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真正的志向是以“言论报国”

范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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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和家人在杭州西湖上游览，船上写有“申报”字样
　　《陈布雷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此距陈布雷之死已六十多年过去。陈的回忆录早在1949年即有出版，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有过翻印，但错谬之处甚多，这次东方版的《陈布雷回忆录》较之1949年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的影印手稿、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根据影印手稿重新校雠排印的铅字本，在附录内容上有更多扩展与充实，可见这么多年过去，一些史料陆续被挖掘出来。这本《陈布雷回忆录》只写到五十岁止，他本人活到五十九岁，台湾方面透露，“陈氏五十岁以后亦撰有回忆录原稿，惟因关系国家大局者较多，故迄未见正式刊行问世”，从民国史料角度来看，五十岁以后的九年，正是从抗战至国共战争这一段时间，陈布雷置身中枢，辅佐领袖，参与党务，至最后以自殉方式而结束性命，其内情之多，可想而知。陈布雷是有从政日记的，自1935年3月1日，至1948年11月11日止，但见到的只是片断，大部分都未公开。据陈氏家族后人说，日记原件被大陆有关部门没收“保管”，仅有缩影胶卷两份，曾托人带至台湾。1989年台湾《传记文学》刊载的那一部分，转自上海《档案与历史》季刊杂志，大陆方面违反了当初“不予发表”的承诺，遭陈氏家人的异议，此事才停下来。

一，从政不是他的素愿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陈布雷其人其事，已不会有太多的人关心，一般都知道他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是蒋最信任的人，“重大决策莫不商于陈”，在大陆易帜前，却自杀身亡。关于陈布雷短暂的一生，应当全面看待，不能仅仅从他作为蒋的高级幕僚这一特殊经历简单概言之，从陈布雷回忆录以及诸多友人的怀念文字中可以知道，从政并非他的素愿，他的真正的志向是以“言论报国”而不是完全投入政治。也就是说，在他四十岁前的十年间，投身新闻界，在沪上，以撰写社论、时评为主，“以敢言与文笔犀利著称”，当时中国言论界，有“南陈北张”之称，“南陈”即上海《商报》的陈布雷，“北张”乃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
　　说起来，《商报》只是商界组织的一张报纸，由上海总商会董事汤节之出资创办，论历史、实力、背景，既不能与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相比，也无法与进步党或改良派主办的报纸《时事新报》相竞逐，“但是商报便凭着布雷先生的一枝笔，在上海舆论界横扫千军，独树一帜，使当时上海的有识之士，除了披阅各报之外，非翻开商报，看看今天‘畏垒’做的什么文章……”“畏垒”、“布雷”是陈布雷的常用笔名，其本名训恩，字彦及，“知道的人反而少了”。曾经做过中央日报社长多年的程沧波回忆：民国十四年（1925）某月，他赴江湾复旦大学参加一次非正式的上海文化人士的集会，有人谈到《时事新报》，也有人谈到《民国日报》，刘大白教授忽然用他的绍兴腔说道，今日上海报纸的言论，哪一个人也写不过陈布雷，“他举出那一篇文章，那一段短评，在座的人都默默点头，表示没有异议”，可见陈布雷文字的影响力，邹韬奋在当时称赞他是“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
　　陈布雷一直认为自己的理想职业是在新闻界，自他三十一岁进《商报》，任编辑部主任，一枝笔撑起了一张报纸，在北洋时代，没有意识形态的羁绊，一张报纸针砭时弊，延揽读者，主要靠言论，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说，“《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余与公展、更生（即潘公展、潘更生，作者注）等夙夜孜孜，以充实内容改良纸面为事。余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几乎是每天一篇，设若没有深厚的笔力，非凡的见地，一般人怎能够做到这一点？陈布雷与张季鸾订交，并成为终生益友，也是因为一场笔战，当时张是《中华新报》主笔，双方因某案“反复辩难者约旬日”，引起他对《商报》的关切，却不知谁写的这些锋利文字，惊诧“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遂在自己的报上发一短评，“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者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陈布雷平日埋首写稿，“自以学识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即同业之间，亦鲜过往，故沪上报界罕有知《商报》编辑室系何人主持者”，这种低调风格，贯串一生，即便日后被蒋介石看中，留在身边，成为“民国第一枝笔”，也依然故我。一个人能始终做到这一点，而且，是在极大的权力之中，“非在人格修养到了最高的境界不为功”，这是他的秘书蒋君章说的。
