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南丝路沿线出土海贝探求古蜀海贝的由来

⊙ 张弘 林吕
　　南丝路出土海贝数量众多和使用贝币历史久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古蜀与南亚和东南亚的贸易就是围绕南丝路开展的，古蜀和云南与外界的贸易体系也是通过南丝路古商道建立起来的。实际上该贸易圈就是以贝币的流通和使用作为链接基础的。下面就顺着南丝路沿线的出土海贝来进一步探究其间存在的联系。

一、南丝路沿线的海贝
　　1.成都地区：南丝路的起点成都是古往今来的西南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古蜀文化的发源地。在与成都毗邻的广汉三星堆古蜀国一、二号祭祀坑中，清理出土海贝数千枚，其中环纹贝最多，且大部分背部磨成孔[1]。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海贝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成都地区仅三星堆有海贝出土报告，其他地方未见报导。
　　2.雅安地区：雅安为灵关道上第一大中转站。其境内发现海贝两例，一是青衣江上游的宝兴县陇东乡汉代石棺葬内，六座墓中共出土7枚小齿贝且背部穿孔[2]；二是大渡河畔的汉源县市荣乡桃坪村1号西汉土坑墓有3枚，另汉源的九襄镇龙洞湾的东汉崖墓有出土记载[3]。
　　3.凉山地区：凉山位于灵关道中段。其境内发现海贝三例，一是普格海贝，在当地小兴场附近的瓦打洛新石器晚期遗址中，遗址位于金沙江支流的黑水河上游，在三座土坑墓内共出土了海贝20余枚[4]，遗址年代约为商代晚期；二是位于雅砻江西岸的盐源海贝，在盐源双河乡毛家坝的一座西汉石棺葬中仅一枚海贝且磨背；三是西昌海贝，是凉山地区出土海贝最多的地方，主要是宋元时期“白蛮”火葬墓内，为10枚左右[5]。
　　4.宜宾、攀枝花地区：这两个地区都是南丝路灵关道和五尺道的必经之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还未发现海贝。
　　5.楚雄地区：楚雄是横介滇池、洱海两大古文化中心之间，也是灵关道和五尺道的重要汇合部。宋元时期在楚雄、禄丰等地的火葬墓中均多次出现，数量为几枚至几十枚不等[6]。
　　6.昭通地区：五尺道自宜宾进入云南即经此向南。昭通是汉晋时云南又一经济、文化中心。昭通海贝，一是巧家县小东门，1991年在此地三座新石器晚期石棺葬，出土海贝25枚且有穿孔；二是大关县岔河东汉时期一崖墓葬中，共有2枚[6]。
　　7.曲靖地区：位于滇东高原的五尺道上。该地区多为唐以后的海贝，主要在曲靖的珠街八塔台南诏至明初304座火葬墓中，其中112座有海贝，出土653枚[6]。
　　8.昆明地区：滇池中心区域，云南古文化的摇篮之一。该地区出土海贝量为南丝路沿途的首位，主要出土在该地区战国至西汉的土坑墓中。一是云南晋宁石寨山的50余座墓，为当时滇王及贵族的墓地，其中有17座有海贝出土，总数大约有149000余枚，约重400余公斤[7]。年代约为战国至西汉时期；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龙街乡27座古墓中，有8座出土了海贝。有的一堆就有8000余枚，总量高达几万枚[8]。年代约为春秋时期；三是在呈贡县天子庙一座战国中期的41号墓有1500多枚海贝[9]。
　　9.丽江地区：灵关道出西昌后，分出一道西经盐源、宁蒗抵丽江后折南与永昌道汇合。丽江位于金沙江中上游玉龙雪山下。出土海贝主要在丽江地区的石鼓至巨甸之间的石棺葬中，约有10枚。年代约为秦汉[5]。
　　10.大理地区：属于洱海区域，一直是南丝路上的重要中转站。大理地区是古代云南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土时期最早的海贝，一是在剑川沙溪鳌凤山，为春秋至战国时期的155号和81号墓，约47枚，大多磨背；二是大理崇圣寺南诏时期的千寻塔基座内，海贝10余公斤约3800枚；其余在大理、巍山、洱源、邓川、宾川和鹤庆等地的唐宋火葬墓中皆有海贝，数量1-10枚不等[10]。
　　11.保山地区：位于西南边陲与缅甸接壤地区，是古代南丝路出境前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和边境口岸，东汉时称永昌。该地区的海贝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时期的火葬墓中，如腾冲城西南来凤山发掘的246座墓均有海贝伴出，多的达上千枚。
　　12.德宏地区：南丝路进入近现代以来出境前的最后一站，为重要的边境口岸。目前考古发掘对于该地区出海贝情况仍属不详。不过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该地和保山地区至迟在东汉已有“轲虫”即海贝存在。后为南诏、大理国时当地以贝作币则无疑问[11]。
　　13.川藏道、夜郎道：是南丝路上三条主道外的道路，川藏道上四川鑪霍县卡萨湖为春秋至战国中期的石棺葬中出土共37枚，分散在六座墓中；夜郎道上贵州威宁县中水的编号为梨27号的汉墓内出土约20余枚；夜郎道上的黔西县林泉的2号东汉墓出土，共30枚背有穿孔[12]。

