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羌族释比文化实地调查的收获和体会

⊙ 作者：阮宝娣 祁庆富
　　在祁庆富教授的指导下，阮宝娣在多次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羌族释比与释比文化研究》，于2007年5月通过答辩。自2004年底至2006年11月，阮宝娣先后5次到羌族地区进行羌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调查重点是羌族的释比文化。下面介绍的是有关调查的收获和体会。

一、田野工作过程
　　1、第一次田野调查（2005年5月1日～10日）
　　2005年5月1日至10日，第一次实地考察了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绵虒乡的羌锋村、雁门乡的萝卜寨等地，主要任务是实地观察羌族民间信仰的现状，了解羌族释比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拍摄了村寨的一些照片，还拍摄了农民家里的装饰、摆设、神龛等的照片。此外，还与县政府的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请他们介绍了一些羌族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等多方面的情况。虽然这次实地考察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对释比文化等有了清晰的感性认识。
　　2、第二次田野调查（2005年9月初～11月4日）
　　调查地点是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调查重点是羌族释比文化传承的历史和现状。主要采用口述历史资料搜集的方法，与当地的9位释比进行了访谈。将访谈的全部内容录了音，并作了近10万字文字记录。由于调查录音资料太多，回到北京后又将其他录音内容进行整理记录成约40万字的文字资料。调查时，拍摄了500多幅照片，还拍摄了一段祭山会仪式的录象资料。
　　3、第三次田野调查（2006年6月～2006年8月）
　　这次调查的时间比较长，对释比文化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调查内容如下：第一，调查民间信仰仪式。在龙溪乡举办了大还愿仪式，从仪式的准备阶段开始，全程进行了摄像、摄影、录音等，另外当地电视台也协助我们拍摄了仪式程序的录像资料。在绵虒乡举办了还家愿仪式，全程拍摄了仪式过程。调查中，共拍摄录像资料16盘，照片资料2000余幅。第二，调查释比唱经。对绵虒乡的王治升演唱的释比唱经中的上坛经典、中坛经典等，并请他本人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成汉语，全过程都有录音资料。第三，调查释比图经《刷勒日》。现存的羌族的释比图经极少，能够解读图经内容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两种版本的《刷勒日》，拍摄了这两种版本的《刷勒日》照片和录像资料。第四，调查释比法术活动内容，如占卜、驱鬼、治病等，拍摄了大量照片、录像资料。第五，对释比的服饰、法器等进行了调查和拍摄。第六，调查了羌族的民俗、民间传说等。
　　此次调查获得了录音资料、录像、照片、文字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录音资料约50小时，录像资料22盘，照片资料4063幅，民间传说、民俗等资料近150万字。另外，还搜集了相当数量的释比各种仪式所使用的用品等。
　　4、第四次田野调查（2006年10月20日～2006年10月29日）
　　这次走访了释比余明海、龙国治、肖永庆、王治升等人，就释比图经《刷勒日》、释比占卜等内容进行了补充调查。遗憾的是，这些释比都不能完整地解读释比图经《刷勒日》的内容，只有龙国治、肖永庆能解读出几幅图经的内容。释比占卜中有代表性的扯索卦，目前仅有肖永庆一人会做。调查中拍摄了扯索卦的录像、照片等资料，并将调查内容都进行了录音，这是本次调查最大收获。
　　5、第五次田野调查（2006年11月）
　　2006年11月11日，现年94岁高龄的释比余名海溘然长逝，当地要为他举办羌族传统的葬礼仪式，阮宝娣应余名海家人的邀请赴川参加葬礼，并拍摄了葬礼全过程的录像、照片资料等。

二、羌族释比文化概况
　　释比文化源于羌族民间信仰，文化内涵体现在信仰观念、祭祀仪式、禳解仪式、崇拜活动中，主要包括神鬼观念、各种仪式程序及文化内涵、释比唱经、释比图经、法器、占卜、释比传承等。
　　1、释比
　　“释比”，是羌语对羌族民间祭司的一种称呼，又称“许”、“比”或“诗卓”，汉语称为“端公”。羌族民间信仰仪式和崇拜活动较多，无论是大型的集体祭祀仪式、小型的家庭祭祀仪式、丧葬仪式、婚礼仪式，还是驱除邪魔、治病、占卜等，释比都充当着崇拜仪式及活动的祭司角色。释比传承，学习者必须通过拜师仪式，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观摩、实践后，掌握了释比唱经的全部内容及与唱经配合使用的羊皮鼓的演奏技巧、羊皮鼓舞的跳法等，熟悉各种信仰仪式的程式和内容，掌握各种法事活动的方法和适用范围，精通占卜、咒语等，最后通过解卦仪式，才能成为正式的释比。
