换藏书方向，委托了一批书给我们销售，这是其中之一。拍卖成交价为2704元，分到具体一种书上，是450.70元。

源自：北京青年报作者：胡同）

大卫 · 发表于: 2016-7-18 14:31:05

　　当代学界，季羡林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他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有“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之誉。
　　季羡林出生在鲁西平原，是家族里的“独苗苗”，对此，他曾调侃说：“我生下来时，全族男孩就我一个，成了‘稀有金属’”。季羡林一生低调质朴、平易近人，有很多朋友。在这些朋友眼中的他，风趣、随和、豁达、幽默，甚至带有几分童趣。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与世长辞，享年98岁。

笑对人生
　　季羡林在北大是闻名遐迩的著名教授，在全国是誉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可是在一般人眼里，他却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衣着平常，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说话平常，总面带笑容；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总之，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季羡林以平常之心，笑对人生。他曾幽默地说：“如果在往八宝山去的路上按年龄顺序排一个队的话，我绝不在前几名。我曾说过，我绝不会在这个队伍中抢先加塞，我决心鱼贯而前，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不定还会溜号躲开。从后面挤进比我年轻的队伍中。”在三年前的一次专访中，他还乐观地宣称：“我现在的身体很好。我要活到150岁！”然而，季羡林终于还是没有在往八宝山的路上“溜号躲开”，并最终跌倒在100岁的门槛前。

幽默做“广告”
　　说到幽默，二十世纪以来，名头最响的，为林语堂。而季羡林首创把英文Humor译为幽默，公开把幽默纳入理论和实践。
　　季羡林的幽默风格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路数。他曾经写过一篇《送礼》，叙述他们老家传统，一盒点心，甲送给乙，乙送给丙，转来转去，又能奇迹般回到甲手中。便下笔道：“我虽然不赞成这样送礼，但觉得方法还算不坏。一手收进来，再一手拿出去，意思表示了，又不用花钱。不过这样还是麻烦，不如用木头刻成鸡鱼肉肘，绝对不会有人来用手敲一敲这木头鱼肉的。这样一来，目的达到了，礼物却不霉坏，岂不一举两得？在我们这喜欢把最不重要的事情复杂化的礼仪之邦，我这发明一定有许多人欢迎，我准备立刻去注册专利。”谐而不谑，谬而成趣。晚年他还调侃自己的作品，笑称自己在做“广告”：“读者朋友们！读一读我的《季羡林文集》吧！文章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妙笔生花，誉满全球。”

摘去三项桂冠
　　对于自己一生的学识，季羡林一向都非常谦虚谨慎，自我评价十分低调。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要提什么‘国学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
　　2007年年初，季羡林做出一项“惊人之举”：辞去罩在自己头上的三项光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季羡林不无幽默地说：“三项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说到“国学大师”，季羡林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说到“泰斗”，季羡林说：“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说到“国宝”，季羡林说：“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三项诱人的桂冠就这样被季羡林“轻易”地自己给自己摘去了。

北大“老师傅”
　　季羡林任北大副校长时，一次新学期开学，有一名新生带了不少行李走进北大校园，他想先去办入学手续，因行李太多在北大“未名湖”旁犯愁。正好季羡林从这里路过，他看季羡林穿着朴素，还戴着北大的红校徽，断定这个人是学校的老校工，于是向季羡林求援：“大爷，帮我看会儿行李，我去办手续！”季羡林欣然应允，摆摆手说：“你赶紧去吧，行李我帮你守着。”那小青年就跑走了。结果，季羡林站在太阳底下恪尽职守地等了一个多小时，那个新生终于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季羡林说：“谢谢您，大爷！”说完，背起行李消失在校园深处。
　　第二天举行开学典礼。当季校长上台讲话时，那个让季羡林看行李的愣小伙儿眼前一亮：给我看了一个多钟头行李的老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季老先生！他后悔不迭。
　　这个小故事有点像电视小品，然而其情其景是生动而真实的。《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曾当面向季羡林核实此事。季羡林幽默地回答：“有这么档子事！但关于其中的称谓得更正一下。那个学生当时不是称我‘大爷’，而是‘老师傅’！”

