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一个音乐学家的社会责任

──由“非遗”与“原生态”想到的
　　做学问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般人可能做不到。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把民族看得比家庭重，家庭比自己重，这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任何时候，面对民族大业，面对关系到许多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命运的时候，哪个才更重要？这一点，是一个音乐学家始终应该记住的一个道德标准。　──田青
　　演讲人：田青
　　简 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音乐研究所所长、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及创作、批评，主要致力于佛教音乐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近年来尤其关注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版著作有学术论文集《净土天音》、《捡起金叶》，长篇论文《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史》、《杨荫浏与宗教音乐》等。

音乐学者不能脱离社会实践
　　我是研究音乐学的，对我自己而言，在音乐学家有限的一生里，以其有限的生命和精力，究竟应该做什么？学习、研究学问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一个音乐学家仅仅是做一个书斋里的个体学者或追求心目中真理、正义的个体生命，还是把所思、所想跟社会贴近，同时把所学、所得回馈于社会？所谓“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敢一字空”、“文章寸心知”，学者往往甘于做一个边缘的存在，但是学问、知识、见解却和社会渐行渐远。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作为一个学者、学人，可以不为物质所动，可以不为社会潮流所左右，也可以甘于寂寞，但是假如其所学、所思、所想能够从正面对社会有所裨益，岂不是更好？
　　我长期以来之所以从事实践性工作，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于我的导师杨荫浏先生。杨荫浏先生是中国音乐史学的泰斗，也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的《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和至今不可逾越的高峰。虽然有很多时代思想观念的局限，尤其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但是至今没有学者能够在中国音乐史学术研究的深度、广度超越他。
　　除了《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杨荫浏还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了很多事情，他的研究始终和音乐实践密切关联，这一点更是很少有人能超越。去年哥本哈根中欧文化论坛上，欧洲音乐家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用竖笛吹奏了一首曲子，就是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扬州慢》。杨荫浏先生从西安古乐乐谱找到钥匙，对《白石道人歌曲》中的旁谱进行解译，这是现在仅有的能够百分之百肯定是或者接近宋代音乐的十七首歌曲。还有大家更熟悉的《二泉映月》，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中央音乐学院听了《二泉映月》，他说这是应该跪着听的音乐。当年一个乞丐的内心流露出来的音乐，竟然在几十年后，极大鼓舞了一代人！在中国历史上，像阿炳这样的盲人音乐家，不知道有过多少。假如半个世纪之前，没有杨荫浏这位音乐学家为瞎子阿炳录下了六首传世之作，中国人不会有人知道有阿炳这个人，他的六首曲子也会随着他的名字一样，在风中飘散。他命如草芥，就是一个乞丐，靠卖唱为生，他的生命和他的音乐一样“不值钱”。假如没有杨先生的努力，就不会有中欧文化论坛上姜白石的音乐；假如没有这位音乐学家，假如没有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是苍白的。
　　杨先生这位后学非常敬仰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学问和实践的呢？是怎么做一个音乐学家的呢？杨先生研究律学，第一要作声学实验而不是数学的计算。最重要的是，他研究了律学和乐学之后，最后到乐器作坊里，告诉做乐器的师傅怎么给笛子钻孔、给琵琶贴品音是准的。很多人把律学作为绝学，认为它远远脱离了实践，但杨荫浏没有把这门学问仅仅放在纸面上。杨先生是基督徒，他研究宗教音乐，用了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作为总编编了一本《普天颂赞》，这本书的印刷数量是惊人的，从上世纪30年代直至今天仍在使用。
