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探源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7-13 15:41:37

⊙ 朱小丰
　　古蜀文明涉及对上百个远古民族与国家的讲解。下面的三篇笔记分别涉及三个不同的民族、地域和国家。第一篇摘取自尚未完全发表的《古滇国行考》一文，后两篇摘取自《古蜀族国行考》一文。《古滇国行考》、《古蜀族国行考》与《古巴国行考》这三篇长文组成《古国行考》第一卷，而《古国行考》的目的在于对中国的历史提出不同的思考与言说。已发表的片断(如《古滇国行考·上》、《巴蜀史纲》等)与以下片断一样，主要想听取读者的指教。

一、古和夷部族迁移路线初析
　　古蜀地区峨人的来源和消失，是一个始终令我感到困惑的问题。这个地区留下了一些因这个民族生存而命名的地名，如峨山、阿坝、峨边、峨水等等，但其他一切明显的文明痕迹似乎都已经消失。直到实地考察哈尼族与古和人(即峨人)的迁徙史，这一问题才有了一些初步的线索。古和夷民族，与其他上千个被中原民族遗忘的部族和民族一样，在所谓“中国史”中被彻底忘弃了。对这些历史的书写者来说，这些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只不过是些远古尘埃中可以不予理睬的荒诞的絮语和笔误。但是，和夷是一个真实而杰出的民族，它从远古时代一直顽强地生存至今天。
　　今云南南部红河两岸哀牢山区是哈尼族人的最主要的家园。哈尼族就是由远古和夷部族群在南迁过程中逐渐聚合不同部族和民族而形成的一个部族群体，20世纪国家作民族划分时认作一个统一的民族。今国内哈尼族有约一百二十六万人，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地还分布有一万杜哈尼人。哈尼族人由于部族起源和长期居住地不同而有不同自称，其中称“哈尼”、“爱尼”、“豪尼”、“卡多”、“碧约”、“白宏”的人比较多。这些自称中，“哈尼”、“爱尼”、“俄尼”(大理)、“豪尼”、“阿宁”、“禾泥”、“窝泥”、“黑泥”(楚雄)、“和泥”(南华、楚雄、贵州毕节)等部族自称皆是略带有部族和地方音差的同一个词，语义即汉语之“和人”。今之哈尼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最主要的有哈雅、碧卡、豪白三个方言。
　　哈尼人保持着许多远古古彝语文明时期的文化，例如，姓名实行父子连名制，即父亲名字的最后一字或二字，为儿子名字的开头；信奉万物有灵，人有12个灵魂；以巫师为宗教和文化首领(分“儒玛”、“贝玛”、“尼玛”，“儒玛”懂得哈呢族的历史并能主持宗教活动，地位较高)；实行物候历，一年分为冷季、暖季和雨季3个季节，每季4个月，共计12个月，以送旧月(相当于农历十月)为岁首(这一点与西周中央政府推行的历法同)，等等。
　　和人作为一个迄今族源未知的远古民族或部族集群，在中原民族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文献中偶尔亦见，例如《尚书·禹贡》中记载云：“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夷”者，“人”也，古彝语中，西戎及东夷部族集团之人大多称夷。和夷即今语“和人”、“峨尼”、“哈尼”也。“夷”字其语原音为弹舌音，今嘉戎语等还保留其古雅语原语音。“尼”、“夷”、“戎”等语音上的不同，实为后来以中原语词文字及更后来的汉语对古彝语及雅语作音译时出现的差误。依《禹贡》的记载，则哈尼人的祖先在大禹及之前的五帝时期应该是古梁州地域里最主要的民族之一，因《贡》为中央政府文献法规，凡《禹贡》中提到的民族或部族，都应是当时一州之内最大的民族或部族集团，因此和人当时必为一非常强盛的民族或部族群。但从此以后，这个民族或部族集团在中原民族的文献中却失去了记载。
　　和人部族集团的南迁，应该是在五帝时期或之前已抵达古南海的西南面地域，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与地面生活资源状况的变化。哈尼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语意为“哈尼族先祖的迁徙”)记载了这一迁移过程。哈尼史诗除《哈尼阿培聪坡坡》外，还有《奥色密色》、《雅尼雅嘎赞嘎》、《哈尼先祖过江来》、《十二努局》等，以《哈尼阿培聪坡坡》史料价值最高。
　　《聪坡坡》共七章或曰七部，为“哈八惹”(酒歌，即酒宴上演唱的歌曲)，分别为《远古的虎尼虎那高山》、《从什虽湖到嘎鲁嘎则》、《惹罗普楚》、《好地诺玛阿美》、《色厄作娘》、《谷哈密查》、《森林密密的红河两岸》。所记述的历史大致如下：哈尼先祖诞生在英日监狱的虎尼虎那高山，“先祖的人种种在水里”，渐由螺蛳、蜂子一类小动物变成直立行走的人，后又学会了采集、狩猎、捕鱼和用火(这与彝族《创世纪》等文献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进化论吧，《创世纪》说人由猴子进化而来)。由于食物减少，他们经过山侧“艾地戈耶”来到高原湖泊“什虽湖”边。历经数代后，因大火焚毁了森林，失去了食物来源，又迁到竹子成林的“嘎鲁嘎则”，与南方稻作民族“阿撮”(古语，语义旧解皆误，实当为“笮人”)交往共存。后来两族发生矛盾，哈尼人又迁到南方雨量充沛的“惹罗”(以哈尼语音译的古彝语语词，意“黑水”)地区，第一次实行安寨定居。由游牧民族演变为以水稻耕作为主的农业民族，出现了部落首领、宗教祭司与工匠三体联合的政治体制。不久，瘟疫横行，他们不得不迁离“惹罗”，来到南方的冲积平原“好地诺马阿美”(哀牢山区的另一部哈尼族口传历史文献《哈尼族祖先过江来》则称之为“诺美亚玛”平原)，哈尼人在诺马阿美生活了十三代，这里水肥两利，生产发展到更高水准，但因与邻近民族“腊伯”(哈尼语“异族”)发生战争，哈尼族失利，南迁到“色厄作娘”(今大理地区)。此后，又逐渐东移到“谷哈密查”(今昆明滇池一带)，此语称起因为哈尼人来到这一地方后，为向原住民表示和平诚意，把武器埋于地下，故称为“谷哈密查”(语义为埋藏三尖叉的地方，后哈尼人即称今昆明一带为“谷哈”)，但后来还是与先入主此地的“蒲泥”(哈尼语，意“濮人”)发生矛盾，演成两族的大规模战争，哈尼族又战败南移，经那妥(今通海地区)、石七(今石屏)南流红河(元江)，深入哀牢山腹地，开发荒山，凭高守险，繁衍至今。
　　分析《哈尼阿培聪坡坡》所记述的历史，有很多令人感到迷惑的地方。我们似乎可以认定，这是一部很晚以后由后人将远古流传下来的残存的口头文献汇编在一起而形成的史诗，而不是一部完全形成于远古时期的完整的史诗。所以在远古的进入云贵高原之前的事件和迁移的时间顺序上可能并不准确。但有几点可以确认：没有任何远古和人与古南海东面及北面那些强盛民族交往的记述，基本上可以认定和人部族形成和发源于古南海西北面的山区。这是至今可以基本上确认的第一个发源和形成于古南海西北面山区的民族。