　　2、信仰观念
　　在羌族释比的心中，已知的和可知的世界被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个部分。天上，羌语称“目比亚”，是众神灵的所在地；人间，是民众生存生活的所在；地下，羌语是“尔莱迈茨尔迈茨”，是人死后要去的地方，是十八地狱的地方，是鬼的居所。这种观念在羌族民众心中也普遍存在。
　　羌族崇拜和信仰的神灵繁多，所有的仪式都要从天神开始。此外，还有地神、山神、地盘神、柜房神以及角角神、四角神、男祖先神、女祖先神、男保护神、女保护神、门神等。
　　羌族信仰的诸多神灵都没有明确的形象，除火神是以火塘上放锅灶的铁三角架子作为象征外，其他神灵或是以白石作为象征，或是在神灵所在的地方设置神位作为象征，或是在神龛上设置神位作为神灵的象征。
　　3、仪式
　　自古以来，祭祀、驱疫解厄、占卜问事等一系列仪礼和民族习俗在羌族地区普遍存在。信仰仪式和崇拜活动名目繁多，祭山会和还家愿是释比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种重要祭祀仪式，都由释比主持。
　　4、释比唱经
　　到目前为止的绝大多数羌族民间信仰调查和研究资料中，都将羌族释比唱经分为上坛经、中坛经、下坛经。这种分类方法，是按照不同释比唱经所应用的信仰仪式或法事活动的性质来区分的，即用于神事的唱经为上坛经，用于人事的唱经为中坛经，用于禳灾驱邪的唱经为下坛经。
　　然而，在我对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释比们则是根据具体的信仰仪式或法事活动，将释比唱经分为祭山会、还家愿等向神灵许愿或还愿的神事仪式所唱诵的释比唱经，打太平保护、招财、葬礼等向神灵祈求生活顺遂的人事仪式所唱诵的释比唱经，送鬼、驱邪、招魂等请神灵和祖师协助驱赶鬼怪、招魂超度的法事活动所唱诵的释比唱经等。
　　5、释比的服饰和法器
　　释比的服饰和使用的法器都包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猴皮帽、猴头、羊皮鼓等都是重要的法器。猴皮帽是羌族释比祈神、做法、还愿时都要戴的，非常神圣，尚未出师的学徒释比不准戴。传说由于金丝猴救过古代羌族释比祖师的命，所以就被看作释比的祖师神。羊皮鼓被广泛用在祭祀和驱鬼等宗教活动中，在不同的祭祀场合，击鼓的轻重缓急都不一样。
　　此外，重要法器还有猴头骨、法刀、法袋、兽骨、法铃、法冠、响盘、法印、神杖、符板、索卦、鸡嘴卦等。
　　6、释比图经
　　释比图经被称为《刷勒日》，或《六十甲子书》、《铁板算》等，是羌族释比用于唱经、占卜等的一种图画经典。释比图经，以麻布上沾一层白纸作为画底，用彩色颜料绘画，画卷为折叠式两面绘图。据初步调查得知，释比在做法事时，能够依据图画的提示，看图唱诵相应的释比唱经，图经的内容有祭祀、大葬、婚配、幸运、箭位、蛇神、驱邪、生肖、属相等，反映了羌族游牧、狩猎、农耕、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内容。遗憾的是，目前羌族地区的释比都不能够“看图唱经”了，只有个别释比能理解图画中关于“占卜”的图画意义。

三、借鉴前人调查成果
　　1、国外学者的田野调查
　　早在20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就开始了对羌族的研究。英国传教士托马斯·托伦士（Thomas Torrance）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到川西北高原的羌族地区传教、考察，并写了关于羌族历史、习俗、宗教的一本小册子《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美国学者戴卫·克罗克特·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 1884-1962）于1925年至1948年间曾多次深入到四川羌族地区，写成了《羌族的习俗与宗教》一书，书中还有作者在羌族地区考察时拍摄的大量照片，都是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
　　1988～1999年，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及現代中国学部助教授松岡正子来四川大学历史系留学，著成《中国青藏高原东部的少数民族──羌族和四川藏族》（日文）一书，2000年9月由日本YUMANI书店 出版。
　　2、国内学者的田野调查
　　国内对羌族的研究，除了古代历史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外，还有大量羌族历史、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1949年以前，涉及羌族的历史、生活、习俗等的调查报告，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清朝知县李锡书著《汶志纪略》[1]，祝世德修《汶川县县志》[2]，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3]，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4]，庄学本著《羌戎考察记》[5]，胡鉴民著《羌族之信仰与习为》[6]等。