有那么夸张啊
　　季羡林为人豁达大度，对伤害他的人从来都保持着宽容。季羡林在解放初期花了5元买下苏东坡的《御书颂》，这笔钱在当时已属巨款。几年前，季羡林忽然想看看这幅字。这么重要的一件藏品，工作人员居然遍觅不着，只能告诉他：“看来找不到了。”季羡林淡然一笑：“身外之物，找不到就算了。”过了一段时间，季羡林家里的保姆打扫卫生，竟然发现他的书桌案板底下有人用胶带粘了一大卷东西，打开一看，正是这幅《御书颂》！一位助手赶紧向季羡林解释，因为怕丢了找不着，这才将它粘在底下。对这么明显拙劣的谎言，季羡林一笑了之，只是风趣地说了一句：“有那么夸张啊？”
　　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透露，季羡林先生是个大收藏家。然而，与作为一位大学者的名声相比，作为大收藏家的季羡林先生，就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了。季羡林当时月工资300多元，总收入在当时是很高的。他的收藏起点极高，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他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

收藏趣闻
　　一、30元五幅白石图
　　季羡林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当时季羡林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的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很高的。他的收藏起点极高，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他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比如，先生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

　　二、5元苏东坡手迹
　　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他们会直接了当地告诉先生，哪些是开门的，哪些是“说不好”的。季羡林先生就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选择藏。苏东坡的《御书颂》是季羡林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是巨价的5元，将之买下。在当时的书画业界被传诵为“善举”。名家作品也就从深藏中纷至沓来。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精品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钱文忠说。

　　三、窃贼光顾，所幸不识货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抗日战争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后来大半都收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某一天，小偷由底楼阳台闯入，撬开了季羡林先生的书桌抽屉。里面就满是名家所刻的田黄、田白、芙蓉。还好，这位小偷断乎不是一位“雅盗”，只拿了一把电动剃刀、一把瑞士军刀，就扬长而去了。

　　四、藏书多，北大排第一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口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
　　季羡林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其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
　　季羡林的收藏还远远不止这些。启功、钟敬文、臧克家、吴组缃、周一良、饶宗颐、范曾、欧阳中石、刘炳森等一代俊彦，也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购藏的文物工艺品相赠。这些藏品无论是在数量、价值上，即或是在价格上，都是非常可观的。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也使得他在无意中积累起很可观的藏品：只要是有字的纸，一律不予丢弃。至于季羡林先生自己的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日记、大量的手稿书稿信札、书法，在今天自然也已经被很多人列入收藏品了。季羡林曾将其所藏一批图书、稿、字画等物品捐赠北大。

源自：华夏收藏网

奥燕 · 发表于: 2015-7-29 11:31:00

　　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透露，季羡林先生是个大收藏家。然而，与作为一位大学者的名声相比，作为大收藏家的季羡林先生，就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了。

30元五幅白石图
　　季羡林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当时季羡林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的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很高的。他的收藏起点极高，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他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比如，先生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

500元苏东坡手迹
　　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他们会直接了当地告诉先生，哪些是开门的，哪些是“说不好”的。季羡林先生就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选择购藏。苏东坡的《御书颂》是季羡林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是巨价的500元，将之买下。在当时的书画业界被传诵为“善举”。名家作品也就从深藏中纷至沓来。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精品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钱文忠说。
　　窃贼光顾所幸不识货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抗日战争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后来大半都收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某一天，小偷由底楼阳台闯入，撬开了季羡林先生的书桌抽屉。里面就满是名家所刻的田黄、田白、芙蓉。还好，这位小偷断乎不是一位“雅盗”，只拿了一把电动剃刀、一把瑞士军刀，就扬长而去了。
　　藏书多北大排第一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口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
　　季羡林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其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岁月，季羡林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
　　季羡林的收藏还远远不止这些。启功、钟敬文、臧克家、吴组缃、周一良、饶宗颐、范曾、欧阳中石、刘炳森等一代俊彦，也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购藏的文物工艺品相赠。这些藏品无论是在数量、价值上，即或是在价格上，都是非常可观的。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也使得他在无意中积累起很可观的藏品：只要是有字的纸，一律不予丢弃。至于季羡林先生自己的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日记、大量的手稿书稿信札、书法，在今天自然也已经被很多人列入收藏品了。季羡林曾将其所藏一批图书、稿、字画等物品捐赠北大。（文/林明杰）