　　“虎尼虎那山”可以基本上判断为今阿尼玛卿山南麓至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是以两个部族的名称来命名的，即“阿尼”(古雅语与古彝语中，“阿”即“峨”即“和”，音义皆同，“尼”即“人”，“阿尼”即“和人”亦作“峨人”)与“玛卿”(玛卿人，最早的藏人部族之一)。巴颜喀拉为蒙古语地名之汉语音译，语义“富饶青(黑)色的山”。蒙古乃后来形成的民族，如果这个地名是根据远古流传下来的名称译为蒙古语的，那么，巴颜喀拉早先应该是有古彝语和古雅语命名的。而在古彝语与古雅语中，“巴颜喀拉”与“虎尼虎那”语音上很接近。巴颜喀拉山位于黄河源头与通天河之间，为昆仑山脉中支东端，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河源段的分水岭。该山属褶皱山，西北—东南走向，西连可可西里山，东接松潘高原和邛崃山，全长780千米，海拔五千米左右。阿尼玛卿山至巴颜喀拉山这一带为原生牦牛的栖息地，巴颜喀拉山有“牦牛的故乡”之称，《哈尼阿培聪坡坡》中有“天神地神杀翻查牛造下了万物”的传说：杀死从土中拉出的神牛，牛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粗大的牛骨变成了神奇荒凉的虎尼虎那高山。这类远古时期对环境生态与文化的记述，与这一带的实际状况相吻合。巴颜喀拉以北为阿尼玛卿山，即玛卿岗日，古中原文献之积石山。如果虎尼虎那山越过阿尼玛卿山南麓抵达山脉的北面，那么，因古民族沿水系迁移，古和人部族就会沿黄河向西北迁移，再转向东，再沿洮水折向南方，如此，则必然与中原民族和古南海东北面的那些强大的民族相遇，但哈尼族文献和中原民族的文献都没有任何有关的记录。因此，虎尼虎那北不至阿尼玛卿山北麓，古和人应是从阿尼玛卿山南麓逐渐移向巴颜喀拉山，沿巴颜喀拉山脉向南迁移。“艾地戈耶”应当在巴颜喀拉山脉的东部。
　　巴颜喀拉山与阿尼玛卿山在古民族迁移通道上为西迁支线的转折地：部分古夏人等部族向西迁移至此形成新的族群，后来由此向南方迁移，其中一大部后来在西南面的雅鲁藏布(语义为“夏人石头房屋的河”)流域定居下来，即今日藏族的主体。藏族与远古和人部族可能有血缘关系，故“阿尼”在安多藏语中是“先祖”之意，藏人至今视阿尼玛卿山为先祖神山，而巴颜喀拉在藏语中叫“职权玛尼木占木松”，语义亦是“祖山”。藏民族就是在这片地域最初形成的。我们不知道古和人与更早的部族西迁活动的关系，依《哈尼阿培聪坡坡》等文献，他们应该是在这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哈尼人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地名是“什虽湖”。什虽湖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古南海。当时在和人发源地区以西北还有另一大高原湖泊，即古星宿海(远古时期为一大片水域，今存的众多湖泊沼泽为其残留。我以为它就是五帝时期四海之中的西海。西汉末期，约当公元4年时，因古史在今青海边的海晏县城西约半华里处设西海郡治，与古西海的准确地理位置可能并不吻合)。但古星宿海在古南海西北，若它为“什虽湖”，则和人南迁必再经古南海，但哈尼史诗文献中并无第二个高原大湖区的记录，故“什虽湖”即古南海看来无可置疑。古和人部族在“什虽湖”畔居住的地区，即今阿坝一带。阿坝这一地名极古，其原始语义“阿”即“和”即“峨”，“坝”乃古藏语“人”，故“阿坝”的原始语义即“峨人”或曰“和人”。这与这一地带的古藏语称笮人为“笮巴”是一样的。公元前316年秦国将这一带划入湔氐道，西汉又纳入汶山郡，说明中原民族对这一带的民族状况和历史已非常无知。至唐代贞观年间，藏族人占领这一地带，藏人是知道历史的，他们把这一地区依其原本地名叫做阿坝，而那些留在这里不再返回的藏人则自称或被称为“阿里娃”，简称“阿娃”。和人部族随后的南迁路线应该是沿阿坝水向南，入大金川，下大渡河，在这个过程中，在“嘎鲁嘎则”这个地方定居过一段时期，在这里跟笮人(从古南海向南方迁移的另一个强大的古民族)共处，向笮人学会了以水稻耕作为主的农业技术。然后他们又向南迁移到了“惹罗”(“黑水”)，在这里完全转变为农业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农业文明体制及其新的社会制度。当他们离开惹罗时，应是继续沿大渡河南迁，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常适合于农业文明发展的富饶美丽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的峨眉山一带。就真实地名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峨眉山”，有的只是“峨山”(即大峨山、二峨山等)与“眉山”，“峨眉”这个称谓是大概晚至战国时期才简化杜撰出来的。“峨山”因峨人也就是和人居住而得名。峨山脚下是广袤而富饶的川西平原。这就是“好地诺马阿美”，“诺玛阿美又平又宽，抬眼四望见不着边”。和人部族以峨山为根据地开发川西平原，在这里居住繁衍了整整十三代人，成长为一个强盛富有的民族。《禹贡》所记述的，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的峨人。峨人是川西平原最早的农业开拓者之一。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7-13 15:42:18

　　和人部族迁至峨山一带定居的时间，应早于尧、舜时期。至尧、舜时期，和人已是一文明强盛的大民族。这个时期和人的首领是参加了中央政府组成的，并在以尧、舜、禹为帝为执政的三代联邦中央政府中都有很高的职位。《尧典》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与和这两个人的工作职位，在当时中央政府中是仅次于执政的最高职位。东汉马融注解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这两个职位的设立，起始于五帝时期的颛顼帝时，即《吕刑》所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也就是由中央政府设立最高宗教与算命官员，解释天象，制定历法和时间制度，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活动都依循历法的规定来进行。这两个职位大概一直是由重、黎两大部族的首领来担任的，直到尧帝时始作改变，改由羲、和两大部族的首领担任。《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语亦云此事：“孔安国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故古和人对中国农历的建立，无疑作出过重大贡献。而这种知识体系的形成，需要有发达的农业活动和长期的科学观察与知识总结。至今，夏代已形成的很完善的农历与四川一带的气候变化依然是基本吻合的。
