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一任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小时候爷爷曾对我讲，“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不解其意，爷爷还曾说，“古时候定制，文官出省，武官出县”。今读了下文后，翻然有悟而赖何如哉？「一条江（张星誉）按语］

今全文照录新华网刚发的两篇文章于下：
        第一篇：如何把权力装进“笼子” 让“一把手”正确行使权力

2011年02月16日 08:37:08

核心提示：近年来，“一把手”腐败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一把手”成腐败高危人群，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一把手”容易犯罪？如何把权力装进“笼子”、让权力安全运行，怎样让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正确行使权力，仍然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党内民主建设需要进一步破解的课题。

警钟长鸣：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仍处高位

于昌伟绘

“一把手”成节日腐败高发岗位

节日里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往往内裹礼仪“糖衣”的权钱交易，一些人由此痴迷于“节日情结”，一些人由此患上了“送礼焦虑症”……其中，“礼尚往来”的“主角”，多是掌握着“一锤定音”权力的“一把手”。各级“一把手”也因此成为节日腐败的高发岗位。

"权力潜规则可把制度变儿戏" 落马县级一把手建言反腐

县级一把手既意味着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又意味着权力不小，甚至“我的地盘我做主”；少数一把手在大权独揽之后，也为缺乏制约的权力所害。记者近日走访部分落马干部发现，这些当年的县级一把手们，如今在监狱中反思最多的，除了自己的贪欲，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诱惑。

“一把手”成节日腐败高发岗位 中央地方探索限权

　

　　节日里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往往内裹礼仪“糖衣”的权钱交易，一些人由此痴迷于“节日情结”，一些人由此患上了“送礼焦虑症”……其中，“礼尚往来”的“主角”，多是掌握着“一锤定音”权力的“一把手”。各级“一把手”也因此成为节日腐败的高发岗位。
　　透过形形色色的节日腐败案件不难发现，虽然反腐倡廉机制、民主监督机制不断健全，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依然频频“出事”。如何把权力装进“笼子”、让权力安全运行，怎样让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正确行使权力，仍然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党内民主建设需要进一步破解的课题。
　　在用人上易“一言九鼎”
　　“程序空转”让用人制度形同虚设
　　这是一起荒唐的诈骗案。山东省齐河县警方在侦破一起案件时发现，只有小学文化的无业游民时国祺雇人仿冒县委书记的签名，竟让33人顺利进入该县各党政机关工作。虽然骗术不“高明”，但骗子却成功地钻了回“一把手”说话“顶用”的空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一把手”在用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仍有不小的空隙。
　　“一把手”在人事任免权上的“一言九鼎”，给买官卖官者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完全操控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科局级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
　　同样，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原区委书记李玉麟因卖官落马。在受审时，他坦承，在乡镇干部的任用上，区委书记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如果没有我的同意，他就不能当上这个官。”
　　据湖北武汉市纪委2009年的统计，2002年以来，武汉市因贪污贿赂受处分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44%。
　　“为什么总有人逢年过节给‘一把手’送礼，就是看重他们在用人问题上有‘一言九鼎’之权。在某些干部眼里，要想升职进步，必须先把‘一把手’搞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分析。
　　应该说，随着《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公务员法》等一系列党纪法规的出台实施，特别是一些地方推行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把手”的用人权。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一把手”通过“个别酝酿”或在召开常委会时加以“引导”等种种办法，绕过了“关口”，仍然可以按自己的意图选任干部。
　　让“程序空转”，是近年来发生的买官卖官用人腐败案件的一个典型特征。有的地方“一把手”不带头遵守制度履行干部选任程序，将制度和程序玩弄于股掌，乐于搞“先拍板后走程序”，甚至出现“班子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普通问题、少数人参加的会议决定重大问题、个别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核心问题、一对一的口头交待决定特别重要问题”等非正常情况。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用人上，就很“善于”预先圈定拟提拔干部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结果，所有的干部选任程序在他这里都失了效，当县委书记仅仅8个月，他通过批发“官帽”受贿及不明来源的财产就高达500多万元。
　　“‘一把手’能够轻松绕过程序，说明他的用人自由裁量权还是过大，正因为‘一把手’有这个权，才容易滋生各种买官卖官的‘细菌’，‘节日腐败’现象就很难杜绝。”刘旭涛表示，这也反映出干部人事制度还不够完善，改革的空间还很大。

