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岁尾,光明日报国学版邀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和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等大学4位校长聚首,讨论国学发展及国学学科建设。其间,校长们亮出鲜明观点:相关部门要给国学“上户口”,换言之,就是要让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获得制度化的合法身份,使国学以“学科”面目进入国民教育体制框架之内。(详见2009年12月21日和28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大学掌门人身份、“国学”这一逐渐升温的公共话语、突破现有学科格局的大胆设想,都使这次讨论备受读者关注。加之一些媒体相继跟进,对“国学学科”问题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拷问”,使其关注度呈“升温”之势。
坐而论道还需起而行之。“国学学科”建设能否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宏深考量及论证。日前,记者联系到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3位成员: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和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他们既是在文、史、哲研究领域各擅胜场的资深学者,又具有国务院学科咨询和学位评议专家身份。应记者之邀,3位专家以“身在此山”与“隔岸观花”的双重视角,从情感、学理到实践的多维向度,对校长们提出的“国学学科”问题进行了回应。
基调:以国学学科挽救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症”
【校长论点回顾】我们假如不能用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东西来表达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中之于现代中国、现代世界仍然有意义的内涵──如果我们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说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国家软实力的增加,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探究和理解,一定会遇到很大障碍。──顾海良
当前,大学校长们在国学教育实践中,深感缺失制度化的学科保障而带来的种种掣肘。假设真如校长们所愿,国学最终获得“学科”的规范和支撑,国学研究目前的颓势能否得以改观?在传统文化承续和重建已成共识的大背景下,怎样认识国学学科的意义?学科评议组专家们对国学学科建设有何基本态度?
“大师缺席”是曹顺庆教授眼中的学术思想场景,他悲观地对记者说,这是个“无大师时代”。“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国学学科的缺失,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在曹顺庆看来,今天的古典文化教育,多半是由老师讲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之类的“导读”,而不是由学生真正阅读和背诵元典文本。并且,所用的读本也基本是“古文今译”,这样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不复是文学元典了。他举例说,《诗经·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几句,余冠英先生译为“关雎鸟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余先生的今译是下了功夫的,但无论怎样今译,还是将《诗经》搞成了打油诗。还有译得更好玩的,“河里有块绿洲,水鸭勒轧朋友;阿姐身体一扭,阿哥跟在后头”。试想,读这样的古文今译,能真正进入中国古代文化吗?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恐怕还是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
曹顺庆进而说,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其实,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的“失语症”。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失语”。反观当今,很多中青年学者没有真正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诸子集成”,以致造成了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
“告诸往而知来者”,曹顺庆说,“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怎么样才能博古通今?设立国学学科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步。”
像曹顺庆一样,具有丰厚历史教学和研究经验的晁福林教授,也痛切地感到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学被抛弃太多了,不少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读不通古文、不了解古汉语”,“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表示,在这种背景下,校长们提出建立国学学科的倡议非常有意义,这体现了校长们的改革创新精神和忧患意识;同时,这些高校的国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实践也取得了不小成就,令人钦佩。晁福林希望借助光明日报这个平台,表达对校长们的敬意。
杨国荣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大学校长们对国学及国学学科的关注,对促进中华文化的认同具有积极意义。
定位:既不宜从单一的学科角度理解国学,也不能将国学完全排除在学科之外
【校长论点回顾】中国人对户口是特别重视的,户口是个要命的东西。一个人没有户口,什么也干不成。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要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要弘扬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可以把国学设为学科,能够让关于它的学习、研究、传播,包括让它的应用,都能够更加地系统化。──朱崇实
无疑,制度规范下的国学学科将为国学教育和研习带来秩序感和身份感,但国学与学科的关系比一般问题复杂得多。较起真来,“学科”一词本身就是个“舶来品”。以西方教育体系的“学科”来框范作为中国“整体之学”的国学,对国学的传承和发展来说是自缚手脚还是呼应时势?国学学科的设立对已经成形的高校学科体系来说,是扰乱秩序还是清整资源?
作为继续讨论的起点,杨国荣对国学及国学学科的关系进行了厘清。“对国学的内涵现在有不同的理解,就最宽泛的意义看,它首先与近代知识系统出现以前的思想、学术、观念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相联系,并以经史子集为其主要载体。”杨国荣说,“与之相应,国学具有二重性:就其形成于近代知识分化之前而言,它似乎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而就其涉及相关的领域、包含独特的知识内容、需要专门的训练而言,又具有学科性。”
对于国学的“学科化”,杨国荣持辩证态度,他说,学科化意味“分门别类”化,从学科的角度去理解、定位国学,相应地意味着以这种方式去规定国学,如仅以此为进路,或许会导致国学失去其本来形态;但另一方面,国学所具有的学科性,也为人们以学科方式对其加以理解提供了前提。“总之,我们既不宜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去理解国学,也不能将国学完全排除在学科之外。”
杨国荣表示,因为世界本身既具有相对确定、区分的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后者决定了单纯从一个学科去了解、认识世界,往往难以窥其全貌。认识真实的世界本身需要学科之间的沟通、交融,这种要求从一个方面显现了学科之间划界的相对性,并展示了学科联系的价值和意义。
与国学有相近关系的是异域汉学的研究，后者也为我们提供了反观自身的镜鉴。杨国荣说,一方面,汉学家所研究的似乎不是现代人文或社会科学分类系统中的某一学科,而是“汉学”或“中国学”,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折射了国学不同于具体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汉学家又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科训练,除了掌握汉语之外,他们往往又以相关的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等为背景,去从事不同角度的研究,尽管汉学家常常试图体现跨学科的特点,但其研究的成果总是有不同的学科侧重。在这些方面,中国近代的国学或国故学,与国际汉学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视阈:在“世界”背景下观照中国固有学问及国学学科
【校长论点回顾】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在文明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我们的文化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相得益彰,取长补短,共荣共存。我们从来没有说西方的东西不需要学习。西方的东西不但要学,还要好好地学,认真地学。只有在学习与比较当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纪宝成
当历史成为世界史,且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肇建国学学科,是该固守本土学术立场,还是该在“世界”背景下拓新学科视角和研究范式?文化的保守与激进这两种价值取向,如何在国学学科的动态发展中达到平衡?我们又能从前人的国学实践中继承些什么？
在杨国荣看来,对于国学学科,除了从中国文化的维度进行观察和定位外,还可以有更广的视域。他说,我们应超越地域性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看待这个世界本身。从以往的历史衍化来看,中、西文化在存在境域以及文化传统上都有自身的限定,这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历史背景往往在相关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自身的特定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前,人们拥有不同的世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人们则开始走向同一个世界,后者也要求我们在世界的视域之下,展开对世界的思考和理解。与此同时,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及其自我更新发展的权利,同样应当予以承认。未来文化、学术的发展,应当在以上二个方面的互动中展开。
讨论国学总无法绕开近现代的国学实践和那些国学大师,于今的国学发展和国学学科建设也能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晁福林说,从王国维到郭沫若,他们对古典文化非常熟悉,但仅凭于此并不能成为国学大师。他们所处的时代由于清代乾嘉之学的影响一直存在,所以国学底子深厚的还大有人在,但他们为何没有超越王国维等人?这是因为王国维等人吸取了西学的许多精华,从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来分析中国固有的材料,比如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郭沫若在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中采取新的观念,这是他们那个时代及其以前很多国学底蕴深厚的学问家所没有做到的。简而言之,这些国学大师的出现是国学和西学相结合的结果。同样,现在的国学发展和国学学科建设仍然需要国学和西学的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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