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立法”引争议 不应量化指标

　　8月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传出消息，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总局将争取在年底形成较成熟方案并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目前，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已草拟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
　　这几天，社会各界关注“阅读立法”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看法。赞成者认为此举为全国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提供制度保障，有利于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国民阅读率低迷的现状。反对者则称“阅读是个人的事情，不该作为量化指标”，如果阅读不达标，又如何惩罚？这方面的想象力似乎有点跟不上。而观望者也不在少数，他们认可将阅读提升到国家宏观战略的层面上，但也担忧出现“一刀切”、“过度行政干预”等现象，提出在立法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谨防形式主义和文化政绩工程。

立法为保障公民阅读权利
　　昨天下午，参与起草《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一位课题组成员接到记者要求采访的电话后表示为难。他说：“该法案目前还在内部进行紧锣密鼓的初稿起草、修改阶段，尚未开始征求意见。下一步，将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牵头，通过征求部委意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地方调研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继续修改完善。”
　　阅读立法的动议源自今年全国两会期间11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并提交的《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下称《提案》）。
　　这篇《提案》明确提出了“由全国人大制定《全民阅读法》、国务院制定《全民阅读条例》”的建议。建议认为，为全民阅读立法，就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确定政府为促进全民阅读的责任主体。
　　具体的设想包括：将全民阅读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制定全民阅读规划，发布全民阅读调查情况，提供公共阅读场所，举办全民阅读活动，保障公民阅读权利等。

地方政府要为阅读创造条件
　　记者了解到，《提案》由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委员作为第一提案人，当时得到了新闻出版、文艺、教育、社科、经济等多个界别政协委员的支持，葛剑雄、王明明、白岩松、王安忆、陈建功、何建明等115位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委员均在《提案》上联合签名。
　　为何要为阅读立法？《提案》称，自2006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大力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活动以来，虽然已经有18个省（区、市）成立了全民阅读组织领导机构，北京、上海、广州等400多个城市常设了读书节、读书月活动，每年吸引7亿多读者参与读书活动，但多数地区的组织机构和负责人属于自发倡导，缺乏长期、持续深入开展的动力，无法建立起长效机制。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国家法律法规保障全民阅读，将其纳入到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中；同时，在国家层面常设全民阅读组织领导机构，提供组织保障和专项经费支持。
　　更充分的理由是：目前国民阅读能力总体不高。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无论在人均阅读数量、阅读习惯，还是在阅读设施及服务等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较大差距。特别是部分地区阅读资源严重匮乏，社会上一些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要改变这种情形，必须依靠政府扶持和公益性阅读基金资助。

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可借鉴
　　想到法，就想到惩，甚至想到刑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会是这样一部法律吗？有网友开玩笑说：如果不阅读，是否将我关起来读书？记者请教法律专家后得知，以上想法存在误解。从该条例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促进型立法。我国类似的法律法规还有《中小企业促进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
　　有必要更新一下你的法律知识了。促进型法律是一种新兴的法律现象，与传统的管理型法律不同，促进型法律的特点是较少甚至没有设置法律责任。有人形象地说这是一种“软法”，它是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手段。此类法律文本中的责任主要包括行政主体责任、其他主体责任以及援引其他法律等形式。换句话说，如果百姓对阅读不满意，意味着地方管理部门“促进阅读”不力，责任在政府。
　　将促进阅读立为法律，借鉴了国外推动全民阅读的先进经验。国际社会上，以立法的形式保障了国民阅读能力提高与积累的法律有美国的《卓越阅读法》（1998年）、《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2002年），日本的《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2001年），韩国的《读书振兴法》（1994年）、《读书文化振兴法》（2009年），俄罗斯的《民族阅读大纲》（2012年）等。（本报 首席记者：吴越）

原文标题：“阅读立法”引争议 反对者称阅读不该作为量化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