　　和人在峨山及其脚下的川西平原一直生活到夏代前期，然后，由于与外来民族战争的失败，被迫再次放弃家园，在诺马阿美时期最后一代君长扎纳带领下向南迁移，并从此失去了与中原民族和中央政府的联系。诺马阿美从此成为和人民族魂牵梦绕的民族记忆，至今哈尼人的丧葬仪式中，将死者的灵魂送回祖先的发祥地，一般都是送到“诺玛阿美”。这场根本性地改变了和人命运的战争及和人随后的再度向南迁移，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强大的三苗部族集团南迁。炎帝时期的主要统治民族三苗部族集团在尧、舜时期被中央政府强制性分拆，其中最大一部被迁移到古南海东北方的山区，这就是《尧典》与《舜典》中所记载的“分北三苗”(南蛮八十多个部族因此在中原民族文献中被称作三苗)，“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三苗与驩兜在古南海东北地域合为一体，在夏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南迁，这一活动全面启动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向南的民族大迁移活动，缔造了沿续至今的几乎整个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南部的民族与国家分布状况。三苗集团举国南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气候和地貌的变化：古南海干枯消失，黄河与长江源头至上游地区固定的河道形成，气候干旱导致原古南海周边地域的生活资源大规模衰竭，等等。而此时黄河流域强盛的中原民族正在形成，三苗集团无法再沿黄河流域发展，沿古民族迁移通道南迁成为唯一最佳选择。此事我在《古蜀别议》中已有讨论。
　　当三苗部族集团迁移至今四川盆地建立国家时，比三苗部族弱小许多的和人部族不得不放弃其原有的国土，向南迁移。这次迁移的路线和经历的时间不详，但必定是非常艰难、曲折而漫长，因为这一迁移路线上和人部族必须经过许多强悍的南蛮民族及部族国的疆土。依《哈尼阿培聪坡坡》所记，和人再次定居下来的地方已在云贵高原西边的“色厄作娘”(今大理地区)。再以后的迁移路线《哈尼阿培聪坡坡》就记述得很清楚了。哈尼人离开诺玛阿美，到色厄后居住了3年，然后转迁到谷哈(昆明一带)，被先迁入此地区的“原住民”濮人接纳。此当为商、周时事，《读史方舆纪要》云：今昆明一带“殷周时，为徼外西南夷地，有僰、鸠、獠、栗、裸、毒、獹、咢，乌蛮诸种居此”。所云“咢”即峨人也。这一带周以后为强悍的叠措雅卧国所在，至战国后期小滇国建立后就不再有和人大规模活动的可能，和人部族迁移到谷哈密查的时间极有可能是中原国家西周时期。后来，和人与濮人又发生大规模民族战争，哈尼族战败后，经那妥(今通海)、石七(今石屏)南渡红河(元江)，深入哀牢山腹地等山区生存至今。在中原民族的文献中，魏晋、隋唐时将和人列入“乌蛮”，唐代始又复称“和蛮”、“和泥”。
　　实际上除哈尼族外，今划分为独立民族的阿昌族(即峨昌人，又作“莪昌”、“俄昌”)亦是远古和人的后裔。他们很可能就是古和人与昌人两个民族融合的结果。而划入哈尼族的叶车人却是古代的车人，并不属于和人部族集团。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7-13 15:43:26

二、开明人及开明国史
　　开明是族名还是国名？我以为首先是族名，然后是国名。开明人对古蜀地域文明的影响，因春秋中叶开明人西迁入古蜀地域而起。大约周桓王或周庄王时(公元前8世纪末或前7世纪初)，开明人在古蜀地域建国，始有开明国。不久，开明王国就取代杜宇王国成为古蜀地域最强大的国家。开明王国延续了12代王朝，约三百八十年，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开明国，中原史家称之为“灭蜀”。
　　开明原非古蜀部族，这一点历来被公认。但开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自邓少琴先生判断明人是巴人，开明人“应属巴族之支系”(参见邓少琴《巴蜀史稿》，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6年版)以来，开明人是巴人似乎就成了所谓“学术界”和广大媒体的公论。但这一说，实在是一原无根据的推测，失之甚远。也有少数人认为“荆”就是“楚”，所以，所谓“荆人”就是“楚人”，亦是缺乏根据的判断。开明是一个颇为古老的民族。依《史记正义》引郑玄语、《汲塚纪年》、《荆州记》、《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等较多古文献记载，开明当起始于尧帝直系后裔丹朱部族。帝尧的部族，属远古时期的黄帝部族联盟，故丹朱部族，既不属三苗、巴(华)濮等南蛮集团，亦不属夏人等西戎部族集团，此部族血缘起源之不同也。丹朱之事，远古文献多有提及。初见於《尧典》，中央政府开会讨论选择执政一事，放齐推荐曰：“胤子朱启明”(您的嫡生子、开明族的首领朱)，尧回答说：“吁，嚚讼可乎？”否定了这一举荐。《史记正义》引郑玄语云：“帝尧胤嗣之子，名曰丹朱开明也。”《帝王世纪》亦记：“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几乎所有古文献都证实开明人在尧帝时期就已存在，其首领为尧的亲生子丹朱(分封于丹这个地方的朱)，其族属为尧部族。
　　开明人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南迁起始于夏代。《汲塚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尧、舜时丹朱为一强盛部族，大概舜、夏时分族发展(此为远古民族常例)为几个不同的族群，其中一大部与驩头部族融合，后汇入南蛮与三苗部族集团。另一大部即后来之房国房人，《路史》等文献说其国舜时封于房，即房国也。房国在西周昭、穆之世仍为一很有地位的国家。《国语·内史过论神》有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公焉。”内史过身为内史，所言当无虚。东周时房国衰落，为一小小子国，公元前529年左右楚灵王灭房国，迁房人于荆山，或因荆州原为丹朱族的开明人所居也。大丹朱族群分族发展时，有一较小的部族为开明人，开明人辗转迁移，最后定居于荆州一带，为一小国。春秋时向西越过庸、濮、巴三国地界，迁移入蜀。因系从荆地迁来，故汉代扬雄《蜀王本纪》称第一代蜀地开明国王丛帝为“荆人鳖令”。荆地与巴人生活的地域相邻，沮水相交，时间一久，两个民族在语言上就有许多共同现象，如巴语“王”为“廪”，而开明语“王”为“鳖灵”(又记作“鳖令”)，简称“灵”(或“令”，皆汉语音译)。这两个词都是用中原文字记音写下的不同民族语言，就它们原本的语词来说，在远古语言中原本是同一个词而只有细小的地方语音差异。故“荆人鳖令”者，荆人王也。开明人向西迁移的时间大概略早于巴人的大规模西扩，此时的巴国，还主要在巫山东面发展，与庸国争夺疆土。而开明人的举国西迁，也应该是因巴、庸、楚等国迅速发展，被迫背井离乡之举。故开明人与巴人，在春秋时已由友邻转变为仇敌。
　　关于开明国，《华阳国志》记述如下：“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
　　“梦廓”这个地方，迄今学术界都把它与《蜀王本纪》所记述的“广都樊乡”混为一谈，以致造成了丛帝的都城在今双流一带的“通识”。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广都樊乡”之事，出自残留的《蜀王本纪》，《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扬雄《蜀王本纪》语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但扬雄并没有说他所说的蜀王就是丛帝，此乃后学们在这一点上自作混淆也。