源自：新民晚报

天文星 · 发表于: 2014-8-21 09:31:00

　　日前，著名学者季羡林的铜像暨纪念园在山东泰安揭幕。纪念园主体包括：季羡林铜像及衣冠冢、季荷湖。据主办方介绍，纪念园落成后还将筹建季羡林纪念厅，用于展览季老主要著作及生前遗物。
　　季羡林先生与泰山有着深厚渊源，他生前曾说过：“泰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山东人，我为泰山自豪。”他那篇脍炙人口的诗作《泰山颂》，如今已被刻成石碑永久珍藏在泰山脚下的季羡林纪念园之中。
　　今年是季羡林先生诞辰103周年、逝世5周年。人物传记作家杨建业在揭幕仪式上，宣读了他撰写并已镌刻在纪念园大理石上的《季羡林墓志铭》。
　　中科院院士、季羡林基金会理事长潘际銮称，铜像和纪念园的落成“实现了季老对泰山的尊敬和向往，也让季先生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精神圆满落地。”
　　揭幕仪式结束后，季羡林基金会与泰山名人文化研究院举办了首届季羡林与泰山文化研讨会。

张世光 · 发表于: 2010-6-12 09:24:38

　　季羡林晚年主张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中国人对“士”的要求，不单是学问，还要有骨气，要有硬骨头。
　　季羡林先生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句话被很多人所推崇，但是对于这句话的深意并不是所有认同这句话的人所能够体认的。季老这句话的真正深意是鼓励说真话，在这句话里，有季老对自己的深刻反省和对时弊的批评。这也可以从他晚年对“士”和“侠”精神的信奉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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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羡林先生认为，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虽提高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但人的独立思考、保持自己主见的“士”精神被泯灭了
　　季羡林先生对解放后的思想改造运动，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一方面，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提高了一些认识，觉悟有所提高，但是另外一面，也有反面作用，那就是把人独立思考的、保持自己主见的“士”精神泯灭了。在他看来，“士”不简单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里面敢于说话的人，敢于保持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他反省说，自己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也形成了惟上是从的习惯，表现为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盲目认同，几乎对亩产几万斤，甚至于十几万斤没有丝毫怀疑。
　　1956年初，季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在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上也盲目觉得很快会实现共产主义，“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就在不远的眼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所谓应景的文章中，季先生还是保持了自己说真话的权利，他批评说：大家都不重视理论研究了，这是不好的，完全不是批判的本意。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一定要有时间。今天我们的科学研究时间太没有保证了。希望领导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知识分子同志们自己尽量争取时间，善于利用时间，并且努力提高自己，发挥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便在伟大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尽上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尽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季先生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他说：“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二、季羡林先生晚年主张“士”不简单等于知识分子，这种看法来自于他对父辈的回忆和对中外文化的比较
　　在对自己的反省中，季羡林先生多次认为自己违背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晚年，他多次强调了自己对中国的“士”和“侠”看法，主张“士”不简单等于知识分子。这种看法的形成，起因于季羡林对父辈的回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季老的父亲叫季嗣廉，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侠气十足。季羡林的叔父闯荡到关东以后，那里正在发行湖北水灾的赈灾奖券，叔父用腰包里仅有的一块银圆买下，结果中了头奖，得了3000块大洋。这3000块大洋是个了不起的数目，叔父和父亲商议，要荣归故里。农民炫耀财富最好的办法，是盖房子和置买土地。父亲买到60亩上好的水浇地，高价买进砖瓦，盖了三合院的大房子。
　　当时农村一般是5天或者10天一个集，父亲逢集必赶，到集上，中午时分，他拿出钱来谕告：今天来赶集的午饭，我请了。当地的绿林好汉去赶集，他们也在被请客的范围，在绿林好汉那里，季七爷（父亲排行老七）有好名声，属于仗义疏财的人物，和“侠”同类。很快，叔父拿到官庄的钱，被父亲挥霍一空。请客没有钱了，父亲便开始卖地，一边卖地，一边赶集请客不误。地卖完了，开始拆房子，以贱价卖出高价买的砖瓦。最后季羡林的家，到他出生的时候，土地就剩下3分地，房子就剩下西屋了。一辈子没有挣钱，只会花钱，在农村叫“败家子”。季先生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败家子。败家子也有败家子的好处，父亲把家产挥霍的结果，是把季羡林家造成了贫农。这个贫农身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季羡林起过一定的保护作用。
　　除了父辈对自己的影响，季羡林小时候还读过不少武侠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之类，对侠客的侠肝义胆非常佩服，自己身上也沾染了一定的侠气。
　　1958年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季羡林从塔什干回来，在内部作了一个讲话。季羡林回忆，会上让他敞开来讲与会情况。季老讲的主要是苏联。因为当时无法直接去塔什干，必须得到莫斯科转机。他就在莫斯科留了几天，参观了“五年计划”。季老就是讲了一点关于“老大哥”的实话，主要是苏联老大哥不是我们吹的那样。结果后来就被抓辫子了。还是一篇小文章救了季羡林，《塔什干的一个小男孩》。在塔什干开会期间，季老和一个苏联国籍的小男孩成了朋友，并在这篇文章里，赞美了这个小男孩。季老就又被断定对苏联只有爱，没有恨。
　　由于从父辈继承的侠气基因，季羡林先生对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对陈寅恪和胡适的批判，坚持不参加，保持了沉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立即发表《为胡适之说几句话》，为胡适说了一些公道话。而“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学生考教授事件，季羡林则拒绝参加，不去“应考”。