　　1927年，陈布雷三十八岁，在南昌，与蒋介石首次见面；一个月后，加入国民党，介绍人是蒋与陈果夫。南昌停留两月，即开始替蒋介石代拟文字，其中一篇重要文稿《告黄埔同学书》，就是蒋口授要旨而由他为之起草，“文胆”要务，于此而不可收。其时正北伐，陈布雷对国民革命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内心是认同的，“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倒军阀而争回主权”，蒋君章认为“先生对革命，私淑甚早，他在革命运动中，没有实际参加，惟对革命运动，则赞助甚力”。所谓“赞助甚力”，即无论从政前或其后，无非是以自己的特殊才能“代大匠斲”，但事实上，仍不想从政，自谓“去旧业而入公务生活，常觉个性与任务格格不入”。当蒋问起今后的志愿，回答是回沪继续做记者。至次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再次问起，愿任何种职务，交由他自己选择，回答还是愿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蒋总算同意去办报，遂离开南京，回上海，进入《时事新报》任总主笔，主持该报的社论，其间，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等人创办《新生命月刊》。
　　未料，一年后，蒋梦麟调任教育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提名陈布雷接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并征求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意见，均表示支持，陈布雷坚持认为自己留在新闻界更为适宜，“自信以过去之成就”，“较之从政，功效必远过之”，甚至向蒋介石表示不就，蒋也赞成，他两次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交辞呈，“然均不蒙许可”，只有暂时赴任，“拟稍缓再续辞焉”。以他第二位夫人王允默的说法，当了省教育厅长，“自赁旅社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陈布雷就这样被强行征召而离开了中国新闻界，从此一去未返。当然，除被征召这一特定因素外，与他本人的政治立场也有一定关系。我一直有个看法，文人从政，即所谓“思出其位”，既有个人理念信仰追求、现实环境嬗变、实际能力等因素，同时更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想从政的人都可以从政，机缘与条件缺一不可。对陈布雷来说，则势所不能，蒋对他特别器重，甚至有点离不开他，陶希圣说过这样一个细节：1934年前后，陈布雷还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任上，“蒋委员长要发表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布雷先生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京来了，写好了文章，他就悄然回杭州……”
　　从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或可透视蒋本人对待学术界及报界人士的基本态度。北伐期间，罗家伦就是与蒋介石有过一席谈话之后，才毅然应召从政；1935年，蒋在南京汤山官邸召见清华历史学教授蒋廷黻，命他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不容推辞；抗战初始，在庐山，召见北大教授陶希圣，让他放北大教席，代表国民党中央前往北平指导言论工作，陶有所不解，陈布雷在一旁说：这是命令！所以，陶希圣一直觉得“蒋先生对学术界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文官与武官又有不同的态度，而对文化界的报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北伐之后，他与北平学术界的教授们有很深的关系，这中间的关键人是丁在君先生……”
　　至抗战前夕，陈布雷之于蒋介石，已是侍其左右，如影随形。蒋的重要讲话或文告，大都出自他之手，间或有程沧波等人代拟，定稿仍由陈布雷负责。抗战期间，蒋介石的文告较之前越来越长，他的任务也就越来越重，他在给张治中的一封信中说：“弟自二十四、五年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酬应，屏绝一切家事，……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这就是他当时的全部生活。不过，陈布雷以报人而从政，报人的本色，即有开阔的视野、客观的分析、独立的批判精神，进入权力中枢之后，往往体现在忠于职守，忠而不愚，保持头脑的冷静，一切非为做官而去，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突出，一般人很难做到。