　　“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雍在今陕西凤翔县附近，为秦德公都城。攻秦事发生于周厘王五年(前677)。依此推算，丛帝登基及在位时间当为周桓王或周庄王时(厘王在位仅5年)，时当公元前8世纪末或前7世纪初。卢帝时大概是开明王国最强盛的时期，但此时的开明国，正全力以赴要向汉中与中原方向扩展，故有灭秦未果之举。此时开明人的商贸活动也主要在这个区域，《史记·货殖列传》载：“秦文德缪居雍，陇蜀之货物多贾。”此时开明虽强盛，但强盛到国君可以从成都平原帅大军去渭水流域作战，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可能的。从开明的主要活动来看，此时开明的中心区域还不在川西平原，其国都应在今阆中。
　　阆中者，梁中也。大禹时古梁州域，后有充国、阆国等皆都于此。商代时当为古彭国都城，今有古彭城遗址及商代虎纹铜钺(礼器)等出土。此彭国即联周灭商之八国之一。西周时，彭国迁移至今彭县一带，《光绪彭县志》云：“周初，彭县建天彭国。”《阆中县志》云：“周初，阆中为巴子国别都。”此语有误，所云当指开明人东周初期迁移定居此地事。开明人留下的遗迹，唯阆中最多。阆中有许多地名与《海内西经》中的开明氏祖居地昆仑山上的地名一致，如《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阆中也有琳琅山，也有九井。《咸丰阆中县志》云：“琳琅山与文城山近，山有九井，分流溅石，幽若振佩。”《水经注》说梁山、灵山在昆仑山上。阆中也有梁山、灵山。《阆中县志》记：“灵山在县东十里，昔蜀王鳖灵登此，故名。上有龙女穴，唐天宝六年赐名仙穴山，即今之梁山也。”“灵”山者，“王”山也，唯“井”字在开明语中的语义不明，《舆地纪胜》卷一六四引有《华阳国志》语不见于今《华阳国志·蜀志》，云：“荆州有人从井而出，自号鳖灵。”亦言及“井”。《舆地纪胜》卷一八五记：“灵山一名仙穴，在阆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丛帝开明鳖令之庙存焉。”《阆中县志》对灵城、灵山、鳖灵的记叙有五六处之多。《民国阆中县志》说：“灵山在县东十里，昔蜀王鳖灵登此故名。”又说：“鳖灵祠在县东十里灵山上，久废。”还说：“灵城山在县东二十五里东河之侧，今呼为灵城岩。”此灵城，乃古开明语“王城”“都城”流传到后来的汉语音译，即当为《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述的“梦廓”。
　　灵城唐代还曾为阆州州治，宋代还有城廓，宋进士阆州人鲜于侁有《游灵崖》诗记之，元代以后才完全荒弃。
　　卢帝当时未能灭了秦国，却留下了与秦国间的许多征战后患，时汉中地区应为开明国的北疆。公元前638年，秦穆公称霸西土，驱逐诸戎。前632年，秦伐诸戎王，开地千里。秦国强盛，羌人南下。时当开明国第三代国君保子帝时，开明人向汉中和中原方向发展完全无望。因此，转向西南方扩展，故“[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这是后来开明国的西南边疆。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保子帝时，开明国的国都才迁至扬雄所说的“广都樊乡”。至于迁都成都，《路史·余论》卷一云“自开明五世尚始立宗庙于蜀”，又云“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语：“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复称王也。”这个迁都成都的开明尚到底是第五代还是第九代国君，至今还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成都这个地名的来历，历来多数人都依宋人乐史说。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云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云“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与乐史意同。近几十年来始又有了一些不同的解释。李金彝与王家佑先生根据《山海经》“成都载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记载，认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国名，共字形为戊与丁的合体：戊是斧钺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这个字来作为部落酋王的权力的象征”；“都”字在藏语中指两条河的交汇处。依其解，成都二字的含义就应是成侯居住的(两河交汇的)地方。任乃强先生在《成都》一文中认为：“望帝杜宇新营过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功就、完成的意义。”温少峰先生则认为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然后根据读音推论“成都之成是蜀人族称，其义为高原人”，“成”字是“蒲卑”二字的对译。又根据氐羌系统的普米族“很可能是古代蜀族先民的直接后裔”，在普米语中，地名末尾的“都”音表示“地方”、“地域”，从而推测成都之“都”字也应是这个意思。由此得出结论：“‘成都’的蜀语含义是成族人的地方，换言之，即蜀族人的地方，或蒲卑人的地方。”刘冠群认为：成都二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成都”的古蜀语读音相当于现代汉语的“du du”，而蜀族的“蜀”字古代也读如现代汉语的“du”音，那么，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另外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我以为，所有这些解释都失于牵强附会。成都乃远古南迁之民族以古彝语留下的一个地名，在古彝语中，“成都”是稻谷市场的意思。这个地方由一个稻谷商贸集市地渐渐发展为一座城镇，至开明尚迁都于此，才首次成为一大都市和国都。当时这里应是一个红色城市，但无城垣。
　　“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此开明人的文化风尚也。开明人的族徽，当为《山海经》所记述的开明神兽，敦煌壁画等古画作中常见。但由三星堆所出土的鴸鸟可鉴，战国后所绘或刻制之物形，与远古之原形相去远矣。开明人遗传下来的最伟大的文化遗迹，即今都江堰水利工程，后人误为秦李冰所做。此事自《水经注》以来，证述甚多亦明，邓少琴先生早有详述，故无须多笔。
