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与民主制度的纠结：骄傲的印度

印度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下面我来讲一个关于拜火教的故事。  2f443f64d6eef81c6a67c7ff94fe02ad.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3-3-23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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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倚天屠龙记》的读者一定还记得那个神秘的明教，明教又称摩尼教，公元2世纪起源于古波斯。而明教的源头之一就是公元前5世纪时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这个教最崇拜的圣物是火，所以又名拜火教。
　　拜火教同样起源于古波斯，公元8世纪时因为受到伊斯兰教的迫害而被迫逃到印度。他们自称帕西人（Parsee），多年来辗转于印度各地，以务农为生。英国殖民地时期，孟买变成了重要的通商港口，帕西人见过世面，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比其他印度人快，他们立即看到了商机，整体搬迁到了孟买，或经商或倒卖房地产，迅速成为孟买最富有的社团之一。
　　孟买市中心有个马拉巴山（Malabar Hill），这是一个占地22公顷的小土丘，算是孟买最好的地段，拜火教将其买下，建了一座寺庙。我在2007年时参观过这座寺庙，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内部装饰都极为考究。寺庙后面竖立着三个“沉默之塔”，塔顶是帕西人举行丧葬的地方。拜火教视火为圣物，而尸体是不洁之物，所以不准火葬。
　　没想到，近几年孟买发展得很快，寺庙周围建起了无数摩天大楼，高过了“沉默之塔”。这样一来，丧葬的景象就被楼上的居民尽收眼底了。拜火教多次抗议未果，只好作罢。
　　故事讲到这里，印度这个国家的很多重要元素都已经具备了。
　　首先，这是全世界宗教气氛最浓的国家之一，不但印度教和佛教均起源于此，而且伊斯兰教、基督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等也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占绝对优势的印度教是一个多神教，没有创始人，没有绝对权威的经典（比如《圣经》），没有统一的宗教管理机构，甚至连神职人员都很少。印度教对其他宗教相当宽容，允许各种一神教和多神教与自己共存。与其说这是一种宗教，不如说这是印度次大陆许多民族的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混合体。拜火教当初被伊斯兰教逼得走投无路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逃往印度。印度人经常自豪地称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和族群的收容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任何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肯定会惊讶于印度人的宽容，这个国家好像什么事情都能被容忍，仿佛印度人骄傲得不屑于跟异类们计较。其实这种容忍背后的精神支柱是种姓制度，这是印度教的核心，它把印度人分成四个不同的阶层，彼此间不能互换身份，也不准通婚，实际上等于把种族歧视这一陋习给制度化了。
　　种姓制度是印度人抵抗外来文化的绝佳武器，所有外来民族都被划分成单独的种姓，并以这种方式融入印度人的生活。比如，一个游牧民族可以继续保持吃牛肉的传统，只要他们愿意承担被划分成贱民的后果就可以了。拜火教的传统之所以保持了这么多年还完好无损，帕西人之所以在印度生活了1000多年还能完整地聚居在一起，其原因就是这个种姓制度。
　　印度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印度时报》专栏作家格查仁·达斯（Gurcharan Das）在其名著《解放了的印度》（India Unbound）中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块巨幅的民族镶嵌画，各个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起去。
　　达斯还认为，一幅好的镶嵌画也是要有统一风格的，印度的风格就是印度文明，以及印度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历史上很多迁徙至印度生活的外来族群最终都在生活方式上被印度人同化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例外，比如伊斯兰教是非常强硬的一神教，穆斯林不愿意被划归到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中，双方矛盾不断，最终导致了印度的分裂。
　　再比如，印度共和国历史上至少有三位最高领袖（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死于谋杀，原因都和宗教或者民族冲突有关。
　　既然文化冲突如此厉害，如今的印度靠什么凝聚在一起呢？路透社驻印度记者苏乔·杜哈（Sujoy Dhar）认为是民主制度。“印度从建国时起就实行民主制度，一直没出什么大乱子，这是尼赫鲁的功劳。”他对我解释说，“别看最近不少地方在闹独立，有的甚至还很血腥，但他们只是要求自治而已，谁都不愿意脱离印度联邦，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巴基斯坦的样子，明白民主制度是多么重要。”
　　“民主，就是今天的印度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尤其是跟周边的这几个南亚国家相比更是如此。”他补充道。
　　印度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拜火教的故事当然不能就这么结束了。
　　以天为葬最大的问题不是摩天大楼，而是秃鹫都死光了。印度过去从来不缺秃鹫，这是一个崇拜牛的国度，牛死后人不许吃，只能由秃鹫来负责清理。高峰时期全印度一共有4亿只秃鹫，它们盘旋在印度上空，一头牛死后很快就会被它们分食而尽。
