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中共的“文化改造”运动

⊙作者：萧冬连

　　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意识形态一元化。建国伊始，中共就开始了文化改造，主旨是改变自五四以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多元并存，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用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 1951～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先后出版，印行达100万册以上，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范本，用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

1951年，刘少奇与黄炎培亲切交谈  U3093P1488DT20130801110502.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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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改造的重要领域是教育界。对教育的重视不言而喻，马叙伦说：教育"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有效工具"。不只是共产党，左翼民主人士也不满于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体系，认为"将来必然地须在根本上来一个革命"。不只因为现有院系、专业设置不适应工业化建设要求，尤其因为它深受欧美自由主义影响，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很少工农子弟。1949年12月下旬，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改造"旧教育"的第一步，是使全部学校教育公立化。国家政府全部接管国统区公立学校；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对所有接受美英等国资助的学校、医院、教会先后收回自办，包括20所高等院校，514所中等学校，1500余所初等学校；1952年下半年到1956年，全部私立79所高等学院、1467所中等学校，8925所小学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
　　几乎同时，全国高等学校及所属院、系进行全面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专业人才为重点，将不同高校相同专业的院、系合并，发展专门学院，整顿综合性大学。例如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和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撤销燕京大学。经过调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4所。院系调整虽然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对专业人才的急需，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忽视人文学科、理工分家、专业设置狭窄、拆散名牌大学、削弱综合性大学、中断民间办学传统等。
　　院系调整的政治含义是削弱欧美教育传统，引进苏联教育模式。凯洛夫《教育学》以及大量苏联高校和中专学校的教材被引进中国，1950年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1951年创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仿效苏联教育的样板，从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师资培训全部依照苏联经验，随后苏式教育的影响在全国扩展。1954～1956年，尊奉苏联模式，否定欧美教育传统达到高潮。
　　文化改造的主要目标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中共党外知识分子。直到1956年初，在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仍占93%，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去美国的12人，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9人，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大陆的60人，占74%。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但共同点是爱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传统。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季羡林回忆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觉得从此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到来，曾激发出广泛的热情，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1950～1953年，约有2000名留学生回国，成为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至1955年11月，回国的海外高级知识分子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有1041人，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类科学研究的奠基人或学术界的泰斗。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待遇也相当宽厚。一份研究表明，北洋政府时期，教授薪俸相当于中央政府部门的科长；南京政府时期，教授薪俸相当于一等县长；新中国成立后，教授最高工资相当于中央副部长。台湾学者陈永发认为，中共透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名气响的知识分子深感知遇之恩，并有负疚感，"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1951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发起，众多名教授响应的。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渐渐激烈起来，给知识分子以很大精神压力。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1955年2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演变成政治上的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受审查的人很多，知识界空气变得空前沉闷。
　　为什么发动一系列文化批判？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上难以信任他们；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服务。因而，他的政策是改造和使用两手，通过思想改造促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拥护新政权，为国家建设出力。首先是打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费正清说，这些运动并不见得能打碎知识分子埋在心底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却"使大多数人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态度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