在决策上易“一锤定音”
　　“一把手”“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
　　插手工程项目，暗中牟取私利，是“一把手”涉腐的另一表现。2005年震惊全国的山东省青岛市房地产腐败大案主角之一──青岛市原市长助理、崂山区委原书记王雁在担任区委书记期间，先后10多次在土地出让、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款结算等环节为开发商谋利，收受贿赂共490多万元。
　　同样，2007年被判刑的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原区长季汉平，任职期间也在工程建设、拆迁、土地征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款物合计135万元。
　　2009年获刑的安徽省巢湖市原市委书记周光全，更是个典型的“用人一言堂、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的“三一”干部。在他任市委书记的57个月间，共受贿400多万元，很多事都是他说了算。
　　据统计，2007年至2010年，湖北省发生国土资源系统各类违纪违法问题113起，其中因在土地、矿产管理工作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而被查处的经济犯罪案件23起，涉及国土部门“一把手”8人。
　　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表示，“一把手”易“出事”，根子就在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在一些地方，人权、财权、物权往往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导致“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
　　“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因受贿被判刑的河南省一位原县委书记这样感慨。正因为“一把手”说话太管用了，下属们都争先恐后地讨好他，光逢年过节向他“进贡”的礼金就达100多万元，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工作”上给予“关心”。
　　按职权划分，书记管干部和大政方针，县(区)长管政务，但实际上党委书记对行政事务“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一位落马官员表示，为了插手政府事务，党委书记可绕开制度钻空子：成立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组长由书记或副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区长或常务副区长担任，将书记个人的意志“一竿子插到底”。

要立规矩更要执行规矩
　　对“一把手”限权是监督也是爱护
　　如何有效监督“一把手”，规范其用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
　　2010年，中办颁布了《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组部同时制定了《干部选任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3个办法。这4个文件相互配套衔接，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任监督体系，力图堵住“买官卖官”的后路。
　　事实上，早在2002年，中组部就在吉林、浙江、湖北、四川4个省，试水“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目前，这一试点已扩至17个省(区)。同时，各地规范“一把手”用人行为的措施不断出台：浙江瑞安实行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提名干部制，吉林桦甸提出“隐形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湖北谷城实行干部选任全程记实制……
　　尤其是近年来，各地越来越多地用票决制选任干部，层级也越来越高。目前，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委讨论干部任免均实行常委会票决制，对重要干部的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2004年，四川省委全委会首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厅级“一把手”；到2009年，浙江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党委常委会干部任用票决制全覆盖……
　　“为防止出现程序空转，还必须在票决制的执行环节进行科学设计。”张荣臣强调，有时候，技术问题能够直接导致决策民主的效果，“如果票决时，常委们都挤在一起，同意的打‘√’、不同意的打‘×’，那谁还敢在‘一把手’的眼皮底子下表达真实意愿？”
　　2009年，深圳宣布实施《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以20条具体规定对该市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分解，并设定了清晰的“禁区”，对该市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权、钱、人”等重点权力设限、监督。作为国内首次明文约束党政“一把手”权力的法规制度，《规定》建起了监督也是保护党政“一把手”的制度屏障。
　　肇端于江苏睢宁县、河北成安县、四川成都武侯区等地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则试图将一级党委领导的公权力放到一个四壁通透的“鱼缸”内。2010年，由中纪委、中组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将已低调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引到台前。
　　“建立规章制度固然重要，但严格把制度从纸上落实到工作中，则更为重要。”刘旭涛认为，很多“一把手”落马，不是监管制度缺失，而是因为制度执行不到位甚至失效造成的。
　　今年正逢集中换届年，这也成为用人不正之风的易发多发期。不久前，中组部明确提出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干扰换届”以及“17个不准”、“5个一律”等纪律要求，同时强调要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
　　记者注意到，国家预防腐败局也在日前印发的2011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今年要推进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对‘一把手’限权，既是反腐的需要，也是对领导干部的爱护。”张荣臣表示，不能等到“一把手”出了问题时才一把“撸下”了事，而更应在制度的设计和落实层面上多下功夫，让他们没有机会腐败。本报记者：盛若蔚

一条江转文

第二篇：“权力潜规则可把制度变儿戏”落马县级一把手建言反腐

2011年01月21日 10:32:50　源自：半月谈

　　县级一把手既意味着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又意味着权力不小，甚至“我的地盘我做主”；少数一把手在大权独揽之后，也为缺乏制约的权力所害。记者近日走访部分落马干部发现，这些当年的县级一把手们，如今在监狱中反思最多的，除了自己的贪欲，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诱惑。
　　“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
　　“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这一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一些地方官场的真实生态。接受采访的落马一把手们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他们的话都是“绝对真理”。
　　“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因受贿被判刑的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说，正是因为一把手说话太算话了，下属们都争先恐后地讨好他，光是逢年过节向他“进贡”的礼金就达100多万元，目的就是希望“书记在自己工作和个人进步问题上关心和支持”。
　　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告诉记者，一把手的核心权力就是对人、财、物、事的拍板权。在担任县委书记的4年间，从来没有人在他拍板时提不同意见，唱反调的更没有，“在县域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说了算。”绝对的拍板权让他有了诸多权力寻租的机会，到县里搞开发的房地产老板先后送上100多万元，希望得到他的“关照”。
　　一把手权力炙手可热，一旦有人敢于坚持原则，提出不同意见，往往会遭到排挤和打压。记者了解到，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在位时，曾经在县委常委会上呵斥发表不同意见的县长：“你这县长才当几天，就想当家？等你当了书记再当家吧！”这名县长为此气得大病一场，后来主动要求调离。如今因受贿在监狱服刑的这名原县委书记对记者说：“书记和县长区别太大了，书记说了算是规矩。”

