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争议《金庸传》出修订版 曾被指少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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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3-7-20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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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傅国涌版《金庸传》曾招致金庸本人的批评。CFP 供图

⊙记者：刘科 发自杭州

　　判断一个人是否名满天下，或许可以从这个人物传记作品的数量上观察出来。
　　年逾89岁的金庸尽管早已“八风不动”，但或许仍有烦恼，尽管他自己从未真正授权，但十数年来，仅中国大陆，就有多达15种有关金庸的传记出版，其中一些金庸传记的质量良莠不齐，甚至有虚构传主的内容出现。
　　今年6月，傅国涌所著《金庸传》历经十年，增删修订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本传记被认为是历来质量最高的金庸传记作品。
　　十年前此书初版时，曾有所波澜，由于旧版中讲述了金庸吝啬、寡情、世故种种，并试图“让金庸走下神坛，还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人”，一度引发金庸的不快。
　　十年来，傅国涌陆续搜集更多材料，曾到浙江的档案馆查阅金庸早期档案，两次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访学，浏览了《明报月刊》《明报》（缩微胶卷）、《明报周刊》等金庸手创的报刊，金庸下属石贝女士等人的回忆也提供了许多新材料—这些人对金庸的生活习惯、个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体回忆。
　　在新版的《金庸传》中，删去的章节主要是金庸卖掉《明报》以后的晚年岁月。傅国涌认为，此时的金庸享受盛名、鲜花和聚光灯，对时代已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时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虽然他始终是媒体关注的对象，但对于传记来说却是无足轻重。
　　金庸研究虚假“繁荣”
　　在学者严晓星看来，这些年以研究名义出现的粗制滥造的金庸传记/准传记，已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本来可以开展起来的、甚至开展得很好的真正的金庸生平研究。
　　严晓星研究金庸已有十数年，曾出版《金庸识小录》，书中附有四万字的《金庸年谱简编》，是迄今最为翔实的金庸生平系年。
　　“我印象颇深的是，有个传记里提到金庸跟他的表姐蒋英（钱学森夫人）以前就认识。事实上，蒋英是在很晚后才知道有金庸这个表弟的，她在此之前不可能跟金庸有接触，这个传记明显是在编造。”严晓星告诉时代周报。
　　严晓星认为，金庸研究现象的消极因素是对金庸形象的误读、歪曲、片面化消解了金庸、金庸小说的独特价值与严肃内涵，习惯了猎奇的心理与看热闹的姿态不利于金庸研究的深入与生成正常氛围。
　　被指欠缺“温情和敬意”
　　2003年，傅国涌的《金庸传》出版后，质疑金庸的品格蔚成风尚。或许正因为此，多年以来，金庸本人对“金庸传记”的评价并不友好。
　　当年金庸来杭州，有人问金庸，过去已经有过好几本《金庸传》，最近又有人写了一本，这位作者就在现场，金庸先生愿不愿意与他见面？
　　金庸说：不愿意。他说：“我的一生经历极其复杂，经历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
　　另一方面，金庸也不愿意写自传，他曾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不写自传。自传若写好事，人家说你吹牛，而坏事何必写呢？我没兴趣学卢梭写《忏悔录》。传记就留给人家去写好了，坊间那些传记，大多只是靠金庸两个字骗钱胡诌瞎凑的，有些人在活动场合跟我拍张照，就摆在书上，说给我校订过传记，全都是假的。”
　　香港的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绕不开金庸，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也应该有他的位置。“傅传是目前传记中最好的，新著比初版好了很多，查了很多档案，但仍有不足。一个问题是，整本书有些像资料堆砌，还是有些让人失望，金庸的很多经历不为外人所了解，涉及个人私密情感的经历，也很难为外人挖掘。”严晓星说，“金庸的经历与其多重的身份、跨领域的成就，一如他的小说，对他的人生应该有多重理解。”
　　此外，对新版《金庸传》的批评依然有着与十年前相似之处。著名金庸小说研究者刘国重认为傅版《金庸传》是最有影响，也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金庸传记，“旧版是，新版更是，对金庸的评价，更平和，对传主有更多同情与理解。其他金传都做不到这样认真、全面、细致。傅国涌文化视野之广，又非冷夏辈所及。”但傅国涌的长处是对中国现代以及西方思想的认识，他的短板，是对古典中国了解不够，更缺乏“温情与敬意”，也并非一个为金庸写传的合适人选。
　　刘国重举例，金庸也还没有把解决20、21世纪中国问题的希望主要寄托到康熙这样的好皇帝身上。1972年金庸完成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3年后写作了《袁崇焕评传》附在《碧血剑》之后，里面说得清楚明白：“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
　　“《评传》这段话，傅先生不应该没看过。”刘国重补充。
　　“他是文人、商人、大中国主义者”
　　时代周报：跟十年前的旧版相比，新版有什么区别？
　　傅国涌：大概删掉了五个章节。10年前出旧版之时，我考虑得不够郑重。金庸从1993年卖掉《明报》后，作为小说家和报人的生命差不多就结束了。这次大面积删掉了五六个章节，文字在15万字左右，新增添的部分在10万字以上，所以是有大增大删，起码是把这个书一半以上重写了。
　　新版增添了大量新材料，丰富了他一生的黄金时代（1959-1989）的内容，对于解读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择能作出更具说服力的回答。对他早年在衢州中学，在《东南日报》、《时与潮》半月刊（1947-1948）、《大公报》的学习、工作，也有许多新收获。
　　新版里对一些细节都有补充，特别是他在人生关键节点上的关键选择，都找到了一些材料，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比如说他为什么没有在1949年前成为革命者，比如他在香港问题上的看法，比如他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的决策定位上，在这些重要的人生抉择当中，过去的传记中都没有涉及，新版都有了材料来解释。