　　开明王朝共传十二世，唯《路史·余论》云开明国传三百五十年、十一世。我以为不确。仅卢帝攻秦至雍到开明灭国，就有三百六十一年矣。王者多称开明帝，有名可稽的有五位，即丛帝、卢帝、保子帝、开明尚(王)、芦子霸(王)。芦子霸即开明王十二世。开明王十二世的弟弟名葭萌者被封为苴侯，有个小小的侯国，其都邑后来被称为葭萌(今四川昭化)。苴侯私下与巴国结盟，娶巴国公主为妻。因巴国被楚军击溃，开明王十二世想乘机收并苴侯国领土，故发兵讨伐他弟弟。苴侯逃至阆中求救，但此时巴国正是苟延残喘、国不似国之时，哪里还能发兵去讨伐开明王。于是巴国又向自己的姻亲秦国求助。秦国为灭楚和一统中原，历来竭力笼络巴人并提倡秦人与巴人通婚，此时的巴王亦与秦惠王为姻亲。秦惠王就藉此机会派张仪和司马错率军入蜀去帮助苴侯和巴王消灭开明王国。张仪和司马错入蜀后，眼界大开，巴蜀之地如此富饶，秦国与之相比不过穷乡僻壤尔！
　　开明国军与秦军在葭萌一带大战，八战八败。芦子霸率败军逃至武阳(今彭州东北)，被秦军追杀(《蜀王本纪》曰“退走武阳，获之”)。其太子及傅、相率残部退至逢乡白鹿山(今彭州北有着名白鹿书院所在)，被秦军全歼。张仪和司马错在灭了开明国班师回国之际，装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手将苴与巴都灭了，将巴蜀之地均改为秦国郡县，将请他们来的东道主巴王也“顺便”俘虏回秦国去了。此为公元前316年，开明、苴、巴三国灭亡。开明国灭后，依《战国策·秦策》等文献，公元前314年，秦封芦子霸之子通为蜀侯，以陈壮为相。是王国降为侯国之惯例。公元前311年，蜀侯通、相壮联合原来开明国的属国丹、犁三背秦复国，相壮与通不和，杀通。次年，秦派遣甘茂、张仪、司马错再入蜀，灭相壮、丹、犁三国。公元前306年，开明王室后裔恽被封为蜀侯，前301年，恽叛秦复国，被司马错所杀，葬成都。次年，封恽子绾为蜀侯，至公元前285年，秦国怀疑蜀侯绾又要叛乱复国，诛之，置蜀守，开明王室后裔不再封国。
　　从此至汉代以后，开明人除灭国时南迁的部族外，大多融入汉民族，开明族亡矣。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7-13 15:44:30

三、三星堆解
　　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学术及非学术界公认为古蜀人蜀国的遗物，这种公认的根据是广汉这个地方曾经是古蜀国的疆土。但我对这种公认持怀疑态度，“蜀国”是一个非科学的概念，远古时期这片地域居住过数以百计的不同民族和部族，建立过许多国家，但没有什么“蜀国”。初，我在《古蜀别议》一文中讨论过“蜀”这一文字及其概念的起源问题，认为它在夏代及夏以前的本源语词是“淖”(语音近似于“骚”，本源语义为水泽、沼泽)，商人制作甲骨文时始写作“蜀”，用指古南海边的这片水泽地域及其居住者。此字初无“虫”字于字中，西周始加入，因蜀地产蚕丝故也。后来，读古彝语文献，发现古彝语中“蜀”就是淖，“水泽”、“水流”之意，我以为又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确证。
　　三星堆本物名，转为地名，为三个连接的人工夯筑的大黄土堆，清嘉庆年间的《汉州志》将之列为汉州八景之一。在川西平原这个雨水很多的地方，三千至四千多年前，这三个土堆应该比现在大出许多。古人筑高台以从事重大的政治和宗教活动，台上应有建筑，三星堆上的建筑物很早以前就荡然无存了。古蜀人是否也有筑高台以进行重大政治宗教活动的惯例，史料中并无记载。有记载并延续至后来的，是排列搭立的巨大石块，众多学者称之为大石文化。据《华阳国志》等文献，此乃战国时期迁入此地的开明人的文化。更远古有古蜀人部族的大量石棺出土，但这些文化现象都与三星堆无关。
　　三星堆遗址有墙垣建筑，其残垣显示出一座近方形的城。中国有文字述说的最初筑城的部族国家为三苗，《通典·乐典》记载黄帝进攻三苗，“三年九战，其城不下”。中原国家大致晚至舜禹时有筑城的记录。古蜀人不筑城，宋代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记：“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成都这个地方开明王朝时已为国都，但亦无城墙，其最初筑城，乃秦军张仪所为。古蜀不筑城，这是为什么在古蜀故地找不到都城废墟的原因。反过来说，此乃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一。
　　三星堆的土墙残垣显示出一座近方形的城，东约一千米，南约一千一百米，西约八百多米，北为鸭子河。又，城河的北面亦发现残垣，东垣伸延约八百米，考虑到古代筑城绝无可能让一条大河从城中流过，应认为在河的北面有另外一座城，详情待考。北面的鸭子河为三星堆城的天然屏障，故不筑墙。古城市设计的惯例是选择河流为防范敌方侵犯的防线，故建三星堆城的民族，他们的主要敌人应该是来自北方。这与当时蜀人的历史状态不相吻合，此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二。
　　三星堆土台在城南端，距墙垣一百多米。想当初土台的体积比现在巨大许多，加上梯形坡道，距南城垣已十分近，活动的主要空间为北面。这就是说，这个民族崇尚南方，他们的宗教祈祷仪式是从北方面向南方举行的。这既与中原民族崇尚北方的规则相悖，亦与古蜀民族崇尚西方的规则相悖，在当时强盛的民族或部族联盟中，只有三苗部族联盟崇尚南方①。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三。
　　远古文献中没有古蜀人有发达的金属工业的记载，其他古蜀遗址也没有相应的文物出土，而三星堆是以其极为发达的金属工艺为特征的。此为三星堆遗址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四，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证据。
　　大量文献记载表明，中国早期的金属工业主要是由三苗部族发展起来的。在黄帝时代，虽然也有黄帝冶铜的记载，但其水准和规模，显然远远不能与三苗相比。《越绝书·宝剑篇》中风胡子对楚王所说的“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春秋)作钱兵之时”的描述，应该说是基本符合中原国家工业发展进程的，但三苗的蚩尤、饕餮部族在轩辕时已进入了金属时代。《管子》云“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又云，“蚩尤受葛卢之金而作剑铠矛戟”。《太白阴经》云：“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为之。”《春秋元命苞》云：“蚩尤虎卷咸文立兵。”《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史记》载黄帝与蚩尤之战是在炎帝末世、轩辕之时，参见拙文《蚩尤》。蚩尤的失败为中国史上一大悲剧，石器时代战胜了金属时代，金属时代的进程因此至少被推迟了数百年。不管怎样，三苗部族创造了发达的金属工艺，“铜头铁额”正是我们在三星堆遗物中见到的形象。
　　三星堆出土有金杖一支(一号坑)，长1.42米。中原国家和民族无杖，蜀亦无有杖的记录。唯一在古文献中被提到制杖的是三苗的蚩尤，如前面提到的蚩尤“造立兵杖刀戟大弩”。三星堆出土这一金杖使长期悬于古籍中的中国制杖的记录得以证实。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五。