　　1993年，印度政府批准了一种名为“扶他林”（Voltaren）的止痛药用于畜牧业，以减少牲畜死前的痛苦。谁知此后印度秃鹫的数量急剧减少，三个常见种群的数量都下降到只剩下几千只了。研究发现病因就是这种止痛药的主要成分二氯苯胺苯乙酸钠（Diclofenac），它能导致鸟类肾衰竭，秃鹫一旦吃了含有这种成分的肉便无法生还。虽然这种药很快就被叫停了，但损失已然无法挽回，秃鹫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直到去年才总算止住了，暂时不用担心灭绝的问题。
　　高楼大厦的问题还好解决，没有了秃鹫丧葬就无法进行，于是孟买的帕西人向政府求救，希望印度政府拨出专款修建两个鸟舍，并引进一批雏鸟，专门为丧葬服务。帕西协会和政府谈判了6年，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我去年底再次造访孟买，得知这个项目预计将于今年4月正式动工，明年1月就可以开张营业了。整个项目一共需要花费500万美元，包括鸟舍的建造和15年的种群维护费用。
　　“一般情况下建造一个秃鹫鸟舍要花很多钱来买肉，我们这儿没这个问题，因为这些秃鹫吃我们自己的肉就行了。”帕西协会主席迪恩肖·梅塔（DinshawMehta）说，“没有秃鹫，越来越多的帕西人选择火葬，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尽快恢复以天为葬的习俗，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不能就这么轻易丢弃。”
　　故事讲到这里，印度这个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昭然若揭。
　　任何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汹涌而至的现代化浪潮面前都会发一阵呆，不知应该如何去应对。印度自然也不例外，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使得印度人一时间很难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
　　比如，每一个首次来印度旅游的人一定会被印度大街上的肮脏程度所震惊，除了新德里等大城市的主干道外，所有印度城市的街道上都充斥着塑料垃圾和动物粪便，男人们旁若无人地在街上大小便，神牛们则悠闲地站在马路中央反刍，汽车和行人都得绕着走。这些习惯在过去的农村都不是问题，生活垃圾会被牲畜吃掉，排泄物是很好的肥料。但是进了城的印度人依然按照农村的方式行事，问题就来了。
　　有意思的是，印度人的家里往往都很干净，和公共场所的肮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斯认为，种姓制度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古代印度人的大部分日常活动都在自己的种姓范围内进行，大家彼此都认识，不会有问题。但是现代城市动辄上百万人住在一起，大家谁也不认识谁，分不清对方到底是什么种姓，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印度人的公共空间概念极为淡漠，谁也不愿意花精力去维护。
　　这种状况还导致了印度人在工作场合互相不信任，这一点已经严重影响了很多印度公司的工作效率，甚至削弱了印度军队的战斗力。
　　同样，古代遗留下来的宗教习俗也和现代社会发生了冲突。比如，印度人把恒河当作圣河，喜欢在恒河里沐浴，这在古代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如今的恒河水已经变得污秽不堪，再加上印度人依然保留着火葬的习俗，而且固执地一定要用原木来烧，最后再把骨灰撒进恒河，污染了河水。印度过去人口少，这点污染还能忍受，现在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了12亿，无论是森林还是恒河都承受不住了。
　　更糟糕的是，印度人把印度教歧视妇女的习俗保留了下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印度教刚刚成型的时候，婆罗门耗费了大量精力编纂了很多规范人民生活的法典，其中尤以《摩奴法论》最为有名。在这部法典里有很多歧视妇女的条款，这就等于把对妇女的歧视理论化、法律化了。如今，很多印度农村家庭还保留着嫁女儿要付给男方家庭很多陪嫁的风俗，女孩成了印度家庭的负担。前段时间在新德里发生的轮奸案就是印度妇女地位的一个缩影。印度一直是一个强奸案频发的国家，这个案子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除了受害妇女来自中产家庭，以及受害地点是新德里主要街道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犯罪分子的手段过于残忍，与禽兽无异。在这几个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供他们发泄兽欲的工具，根本不是人。
　　此案发生前，很多人盲目地相信宣扬轮回说的印度教的信徒是不敢作恶的，案子的细节曝光后，这些人的思想来了个180度大反转。

　　印度是个复杂的国家，一个典型的印度故事一定会在结尾来个大反转，拜火教的故事也不例外。
　　帕西协会和政府谈了6年才谈成的项目，还未实施就遭到了来自帕西群体内部的反对。世界琐罗亚斯德文化基金会主席侯米·达利亚（Homi Dhalla）就公开表示反对这个项目，他认为，一旦让政府出面投资建设这个鸟舍，官僚们就会得寸进尺，最终把这块本来属于拜火教的风水宝地收回去。
　　这个理由牵强吗？这就要看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家。印度政府的腐败是出了名的，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全球腐败指数显示，印度的腐败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95位，属于重度腐败（中国排第75位）。实行了60多年的民主制度，以及相当自由透明的媒体，都没能治得了印度的腐败病。
　　那么，达利亚的反对很有道理吗？倒也未必，因为他是凹透镜装置的制作者。这个装置建在“沉默之塔”的天台上，将阳光反射到尸体上加速其腐烂，据说在旱季效果不错，不需要秃鹫也能应付得过来。可惜雨季的那几个月因为缺乏阳光，尸体要在天台上停放很长时间，味道相当难闻。作为这套凹透镜装置的制作者和管理者，达利亚先生自然不愿意看到这套系统被秃鹫替代。
