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浦：《关于1949年邓锡侯刘文辉起义的情况》

　　按：此文系胡春浦（胡春浦，中共党员。1983年3月在成都逝世。此前任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顾问。）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军管审查时的交代材料，并非回忆文章。所述内容系根据专案组询问的要求，故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同时相对具有较大真实性。故在此未敢随意改动。值此“刘邓潘起义”60周年之际帖出，一则是对亲历其事的浦公等人的纪念；同时也期望能对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有所帮助。

一、邓刘起义的经过
　　1949年10月底，我在成都因被特务盯上，脱梢后经崇宁、彭县，到什邡，当时伪什邡县长李克刚（民盟成员，现在重庆参事室）介绍驻广汉的邓锡侯部谢德堪师参谋长朱戒吾（解放后作成都市法制局长）来什邡同我见了面。以后，我去广汉住在谢德堪师守飞机场的张连长连上（名字记不起了）。不久熊杨1来看我，告诉我，他们已经和侯师付师周又清，团长徐济林及朱戒吾有联系，派了一个党员洪宝书2去广汉做他们的工作。随即把洪宝书介绍给我，并叫洪以上工作上的问题直接和我商量。因此，对朱戒吾等人，就仍由洪宝书联系，我就没有再插手。在此期间，听说侯师师长谢德堪态度暧昧，我通过陈离3同谢德堪谈过一次。
　　49年12月6日，徐济林给一个电报我看，是叫他立即派人送我去新繁。我和洪宝书当晚赶到新繁又赶去崇义桥，见到陈离才知道是因为邓锡侯、刘文辉得到蒋介石召见他们时要把他们扣押去台湾的消息，邓刘商量后潜离成都（大概是五日）住在崇义桥的小学里面。
　　第二天（七日）吃早饭时，我才在饭桌上见到邓锡侯、刘文辉。同桌的还有民革的邱箸双、民盟的潘大逵和胡子昂的儿子等。当时只和邓刘说了几句初见时的应酬话。饭后，我找刘文辉个别谈了一次，想摸摸他和邓锡侯的打算。刘文辉讲了他走出成都的经过后，大意是说他现在是“寄人篱下”，就他一个人跑出来，安全都靠邓，下一步如何走，他还没有同邓交换意见。从这里看出，刘邓怕蒋介石抓去台湾，从成都跑出来是一致的，但出来以后的想法，两个人还各是各的。
　　我听陈离说，邓锡侯到崇义桥后，成都方面的王瓒绪，上官云湘等接连派人来找邓，都是邓自己接谈。谈些什么，陈离也不知道。七日晚，我向陈离（当时还有伪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及任成都城防的吴团长和另外几个邓的中级军官也在）说，崇义桥离成都太近（只有50华里），蒋介石不放心，不如搬彭县去。陈离向邓说了，邓锡侯决定第二天（八日）搬彭县。我和洪宝书、邱箸双、潘大逵等也同去了，住在隆兴寺。
　　到彭县后，每天各方面找邓的人仍然不少，究竟是些什么人，邓和他们之间谈些什么，陈离也不知道。因此，我又向陈离说，成立一个小组，由陈离作组长，邱、潘、洪和我都参加；各方面来找邓的人，先由小组接见，接见的情况，由陈离向邓锡侯请示报告，减少邓会客的麻烦。邓锡侯同意了。以后又听说（陈离说的）抓了一个成都来的大特务，邓的副官长慌瑾怀说是他的“兄弟伙”，就私自放了。我们又和陈离商量，建立一个肃反小组，由徐济林作组长，负责查、抓、管特务及管制彭县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
　　12月11或12日，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发出了起义通电。据陈离说，因为邓刘看到卢汉9日的起义通电。刘文辉说了一句卢汉剪了他们的眉毛之类的话，邓锡侯才下决心通电起义的。通电初稿，是毛先生如何，蒋先生如何之类的词句，经陈离指出不像起义通电的态度，又才修改成后来的通电。
　　当时听说由成都方面出来的特务、反革命，运了大批武装和军用品去灌县和彭县西山。因此，我们又提出撤换伪崇宁县长，由邓锡侯部一个姓彭的副师长（被我军俘虏改造后释放的）作县长，我对推荐一个同我们有联系的进步人士原崇宁县伪乡长吴兰岩（现在温江专属）作副县长。主要目的，是控制崇宁县所属之安德铺（是成都通灌县和去彭县的必经之路）严格检查行人车辆，所带武器、军用品，全部没收。以后，我又去崇宁住了几天。
　　12月26日下午，陈离由彭县来电话（我在崇宁）说蒋军已全部撤出成都，他要回成都去看看，问我去不去，因此我和洪宝书同陈离一车去成都。当晚到牛范九家。吃晚饭时，从牛范九气冲冲的说话中，我才知道有个“川西人民保卫军”我是政委，贴出了布告，要接管成都市。牛范九说：“你们接管了成都，把我们邓先生放在哪里。”晚饭后，牛范九给我一张名片通过城里及城门口王瓒绪“剿匪军”警戒线的通行证。我去东门外一个纱厂里找的“川西人民保卫军”司令部，并找到田一平、罗髫渔4等，从此，我再没有去彭县，因此，对邓刘以后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我和邓锡侯只是在12月7日的早饭桌上见过一次面，和刘文辉除饭桌上见面外，还个别谈了一次。此后，也再没有和刘邓见过面了。上面说的那几件事情，都是通过陈离去向邓锡侯讲的。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邓锡侯刘文辉起义的全部经过情况

