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埃及寻路看阿拉伯民族现代化的挫折

孙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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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3-8-8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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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宣布对前总统穆尔西展开刑事调查
　　2011年兴起的“阿拉伯之春”变革运动，至今尚未尘埃落定。最近，发生政变的埃及和内战不休的叙利亚两国最为引入注目。埃及人口已经超过9000万，是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有着最为悠久的历史，以爱资哈尔大学为代表的学术机构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埃及在政治、经济现代化领域的探索和挫折，在阿拉伯地区具有代表性意义。
　　小时候我看过的一本近代史普及的小册子《八十年寻路记》让我至今印象很深，那本书把中国人自鸦 片战争以来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探索过程称为“八十年寻路”。在我看来，各个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寻路”之旅已经持续了200多年，至今尚未找到既适合本国国情，又顺应世界大势，还能获得国内大多数人认同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寻路之旅，正是在埃及开始的。在漫漫寻路之旅之后，埃及今天仍在历史的岔路口上犹豫彷徨。
　　正如船坚炮利的“英夷”打碎了大清的“天朝上国”迷梦，18世纪末拿破仑打在狮身人面像鼻子上的一炮，也惊醒了少数居住在埃及的少数精英人物。新航路开辟之后，埃及不再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要道，整个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松散统治下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驻扎在埃及的阿尔巴尼亚军官穆罕默德阿里来自帝国的欧洲部分，对于来自西欧、中欧的冲击有着更深切的感受，他在埃及抗击法军的斗争中趁机夺取政权，开始了一场类似中国洋务运动的富国强兵的改革。在短短40年里，埃及的棉纺织工工业就发展到仅次于英国的规模，也建立了一支可观的海军，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阿里父子一度曾有一统阿拉伯，甚至接管整个奥斯曼帝国的雄心。然而，英国无法容忍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出现一个强国，联合其他列强，武力打断了埃及近代的第一次崛起过程。阿里的后代们从此不再挑战欧洲殖民列强，也不再试图推翻奥斯曼土耳其的宗主权，也遵守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试图带着锁链跳舞，欺凌那些更加落后弱小的民族（这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类似），从海陆两个方向向非洲东部扩张，长期了统治苏丹，一度占领了今天的索马里、乌干达等大片地区，成为当时世界领土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埃及政府还试图通过开凿苏伊士运河提升国际地位，但缺乏与国际金融资本博弈的经验，逐渐失去了财政独立，随后在19世纪80年代初被英军占领，沦为保护国，埃及的第二次崛起也就此中断。
　　一战后，以华夫脱党为首的埃及自由派发起宪政运动，埃及一度成为英国控制下的君主立宪国。二战之后，在激荡全球的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下，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运动”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武力收回了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抗击英法军队，走上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在经济上以计划为主，保留一些私营成分，在政治上建立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外交上倾向于亲苏反美，同时发起不结盟运动，在亚非拉新独立国家扩展影响。埃及在阿拉伯联盟中也一度居于领导地位，追求阿拉伯统一，还策划向海湾君主国的“革命输出”。埃及一度以新兴地区强国的形象出现，但好景不长，1967年“六五”战争的惨败让埃及的第三次崛起梦想破灭，阿拉伯国家矛盾内部的加剧和苏联与美国牺牲埃及利益的妥协，让纳赛尔的继承者萨达特倒向美国，镇压了本国的共产党，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在经济上开始推行自由化，开始“改革开放”，事实上终结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但保留了一党统治。这种急剧的转向激起了国内伊斯兰传统主义者的反对，穆斯林兄弟会刺杀了萨达特，但他的继任者在亲美和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一直镇压兄弟会。埃及成为全球接受美国援助仅次于以色列的国家，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经济体制往往被称为威权资本主义。到了21世纪初，年迈的穆巴拉克无力应对人口剧增、国际粮价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压力，一般民众的宗教感情和反腐败诉求，以及新兴中产阶级要求更多自由的政治诉求，终于黯然下台。
　　截至2011年，200年来的埃及已经尝试了开明专制、立宪君主制、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多种政治经济模式，都未能持久的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及与中国同是文明古国，近代都曾有过被侵略的屈辱经历，也都有过长期抗争、寻路的历程，都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都曾在冷战中更换阵营，都搞过计划经济向市场那个经济的改革。但是，与1949年之后中国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大道不同，埃及仍处于反复摸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之中。
　　迄今，埃及尚未尝试过的主要政治体制只有四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军人统治、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制和世俗的西方式多党共和制。伊斯兰世界深厚的宗教观念与共产党秉持的无神论抵触较大，难以产生共产党执政的土壤。后面三种前途中最终走上哪种道路，正是埃及目前三大政治势力：军方及其支持者、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自由派的反复斗争和妥协才能决定的。美国的态度也至关重要。
　　近代以来埃及的历史可以看作阿拉伯历史的缩影。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CSIS）中东项目主任琼·B·奥特曼博士2013年6月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座中指出，中东地区曾是跨越洲际的大帝国的摇篮，曾是物质和文化向外输出的地区。但是，近代以来，中东成为被其他地区的国家军事占领、殖民统治的对象，至今仍是受到外界强烈影响的区域。
　　在当代中东地区的五大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犹太人和库尔德人之中，波斯人、突厥人和犹太人都已经建立国力比较强大，政治体制比较稳固的现代民族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和以色列共和国。除了一直没能获得独立，而被分割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等国的库尔德人，处境最差就可算是阿拉伯人了。从经济上看，尽管阿拉伯人坐拥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在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称为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成规模的高科技产业，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此前，阿拉伯国家是欧洲日本的能源提供者和商品市场，现在这些国家也成为中国的能源提供者和商品市场。从军事上看，无论是曾苦战以色列的埃及、叙利亚、约旦，还是挑战伊朗的伊拉克，还是侵入乍得的利比亚，阿拉伯国家在所有对周边地区国家的战争中竟然没有能打赢过一次，也就更没有赢得反击美英这样区域外大国侵略的战争的可能性了。
　　阿拉伯民族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跨国民族，作为一个较强自我意识的共同体只有100多年的时间。此前，中东地区大部分居民的认同一般不超过部族和村落。但是作为一种边界不那么清晰的语言-宗教共同体，则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四大哈里发时期。如果我们用当代的术语”阿拉伯民族”来描述这一模糊的共同体的历史，可以发现，自从16世纪初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以来，曾经在中古时代显赫一时的阿拉伯民族一直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地位，鲜有强大的政权、影响深远的科技发明和思想家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那么阿拉伯民族就承受了“五百年屈辱”，其中包括四百多年的异族统治和半个多世纪的落后状况。西方的很多分析家们，把阿拉伯人持续的受挫感看做是恐怖主义的心理根源。
　　总之，“阿拉伯之春”是分为各个国家的阿拉伯人探索富强道路的漫长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到目前为止，这种探索失败多于成功。在短期内，阿拉伯人还很难创造出符合本地区、本国特点的稳定的发展模式，也很难把某种外来的模式成功运用。从长远来说，阿拉伯能否走上复兴的大道，不仅取决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也受制于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或许，一个中美力量和影响对比更加均衡的世界，将更有利于阿拉伯人更加独立的探索现代化的道路，更加自主的汲取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复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