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建在社区：以沿海代工企业为例，说明建设新时期的执政党利益表达机制

　　支部建在社区：以沿海代工企业为例，说明建设新时期的执政党利益表达机制
　　（一）新中国工业化，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是联系在一起的
　　近期，在大型代工企业富士康发生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思。
　　在广东、深圳等地，存在着大量的代工工厂。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中国的内地劳动力流动与沿海加工业纳入全球生产链条结合的结果。以富士康为例，这些代工工厂的工人有些动辄就是上万人和几十万人。
　　广东深圳出现大量的代工工厂，说明中国的工业化与社会化的结合，有了阶段性的区分和发展。在这方面，如果我们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还不能够对此做出针对性的反应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在新的形势下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那么，我们传统的最大政治优势是什么呢？“传统的政治优势”用现在的政党理论来讲，就是过去我们拥有顺畅的党的利益表达机制。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最大政治优势是什么呢？”这句话还可以这样问：在过去的工业化阶段我们曾经拥有过哪些政治利益表达的政党传递途径呢？在今天，它又有哪些相应的变化内容呢？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深入探讨的。
　　过去工业化阶段，我们拥有最大政治优势或者说拥有顺畅的党的利益表达机制的表现之一，就是六十年新中国历史的前三十年工业化阶段，我们也引进了大量的国外工业化资源，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引进的156个工业项目并扩建鞍钢。
　　鞍钢的扩建、洛阳拖拉机厂的建设等，技术和资源都是从前苏联引进。对于这些工业项目可能造成的社会变动，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传递，从来没有出现过真空和迟滞的现象。哪怕这些工业项目动辄就造成了一个中等城市。
　　鞍钢在辽宁的建设、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在黑龙江的建设，都造成了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很多城市创造初期，也有很多的工人的家属留在了农村外地，而没有团聚的情况。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中国社会和家庭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暂时割裂，并没有导致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传递机制是完整和顺畅的。
　　都说工业化社会是对于农业温情社会道德和人性改变发展的最大考验，翻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可以看到，每一个工业化初期的国家，都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几千年农业社会之后，前三十年的工业化阶段，我们新中国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相反，在提供了大量农业积累的农村，曾经在某个阶段造成过突出的社会问题）。我们都把中国的工业化阶段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的社会问题，归结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但是这样的归纳还是太笼统了。
　　对于社会制度的不同进行细分，可以看出这里面一方面是由于执政党与政府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融合，使得工人阶级从国家层面得到了应有的利益传递。另一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被证明是具有高度人性和人情味的。在基层党支部的教育下，党员的作用和基层组织的作用，表现了那个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那就是个人把单位和组织当做家庭一样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互相爱护的精神（这一精神，在后来的市场经济阶段被认为是侵犯了私人空间）。
　　因此，那个时期的工业化阶段，社会变动极大，由于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传递机制中，伴随着人的价值和集体主义取向的建立，这些都适合了工业化大的群体生产和高密度劳动的精神与人文性的发展，因此，党在当时工业化初期对于社会的整合作用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以此看来，新中国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今天，广东深圳出现了大量代工工厂的新型的外来工业资源的利用形式，却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这一社会问题发展的趋势，就集中体现在近期发生的富士康事件中。
　　对这些问题的根源，已经有今天十分发达的社会学、心理学和媒体传播学等方面的专家，做出了种种分析和建议。
　　但是，把后三十年工业社会与前三十年工业建设衔接起来考虑，执政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传递机制的建立，这样的问题，无疑是更加应当讨论的。
　　（二）沿海大量代工工厂是工业化提升的表现
　　看看新中国后三十年、改革开放阶段的历次中共代表大会，重视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其中包括宏观利益和具体利益，都是党的总书记报告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在时代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前三十年单纯引进重工业化工电子技术资源这一引进工业化资源的方式的升级换代，也就是从过去的单纯引进技术和设备人才，发展到全面从制度因素和服务层次以及劳动力市场化、资本和竞争性的引进。
　　执政党的理论到实践，其中涉及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宏观利益的最大改变，就是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党的理论认为，对于中国工业化进行提升，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和转变，以便寻找到发展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及时和优化地配置各种经济要素和资源，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阶段。
　　改革开放，把过去单纯引进凝固和割裂的技术和人才，变成了动态和联系的整体经济优势的互补和引进。这里面，对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和对于更多的劳动者纳入和配套工业化资源，而又不占耕地和固定生产资料，提供了一个时代性的扩大舞台和载体。
　　不占用耕地和不增加固定生产资料配套资源的扩大就业，就意味着服务业的大量提升作用和利润的分割更加多元，甚至超出了国界、政治和民族的界限。这样的工业化，无疑是对前三十年工业化的制度性提升和产业化提升。无疑是最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宏观利益的。