二、当时四川地下党在邓锡侯刘文辉起义期间参与活动的，据我所知有：
　　1、洪宝书（川东党的）
　　2、王一平、杨谦（他们自称是大邑县党或别的什么组织的关系）。
　　3、张伯言5（我在崇义桥见过一面，据说是成都市地下党组织的）。
　　4、胡春浦，因为陈离和我38年在湘北就熟，知道我的政治关系。
　　5、听说二野有几个同志带了电台同黄隐的侄儿一起住在伪95军军部黄隐处，我没有见过面。我和一个朱XX见过面，说是二野的，记不清是解放后还是去彭县，但肯定我没有和他谈过工作上的问题。
　　上述这几个人中，我和洪宝书因为是熊杨在广汉正式介绍的，所以在崇义桥，在彭县我们一直是一起商量工作的。王一平、杨谦6，我在46年-47年就熟，知道他们不是党员，只有进步倾向，也和一些党员有接触。因此，我在崇义桥见过王一平，在崇宁县见到杨谦，都没有问过他们的来历和底细。因为王一平和陈离很熟（据陈离告诉我，王一平55年在成都市公安部门劳改）。

三、张伯言的一些情况及我和张伯言接触的情况

49年12月7日下午（我和邓锡侯刘文辉同吃饭时，张伯言还没有到崇义桥），在崇义桥小学内我和张伯言见过一次。当时据说他是成都市委地下党的。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此，我叫洪宝书同他联系一下，我们一起交换一下对邓刘工作的意见。据洪宝书告诉我，张伯言不愿意同我接触的样子，并说我一些坏话（洪没有说具体内容），洪还连说“意见很大意见很大”。因而到彭县后，我的印象中，就再没有和张伯言接触过了，也不记得洪宝书向我说过张伯言也在彭县的话。

我在崇义桥怎样和张伯言见面的，谁向我介绍的，谁向我说到张伯言是成都市的这个具体情节，我记不清楚了。当时在崇义桥知道我的政治关系可以向我说明张伯言是成都市委的这类话的人，只有陈离、洪宝书，另外就是临时碰到的王一平三个人。究竟这三个人中，哪一个人向我介绍张伯言的，我回忆不确切了。好在这三个人都还在，可以找他们回忆一下。但我在这以前绝不认识张伯言。