　　三星堆出土有大量象牙。古蜀城域可能有过象，但不是象群大量活动的地区，而古蜀国家从未独自强盛到有很多远方邦国来进贡的程度，几乎没有可能获得如此大量的象牙。此为三星堆遗址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六。
　　三星堆文物崇尚龙和虎(或许是猫)，古蜀人崇尚蚕、鱼、牛(楚雄万家坝蚕丛后裔居住区出土有六件浅浮雕牛首的铜锄，类似的浅浮雕牛首亦见于宝鸡竹园沟的西周墓、汉中成固铜器窖藏、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彭县竹瓦街1978年发现的铜器窖藏)，但不崇尚龙与虎，黄帝氏族崇尚龙但并不崇尚虎，既崇尚龙又崇尚虎(或猫)的民族有三苗部族，也可能还有其他民族。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七。
　　三星堆两个坑中出土的不少器物表面涂有红色，表明这是一个喜爱和崇尚红色的民族。古蜀人喜爱和崇尚青色，青衣水(江)因之得名。宋《太平寰宇记》曰：“成都圣寿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蚕丛氏也。”黄帝氏族崇尚黄色，《史记·五帝本纪·索引》曰：“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他们都不崇尚红色。崇尚红色的有炎帝部族的后裔和三苗部族的一部分(如驩兜部族，古祝融氏后裔，今苗族人之红苗、花苗的祖先)。开明人亦崇尚红色，但他们春秋时始从荆地迁入，与三星堆无关。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八。
　　三星堆人物的服饰，与古蜀服装不同，与中原国家民族更是全然有别。“人萌椎髻、左衽”记录了蜀人服饰的基本特征。仔细核对原型与人们的文章描述，多数文章想入非非、牵强附会，惟王扡、王亚蓉的《广汉出土青铜立人像服饰管见》一文颇为准确。铜立人上衣下裳，“经从两侧观察，可清楚地看出，它不是上衣下裳相连一体制式的深衣，也不是上下通裁的‘左衽长襟衣’，亦非秦汉式拼幅裙裳，而是衣、裳分开的形制”。其上面的“外衣为单袖齐膝长衣，这是服装史上首次发现的例证。所谓单袖，主要指外衣左侧无肩无袖，即只有右侧带有半臂式连肩袖。袖缘略宽，稍见丰厚(可能是表示夹层结构)，表面素不饰纹。开领自右肩斜下绕过左腋回到右肩相接，形制特殊”。其中衣“双袖右衽，鸡心领，领口较大，为前后双鸡心形；袖窄，半臂或长至腕端，绣作黼黻文(或属内衣)”。其裳“分做前后两片，前面的下沿平齐而身量略短，后面的下沿中平而两侧作燕尾形，身量较前为长”。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坐人像，上身着交领右衽窄长袖短衣。显然，这是一个与古蜀人和中原民族很不相同的独特民族的服装。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九。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惟一有史料依据的对这些出土文物的判断，应该是苗族先民即当时的三苗部族曾在此立国。
　　据苗族历史学家吴荣臻先生论述，苗族先民六千年的历史当是由南而北，北进中原，后又由东而西，抵三危，最后败退南归，形成今天的苗族的过程。考史，蚩尤驱逐末代炎帝后，自立为帝，当是三苗部族联盟控制了几乎整个黄河流域的最强盛的时期。随后极为残酷的涿鹿之野大战，成为历史的转捩点。这便是《逸周书·尝梦》之“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野，几隅元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之“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龙鱼河图》之“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东夷部族与黄帝氏族结成联盟)，《通典·乐典》之“三年九战，而城不下”等等一系列文献所记述的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大战。
　　涿鹿之后，三苗部族在从黄帝至舜帝这段时间(吴说三百多年)里，被黄帝氏族联盟与东夷部族联盟结盟形成的联邦政府一步步逼迫西移，最终抵达南海之北的三危，这就是《尚书·舜典》所说的“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其时巨大的三苗部族已内乱分裂，一部分已迁移到了今湖南洞庭一带，他们依然反抗中原联邦政府，导致《淮南子·修务训》、《礼记·檀弓上》等文献记述的暮年舜帝不得不亲自南征三苗、道死苍梧之事。舜南征三苗，失败而死。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当为今长江中、下游及以南苗族之青苗的祖先。
　　禹继续讨伐南三苗，不胜，最后与三苗言和而终，事见《大禹谟》、《墨子·非攻下》等。后来商甲骨文中提到蚩、尤、苗，事多模糊，但武丁时的一次记录是将蚩与巴连在一起的。周代《尚书·吕刑》等文献提到的苗，都是南迁的那一部分三苗部族。简单地说，窜于三危的那些三苗部族，从禹夏时起，就从中原国家的文献中失去了记载。从夏至商的千余年里，窜于三危的三苗部族到哪里去了？我们后来再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成了生活在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其他南方地区和国家的苗族。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三苗南迁。三危在南海北面是毫无疑问的，它也很可能就在南海大泽的北部边缘。张华《博物志》卷二说：“三苗国，昔唐尧以天下让于虞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为三苗国。”三危和南海应该是连为一体的。三苗在三危处于被西戎部族和黄河流域那些日渐强盛的戎夷民族围困的状态中，要想寻求生存与发展，惟一的出路是南下开拓生存空间。从三危南下冲入川西平原，途经崇山，被逼迁到崇山的祝融后裔驩兜部族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再次汇合入三苗，其时驩兜的处境与三苗一样，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命运和希望，还有一些共同的血缘。郭璞注《海外南经》说：“讙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表明“放驩兜于崇山”是将他们也赶到了南海边。崇山何在，历来有很多学究望文生义，作出许多这样那样的解释来，成为一个未解。其实它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就在那里，连名字都没改过，北宋李远《青唐录》还有明明白白的记录：“青唐之南有泸戎，汉呼为‘芦甘子’，其人物与青唐羌相类，所造铠甲刀剑尤良。