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四川人?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9-16 10: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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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松



四川盆地是他们共同的生存空间，共同的血缘和文化将他们粘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四川人。

谁是四川人?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从“四川人”的概念说起。从概念上来讲，四川人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作为群体概念，由若干不同的四川人所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具有地域文化精神的文化共同体;其二是作为具象概念，有具有自然生命特征、社会习俗和文化意识的独立的文化个体。

作为群体概念的四川人，是以共同的居住地域、经济生活、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而形成的稳定的人群集合体。共同的居住地域—四川盆地为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生存空间，而要使他们彼此粘合在一起，还得有两个因素: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如果把四川盆地比作是“物质”的“黏合剂”的话，那么，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就是“精神”的“化合物”。

纵观四川历史，四川人群体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秦汉、宋明、清代三个不同的阶段。

秦汉:巴蜀同俗

秦汉时期，中原移民大举进入四川盆地，为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巨变带来强大的推动力。巴蜀本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汇，使巴蜀地域文化纳入中华文化圈，呈现出基本涵化于中原文化的格局。生活在四川盆地的众多民族，以一定的地缘、血缘和文化为纽带，逐渐融合为一个具有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群体──巴蜀。

东汉史家班固敏锐地观察到，巴蜀风俗习惯大体相同，进而在《汉书》中第一次用“与巴蜀同俗”五个字来加以概括。这表明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巴人和蜀人，已经以其共同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文化心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人，一个文化共同体已经在四川盆地初步形成，从而宣告了中国南北“一方人”已经独立于中原舞台之上。

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以“四川”命名的行政建置，因而它还不是以“四川人”名号登场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对这一地域独特文化心理和居民群体性格的塑造。当然，要改变以巴蜀作为这一文化共同体代号的习惯称谓，还必须等到一个完整、清晰的四川人的概念产生以后。而完整、清晰的四川人概念的问世，则是以四川行政区划作为前提的。

宋明:“他是四川人”

众所周知，上古时巴蜀先民共同居住的那个地域，在秦时被设置为巴郡、蜀郡，汉代叫益州，唐代改为剑南道，后分为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在唐玄宗以前的行政区划，只有东、西两川，故简称“两川”。唐玄宗时对此区划作了调整，有了剑南西川道、剑南东川道和山南西道的设置(山南西道辖今陕南、川北地区，治所在今陕西汉中)。这样，便有了“三川”的简称。到了公元1001年宋真宗即位后，又在益(成都)、梓(三台)、利(汉中)州三州之外，新置了夔州(今重庆奉节)，于是，这一行政区划在宋代便被称为“川峡四路”，后来就简称为“四川”。这就是“四川”的来源。

稳定的四川政区的形成，为长期生活居住在这一地域、并已经形成为一个共同文化体的正式得名创造了条件。据个人目前所及，“四川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据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卷81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金军攻占北宋京城汁京(今河南开封)，俘虏了三十多名“博通经术者”的太学生，“其乡贯多系四川、两河、福建”。为了区分他们，书中将其称呼为“四川人”及“两河人”。北宋合称河北、河东地区为“两河”，相当今山西与河北中、南部一带，它与“四川”都是属于地域概念。《三朝北盟会编》根据其所在地域，将他们分别称为“四川人”和“两河人”，这大概是沿用当时习惯的称谓。所不同的是，“四川人”所居住的行政区划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且区域内早已存在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所以，当“四川人”冠在它头上的时候，预示着一个稳定的地域群体犹如瓜熟蒂落般诞生了。而“两河人”却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此后不再以地域群体现身。

对于居住在四川盆地的这一文化共同体来说，四川人既是自称，同时也是他称。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将“四川人”与“两河人”并列的行文判断，这里的“四川人”属于他称。后来到了明代，在文献资料中“四川人”既有自称的含义，也有他称的含义。例如《明宪宗实录》卷11记载，明英宗顺八年十一月丁巳(1464年12月6日）那天，有一位名叫孙敬的兵部给事中官员在朝堂之上启奏道:“臣等俱四川人，见本处地(方)盗贼生发，攻掠州县，民居惊惶，不，(能)安事业。”此处的“四川人”当系自称。而在《徐霞客游记》中，这位旅行家在贵阳远郊的水车坝发现，有许多“川人结茅场侧，为居停焉”。他于是“饭于川人旅肆”。此处的“川人”即“四川人”。因为，他随即提到在贵州当官的川人就有：巡按君冯士晋、普安游击李芳先，他们均为“四川人”。这里的“四川人”显然又别出现的。秦汉之后的巴蜀地区，因为战乱曾经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如在从东汉末到西晋，从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均有大批北方人迁居巴蜀。而元未明初则开启了江淮移民的入川潮流，尤其是大批湖广移民迁居巴蜀。

迁川移民不仅将各自原乡的文化带进了巴蜀，进一步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同时又发挥了移民文化的创造精神，进一步加深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积淀，从根本上遏阻了自秦汉以来以秦陇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巴蜀的影响，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结构，从而融铸成一种移民文化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新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四川人的他称与自称出现了。这正好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新的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认同，宣告中国地域文化中一个名实相副的稳定的社会群体──四川人正是形成。