至于张伯言是怎么去崇义桥的，通过什么人介绍给邓刘的，邓刘为什么信任他，他同邓刘见过面没有，见过几次，谈些什么，等等，我都不知道。

张伯言的特征：因为只有两次短暂的见面，我说不具体，我的印象，有二十二三岁，中等身材，圆长脸形，一般知识青年的样子，两次见面，好像都没有戴帽子。

成都解放后不久，我当时住在华西后坝小学路王彦立7家里（王40年前是党员，以后不是，但从43年起我一直把他作为进步群众在联系，49年王是成都启明电汽公司经理，现在成都市工商联）。有一个晚上，张伯言到我住处来过一次，说是看看我。当时另外还有几个人正在我那里聊天，大家东一句西一句都扯的解放后在成都街市上的见闻。所以没有同张伯言单独谈什么的机会。再则我当时想到他在崇义桥向洪宝书说的那些话，现在又来看我，我还在捉摸他的来意，所以我的态度上也显得有些冷淡，因此，他也没有谈什么，大约坐了二三十分钟就走了。究竟是张伯言一个人来的，还是同我另外的熟人一起来的，我也记不清了。可以找黄大洲8（当时是四川大学后面一个私立中学的校长。据他自己说组织关系，因为没有证明，所以我还是按进步群众联系的。解放后做四川大学附中校长，在王彦立处可以找的黄的现址）了解一下，是否同黄大洲一起来的。我印象中，张伯言来的时候，黄大洲也在，另外还有的人，我记不起了。

我在崇义桥见到张伯言，听说他们有几个人一起来的，还有女的等等，我有这个印象。但当时没有和那几个人见过面。因此，陈先泽、贺天熙、贺惠君等，我不知道这些名字，也没有听过，更不知道他们当时的活动情况。詹大风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

四、邓锡侯下面的军官参与彭县起义的人，据我所知，陈离是认真在做推动邓刘起义的工作的。一个黄隐，据说二野有几个同志在他那里，可能也做了些工作，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另一个谢德堪，同一些共产党员接触过，如我。听说川北有个王叙武9也同谢见过面。我同谢谈过一次，他表示，他是军人，邓锡侯怎说他就怎么走。但他是否向邓锡侯个别做过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朱戒吾、周□清、徐济林同党接触较早，但在彭县起义中，没有发挥什么直接影响的推动作用。万里、黄瑾怀、严哨虎等到在崇义桥和彭县，他们在邓刘起义通电上，也都有名字，但当时他们起过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其他还有邓部军官参与起义的事，当时我还见过一些人，但现在想不起了。

我对牛范九的看法。牛没有同邓锡侯去彭县，一直住在成都。但我认为，牛范九是邓锡侯那一段活动中同在成都招兵买马的“剿匪”总司令王瓒绪唱的“双簧”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具体事情我说不出。但从他向我说到“川西人民保卫军”时说“他们要接管成都，把我们邓先生放在哪里”这一句话中，就说明王瓒绪占成都，还是邓锡侯的，“川西人民保卫军”接管成都，就不是邓锡侯的成都了。

胡春浦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五日

（续前）

1  熊杨，中共党员。川东地下党，与胡春浦同为渠县人。政治上彼此知道，此前无组织关系。

2  洪宝书，川东地下党。逝前曾任四川师范学院（现“川师大”）党委副书记。

3  陈离，字静珊，邓锡侯部高级将领；因长期与共产党的关系过于密切，遭军统密查并追捕，被邓锡侯保护安排泸县专署专员。解放后任国家林业部副部长。

4  田一平、罗髫渔均为中共党员。1946年奉周恩来指示与胡春浦三人“组成小组，独立工作”潜伏在四川作上层统战工作。

5 张伯言，或为姜伯言。

6  王一平，又王逸平。据说死后于80年代后期恢复党籍。

7  王彦立，1937年在上海加入中共；1943年因病脱党，后恢复组织关系。

8  黄大洲，中共党员，解放后50年代恢复组织关系。

9  王叙武，亦为王叙五，中共川北工委书记。

回复 1# 王君
对了解“彭县起义”的史料作用价值较高。

文中“崇义桥”距成都不应是50华里，而应是18华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