　　正因为杨荫浏先生重视实践，所以他一直在学术生涯中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其清醒程度有时超出人们的想象和理解。作为杨荫浏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始终记得当年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情形。杨先生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不懂音乐！”邓丽君的歌曲刚兴起时，几乎撼动了整个中国社会，有的人写文章把她视为洪水猛兽，认为邓丽君是资产阶级，她的音乐应该批判，不应该听。结果杨先生却说，资产阶级都瞧不起邓丽君，听她的歌，喜欢她的都是普通百姓。杨先生知道邓丽君的音乐里面有当时中国音乐最缺少的东西──一个普通人的感情：哀愁、哀怨、欢乐、爱情、向往。杨先生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因为他始终不脱离音乐，他会唱昆曲、吹曲笛，音乐实践、音乐欣赏贯穿他的一生。
　　杨荫浏先生有社会责任感，他要给社会做些事情。虽然给琵琶贴品、给笛子钻孔是小事，但是他亲自去做了。追究起来，我自己之所以关注当代音乐的发展，并且尽绵薄之力，是受恩师的影响。

要唤起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自觉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来自日本的“无形文化财”。日本松浦晃一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将此观念带到联合国大力推行。我国由英文翻译，就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刚刚传入时并未得到普遍重视。2001年昆曲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的时候，我国的报纸多是在文化版以“小豆腐块”的版面刊登。只有《光明日报》放在头版，但也在很不起眼的右下角。而与此同时，日本的“能”被批准，日本朝野各界一片欢呼之声，各大报纸均为头版头条，我国在这方面的意识比日本人要晚很多。
　　2003年申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评选委员会──认真阅读各项申报材料，最终讨论决定申报古琴艺术。当时用了3天时间编纂了十分钟的汇报片。关于古琴的历史部分主要是现有纪录片的剪辑，而当代琴人演奏部分是青年演奏家林晨和白云观闵志亭道长。最终申报顺利通过。与此同一批申报的所有项目中就有纳西古乐，但是它的申报书上“精确”的数据从古代音乐史上看不到任何根据，比如称“白沙细乐”比海顿的第一交响乐要早400年之类。后来我在《艺术评论》上发表了毕生研究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民族器乐集成》云南卷主编、云南民族音乐学家吴学源的文章，认为纳西古乐就是汉族洞经音乐，而且并非只有丽江独有，大理、昆明等地都有。结果引发了一场官司，一度成为社会的焦点。由此也引发了我的思考，音乐学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所谓真善美，宗教家追求善，艺术家追求美，学者则追求真，求真、求真知、求真理！求真理就一定要捍卫真理。虽然神圣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是起码学者还是应该有追求。有追求才有所捍卫，有坚守才有所捍卫。身为云南学者的吴学源先生，为此长时间受到各方面压力，可他最终坚持了一个音乐学家的操守、社会责任感，坚持了真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不为人知，后来通过学者们的呼吁，有些人敏锐地看到了背后的商机、利益。到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里我还想谈谈韩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心态问题。我曾经专门写过文章讲“江陵端午祭”。当时中国媒体一石激起千层浪，责备韩国抢报端午节、责备中国政府不表态。但事实上韩国申报的是“江陵端午祭”，这与中国端午节已经非常不同，完全是另外一套祭祀。尽管如此，韩国申报文本的第一句就申明端午的习俗是从中国传入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韩国的学术界没有犯错。中国文化被韩国保存至今，韩国的文化追索、寻根有些时候的做法的确不够科学。不过我们要感谢韩国人，他们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索，值得中国人学习。
　　我曾经在我的《文化自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文中提到凡是对自己民族文化保护好的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全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比如，“无形文化财”的观念从日本开始，这个国家一方面非常现代化、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又非常传统；他们一方面以现代化的东西为自豪，另一方面又为传统自豪；一方面为自己的日新月异自豪，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的亘古不变自豪。这一点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改革开放短短30年里国家的面貌改变这么大，我们在自豪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定担心？担心传统文化的断代。现代化像一块巨大的橡皮，把历史抹掉，把祖先的痕迹抹掉，把那份温润地带着祖先体温的文化抹掉。所以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是非常必要的。