三、季羡林认为，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是西方文化里没有的，就是“侠”和“士”
　　2007年6月18日金庸先生拜访季羡林时，和季羡林一起探讨了“侠”，他们认为：“中外‘侠’的含义是很不同的。中国的侠下面是两撇，是两个人打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对的，但是西方觉得强的可以欺负弱的。”
　　季羡林认为，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是西方文化里没有的，就是“侠”和“士”。中国的士很不简单，就是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士可杀，不可辱，祢衡骂曹就是中国的“士”。季羡林钦佩两个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呢，是彭德怀。他们两个的特点，就是敢顶嘴。实际上，季羡林跟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佩服他的直言。
　　在季羡林的眼中，中国的“士”是任何语言都翻译不了的，而“士”又跟中国的“侠”有联系，它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侠”的心中有一个是非观，看见不是，不对的，他就起来抗拒。这也是中国“士”的一个特点。季老想研究研究，外国语言有没有办法翻译“士”，他发现现在翻译成知识分子，也是不能很好说明“士”的含义。“士”是知识分子，但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季先生指出，“士”是知识分子，但要叫中国的知识分子，加中国这两个字，跟一般知识分子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对“士”的要求，不单是学问，还要有骨气，要有硬骨头，而西方人绝对不提倡。“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季老的理想是把“士”和“侠”结合起来做人。

孟良 · 发表于: 2009-7-14 19:52:25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园丁与玫瑰 · 发表于: 2009-7-14 00:08:12

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论”及其荒谬。老先生还说他喜欢看新闻联播。

丁芝萍 · 发表于: 2009-7-13 22:20:58

“国学”离我们已渐行渐远。

孟良 · 发表于: 2009-7-13 19:58:14

人死后才成名,人活着时常不出名,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俺在这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林先生

鲜荣祖 · 发表于: 2009-7-13 08:57:04

悼念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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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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