清代:川人的自我认同

经过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以后，四川社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清前期，围绕巴蜀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湖广移民源源不断进人四川的基础上，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西以及岭南的广东、福建等省人民也随之加人进来。由于这一时期巴蜀“土著稀少”，所剩无几，各省移民的陆续涌人，使得四川各州县人口数量、省籍构成与社会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外省移民在四川定居，并成为为四川社会主体成分，于是，一个“五方杂处，未免各俗其俗”(嘉庆《达县志》卷19)的移民社会揭开了序幕。

外省移民定居日久，不断被融人当断上会之中，移民社会逐渐为土著社会所取代。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整个四川社会结构和组织，如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基于地缘的会馆组织等都处在重建之中。在四川地域社会重建的过程中，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彼此将都面临着个重新调整关系，建构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任务。经过若干代人的融合，地方社会中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结合逐渐削弱，移民与原籍地的关系逐渐淡化;居民认同当地，自认为是当地人;“客居日久，婚瞒互”(民国《大足县志》卷3);“五方杂处，习尚不同，久之而默化潜移，服其教不异其俗”(民国《三台县志》卷25)。

共同文化要素的形成是四川地域认同在移民中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表现。四川地理差异较大，各地认同的情况不尽相同，难以一概而论。一般说来，移民后裔文化趋同的步伐大致在清嘉庆以后明显加快。例如在达县，“咸、同以前，语言尚异，后渐混而为土音矣”(民国《达县志》卷9)。从语音混同的指标上也可反映出，咸丰、同治以后，在一些地方移民的文化认同已近完成。这样，经过长时期的文化交流、碰撞与吸纳，以清初湖广为主体的移民与四川的土著居民，到这时都被通通投进一个由四川自然、人文生态环境混合打制而成的大熔炉里，再加上因“血浆粘合剂”和“文化化合物”的“揉合”“粘连”，于是，他们便构成为被那个时代称之为“四川人”的人了。有的专家估计，这一过程据恐怕到了20世纪初，大部分清初移民才正式认同于“四川人”的身份。这应该就是经历多次演变之后四川人群体概念的最后定型版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见证，“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实在是从最近的源头认识现当代社会的生动教材。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曾经以北朝的胡汉之分为例指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要。”本文据此对四川人群体概念所作的上述解构，其意图也正在强调，不应仅仅以血统或基因作为依据，而应将文化因素，即包括文化认同、文化心理等因素一并加进去考虑。只有这样，“谁是四川人”的问题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求解之路。

陈世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源自：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5月

   　

重庆皂角山李氏 · 发表于: 2009-9-16 11:06:35

陈世松教授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专家(他本人为清初移民四川之裔)，但他在本文中的下述说法 ” 经过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以后，四川社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清前期，围绕巴蜀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湖广移民源源不断进人四川的基础上，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西以及岭南的广东、福建等省人民也随之加人进来。由于这一时期巴蜀‘土著稀少’，所剩无几，各省移民的陆续涌人，使得四川各州县人口数量、省籍构成与社会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外省移民在四川定居，并成为为四川社会主体成分”的说法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有如下数据说明清代“外省移民在四川定居，并成为为四川社会主体成分”的说法至少在不少原四川地区不成立：四川移民问题研究专家孙晓芬在《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中转引了一份调查资料──根据研究部分四川(含重庆)境内大姓族谱的史家分析归纳，明末清初户口存损比例有如下典型数据：据清道光《重庆府志》卷1《典地制氏族》表列得知“清以前土著占被调查居民家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根据民国《合川县志》卷9《土著》表列再加族谱所述和采访得知“清以前土著占被调查居民家数的百分之三十六”；而民国年间的《长寿县志》称“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据清光绪《广安县新志》卷11《氏族》族谱表列得知“清以前土著占被调查居民家数的百分之八十四”；据民国《简阳县志》卷17.18《氏族表》得知“清以前土著占被调查居民家数的百分之三十一”；据民国《南溪县志》卷4《礼俗氏族》氏族表得知“清以前土著占被调查居民家数的百分之十七”；又在调查的其他93家中发现“清以前土著有58家，占被调查居民家数的百分之六十二”。

以上数据表明：在原重庆、合川、长寿和广安及接近成都的简阳，明代“土著”的后裔在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都不算小，特别是明末清初动乱的“重灾区”“重庆府”竟然高达百分之八十五，在战争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庆府合川县仍然达到百分之三十六”，距重庆府不远的广安县也高达百分之八十四”。

这与人们记忆中明末清初户口存损比例的印象结论有很大差别──清初记述重庆、四川人所历灾难的有关文献资料(如《蜀碧》、《荒书》)和民间流传的关于动乱和迁徙的“故事”，以及后来的一些研究论文给我们留下的的印象结论是：明朝的重庆。四川土著在明末清初几十年惨绝人寰的动乱中几乎消亡殆尽了(常见的说法是百不存一、千不存一甚至万不存一)，当今的重庆、四川人绝大多数都是清代新移民的后裔！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以上典型数据分析的“取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分析“样本”总数最多的为简阳县的329家，总数最少的为重庆府的21家，且取样的“随机性”也无从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典型数据的分析结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窃以为，我们研究移民史的学者们应该更为深入地下到社会底层做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不要只在由文献到文献的圈子里往复，才是最科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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