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十字路口：没有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金融危机时代

一：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又一次欧美大选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欧美多党制政治现在进入又一次轮换了，从上一次美国选择了奥巴马、法国选择了萨科奇以后，还没等到这一次轮换，人们的失望和对政治的不信任，就已经表现了出来。无论是巴黎骚乱还是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表示出来人们对于没有更好的理论和国家治理作为对现行的资本主义秩序制衡这一现状的无奈。
　　核武器和社会主义阵营存续时期的冷战，保证了资本主义危机不再导致世界大战那样的全面政治危机，但是欧美社会中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抗衡所实行的高福利政策却为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留下了伏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无论是进行改革还是颜色革命以后的这些国家，都还是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因素。因此，今天的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时代并不是没有社会主义来制约资本主义的危机走势，而是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因素的作用。
　　四年前，奥巴马上台之际，他的美国情怀和社会情怀表现的还是很充分的，无论是想效仿林肯的团结美国精神和效仿罗斯福总统的社会投资政策，都表明他想在美国的危急时刻有一番历史性的突破。
　　但是，无论是他谴责美国华尔街金融白领的高薪还是主张美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最终都不能获得团结美国的效果的时候，他的历史知识告诉他，今天已经没有了一个外在的社会主义阵营摆在那里压迫美国民众团结了，相反，他所谴责的美国的金融信息流动资本的运行大部分都不在美国的税收、国土管理下，而是在很多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方新兴市场中运行的。
　　在奥巴马雄心勃勃地要结合社会主义因素治理美国的资本危机的时候，美国的资本和金融早已走出美国，来到了社会主义阵营改革或变换了颜色的地盘，也把美国作为危机时期可以用作国家手段的国内政治操作平台带走了。
　　因此，奥巴马空忙一场地谴责了华尔街白领的高薪以后，就是美国民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他们都注定无法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平台上来解决金融危机爆发的延续后果。这一点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将会又一次表现出来。

二：幽灵到处存在，但是面目不再清晰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欧美社会无处不在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没有倒牛奶，没有到处领救济餐，没有大片的失业工人区，这些资本主义危机期间习以为常的现象没有发生，但是问一问四年危机期间的欧美民众，历史性的痛苦感觉，却一点也没有减轻。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虽然作为幽灵到处存在，但是面目已经不再清晰。
　　我们看到尽管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存在，再加上改革了或者变换了颜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历史顽固存留，造成了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性的现象。可以说全球化的前提不光包括新信息革命和全球化交通科技信息科技手段这一物质前提，而且还包括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介入程度这一全球性制度前提。所以我们说幽灵无处不在。
　　但是为什么又说面目不再清晰呢？
　　这是因为，第一，当年欧美国家实行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被迫的，是由于外在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而在社会政策上被迫做出的调整。所以，在大选中往往代表左派的欧美的民主党或者工党都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理论。他们的高福利或者说造成社会支出过大的财政负担措施，往往局限在一国之内，在流动要素和劳动力的欧洲一体化平台上往往造成理论的过时和入不敷出。
　　第二，从全球来说，社会主义阵营尽管在存续期间压迫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社会政策方面的竞赛，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理论主张的社会制度，因为苏联东欧的解体和颜色革命以及中国越南等国的引进资本主义因素，可以说是整体失败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或者变换颜色后的社会政策并不是十分清晰。就像在中国人们看到的那样十分典型，即意识形态提倡和现实制度的走向往往是十分矛盾的。
　　基于上述两条理由，可以说现实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改革走出了一条新路，但是从整体的全球化危机的解除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竞赛造成的资本世界的治理变化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危机走向的根本改变。相反，这一危机与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和各种贫富差距扩大危机这些新的危机并存，这是历史上没有的，结果就造成了危机整体难以恢复和社会心理阴影扩大。

三：信息全球化平台上的政治变革是全体的
　　今天，单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前途，这些都是过时的老话了。相反，在新的话语平台上我们看到了阿拉伯之春，看到了占领华尔街，看到了阿桑奇的维基解密和各种民间信息传播的政治作用。这些民众的新力量的表现方式和表现途径，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大众理论和资本主义的物质原则所不包括的。
　　相共通的是，无论是美国面对阿桑奇的维基解密还是中国的对内维持稳定，他们的现状，都是表明这些过去的制度治理，容纳不下新的民众参与模式。
　　2012年，大多数欧美国家都要进行政党选举多党轮换，而中国也要进行执政党的新的代表大会议题──政治体制改革。
　　2012年，面对阿拉伯之春之际的中东国家各种情况，阿拉伯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从来没有这样的新信息化和新政治化。实质也是一个容纳新的民众参与模式的问题。
　　因此，今天的全球化经济在金融方面出现的了问题，却在内部和幕后深层次暴露出信息传递和政治治理的问题。在这方面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标签都是没有用的。
　　中国的重庆领导人事件，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就是因为这一事件表明：
　　在这个已经引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和市场运行方式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贴标签是多么容易，但是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又是多么不容易。

四：没有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金融危机时代
　　中国的崛起是近年来全球政治家广泛关注的话题，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在国家形态上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在实力上有了那样大的提升。
　　整体国家的形态没有发生剧烈变动，当然有利于发挥国家的力量解决经济问题。目前为止在四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与其他危机并存发展期间，中国的表现还是最好的。但是，中国的表现还不能成为一个模式。
　　你要成为一个模式，就要有一定的理论。就要有一定的标签。
　　而中国的发展，邓小平早就说过，不贴标签，不争论姓资还是姓社。
　　但是，不贴标签，不争论姓资还是姓社，不代表邓小平不重视理论的作用。
　　历史资料表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十全会期间，是十分重视两个问题的。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和理论问题。1978年12月2日他在准备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一次提意见过程中提到了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谈对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引者注）的评价。历史资料表明，在手写的提纲中，这部分内容他只写了“对会议评价”五个字。而在谈话中，邓小平却作了相当的发挥。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有，那时议论问题自然一些)。这个风气要传下去，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防止思想僵化，又有利于……实在可喜。”这主要是指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民主传统得到了“恢复与发扬”，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以后在正式讲话中他曾高度评价说：“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显然，邓小平对近20天的会议上与会者们敢于思想交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是非进一步明辨起来的情况非常满意。他当时就特别划出1957年这个时间界限，认为这种民主生活为1957年以后所没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历史资料表明，邓小平强调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谈话的一个突出意思是：“这个争论(即真理标准的讨论──引者注)很好，越看越好，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命运问题。”这是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重要成果的情况下，邓小平所下的判断。因为，在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以及为着这个转移必须清理长期积压、遗留的大量冤案错案的关键时刻，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这个思想路线来辨明大是大非，具有根本的意义。在邓小平看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争论或者理论研究，而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能否前进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准确反映了他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接着，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开动脑筋”。
　　回顾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在欧美老一套的政治选举剧热闹表面同时，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还是由于对于现在这个全面危机的时代理论不足的担忧，和对前途不明的担忧。
　　比起对欧美国家多党政治轮换的关注，中国执政党的代表会议的执政理论是否清晰和党内民主争论能否正常进行，就像外国人不太了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像历史上表现的那样能否带来新的政治气象，可能将是决定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