二、三星堆的海贝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海贝，一号坑62枚，二号坑4600多枚，有虎斑纹贝、货贝、环纹贝等。其中环纹贝又叫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是出土最多的一种，它只及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大，环纹内有的呈淡褐色、浅灰色，环纹外有的呈灰褐色或灰白色。这种环纹贝大部分背部被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成扁平状的贝壳[13]。在云南江川、晋宁等地的春秋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大量的海贝，总重约为600公斤，约有25万枚左右，其品种主要以环纹贝为主，另有货贝、虎斑贝。钱币史研究者认为，它们产于印度洋至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包括我国台湾、海南、南沙群岛等海域）。其中环纹贝主要由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输入[14]。云南海贝，《马可·波罗行纪》认为其不产在本地，应完全从印度而来；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大学学报，1979.1）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都认为，云南贝币是受印度的影响。

三、海贝用途、来源
　　1.用途。关于南丝路海贝的用途，此问题学术研究得比较充分且基本达成了共识，前文已涉及。学术论著方面，如四川省钱币学会、云南省钱币研究会编《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1994）专门以南丝路的货币作为专题研究而进行；学者探讨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南丝路上用于贸易或者交换的货币是一种产于印度西太平洋暖水区，包括印度、菲律宾及我国南海诸岛[15]。而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在三星堆及南中地区、云南地区都大量出土了同一种海贝，即环纹贝，只产于印度洋海域，且方国瑜认为这种海贝就是货币[11]。而三星堆出土大量环纹贝，与云南环纹贝相同，且背部磨平穿孔，殷墟出土的朋贝一样背部磨平穿孔，学术界均认可这些出土的海贝的功能是充当货币功能。所以以上三星堆、滇池区域和南诏、大理国境内出土海贝（含元明时期云南的用贝）可以确定为货币或与货币有关。不过当中的一些海贝因伴出物的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贝饰，这里对此问题不作赘述。
　　2.来源。此问题学术界也是基本达成了共识。在借助南丝路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与东南亚、南亚等形成了贸易体系，从而引入了当时较早的古文明地区即南亚印度地区的等价交换物海贝充当货贝的功能，当然还有其他优秀的文化精髓。用以维持以围绕南丝路为轴线的贸易体系的正常运作。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认为云南用贝币的历史悠久，是受印度的影响。方国瑜也主此说。大多数学者均认为云南出产的贝币是受印度的影响。古印度一直有使用贝币的传统，已有前人详尽的研究成果。印度、东南亚诸国均曾以海贝为货贝，那么作为与东南亚和南亚毗邻地区，南丝路国内主要途径地区的云南其使用贝币理应视作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再结合考古研究资料，不难推断出云南海贝来自印度。
　　三星堆古蜀国虽处于内陆盆地，但在商代与中原有东北商道相通，与云南则有南丝路相连，所以三星堆出土海贝肯定是通过这两条商道引入的。但是三星堆及云南所产的数量最多的环纹贝，均属印度洋的特产。据生物学家考证，环纹贝仅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
　　而三星堆出土量最多的环纹贝，恰与云南出土最多的环纹贝相一致。可以认为，三星堆环纹贝，应该与云南的环纹贝一样，正是通过蜀身毒道经由云南从印度输入的。该物件不能排除通过蜀身毒道从印度泊来这种可能性，因为这种物品的大宗产地，还是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沿岸。而云南出土的大量相似的海贝，就是最好的一个印证。
　　其一，三星堆出土量较大的是环纹贝，与云南出土的环纹贝相同；其二，经古生物学家考证，此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的深水水域。其三在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中“据生物学家考证，那类齿贝仅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可见，至少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印度与蜀之间已可辗转相通，有间接的贸易交换。”既然能够认为云南出土的海贝来源于印度，而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与云南的可以说是完全相同，为什么不能够认为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也同样来源于印度。关键一点是三星堆海贝与云南海贝一样与南丝路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样都是沿着这条古商道传播而来。

§　参考文献
　　[1]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J].文物，1987（10）；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J].文物，1989（5）.
　　[2]宝兴陇东乡老场石棺墓[J].文物，1987（10）.
　　[3]杨文成.试析宝兴出土海贝及海贝穿眼的作用[A]“.南丝路”钱币研讨会论文[C].
　　[4]刘世旭、秦荫远.四川普格县瓦打洛遗址调查[J].考古，1983（6）.
　　[5]四川省钱币学会，云南省钱币研究会编.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C].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6]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初探[J].云南文物，1987（3）.
　　[7]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R].文物出版社，1969.
　　[8]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R].考古学报，1975（2）.
　　[9]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A].考古学集刊（3）[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田怀清.从大理出土文物看蜀身毒道的开发[A].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C].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
　　[11]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J].云南大学学报，1979（1）.
　　[12]四川鑪霍县卡萨湖石棺墓[J].考古学报，1991（2）；威宁中水汉墓[J].考古学报，1981（2）；贵州黔西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11）.
　　[13]张善熙，陈显丹.三星堆文化的贝币试探[J].四川文物，1989.
　　[14]熊永忠.云南古代用贝试探[J].四川文物，1988（5）；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初探[J].云南文物，1987（3）.
　　[15]杨寿川.云南用贝作货币的起始时代[J].思想战线，1981（5）.
　　张弘，成都大学;林吕，四川音乐学院。

源自：《兰台世界》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