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5年第07期，作者：纪希晨
原文标题：陆定一谈文化大革命经历
我翻阅历史资料，发现陆定一同志在1990年11月30日，同我谈他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番话。
现把记录原文照抄如下，供读者参阅。
1990年11月30日下午，我到北京医院看望原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他这年85岁了，但头脑清晰，记忆力很好，仍然十分健谈。
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陆定一同志说：
1967年10月9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
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
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
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
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
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
我的编号是68164号，即1968年1号要犯，64号。
从1968年到1978年，我住了11年监狱。还关了两年看守所，共13年。
1978年12月2日，才放我出来。
在监狱，受虐待，我生了气。想不通，生闷气，肚子里生起硬块，眼底开始出血。
把我送到同仁医院，用镜子一检查，医生说，你这病，要靠你自己治。你要自己消气，把硬块消化吸收。你不要生气，你要学会笑，大声地笑。
从医院回到秦城监狱，我就学笑。不笑也要笑，哈哈大笑，像演戏的大花脸那样，哈哈大笑。
监狱里，有一块门板，上下两部分。哨兵上上下下望，干涉我，要我不要笑，禁止我笑。我说，我有笑的本事。
不让笑，怎么办？我就唱，大声地唱。又笑又唱，又唱又笑，经过半年多，用笑用唱的方法，果然治好了肚子里的硬块。
狱方天天要我写。这个人你认得吗？我说，不认得，不认得！不行！于是，只好写认得。写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的，认识后干了些什么。其实，这个人，我根本不认得。
在监狱期间，只过节日时才给我放放风。
关于二月提纲（1966年），毛主席最早要我当文化大革命组长。我不干，就叫彭真当文化大革命组长。主席在武汉，康生、彭真约我一块去，我们汇报了。
康生鬼得很。他说，他不知道二月提纲，是背着他干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意见，就把彭真打倒。其实，讨论“提纲”，他完全同意，他没说一句不同意的话。
谈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陆定一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党不成熟。对革命战争，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有一套经验，但对搞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经验，很不成熟。明知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
毛主席95岁诞辰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党经过早年时期，经过反对陈独秀、反对王明的斗争。反王明路线是最困难的，一反反了十年，这是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直到1942年整风，才把王明路线反掉。
毛泽东主张调查研究，懂得国情，懂得实际。搞革命，一要马列知识，二要实际经验。
王明、博古都是极端的教条主义者。博古也是两个凡是，一是凡是马列主义书本的话都执行，二是凡是共产国际的话都执行。
毛泽东晚年骄傲了，听不进别人的话。
他同群众关系也变了，不是从实际出发，不为群众服务。（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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