泸戎之南，即西蜀之背，泸戎至蜀，有崇山，绝险之。”李远是实实在在在那里生活过的，而学究们从不去那种“少数民族”生存的“蛮荒之地”作实地考察，只在书本中望文生义，这种学风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从禹夏至商，三苗部族南迁要避开蜀人力量最强盛的地域，就只有南进川西平原。他们在这里驱逐及征服了早先来到这里的众多民族和部族(例如和人、鱼人、濮人、笮人等)，建立了自己的城与国，并抵抗来自北面的敌人。不幸的是，此后他们内部再次发生动乱和重大分裂，无法共同抵御外敌，只好放弃这里的国土，一部分人沿江水东下，最后成为湘西、黔东、川东一带的苗族。重庆缙云山就是因三苗的缙云氏部族曾迁移至此而得名。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可能是以蚩尤部族为主的，故商人的甲骨文中出现了“蚩巴”之说。另一部分人直接南下，最后成为川南、云南、黔西和东南亚国家一带的苗族。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可能包括了驩兜等部族的大部，故云南这一带的苗族以花苗、红苗居多。
　　这大概就是中原国家“历史”的炮制者们无视、抹杀和力图遗忘的历史。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7-13 15:44:57

　　放入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三星堆的多数“神秘”和困惑就可以得到合理解答了。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内部分裂混乱，前有阻截，后有追兵，不得不仓皇掩埋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原本以为自己还会回来。更大的可能是：这个最后的三苗国被敌人攻破，《国语·周语·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载，夏商之际，九黎与三苗的国家被中原国家击败后，“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这与两个“祭祀坑”的状况十分相似或曰吻合。一号坑和二号坑代表着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终结，在这个时代之前，早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会留下一些文物；在这个时代之后，后来的蜀人又留下一些文物。而这个时代本身，却被永远尘封于历史的残酷、无知、偏见的幽暗之中。
　　我们不知三苗部族的人怎样命名自己的国家，中原国家的人称之为三苗国。细辨史实，“窜”于三危和“浮入南海”应该是一先一后的两个历史事件，“浮入南海为三苗国”应当是指三苗从三危南下入川西平原这一过程中建立的国家，包括抵达川西平原建立的国家。郭璞注《海外南经》说“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指的亦为同一事。三星堆应当为南迁过程中最后一个三苗国的遗址，它是两千多年三苗国历史的终结。而驩兜，《博物志》说“驩兜国，其民尽似仙人”，看看花苗美丽的服装打扮，跟在中原民族描绘的神仙服装不是很相近吗？最后一个三苗国的强盛大约占据了几乎整个川西平原及周围的丘陵山区，今很多与古三苗有关的地名如灌县(灌即讙即驩)、乌尤(尤即尤人，蚩尤部族，乌尤即青苗)、黎家林、蒙山(蒙即苗，苗族人至今仍自称苗为mum或mung等，屈原《天问》中“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是对史载夏桀伐蒙山得了两个美女一事的质疑。《路史·国名纪乙》道：“蒙山，桀伐蒙山氏，即岷山氏。”《韩非子·难四》曰：“是以桀索崏山之女”，崏山即蒙山，《吕氏春秋·慎大》说：“桀……好彼琬、琰。”桀与三苗国的两名叫琬、琰的美女通婚被中原部族列为他最大的罪状之一和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是这两名美女是中原部族或友邦人氏，罪名就不成立了。这是夏末三苗国史的一个重要记录)、江油(油即尤)、彭山(彭为祝融八姓之一，今彭山因彭国而得名)、苗溪、黄猫(猫即苗或髳)、茅桥等等可能都是古三苗国人留下的历史痕迹。乐山等地旧时每年迎祭祝融的民间传统活动，亦应是古三苗国遗留的民风。
　　三苗国从三危至三星堆的迁移过程中，或在三星堆分解之后，一部分未随大部迁移的苗人形成了一些较小的部族群落或国家，其中最大的可能是髳国，即帮助周摧毁商帝国的八个国家之一；较小的部族则分散在能够让自己生存的地方，成为像在四川射洪这样一些地方或村寨或镇区各自独立生存的苗族。三苗国的分裂和迁移导致了新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相对较弱的蜀人乘机大肆东扩南下，追三苗而下的那些部族则向蜀人夺取古蜀地域，最终形成了周以降人们熟悉的历史地理格局：戎、羌部族占据古蜀地域北部，南蛮民族则占有了绵延向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国家的南方。而所谓古蜀人，一部分原本就是西戎，更多的古蜀人迁移至黄河流域，与其他民族一起融汇，组成了中原民族，还有一些迁向远方。至东周，“巴蜀”这个新的概念组合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产生。但这个时期的“蜀人”，大多已经与远古的古蜀民族和部族没有多少关系了。
　　将三星堆理解为三苗国的遗产，许多以前无法合理解释的文物现象立即就变得比较清楚了：三星堆原本为三苗国都城南端一巨大土台，台上原为炎帝和祝融的祖庙，《周礼·春官》载“以赤璋礼南方”，郑玄注曰：“礼，南方以立夏，而炎帝、祝融食焉。”两个“祭祀坑”中之物原本为这庙中的人神像和器物。那个身高1·72米的铜立国王像，应该就是苗人心目中的蚩尤，他也是最后一位炎帝，古苗歌说他以无比的智慧和勇敢将黄帝打得落花流水。他衣上有四只人手鸟翼的美丽动物，正是古文献中记载的朱鸟。朱鸟，或称鴸，又称丹朱或驩头(即驩兜)，这些都是中原部族对它的称谓，我们并不知道三苗部族原本怎样对它称名，只知道三苗人非常热爱和尊敬它，称它为朱(音，不知其古苗语中语义)，它也是驩兜部族的族徽。《大荒北经》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驩兜与苗原有很亲密的血缘关系。尧时，有苗与驩兜国君丹朱在丹水之浦(丹朱国)共同对尧作战，丹朱战死，对此，《庄子·盗跖》中直斥“尧不慈”。舜时伐苗，舜败身亡，丹朱帝亦战死，《山海经·海内南经》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中原民族的历史记述者们将国家、国君、氏族(或部族名称)，族徽四者常常偷工减料地记为一体，这里亦然。三苗人热爱的朱鸟、驩兜部族的族徽，残存的远古文献中刚好有记载。《山海经·南次二经》记：“赤水……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大荒南经》载：“鴸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将这两条记载一组合，我们见到的就正是三星堆大立人铜像衣服上的奇异的鸟兽形象。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有几千个中国古民族的历史、文化连同他们的一切标记被中原民族摧毁和遗忘了，幸运者变成了《山海经》这类文献中残碎怪异的点滴记忆。有点滴记忆且又出土了其三四千年前的原本形象的，迄今为止仅此一例：现在我们见到朱鸟了！人面、鸟喙、凤凰般飞扬的羽和翼，还有一对人手。