日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欧洲也非常好，比如巴黎把每一个街景都当成遗产不能随便改变。不过日本也经历过崇尚“维新”的过程，而且走得更远。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举国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把“全盘西化”作为口号提出。所以在明治维新之后一段时间，日本歌舞伎真的按照西方歌剧改造，也用西方的发声方法；相扑被作为“野蛮的裸体游戏”明令禁止。但是现在，民族感情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是二战的失败让日本民族深刻地反思，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军队，可以没有独立的经济，但是只要还有“能”、还有歌舞伎、还有三味线，还有寿司、和服、花道、茶道，日本民族就还在。日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文化自觉，韩国也是一样。
　　中国从五四就开始反思。但是反思的主流结论是我们的文化太差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共性的结论，代表是鲁迅、陈独秀。一批学者主张汉字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对汉字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当时还主张“拉丁化”，要用拉丁文、用拼音字母代替中国汉字。而现在台湾学者希望两岸联合申报书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是，联合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些基本要求，首先是有价值，同时还要看濒危程度、濒危性。中国申报没有被批准的项目，例如中国传统白酒制造技艺、少林功夫，都是因为没有“濒危性”而未被批准。汉字也一样，13亿人在使用的文字，不可能被保护。现在大陆使用简体字，台湾学者还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其实，第一，简体字不是近代才发明的。实际上，汉字不断简化是使用者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根据实际需要而不可遏制的一种自然产生的潮流。简体字，最早使用是在什么时代？我在巴黎研究敦煌变文的时候看到大量反复出现的“ササ”二字，后来发现那是“菩萨”两个字。早在唐代，和尚就用两个草字头作为菩萨二字的简体字。此外，简体字是一批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过研究，内容基本是古已有之的俗字和异体字、草书。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4亿文盲，简体字是扫盲所需要的。而且，繁、简体的差异并未真正造成两岸交流的隔阂，当今的简繁转换只不过是电脑的一个转化键而已。最大的问题反而在于，电脑的普及让人们把汉字的手写丢掉了，很多学生都不会写字了。这倒是两岸应该共同面对的问题。书法不可避免地从生活当中退出去，在将来会成为一种修养。
　　近几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虽然起步晚，但速度快、力度大。我国建立了一个县──市──省──国家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当很多东西濒危、需要紧急保护，而另一方面国民文化自觉又迟迟不能形成的情况下，学者和政府从上而下地努力，造成很长时间里，只重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县、市、省级不重视。现在正在努力把这个“倒金字塔”形给纠正过来。目前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两批有1028项，第三批正在公示的有190项，全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7000多项，县级更多。这些项目的评选是通过大普查，我们学习法国人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精神，从市、县到文化馆，并且搞人海战术。例如浙江省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查的时候，两年动员了23万人次，每个村子都有三老：老文化人、老村干部、当地老师(教育)。在这个普查基础上，从县一级开始，全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97万项，基本做到了摸清家底。
　　但真的完全摸清还很难。面对民间，面对这么广大的国土，56个民族，这么丰富的民间民族文化，每个人知识都是有限的，我们常常会发现意想不到的东西的存在。比如今年的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坡芽村的原生态演唱《坡芽歌书》。歌书记录在布上，上面81个图画，每一个代表一首歌。村子里的人一看图就知道是什么歌。他们唱同样一首歌，对唱的时候男、女是两个不同的调子；合唱的时候男、女唱一个曲调，但是在两个隔着四、五度的不同调性上唱，音响非常和谐。以至于让人怀疑这究竟是真的原生态、还是当地文化馆事先排练的。结果调查发现，当地真正的农民就是这样歌唱的，他们坚持自己声部的能力非常强，从头唱到尾，哪怕中间有断开“说”的部分，还是会找到原来那个调再唱下去。这种能力，就是最好的合唱队也做不到。所以，民间的歌唱真是让人感觉到以往对声乐的理解太肤浅了。

有比学术探讨更重要的