　　1949年至1980年的30余年间，出版了一批有关羌族研究的调查报告和著述。主要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了《羌族地区土司资料汇辑》、《汶川县绵虒乡社会调查报告》、《汶川县雁门乡社会调查报告》、《羌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在对现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辖范围内进行了调查的基础上，将搜集的资料整理成《羌族调查材料》一书。《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羌族卷、独龙族卷、傈僳族卷、怒族卷）》[7]中的《羌族卷》，是到目前为止资料最丰富翔实的一部羌族宗教文化著作，其中收录了很多前人调查、研究的成果。李绍明、周蜀蓉选编的《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是一部重要译作。于一、李家骥的《羌族释比文化探秘》是一部是比文化研究专著。此外，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史志办和各个县的史志办等文化部门作为内部资料刊印了《西羌古唱经》、《羌族释比（许）文化研究》、《羌族民间故事选》、《北川羌族史略》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释比文化进行了研究。
　　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行释比调查的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调查地点、对象选择
　　（一）调查地点的选择与确定
　　在四川省阿坝州的汶川县、茂县、黑水县、理县、松潘县等都有羌族聚居，选择汶川县的龙溪乡、绵虒乡、雁门乡作为主要的调查点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第一，汶川县处于交通咽喉地带，与阿坝州的其他几个县相比，民族文化生态的改变明显要大得多，这对羌族文化和释比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影响表现得也最为明显。
　　然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交通条件是否便利等与释比文化的传承之间的不同步性却非常明显。绵虒乡紧邻成阿公路，交通条件优越，但羌族文化和释比文化都得到很好的传承，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还为绵虒乡的羌锋村题写了“西羌第一村”。
　　第二，汶川县的一些释比在以往的羌族文化调查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对羌族释比文化的内容掌握得比较全面，认识和了解也比较深。从他们个人的生活轨迹，就能透视出羌族释比文化的演变。
　　绵虒乡羌锋村的释比王治国和王治升、龙溪乡的释比余明海和朱顺才、雁门乡的释比袁真奇和张富良等人，多次接待国内外学者的调查、访问，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羌族释比文化传承的资料。
　　（二）调查对象的确定
　　传承人是调查的主要对象。首先要确定下来可以调查的释比人选。一方面从前人调查中寻找线索，另一方面，与当地有关部门及熟悉情况者沟通了解线索，在此基础上寻访。最后确定的调查对象有：萝卜寨的释比张富良、巴夺寨的释比余明海，羌锋村的王治升，巴夺寨的朱金龙，白水村的释比余伯伦等。

五、调查重点、发现
　　（一）调查的重点
　　1、释比口述史调查
　　释比口述历史的调查，分别选择了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的9位释比和茂县的2位释比，进行了逐个访谈。从释比文化传承个案入手，调查涉及到以下内容：
　　第一、释比的家庭、家族、个人生活经历等背景资料。
　　第二、释比文化的传承方式、过程和传承内容。
　　第三、释比信仰的神灵。
　　第四、祭祀仪式和崇拜活动的种类。
　　第五、祭祀仪式和崇拜活动的演变。
　　第六、占卜。
　　第七、释比的法器。
　　2、祭祀仪式调查
　　选择了祭祀仪式中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祭山会、还家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其中，祭山会仪式在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巴夺寨举行，94岁的释比余明海及释比杨贵生、朱金龙、朱光亮、余世荣等共同主持仪式；还家愿仪式在汶川县绵虒乡羌锋村簇头寨举行，释比王治升主持仪式。调查采用访谈、录音、拍摄录像和照片资料的方法，忠实记录了从仪式筹备到结束的各个环节的内容。