　　蚩尤(立铜人像)形制别致的衣裳上，其图文被人们作了些很奇怪的解释，甚至称它是两个蜀字，简直把《三国演义》搬到夏商时代的两千年提前演出了。应知道古蜀人并不自称蜀，那只是商、周时代中原国家对他们的称谓，就像羌人称他们为戈基一样。衣裳上的图案其实是我们在许多地方见过的、非常熟悉的，它就是饕餮，它只是因为这次表现在服装上，被进一步平面抽象化了一些。两个回字文是它的眼睛，眼睛之间是它的鼻子(这鼻子迄今的众多解释者都视而不见)，其他部位则被更抽象、更艺术化地处理了。眼睛是饕餮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古铜器上找到例证。
　　金杖上有四只鸟和被箭射中脑袋的四条鱼。鱼被解释为古蜀鱼(凫)人的“图腾”，因此说这是蜀王之杖。世界上哪有用箭射穿自己脑袋的“图腾”？合理的理解是：这是三苗的某位帝王使用的杖，箭穿鱼头表示这位帝王领导人们打败了禹夏(禹，鱼也)或鱼人。在夏代及其以前，“四”是一个有特殊政治权力意义的数字，至少对很多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如此。“其丘方，四蛇相绕”，“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从《山海经》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证据。“四”很可能与国君的权力地位有关，故三星堆金杖上是四鸟四箭射杀四鱼，而蚩尤衣裳上是四只朱鸟、四只饕餮眼睛。又，金杖上的图案与《大荒南经》上张弘国的记录相对应，而张弘是与驩兜连在一起叙述的，《穆天子传》卷二云：“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长肱即张肱，“张肱在海上捕鱼”就应该是捕鱼于南海，它有可能亦汇入了三苗集团或被三苗集团吞灭，假设此说能证实，则金杖为张肱国国君之杖，“食鱼、使四鸟”得解。
　　二号坑中的六棵树应为社树。如果是三苗部族自己的，其中应有神木枫香树，《苗族古歌》说天地是巨鸟科啼和乐啼产出来的，神木枫香树干的疙瘩变成猫头鹰，故树上有鸟。若不是三苗部族自己的，则应该是战利品，当时很多国家和部族都有自己的社树，《博物志》卷八云“子路与子贡过郑神社，社树有鸟”，至周时，社树已多被真的树木取代。
　　三星堆的一些虎形器，仔细分辨，其实应该是猫。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云：“苗之言猫，《诗经·大雅·韩奕》：‘有猫有虎。’”苗与猫的关系，至今尚不清楚，但古苗是喜爱猫的。猫与虎在器物上最大的区别是耳朵、尾巴与身体的比例，猫大耳，虎小耳。
　　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普通人物铜人，其衣均与今苗族衣差别不大，皆束醒目的腰带。男性的腰带一直是苗族人一个优美的传统：姑娘出嫁前会在家尽心尽力地织出一根与众不同的腰带，作为定情物送给未来的丈夫。看来这个传统从夏以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最后，我们看看那个巨大的、两只方型眼柱向前傲慢地伸出的铜人面像。他是谁？他就是饕餮。如果我们将它转化为平面形象，就会发现它与鼎器上的古饕餮纹充分一致。在中国远古的最大最精美铜器上，我们都能见到它的形象，当然，都是这个铜面像的某种更为平面化、更为简化的形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像在夏鼎”(郭璞注《北山经》语)的饕餮，原为三苗部族中的一个部族，“饕餮三苗也”(孔颖达疏《左传》语)，“三苗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书·尧典》注)。对饕餮形象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里一直出现在最精美的铜器上这一现象，惟一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三苗部族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金属工业，而三苗中的饕餮部族则创造和掌握了这种工业中最为复杂精致的工艺。所以，尽管从黄帝至禹夏至商，中原帝国都视三苗为仇敌，对饕餮部族也极尽诽谤污蔑之能事，但在制作像大鼎这一类最重要的金属制品时，还不得不延请饕餮部族的工匠。这些工艺师则把自己的族徽设计翻制在这些铜器上，一方面表示对自己民族祖先、国王和神灵的尊敬，另一方面表示自己为民族的自豪与骄傲。这些重大器物(如鼎)，有不少是会受到当时所在国国君的顶礼膜拜的。对这些器物的主人而言，一个饕餮图像就是这个器物价值和品质的保证。后来由于金属工艺的传播和发展，饕餮这个部族逐渐解体、消失了，融汇于其他民族和国家之中了，这个过程应该是在从商至周这两个朝代发生的。在此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中，饕餮部族曾经是中国最优秀最杰出民族之一的三苗部族的骄傲。饕餮人对外国外族的服务价格一定非常昂贵，所以中原国家一致诋毁他们“淫逸无礼”(《神异经》)、“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史记·五帝本纪》)、“贪财曰饕，贪食曰餮”(《书·尧典》注)。由于三星堆的出土，我们终于见到了饕餮更为本原的形象，也见到了饕餮人铸造的自己民族领袖蚩尤的形象，我们不得不为他们非凡的工艺和他们所代表的伟大文明而由衷惊叹，虽然这种文明由于我们祖先的仇视、曲解、无知和处心积虑地销毁而早已变成了一种异物，一种不可读解的神秘而遥远的光辉。
　　这是我对三星堆一个基本的理解。
　　至于成都的金沙遗址，亦为三苗遗物也：那地方原本的真实地名不叫金沙，而是叫苗家坡。

※　注释
　　①　三苗在北方时应崇尚南，后败退至南方后改为崇尚北，因祖先已葬在北方。

朱小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

源自：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月

孟良 · 发表于: 2009-8-1 16:04:46

古蜀文明,古蜀的骄傲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免费注册

[开端] 古蜀文明探源

相关帖子 » 标签

本帖被以下淘专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