一把手在一个地方干得越久，往往一言堂的情况就越突出。四川省西部某县原县委书记回忆说，在当了6年县委书记后，几乎所有的下级都是他提拔的，都对他感恩戴德，他每次民主测评都是满票，说什么就是什么，绝对没有半个反对的声音，“到后来都不需要说了，我使一个眼色下面的人就知道该怎么办”。这名37岁就当上县委书记的被采访者说，听到的都是颂扬，看到的都是笑脸，那种状态让人很容易飘飘然，不知不觉间自己从自信、自负走向狂妄，出事就成了必然。
　　记者点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些落马官员并不是天生的腐败分子，有的还曾经是“优秀县委书记”，但他们最终因缺乏监督的权力而迷失自我。这些落马干部的经历，提示我们应该好好反思制度上的漏洞。
　　“权力潜规则可把制度变儿戏”
　　接受采访的落马干部表示，近年来，国家对规范权力运行和强化监督出台了很多制度和规定，但在一些地方作用有限，某种程度上处在“空转”状态，甚至“民主程序”“集体决策”成为乱拍板、乱决策的“挡箭牌”。重要决策大多是一把手在小圈子内商定好后，再冠冕堂皇地走程序，其他班子成员都心照不宣，形成了“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的潜规则。
　　因受贿被判刑的河南省某市开发区原党委书记举例说，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任免从程序上要求一把手最后发言和班子成员票决，但在上会之前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条件没有成熟绝对不会上会，哪怕禁止一把手发言也一样会通过，“票决也是同样道理，我们党委班子也就9个人，谁投了反对票一目了然”。
　　重庆一落马干部告诉记者，从他任区长近10年的经历看，“很多时候，权力的潜规则可把制度变儿戏”。比如，书记管干部和大政方针、区长管政务是明确的职权划分，但实际上党委书记对行政事务“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为了插手政府事务，党委书记可绕开制度钻空子：成立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组长由书记或副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区长或常务副区长担任，将书记个人的意志“一竿子插到底”，这种现象十分普遍。

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透露，在“权力寻租”高发的重大工程招投标上，县委书记为了避嫌，一般都不会担任招投标领导小组成员。看起来一把手没有插手，但实际上，自己想让哪个企业中标，可以冠冕堂皇地向招投标小组“推荐”某某企业实力强、质量好，而招投标领导小组组长一般都是县长担任，“他敢不听一把手的话”？
　　记者点评：权力监督流于形式的现象表明，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不可能对一把手权力形成真正的监督。
　　“失去监督使县级一把手成危险岗位”
　　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说，现在一把手是高风险岗位，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军事、国防方面没权外，其他几乎都能管，权力大，监督少，出事概率就高。和他同一期参加党校县委书记培训班的6名县委书记，目前有3名“同学”与他在同一所监狱服刑。
　　记者采访这些落马干部时深深感到，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亦进入了深水区。如果仅仅将腐败频发的原因归结于干部信仰缺失、腐化堕落等个人因素，往往会掩盖一些制度上的问题。就像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所说，干部前“腐”后继，也要从制度上反思，权力监督和制衡是不是远远不够？
　　反思自己的堕落历程，许多落马干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权为民所用”，必须要解决干部“只唯上、不唯下”或“多唯上、少唯下”的问题，让民意真正能够影响干部的前途。
　　“我认为当官最重要的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跟上级关系不好，干得再好也是白干。”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谈教训时说，除了上级之外，谁也不能左右自己的想法，老百姓的意见，听听就行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尤其是在征地、拆迁等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中，只要上级有要求，这些一把手们的选择往往是以损害群众利益换取上级满意。河南省某市开发区原党委书记说，开发区征地拆迁量大，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矛盾多，是“照顾领导意图，还是照顾群众利益”曾让他很难决策。作为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也认为上级定的补偿标准低，对农民不公平。但为了自己的“位子”，补偿标准再低也得强制执行，不行就调集公检法队伍对付老百姓，有人到北京上访就截回来。
　　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认为，现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还是存在一言堂现象，用干部领导说了算，而不是多数人说了算。如果领导有眼光，用了一个素质比较全面的干部，这个地区就稳定发展，反之就不断折腾。他说：“什么时候干部升迁由多数人说了算，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性选拔，官场生态就会更加健康。”
　　记者点评：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使官员们自觉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政府改革向县治突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干部体制改革。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半月谈》记者：黄豁 殷耀 叶建平）

一条江转文

见了以上两篇文章后你可以试从以下几方面理解一些问题，些许对你有益：

一、什么叫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二、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什么叫社会国家资本主义。

四、什么叫权力经济。

五、什么叫官僚资本主义。

六、什么才叫“资本”。

七、中国未来的走向。

八、中国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而强盛。

如何把权力装进“笼子”，就是宪政呀！

宪政就是限政哈，不能让权力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