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感怀逝去的中国教会大学

中国三所著名教会大学集体“消失”（中国大学）

仅圣约翰就培养了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
　　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经叔平……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1952年，上海三所著名教会大学：中国资格最老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沪江大学，马相伯先生创办的震旦大学，集体“消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1952年秋，上海。落叶缤纷的季节。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著名学府走到了尽头。
　　这三所学府都是教会创办的。圣约翰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沪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它们集体“消失”。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第二医科大学、上海机械学院。
　　与革命运动颇有渊源的复旦大学，则接收了圣约翰、震旦、沪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的有关系科，变得强大起来。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教育界感到：苏联模式有其历史作用，但它培养的人才太“专”，缺乏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人们开始思考那场院系调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资料十分稀缺。
　　消失的大学唤醒了这个城市的记忆。
　　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初现中国
　　和北京的燕京、辅仁等名校一样，上海这几所大学也是教会创办的。
　　说起来并不难理解。在美国，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到芝加哥大学，无一不有教派背景。它们都经历了漫长而完整的“世俗化过程”。
　　教会在华办学与传教几乎同时开始。100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在兴办新学的热潮中，借助留学的便利，教会学校开始高速发展，对社会影响日深。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在梵王渡(今万航渡路)创办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组成为沪上唯一高等学府。
　　1903年，震旦大学由“毁家兴学”的著名教育家、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在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会士的办学思想产生冲突，马相伯转而创办复旦，震旦由耶稣会全面接管，校址位于现第二医科大学。
　　震旦大学是天主教背景，圣约翰由圣公会创办。相比之下，沪江大学的传教士则来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浸会。
　　1906年，沪江大学校董会选择了杨树浦西北岸一块面积165亩的荒滩地，开始建造校舍；1909年2月，沪江大学正式开学。和圣约翰一样，沪江大学除了国文外，其他均以英语授课。
　　“这所学校以它‘什么都缺’惹人注目：学生、教师、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都缺。”当时，一位沪江大学的传教士(教师)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响下，大学最初是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但一直是赔钱的。据资料记载，学费占了办校资金的很大一块，此外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都由教会提供，传教士(教师)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资。后来中国人的捐助开始增大，但始终没有占到主体。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教会学校“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制约。它们所发的文凭来自美国，便于学生留学。
　　黄金十年：“私立高校”被认可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长须为中国人，中国人须占校董会名额半数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
　　沪江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是时年3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1929年3月18日，沪江在国民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
　　华人校长是“本地化”的应有之义。真正麻烦的是大学“校产”的归属。1929年7月，沪江校产的租赁协议签订：作为校产拥有人的“美国董事会”以每年一美元的象征性租金把校产租给“沪江校董会”(管理者)。
　　立案程序并未对高校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统一了教学大纲。20年代初期的学制改革已经将原先的“日式教育”改为“美式教育”；而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也是美式。
　　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圣约翰、震旦、沪江的毕业生一批批进入上海社会，为母校赢得了声誉。仅圣约翰就培养了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经叔平……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职业者’。”王立诚如是说。
　　王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专著《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中，他指出：江南教会大学的学生世俗化程度颇高，部分原因是高昂的学费。圣约翰曾让张爱玲负担不起学费，中途辍学。
　　大学本身也在世俗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师抱怨“课堂上都是异教徒，没有人祷告”。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非教徒；到了1930年代，沪江大学则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王立诚如此描述它们的毕业生：“带点洋话，知识水平比较高，学到的东西在租界经济圈里派得上用场：学医可以开诊所，学商科可以当经理……”
　　这段时间正是“海派文化”的形成期，学校领社会风气之先：圣约翰校训“光和真理”，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其商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沪江注重中国化、学以致用，其商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商业管理”、“商业心理学”、“市场学”、“风险管理”等；此外，沪江化学系闻名全国，还率先创办了社会学系，夜校也为时人称道。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这些“外资私人办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水平已经难与国立的清华、北大相抗衡。因为办大学需要大笔投入，只有燕京能与一流国立大学抗衡。
　　沦陷—解放：沪江两任校长的命运
　　1937年11月，日军进占上海，沪江的校园被日军侵占，后虽经交涉，仍不允许复校上课。学校本部只得迁往城中区商学院，与圣约翰、东吴、之江等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
　　刘湛恩坚持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不为日伪当局所动。1938年4月7日，刘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候车时被日伪买通暴徒暗杀。殉国殉教，求仁得仁。
　　抗战胜利之后，沪江大学迁回军工路原址，迎来了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41岁的凌1927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商科，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工商硕士学位。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建立中央印制厂，负责印制钞票。
　　在教学上，兼工商管理学系主任的凌力主扩充沪江的传统强项──商学院，提高淘汰率，以实现其“学术复员”。
　　除了教学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四处讨钱养活学校。他向美国援华联合会、联合国救济总署及国民政府伸手“拉赞助”。1947年中，凌宪扬访美120天走了59个城市，对捐助者作了91次演讲。
　　面对通货膨胀，凌甚至做些投机生意让捐款得以保值。有一次，他得到7.5万美元修教工宿舍。经校董会批准，他用这笔还没有到位的钱从政府那里囤积了一批平价纸张并高价售出，用售得的钱来造房子。
　　1948年初，米价一日三跳。10月蒋经国改革失败之后，这位挣扎着办学的货币银行学专家终于“不知道为了让教师养家糊口，到底该给他们多少钱”了。
　　一段昏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解放。面对新政权，凌宪扬分析：“共产党人可能对我们的课程设置会施加一些控制，但我们想他们不会接管学校。……我们将留在这里，只要学校还能办下去。”凌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发行处处长，拒绝离开上海。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妻儿都在这里。在这个时刻他们选择和我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只要我对大学还有用，我就会坚守岗位。”
　　1949年5月，杨树浦刚解放，凌就遭到了校园里“革命群众”的嘘声，无奈辞职回家。沪江大学从此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校。凌宪扬于4月被捕，1960年死于狱中。
　　大道无行：高等教育“一边倒”
　　新中国的教育被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十七年”是新中国教育的原型。
　　1950年10月，教育部接办“闹情绪”的私立辅仁大学。
　　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已经逝世的陶行知被点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随即停止活动，民间办学至此中断。
　　在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1952年是个“多事之秋”：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被取消；学分制改为学年制；采用苏联教学大纲……还有，招生和就业的两个口子被“扎”起来了，“自由知识分子”已无立锥之地。
　　“院系调整”之后，全国的综合性大学由55所调整为14所；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圣约翰、震旦、沪江的负责人都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了热情支持。
　　1992年，高校再次调整。与1952年不同的是：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变“专业化”为“综合化”。学分制等被丢弃的做法被重新拾起。
　　半个世纪过去，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
　　2003年，震旦校友举行了母校“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在西藏南路青年会宾馆，圣约翰、沪江的校友会仍在活动，每年校庆都有大小不等的聚会。沪江校友会还和机械学院合作，重新办起了夜校。
　　记忆中的影像日渐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排除异己.一切不合意的\看不顺眼的,统统从我眼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