　　因此，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关于制度改革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以及政治的相关改变，都是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利益的宏观表达。这里面的政治相关改变，就包括允许和鼓励资本自主组织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的选择，身处沿海地区的广东深圳的大量代工工厂就是这种方式选择的结果。
　　（三）富士康几十万人的小社会，不应出现党的利益表达真空
　　对照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三十年的工业化与社会配套进程，就会发现，计划经济体制更多的还是从农业等大量低经济效益部门提供积累给工业化各种要素，而在全球化阶段的市场经济，更多的是靠新兴服务业从国外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贸易链条重组中转移了大量高效益的资源和增值平台。
　　新型服务业在国家层面由于超越了传统政治界限，而部分起到了过去由执政党与国家高度集中体制结合产生的宏观作用，在这方面，执政党的退出是心甘情愿的。由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管经济的高度分割的部门管理，转向市场经济时期各城市领导的招商引资，改进软环境和服务配套，用GDP考核官员，从这一进程就可以看出执政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但是，工业化提升的进程由一部分市场自发力量自主完成，在社会问题的产生方面，就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这样的社会问题发生的结果，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将会发生脱离党的政治报告原先设定的利润增长和经济增长会自动服务于劳动者要素的初衷的情况。
　　由于历史原因，党的历次政治报告，在制定相关宏观表达劳动者利益政策方面，有着完备的表达和传递，但是，应当认识到的是，这里面的宏观利益与劳动者的关系不会自动体现出来或者说做不到完全百分之百地体现出来。党的由计划经济的主导者向招商引资的提升服务业的链条的组织者的转变，意味着允许价值的多元化和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自主性的发展。
　　党的这种宏观执政方式转变，影响到了微观的具体的基层组织价值观的体现。表现就是，今天的党的组织，通过活动和干部的示范，为工业化的要素服务代替了对于具体人的政治价值的引导。党的微观形象和基层组织，由于具体领导人围着资本和服务业的代表转，而发生了价值示范上的混乱。
　　其中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代工企业中，几十万人的小社会出现了社会主体──劳动者的价值体现的真空，出现了工人在自己周围找不到价值表达的载体和政治带给人的尊重感。
　　这与前三十年的工业化阶段，人的地位与党的利益表达机制顺畅连接形成了对比。
　　（四）工业化无论什么阶段，对于人的社会来说都是集体性的
　　改革开放，新中国后三十年工业化方式和占用资源权利表达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这里面资本的竞争性的引进和政治利益表达上事实上包括的为资本服务，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允许。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工业化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一个集体性的经济行为。工业化无论出于什么样的阶段，社会性中的集体主义都是连续的和本质的。对于这一社会本质行为的政党利益传导机制和表达机制形成，就必须体现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人与人的政治利益的共同性。
　　从富士康发生的社会问题，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党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后三十年的工业化提升阶段，失去了。失去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很多的新型经济单位产生以后，党的基层组织的传统价值传递已经不能起到作用。
　　第一，单位与党组织的配合，由于党的上层机关在宏观层次多元价值的体现，向下传导的价值必然是混乱的。例如，在劳动法刚修订完成，深圳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 年、2009年，加大了对于外商外资的扶持力度，以便维护更大群体的工人不失业。这些行动体现的价值向下传导的结果必然是混乱的。维持工厂和维持就业成了唯一，这里面体现的价值是针对各厂老板个体的，而有利于工人的集体价值体现，就无法在各个工厂特别是代工工厂的实践中得到体现。所以干脆在代工企业中就没有党的基层组织。
　　第二，单位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分割，是传统计划体制时期党政体制两条线做法的遗留。当时的两条线做法，一个是地方党组织的设立，可以保证把农业等低效益产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化中。另一条单位党组织的设立，则是保证了在工业化初期大量工人干部两地分居的时期，工人技术人员的高昂战斗性。但是在今天，地方党组织的设立保证了国际高效服务业的引进代替党政过去对于农业积累的转移。但是地方党组织长期没有基层建设。而经济单位配套的的党组织由于外资和资本性质组织生产被允许，也失去了活动舞台。空有其基层组织外壳。
　　那么，我们针对上述两条，就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一调整的关键所在就是几个字──把支部建在社区。
　　第一，“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单位工厂与党组织对应制度，转化成为社区与党的基层组织对应的体制。这样对于资本来说是一个制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社区党组织是国外资本竞争性社会政治选举的样式，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把这样的制约模式也学过来，是对于资本的特别是外来资本的制约。在资本来源国，党组织都是与社区对应的，对于这样的资本政治制约模式，资本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看到中国的党组织基层模式发生了这样的改变，焕发了活力，资本家们肯定是心虚的。
　　第二，把支部建在社区，这里的社区不是单纯居住意义上的社区，而是包括有当地工厂、商店、物业等一切经济单位的社区，或者说是选区意义上的社区。例如现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一带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是在包括东直门医院、青蓝大厦物业、交通银行分部等多个经济社会单位的职工的选举。2010年，在农村进城打工人口的选举权与城市居民实现了同票同权以后，在北新桥农贸市场卖菜的农民也可以参加选举。
　　这样的党组织与社区──选区的对应活动，将会在政治上提升过去单纯在单位体现集体主义的价值方式。让人民群众在政治选举中体会到活的动态的民主权利和党的活力，将会使得整个工厂特别是代工工厂的大量青年工人，得到政治上的价值体现。
　　而经验证明，政治上的价值体现和普通劳动者通过政党活动建立了利益表达机制，曾经在历史上，我们初期工业化时大量工人技术员与家属两地分居的时候起到了重大的价值体现作用。
　　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党的建设及时跟上新的形势要求，实现创新，建筑在这样的价值体现基础上的党的利益传导机制和表达机制才是健全的，才是跟上了时代的。
　　明年、2011年，将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中共建党纪念的整数年。
　　我们应当意识到，年代的跃进、时间的进展不光是一个单纯时间坐标的延伸，而且更应当是社会发展深度的刻度体现。
　　由富士康事件引起的全社会思考，思考的广大参与者，应当把自己的思考与这个历史纵横坐标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激发我们的历史感和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