　　陈布雷对“学人从政”有过自己的看法，抗战前数年，熊天翼（式辉）建议蒋介石宜在身边有类似智囊团的组织，陈当时力主慎重，其理由是“中国专家有限，有学问而又能以公心奉职、不植党羽、不存个人夸耀观念者更不多，智囊团云，谈何容易……”邵毓麟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一次问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和贡献，陈思考了一两天，才回答他：“委员长是全国领袖，系国家安危于一身，譬如说他是‘火车头’，……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左右颠簸摆动太猛烈的话，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稳”，邵认为“刹车作用”未免有点消极，陈反问了一句“消极吗”？之后，邵终于想明白，这种“看似消极其实积极的作用”，实为对国家和民众负责的一种心态。

二，在权力中的超然立场
　　陈布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他的办公地点，实际上，就是“陈公馆”，即他的住宅，“只有两三个职员，有一个字写得极好的金先生，一个办事的职员和一个副官，后来增加一位秘书翁先生，一直到重庆，还是陈公馆。……他不想扩大，始终保持原来的体制”。据秘书蒋君章回忆，陈布雷经常对他们说：“一个人要做二个人或三个人的事，对外要严守机密，个人最好断绝社会关系，凡进侍二处工作的人，一律要较原来职级低两级，以磨练心志，大家一定要抱定做无名英雄的决心”。
　　从政后的陈布雷，处于中国政治核心的最里层，“名字不愿见报”，行踪也很少有人知道，“过去他与一般报人一样，也能喝几杯酒，也打几圈牌，他主持商报的笔政，蒸蒸日上，也有许多交往的人，但是这么一个豪爽的人，负起侍从室的职责，掌管蒋委员长的机要，一改过去豪放的生活，为人处事，非常谨慎，非常严肃”。陶希圣在侍从室任少将组长多年，起初还有点无所谓，在陈布雷的影响下，“后来也做到六亲不认了”。每当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陈布雷更是保持缄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对日作战方针等问题上发生矛盾，即“史迪威事件”，“那是当时极大的秘密，布雷先生就好几天没有下楼，独自在楼上的小房间里用膳，我们有好几天都没有见到他”，陈布雷这样做，就是防止高官不停出入之间有意外泄露，绝对保密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信条”。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是一个“超然分子”，这也是报人本色使然。许多有关会议，常以健康不佳为由而不出席。1946年制宪会议，浙江省籍国大代表请他参加主席团，陈布雷特函秘书长洪兰友转达谢意，表示他本人除参加开幕式外，都会缺席。陈布雷在蒋身边二十年，从不恃权，也不建立所谓的势力圈，他在蒋介石面前有保举人才的资格，但从不轻意保荐某一个人，这在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内部是极为少见的，“如果布雷先生稍有政治野心，他真可以在二十年的时间中，布置一个完备周密的干部网于全国各部门，成为一个有力的派系领袖，但是布雷先生不惜做这一类事情”。蒋君章说，“当时政治场合有关人事的流行语，是‘谁是谁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谁是陈布雷的人，这便是先生保有超然地位的结果”。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当时大会中有三派一团，组织部陈果夫立夫派、朱家骅派、吴铁城派及青年团，激烈地争夺中央委员的名额，在各方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很多既非对党有何贡献，也非为党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总裁很难一一接受。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蒋在与陈布雷谈话时，希望能拔擢一些“不偏不欹的人才”，问有没有适当的人选，“为了不忍再增加总裁的困扰”，陈布雷一个人也没有提。
　　陈布雷不经常在公开场合下出席会议，引起新闻界人士特别注意，时任重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的浦熙修，多次找到陈立夫，希望通过他的关系采访陈布雷，陈答应了。约好时间见面，浦熙修在采访中很冒失地问：先生属于国民党中的哪个派系？陈布雷对这个问题有所不悦，却也没有回避，而是幽默地说：“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她：‘你的爱人是谁？’她势必难以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国民党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陈诚先生，朱家骅先生都是。言下，就表示了他是国民党中的超然分子，各方面他都是很接近，这一迫人而来的问题，便在轻松愉快中，一笑了之”。
　　由于陈布雷在权力中保持超然的立场，故常能调和各方意见，而归于统一，甚至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妥善处理一些紧急事件，1945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学潮即为一例。这次学潮之平息，迄今披露的史料已有不少，对陈布雷在其中的作用则语焉不详。这次学潮为民主同盟所策动，而以昆明为最