　　换句话说，达利亚是个“利益相关者”。印度的民主制度让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有发言的机会，但这无形中导致了严重的扯皮现象，在印度要想办一件事，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问题是，不仅达利亚一个人反对，拜火教专属医院的医生们也心存疑虑。原来，止痛药不仅是牲畜在用，病人用得更频繁。给病重的患者服用止痛药是医院的惯例，一家拜火教医院的院长表示，他们没有权力告诉病人什么药能吃，什么药不能吃。要想满足以天为葬的条件，病人家属必须签字证明病人去世前三天没有服过止痛药才行，而家属到底撒没撒谎光靠化验是很难证明的。
　　那么，为了让拜火教的传统保持下去，帕西人难道不能做出一点牺牲吗？“这几乎不可能！”一位名叫库谢德·达斯图尔（Khurshed Dastoor）的拜火教牧师这样形容此事的难度，“我花了10年时间劝说帕西人在进入拜火教神庙之前关闭手机，可从未奏效，我不认为他们会为了秃鹫而停止吃止痛药。”
　　可是，印度政府才不管这一套呢。“如果有秃鹫被毒死的话，我们将立即终止这个项目。”一位官员说。
　　于是，这件谈了6年才谈成的项目很有可能因为各方的反对而流产。
　　这个故事可以被看作所谓“印度式民主”的缩影。印度自1947年独立开始就有了相当健全的民主制度，这在前殖民地国家当中是很罕见的，尼赫鲁是造成此种局面的功臣之一，他是圣雄甘地钦定的接班人，从甘地那里继承了无上的权威，并依靠这个权威强行推行西方式民主，获得了成功。
　　不过，印度民主制度最大的功臣还得说是印度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印度的历史和中国很不一样，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大一统的情况相当罕见，是印度教和种姓制度把印度人团结在一起的，而印度教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每个教徒都有自己崇拜的神，以及属于自己的灵性导师，所以印度人很早就习惯了社团式的生活，民间组织非常活跃。换句话说，印度人的国民性和民主制度有相通的地方，专制集权反而会水土不服，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在印度推行得十分顺利，印度人也一直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而感到骄傲的原因。
　　但是尼赫鲁在经济上效仿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导致印度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没有赶上“二战”后的世界经济腾飞。1950到1980年的印度GDP平均增幅仅为3.5%，如果把人口膨胀的因素考虑进来，印度在这40年里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3%，远低于大部分亚洲国家。其结果就是印度在独立40年后依然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文盲数量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达斯看来，这种状况导致了印度民众一直没能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其结果就是把民主制度所有的缺点都继承了下来。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扯皮导致的低效率。像上面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就是如此。这个故事本来没那么复杂，结果双方谈判了6年才成功，却还要面临着被迫中止，在印度办事的难度可想而知。在达斯看来，印度自1991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改革之所以遇到瓶颈，主要原因就是印度政府很难通过谈判拿到经济建设需要的土地，这使得印度政府计划建造的各种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加工厂没办法及时开工，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事实上，这一轮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启动，也是因为当时印度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不得不暂时丢掉民主制度的束缚。1991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竞选时被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刺杀，接替他的是N.拉奥（Narasimha Rao），一位当时已经70岁、看上去很老实、对谁都无害的老好人。那一年印度政府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外汇储备只剩下10亿美元，只够维持两个星期的进口。此事居然还是没能让印度的政治家们警醒，只是后来印度政府不得不动用黄金储备做抵押，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了22亿美元紧急援助，这才让政治家们感到了危机。在印度人看来，黄金才是财富的最高形式，甚至比美元储备还重要。
　　眼看政府就要破产，拉奥终于下决心开始经济改革。他不顾别人的反对，任命经济学家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担任经济部长，同时宣布打开国门，开放进出口限制，允许外资进入。此招收到奇效，印度的经济形势当年就有了好转，两年后外汇储备就上升到200亿美元，增长了20倍。但是此次改革的背后并没有精心的设计，再加上来自公民社会的反对，拉奥和辛格都很快改口，称印度将实行一种“带有人情味的改革”（Reformswitha Human Face）。这个口号看似很民主，但其结果就是印度国企的私有化进行得极不彻底，劳动法也没有修改，工人随时可以罢工，企业却不可以解雇工人；农业领域也没有彻底放开，农产品仍然实行价格管制，种子也继续实行限价政策，看似保护农民利益，实则打击了种子公司研发新种子的动力。这些措施导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如中国，而且缺乏后劲，不少经济学家甚至预计印度将会在未来几年里再重复一次1991年时的经济危机。