　　他为什么没有在1949年前成为革命者？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几次与党化教育发生冲突，中学时两度面临失学，都因为校长保护才过关。他在大学时代被迫退学，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满，却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左翼青年，成为一个革命者，而是始终保持了对读书的兴趣，以不左不右的姿态到了香港。我大致上也找到了答案。
　　金庸始终走的是一条中道而行的路，他的思想始终是不走极端的。“我不是革命家，我只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就是一种性格，和文化底蕴有关系，他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信奉者。跟他的武侠小说一样，他本人也是儒、道、佛三者的平衡，始终有一种弹性。所以他超越不出这套思想体系。他是个民本主义者，是个大中国主义者。
　　比如回答金庸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为什么和香港主流舆论发生冲突？他在《明报月刊》1993年1月发表的《功能选举的突变》毫不回避，作为“既得利益的建制派”，他“满意现状”，不希望变动太大、太快、太多，至于未来，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他认为自己“不会再有二十五年寿命”，“五十年不变”毕竟想来挺美。而且他清楚知道“北京的底线”。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他的立场。但他对香港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他对香港的感情，他把香港当作了家园，没有客居感。
　　再比如，他为什么认同北京，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去年才找到的，这是1972年3月1日他在《明报》社评上的说法：
　　我们并不期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有重大缺点，中国改行资本主义，绝非广大人民之福。而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增加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决不会减少。
　　我们所衷心希望的，是大陆和台湾双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分别改进，逐步成为类似北欧各国（例如瑞典、挪威）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他的价值观—他并不认同资本主义，他认为大陆应该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
　　还有是一些间接材料的发现，特别是发现了金庸与胡适的关系。金庸的武侠小说出现在胡适家里的书架上，包括胡适的年谱里也提到胡适对武侠小说的看法，胡适讲“武侠小说是下流的”。金庸在报纸上看到胡适的看法后，对胡适的印象不太好。
　　我想写的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所以这次我强化了金庸和他的时代的关系。
　　时代周报：你在后记中提到，“因为一些原因，无法将他在一些历史大事中的评价如实写出来，这可能影响读者对他的判断。”能否谈谈这些未被呈现的书写。
　　傅国涌：比较遗憾的是他人生中的一些重要关节，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还没有办法写出来，这是最大的遗憾。另外，对他生平的一些履历，还不能完全还原，比如他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的生活，目前掌握的材料还不够，将来有条件的话，想查阅相关档案。还比较遗憾的是，金庸在湘西将近两年的生活经历，这个不可能有档案，也几乎不可能找到当地人来了解。
　　时代周报：多年的研究，你理解的金庸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应该如何评价。
　　傅国涌：金庸有三张脸：文人的脸、商人的脸和大中华主义者的脸。我认为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华主义”情结。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深受儒家传统影响，有强烈的民本主义色彩，同时长期办副刊、写电影剧本、写武侠小说、办报，都要考虑到香港市民的口味，带有很多商业社会的特质。他是中国文化和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商业环境融合的产物，他的大陆情结和香港身份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成就了他的报纸和武侠梦。他精明、世故，有洞察力，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该做怎么样的选择，他成为世俗社会万人羡慕的对象不是偶然的。
　　金庸一生深受民国教育的影响，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对他的影响，他一生的根基是在中学阶段。作为一个民国教学下的读书人，又有机会接受过《大公报》一代报人如胡政之等人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庸，或者说构成了金庸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血脉。
　　他在一个畸形又高度繁荣的市场机会里，抓住了空间的机会，成为一代报人，他的武侠小说也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这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他是个复杂的人，他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做了特定的事情。他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中国找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香港，给文化中国留下了一份不可复制的遗产，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了无遗憾”。
　　时代周报：金庸称得上伟大吗？
　　傅国涌：称不上，他是一个普通人，他缺乏能够成为伟大的那些因素，我可以称他为一代报人，但不能说是伟大的报人，伟大必须要付出，但他做不到，他都要得到。
