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出版界聚焦改革：寻找最大公约数

⊙记者：王尔德 北京报道

　　2012年对中国改革而言是重要的一年。
　　这个节点，既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也是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周年。同时，2012年也是换届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为未来的改革明确了方向和道路。
　　因此，2012年的出版界，聚焦改革主题的读物也是精彩纷呈。本报梳理之后，将其归为三类，一类是思考中国改革下一步的方向，是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一类是讨论相对成熟的经济改革，应当如何完善和深化；还有一类是对重大改革历史的回顾。

改革突破口：社会改革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关于中国改革往何处去，改革的下一步到底怎么走，左派和右派之间争论日深，即便是同一个阵营的人也分歧明显。
　　实际上，这种知识界内部的撕裂，并不利于寻找改革共识。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浙大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一书中，作者萧功秦呼吁，社会各界应超越左右之争，尽快凝聚改革共识。
　　萧功秦主张，我们既要反对激进的左的“文化大革命”思潮回潮；也要反对简单化的西化自由主义，强调观察与分析中国问题时，要特别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与运用我们的常识理性，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理性，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经由多元试错来寻找摆脱转型困局的最佳路径，实现向民主宪政体制软着陆。
　　如果说超越左右之争更多地关注是思考改革问题的战略思维，那么就眼下的改革而言更为急迫的则是改革下一步如何走的具体策略问题。对这个问题，去年出版的读物中也多有涉及。
　　在《大转型》（中信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的一书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首先梳理了前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其中有三个关键事件，它们主要是围绕经济改革展开的，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小平南巡讲话加入WTO，然后他提出中国未来的改革单靠经济改革已经难以推进，下一步就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突破口是实施预算民主和税收法定。
　　在韦森看来，就政治改革的宪政民主而言，宪政最根本的要害之一就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而“民主政治，不只是个在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以及党内民主问题，而实质上是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的”。因此，税收是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切入点。
　　同时，对未来的改革路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提出了另外的思路。在《中国改革三步走》（东方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一书中，郑永年提到，“通过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第一阶段改革，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总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
　　郑永年认为，通过经济改革，中国逐渐地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在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领域。社会力量的成长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社会改革也是为了尽快还债。
　　对此，郑永年进一步解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包括之前的教育、住房、医疗、社保等社会制度。但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
　　而现在正是社会改革的战略机遇期。郑永年分析，现在经济增速虽然趋于放缓，但以中国的经济体量而言，8%或9%的增速还是相当高的，而且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这个速度。这说明改革的经济和财政条件很好，手里有钱，就要赶紧做，否则等到经济增长低速而政府财政缩水的时候，社会改革就很难了。
　　对这种思路，经济学家华生也表示赞同，华生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东方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一书中分析，“中国改革的三个阶段：以经济改革带动整体改革，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以政治改革带动整体改革。改革下一步，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

重启经济改革议程
　　尽管多位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中心将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或社会领域，但经济改革的领域依然存在很大争议和改革空间。
　　2012年2月下旬，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审视了中国到2030年之前的战略抉择，针对中国增长模式的未来结构提出了建议。
　　该报告指出，中国需要解决的挑战包括：自然资源的市场定价，环境问题，政府减少在资源配置领域的错位，而更多地向公共服务领域转型，比如对教育医疗多下工夫；更加推进开放性政策、让中国的制造业向全球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推行现代化财政政策，使得地方财政与收入匹配；平衡国有企业与私人部门的发展。
　　《报告》发布会议中途，遭到独立学者杜建国的现场抗议。他表示无法接受世界银行报告的内容，尤其是关于国企改革的内容，并现场表达观点和发放材料。杜建国表示，国企不需要也不能私有化，相反应该做的是加强管理，国企经营得好靠的不是垄断而是自身研发实力，国企对中国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一风波只是中国当下和未来经济改革的一个缩影，表明中国改革相对成熟的经济领域，也需要重启改革议程，急待明晰未来经济改革的道路方向。
　　有关这方面的读物，中国社科院牵头、发改委和财政部共同参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2012：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从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决策思路方面给出了建议和分析。
　　这本书将未来改革的顶层设计概括为“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能够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和自我演进的经济制度。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指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已有共识，即从就业出发：先确定适宜的就业水平，进而以完成该就业目标为基准，对经济增速水平进行合理调控。未来经济发展，只需保持平稳，而无需追求“V”字形反弹。
　　同时，还有一本系统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读物，即吴敬琏和马国川合著的对话体著作《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三联书店2012年12月出版），更值得引起大家关注。
　　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吴敬琏指出，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真实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政治模式的转型，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历史回顾与域外经验
　　鉴往知今。2012年国内出版了不少关于国内外重大改革事件历史回顾的书，在这里专门挑三本推荐。
　　2012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20周年，关于这段历史的回顾，去年有两本书特别值得关注。
　　其中一本是《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关于这本书的由来，该书《编者的话》做了详细介绍。2012年7月9日，江泽民同志邀请了当年参与此工作的同志座谈，回顾了1991年10月到12月开的11次经济学家座谈会的情况。这些亲历了改革历程的与会同志回顾了当年参加座谈会
　　的过程和讨论情况，一致认为，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江泽民表示，“之所以要回顾这段历史，是想回顾1991年我思考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目标，提出讨论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目标，提出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缘由。回顾20年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一方面温故而知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谋划未来，今后10年到20年的发展主要靠什么驱动？决不能走老路，要有改革现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实实在在的措施。要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集思广益，为党的十八大后开创新局面提供建议。”
　　同时，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体制提出的另一重要历史当事人陈锦华出版的回忆录《国事续述》（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也回顾了这段历史。作者陈锦华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也是这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重要历史参与者和见证者。
　　陈锦华自称，“这是我一生经历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我的体重曾经一度消瘦了十多公斤”。他回顾了从上报研究资料提供高层参阅，到召开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到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研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的完整过程，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详尽的史料，也可以启迪今天的改革者。
　　关于国外改革的书，特别推荐一本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前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的书──《我眼中的改革：前民主德国总理亲历苏东剧变始末手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莫德罗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和见闻，分析和论述苏东剧变的历史原因和重大影响，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他在谈到“欧洲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未来走向”时，表示当今资本主义并没有胜利，而只是保存下来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能通过自己的改革而强大。

原文标题：改革读本：寻找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