　　当今社会从冰箱广告到市井咸鱼都打出“原生态”的招牌，这个词是如此地深入人心。音乐学者现在常指出，“原生态”的命名是不够准确、也不科学的。“原生态”最初并不是音乐学家提出的，而是媒体先提出，继而大众接受，然后音乐学家也随之使用的过程。现在音乐学界争论是否要为之重命名，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能够找到比“原生态”更准确或准确一些的词，又有什么办法让全社会接受这个新称谓呢？就算音乐学家真的能够统一各家意见推选出比较好的新称谓，但又有什么办法让全社会的人接受它而不再使用“原生态”的提法呢？以音乐学家微薄的声音，是绝无可能的。
　　其实，不但“原生态”唱法的命名不科学，其他美声唱法、民族唱法、流行唱法(通俗唱法)的命名，都不科学。关于艺术风格、流派的词，绝大部分都是约定俗成的，都“没道理”。最典型的是印象派，当时记者写文章提出“印象派”以后，所有印象派画家全部反对，但是反对却完全无效。所以不仅仅原生态，几乎所有都是约定俗成，都“不科学”。我觉得，音乐学家可以做学术探讨，但一个音乐学家，还有更有意义的工作做。
　　如果能通过我们的绵薄之力，把一个已经边缘化的、被人们遗忘的、古老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推到主流中来，让年轻人认识、并逐渐产生感情来传承它，并在此过程中让普普通通的农民、牧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比自己写一篇“科学”的文章更有意义。如果真正改变人们的社会风潮，甚至能够让社会舆论向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转变，哪怕只是一小步，哪怕所做的所有工作都不是尽善尽美，甚至还不够好，那也比仅仅自己写一篇文章成名成家要有意义得多。
　　一个人如果坚持自己的“初心”，并且始终有一种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做些事情的愿望，一旦机会来临，你会把握它、会不辜负它。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电视歌手大奖赛担任评委，初赛时，每天听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歌手演唱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参加比赛的这么多选手，唱的就那么十几首歌，百分之四十的歌是重复的，而且不同的歌手从音色上根本分辨不出来。当时在点评时我就提到了“千人一面”的问题。这番讲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两年以后，第十届比赛索朗旺姆得了金奖，这和第九届的点评应该说不无关系的。到了第十一届比赛，李怀秀、李怀福的海菜腔作为民族组最后一名上场，听完之后，美声组、流行组的评委当场站起来鼓掌。第二天中午午间新闻专门播了这条新闻，说昨天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出现了开赛以来从未有过的场面，评委忘记了自己的矜持……有的评委评价说，毕竟还是民间的，还需要提高。我觉得真正的艺术家，一定对民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那是一切文化艺术的母亲，那是土地！那届比赛之后，舆论开始倾斜，到底唱歌应该用什么标准？只有一个方法唱才是好吗？艺术应该百花齐放，还是一花独放？什么叫科学唱法？科学跟艺术是两个概念。科学跟艺术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但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的，比如科学一定要规范，这是工业化生产必需的。但是艺术不能如此。当一种艺术方法假科学之名的时候，就会出问题。经过这些年来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原生态”终于在主流媒体获得一席之地，这要感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思潮。
　　对于声乐，原生态之前有三种唱法，流行、美声、民族，我把它比喻成中国《诗经》的风、雅、颂：流行就是风，是城市之风。《诗经》风的作者是当年的民间百姓，百分之八十唱爱情、唱个体生命的感情。流行音乐也是民间的老百姓、青年人唱的，所有流行歌曲都是个体生命面对社会的真诚感受。美声就是雅，知识分子小众的艺术。民族唱法就是颂。可现在的民族唱法大多却没有个体生命，集体感受很容易空泛、也很容易重复、苍白、虚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原生态进入主流媒体，这是好的。
　　有关“原生态”的评判，我觉得要看到这件事情对我们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未来的影响。通过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始终认为，一定要尊重当地人按照自己的理想追求幸福的方式。回到我最开始提到的“初心”，做学问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话说得太大，一般人都做不到。但是毕竟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把民族看得比家庭重，家庭比自己重。这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任何时候，面对民族大业，面对关系到许多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命运的时候，哪个才更重要？这一点，是一个音乐学家始终应该记住的一个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