　　第一、调查仪式开始前的准备工作内容。
　　第二、祭山会仪式的过程和内容的调查。
　　第三、调查仪式各个环节的细节问题，主要通过提问的方式，请释比进行解释和说明。
　　3、释比唱经调查
　　选择绵虒乡的释比王治升为调查对象，请王治升逐段唱诵释比唱经，录制了释比唱经全部内容的录音资料。
　　请王治升按照个人的理解，将释比唱经逐段翻译成汉语。
　　（二）调查中的新发现
　　1、通过口述历史调查，对释比文化传承的方式、过程等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特别是对释比“解卦”仪式的内容、演变等的调查，获得了释比文化传承的第一手资料。
　　2、通过祭祀仪式的调查，对释比文化内涵、释比文化的象征意义、释比文化的社会功能等，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3、在调查中，发现了两部保存完整的释比图经《刷勒日》，并拍摄了全部照片、录像资料。
　　4、发现了一套象形文字符号系统，这套系统用于释比扯索卦占卜结果的记录，在全面调查了扯索卦的工具、方法、用途、意义等基础上，基本理清了象形文字符号系统的内涵。

六、记录、资料整理
　　1、口述历史资料的记录和整理
　　释比口述历史资料、羌族释比文化等资料的整理、分类和论文初稿的撰写。第一步，忠实记录原始资料。在田野调查中，对10位释比进行了口述历史的调查，并录制了约50小时的调查录音资料，刻录成光盘；整理出40万字内容。我将调查中录制的所有口述历史、羌族释比文化等内容，完全按照录音进行文本记录，共记录了近40万字的文本。第二步，照片资料的分类。将调查中拍摄的照片资料，按照所反映的内容，并配合文本资料的内容进行分类。第三步，分析研究。对释比口述历史文本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理清羌族释比文化的内容、释比文化传承状况、释比的生存状况、释比文化的现实状况等脉络。在此基础上，应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羌族释比与释比文化进行研究。
　　2、祭祀仪式资料的记录和整理。
　　祭祀仪式调查中，采用录像资料、照片资料、录音资料三种记录方式，记录了祭山会、还家愿两种仪式的全过程、唱经、通明内容等，并将录音资料整理成文本形式。
　　3、释比唱经资料的记录和整理。
　　释比唱经是用羌语唱诵的，在调查中，采用录音的方式，将所有释比唱经录制成录音资料，然后请释比按照本人的理解翻译汉语。并在后续的工作中，根据唱经录音内容，进行国际音标的记音。释比唱经的录音和翻译工作，在田野调查过程就已经完成，国际音标记音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是在田野调查结束后逐步完成的。
　　4、释比图经《刷勒日》资料的记录和整理。
　　释比图经《刷勒日》的记录采用录像资料、照片资料的方式，记录了目前发现的两种《刷勒日》。由于目前健在的释比，已经基本上无法解读《刷勒日》的意义，仅有三位释比尚能大致说出其中的一小部分意义，因此将这部分解读的内容进行了录音，并整理成了文本资料，作为后续研究和解读的参考。
　　5、释比法器资料的记录和整理。
　　用照片资料的方式，先将释比的法器记录下来，然后对法器的材质、尺寸等进行记录，再用录音的方式将释比对法器的说明记录下来，并整理成文本资料。
　　6、释比占卜资料的记录和整理。
　　用录音方式，记录释比对占卜种类、方法、作用等的解释和说明；用照片资料和录像资料的方式，记录释比占卜的过程、细节等；并将录音资料整理成文本资料，照片和录像资料分类整理。
　　7、丧葬仪式资料的记录和整理。
　　参加了释比余明海的丧葬仪式，拍摄了全过程的录像、照片资料，同时用录音的方式将丧葬仪式中的丧葬歌、对歌等的录音资料。

七、几点体会
　　1、羌族释比文化是民间信仰文化遗产的一个个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关注民间信仰，调查民间信仰。
　　羌族释比文化源于羌族民间信仰，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释比唱经是释比文化的核心内容，唱经中既有民族哲学思想、民族创世史诗、民族英雄史诗等内容，又有民俗文化、音乐、天文地理知识等。民间仪式、崇拜活动、法术、咒语等也都包含民族风俗、舞蹈、传统医药知识等内容。由于羌族历史上没有创制自己的文字，释比文化由羌族释比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口口相传，释比文化的内涵都保存在人的大脑里，会随着释比的离世失传。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关注民间信仰，调查民间信仰中蕴含的丰富民族文化内容。
　　2、阐释人类学“深描”论。“深描”的前提是“深入调查”。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Geertz ,Cliffod）在他的名著《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8]一书中指出，特别强调“深描说”。深描的前提是深入细致调查。在羌族地区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获取了大量释比文化的第一手资料，理清释比文化的脉络，才能够进行释比文化的“深描”，分析构成宗教象征符号所表现的意义系统，将这些系统与社会结构和心理过程联系在一起。