　　话虽如此，印度的经济改革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度民间的活力被释放了出来，而这件事也有种姓制度的一份功劳。提起种姓制度，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负面的，但是这个制度保护了印度社会的多样性，使得印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各种情况。比如，印度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庞大的商人种姓，其成员中有很多优秀的商人，一旦放开管制，他们的能量就如火山爆发一般释放出来，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再比如，种姓制度虽然导致了一部分印度企业内部的不团结，但对于某些家族式企业来说却是有好处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家族式超级大公司，完全可以和欧美大企业抗衡的原因。事实上，拜火教之所以垄断了孟买的房地产业，靠的就是种姓制度带来的绝对忠诚。
　　生物多样性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够更好地应付突发情况，种姓制度也是如此。比如印度的婆罗门种姓一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典型，他们蔑视体力劳动，只会读书，经常被当作书呆子。但是这个种姓的人擅长思辨，为印度培养了一大批善于钻研抽象问题的知识分子。上世纪末期开始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大爆发正好撞在了这批人的枪口上，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能够迅速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成为世界软件行业龙头老大的原因。
　　达斯也认为，种姓制度不全是坏的。既然这是印度的传统，一时间无法彻底消除，那就必须想办法适应它的存在，学会扬长避短。
　　如果仅用市容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印度最近几年似乎停滞不前了。
　　我在5年前去过一次印度，用三个星期时间走访了印度的主要城市和乡村。去年底我再一次拜访这个国家，感觉基本上没有变化，大街上依旧是肮脏不堪，道路两旁的贫民窟仍然还在，拥挤的火车速度还是那么缓慢，空气质量也没有多少改观，鼻孔里依然充满了烟尘的味道。
　　与中国对比一下，差距就更明显了。中国和印度在上世纪60年代时的经济状况极为相似，但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GDP保持了很多年接近两位数的增长，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印度的4倍多，外汇储备至少是印度的10倍，外贸总量是印度的3倍。中国城市的面貌一年一变，而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经济改革，其GDP增长率很不稳定，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几年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之后便开始大幅度波动，2011到2012年度的增幅只有6.4%，和中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2007年的时候也许还有印度人认为孟买比上海好，但现在肯定不会了。我在一列时速50公里的火车上和一位孟买律师聊天，他耐心地听我描述了上海浦东的状况，以及北京到上海的高铁时速，然后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羡慕的表示。
　　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方便，但却是背包客最喜欢的目的地，因为这个国家太独特了，很多地方都和你熟悉的那个世界正相反，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新鲜而又强烈的刺激。
　　达斯认为，印度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和其历史文化传承分不开的。这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拥趸在去年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印度的暗夜生长》（India Growsat Night）。书中他明确表示，印度之所以走上了先民主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印度人独特的国民性造成的，并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如今印度式民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印度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妨碍了印度社会的进步，他呼吁印度政府应该提高管理水平，而不是整天扯皮。
　　《印度商业线报》（The Hindu Business Line）总编辑G.昌德拉施卡（G.Chandrashekhar）同样认为，印度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都是印度国民性的正常结果，是印度历史的一种延续。“印度5000年的文明史有好有坏，好处就是让印度人在经历了各种天灾人祸之后仍然保持乐观精神，不像美国，一个‘9·11’就让美国人民不知所措。”这位慈祥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不过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5000年的历史坏处更多，它是印度人民的包袱，它让普通印度人习惯于相信命运，相信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于是印度人在物质上的需求甚少，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欲望也不高，这就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从印度的历史出发，去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承，看看印度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印度人民为什么那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