　　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金庸的晚年

⊙记者：刘科 发自杭州

　　金庸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今年6月网络间流传的一则有关金庸获得北大博士学位的消息。
　　北大在随后的特别声明称，金庸确实于2009年9月在北大中文系注册攻读博士学位，但网上所传的毕业证书，不过是学校管理部门按博士生入学年月，依惯例预先普遍准备，不可视为正式文书。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金庸的早年与壮年，在小说创作、时政评论诸领域处处闪光。越到晚年，无论是读博士、改小说抑或一些言行，金庸身上的庸人气息越发浓重。世人不解：九十老翁何所求？
　　“大师今生可还有所求？”这正是2000年后金庸访问台湾时，有读者向他提的问题。
　　“希望学问好一点。”金庸这样回答。
　　金庸一直向往成为史学家。1946年，金庸读到汤恩比作品后说：“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2001年，金庸在南开大学接受记者访问。问：“您喜欢或者崇拜的老师有哪些人？”金庸答：“我曾说过有四位历史学家，中国两位，一位陈寅恪先生，一位钱穆先生……我当他们是老师。”在世学人中，金庸比较佩服的是余英时。
　　在这样的内在驱动下，晚年金庸热衷于外人眼中的“读博士”。“对文化的执著、痴恋，在金庸是一以贯之的，不是到了晚年才突发热情。”金庸研究者刘国重说。
　　2005年10月，金庸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剑桥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麦大维，麦是著名唐史研究专家，比金庸年少15岁。
　　在麦大维的指导下，金庸在2006年12月完成了长达两万八千字的历史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据透露，在该论文中，金庸根据大陆最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发现当时太子建成的东宫与唐高祖的宫殿之间有一条更近的通道，与历史记载中的弯道远路不符，因此推测玄武门之变的“正史”可能经过史官伪造。
　　2010年9月，金庸以86岁高龄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答辩，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金庸到剑桥读书，我很佩服。再到北大读博，就很没必要了。老先生的年龄事实上不容许他听课、学习，北大真要授予他学位，也势必是格外通融。破坏规则，对金庸，对北大，都是。”刘国重说。
　　历时七年的第三次改小说是金庸晚年另一备受争议的重要活动。
　　1999年，金庸开始了第三次修订，修到《碧血剑》时，突然大笔一挥，让原本专情于温青青的袁承志“变心”，改为对阿九一见钟情。在《射雕英雄传》里，金庸点出黄药师对梅超风之间的师生恋，更引起金迷大哗。
　　某种程度而言，金庸需要在生前尽可能多地抓住一些东西，以使自己确信：金庸小说成为经典。
　　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王朔的《我看金庸》一文，对金庸小说进行了猛烈抨击。随后金庸致函回应。双方粉丝摆开擂台，大论争持续数月。
　　在刘国重看来，此事对金庸的触动甚深。“因为出身通俗，面对纯文学作家，金庸有自卑感，这才把王朔‘看金庸’真当回事了。张五常认为‘查先生不应回应’，因他确信‘查老在文坛上的地位，比我这个大教授高一辈……’。无奈，金庸本人缺乏同等程度的自信。”刘国重说。
　　多年以来，因在小说上的成就，金庸所获荣衔甚多，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授予名誉教授，香港大学、加拿大UBC大学及日本创价大学、澳门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也曾获选英国剑桥、牛津二学院的荣誉院士等。2009年11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推举金庸为名誉副主席，也曾被认为金庸晚节不保。
　　“李宗盛最近发行的新歌《山丘》，里面‘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的歌词，用到晚年金庸身上，不见得不适合。”刘国重分析，“晚年金庸对于不朽有指望，又没把握。这才在许多时候表现得那样进退失据、徘徊瞻顾、患得患失、顾此失彼。”
　　中国大陆历年金庸传记作品
　　1995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是第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金庸传记。
　　1998年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武林文宗·金庸》，作者陈墨。
　　2000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金庸传奇》，作者钟晓毅等。
　　2001年1月 由孙宜学撰写的《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在团结出版社出版。
　　2001年3月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彭华、赵敬立的《挥戈鲁阳：金庸传》。
　　2002年1月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艾涛的《金庸新传》。
　　2003年 傅国涌的《金庸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金庸本人发表过看法，该传备受关注。
　　2004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金庸其人：金庸其书》，作者葛涛、谷红梅、苏虹。
　　2006年 两本金庸传记问世，分别是张建智撰写的《儒侠金庸传》和葛涛撰写的《金庸评说五十年》，分别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2007年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金庸与明报》，张圭阳是资深传媒人，曾任职《明报》。
　　2008年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金庸传》，作者辛磊。同年，华夏出版社出版《金庸全传》，作者费勇。
　　2009年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金庸传：书写侠义笔战江湖》，作者杜雅萍。
　　2011年 东方出版社出版蒋泥和孔庆东合著的金庸传记《梦游九天：金庸的醉侠世界》，事后，孔庆东否认曾参与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