　　3、“深入”必须“身入”、“心入”（体验）。
　　在羌族地区进行了多次释比文化田野调查比较成功的关键是做到了“心入”。要想获得“深入”的田野调查资料，仅仅“身入”是远远不够的，至关重要的是“心入”。换句话说，不但要亲自进入调查地区，与当地人居住在一起，更要想法设法融入调查者的生活，与被调查对象融洽相处，用心理解和体会调查对象的文化。
　　4、真实性原则：客观立场，主位关注。
　　在田野调查中，坚持真实性原则，从个案调查入手，客观地观察、记录所调查的文化内容，并随着调查的深入，由点到面，扩大调查的范围，获得真实的、有价值的资料。同时，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
　　5、建立信任感：调查对象的“认同”。
　　获得调查者的信任，是调查顺利完成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一般来说，调查对象都相当敏感，调查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调查对象借以判断和认识调查者的依据。调查之初，应该从一些轻松的家常话题、日常琐事等入手，与被调查释比有了适当的交流，互相之间的陌生感减少，在气氛愉快的情况下，逐渐进入主题。对被调查者所说的内容，显示出充分的信任，并认真记录，不提质疑性问题。调查进行中，适当关心被调人的生活情况，说话有亲切感，逐渐建立彼此间的信任感。
　　6、口述史：传承人是重点。
　　口述史学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方法，是以调查访问的方式收集、保存和研究口头资料，是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口述历史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它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
　　羌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释比文化的内容都保存在传承人──释比的记忆中，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世代传承。采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将释比们记忆中关于释比文化的资料搜集起来，才能重新构建羌族释比文化的内容和历史发展脉络。释比作为传承人，是口述史调查的重点。
　　7、传承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物调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口头的，却与“物质”，即传承物息息相关，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中就有清晰地体现。与物质遗产、遗址、遗迹、文物、典籍等相对应的无形遗传、口头遗产、非物质遗产，以及那些以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民俗文艺、传统的表演艺术、民间科技、民间技艺、民间知识、民间工艺等为内容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等，都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中，还要重视相关实物的搜集和调查。
　　(选自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　注释
　　[1] 清朝嘉庆10年（1805年）刊印，清同治（1862～1874）时曾做了增补。后由汶川县史志办罗晓林等校注，汶川县史志办于2004年1月作为内部资料出版发行。
　　[2]祝世德在民国三十三年修成，后由汶川县史志办罗晓林校注，1997年10月作为内部资料由阿坝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
　　[3] 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
　　[4] 商务出版社，1936年11月出版。
　　[5]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出版。
　　[6] 原载于《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本，后收入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
　　[7] 吕大吉、和志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8]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