　　时间点又正好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前夕。依惯例，处理学潮在行政上属于教育部的职责，新闻发布属于中央宣传部和中央通讯社的职责，青年思想工作属于三青团中央的职责，蒋介石对处理此次学潮颇不放心，特命陈布雷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
　　小组成员中有中宣部部长吴国桢、青年团书记刘健群等人，至事态最严重时，蒋介石下令解散西南联大，遣返学生回原籍，由昆明驻军负责办理。命令下达后，时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对此令有不同意见，借出巡而离开了重庆，陈布雷对此颇感懊恼，“因为这个命令的如何执行和教育部与军事机关有关，教育部的意见尤为重要，而部长出差在外，无可商量，实使先生为难”。陈布雷毕竟十分了解蒋介石，深知这一命令“只是在启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定要解散西南联大”，若真把西南联大解散，必成为一些人鼓动各地学潮的藉口。经小组会议详加讨论，认为此次学潮的症结，为少数职业学生与左翼教授所煸动和裹挟，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工对此持冷静态度，完全可以做说服工作。因此，由陈布雷发电向蒋报告，西南联大学潮问题，正在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同时，实施疏导方案：设法暗示校方和员工，最高当局有解散学校并军事接管的筹划，为了学校的前途，大家应当挺身而出，疏导学生，不再受裹挟；恳请有条件的学生家长协助召其孩子暂时返家，等复课时再归；通知昆明部队做好临时接管学校的准备。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是重庆谈判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事态只能平息而不能扩大，陈布雷的主导意见得到认可，于是从多方面入手，“尤其是置身事外的教授们为了学校的前途，不能不晓谕学生，发生极大作用，最后只余下极少数的死硬分子，只好自行散去，风潮得以解决”。
　　陈布雷处事之谨慎与细密，大率类此，也可见在处理公务时的担当，因而一直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总是称他“布雷先生”。

三，最后主持的一个机构
　　陈布雷最后的正式职务，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其会长由蒋介石兼任。不过，他还另外主持一个小机构，即宣传小组，“罕为外间所知”。
　　抗战结束后，1946年底的“制宪会议”，国共分歧很大。“从那时起，宣传方面的问题便日益严重”，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经常与一些重要人士会谈。蒋介石主持的这个会议习惯被称之为“官邸会议”，宣传小组则为“官邸会议”做准备，本质上是“官邸会议”的秘书室。
　　这个机构十分简单，也很低调，正是陈布雷的一贯作风。陈作为小组召集人，参加会议者均为中央组织机构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包括陈立夫（组织部长）、董显光（行政院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李惟果（中宣部部长）、黄少谷（后任中宣部长）、张道藩（文化委员会主委）、陶希圣（中宣部副部长）等人，主任秘书是徐复观，秘书谢然之、蒋君章，地点在南京湖南路508号陈布雷公馆。这个小组会议前后持续有一年多时间，“除了有关系的人之外，外间始终无人知道”。陈布雷死后，这个宣传小组由中宣部长黄少谷主持，程天放继任中宣部长时，已是1949年的春天，“宣传小组事实上已经停顿”。
　　有个细节仍可见陈布雷的书生本色。这个小组虽属幕僚性质，并不负责执行任务，有时也要支援具体的行动。1947年秋冬之交，蒋介石特拨一笔款项，交宣传小组专用。正值法币币值急剧下降，有人建议陈布雷把这笔钱换成黄金或美钞，或可发挥更大的效力。陈布雷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称与国家的法令法规相抵触，只同意把这笔款项以“宣克成”名义分别存入几家银行。第二年秋，翁文灏政府推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代替法币，三百万元法币折合一元金圆，这笔巨大的资金，兑换成金圆券不过区区数千元，陈布雷叹道，“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的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
　　这时国民党政权正面临两个重大危机，一是军事上的挫败，二是经济上的恐慌，尤其金圆券实施后的限价政策，已发生动摇，“国统区”人心惶惶。由此各方面意见纷然而起，多想经陈布雷而上达蒋介石。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直接以电话互谈，蒋君章回忆：“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们代拆。……但先生自己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的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1948年11月12日深夜，在无任何预兆之下，陈布雷服下大量的安眠药，气绝于次日凌晨，终年五十九岁。陶希圣11月13日日记有详细记载：上午十时半，陈修平（陈启天，时任经济部长，作者注）兄正在寓谈时局，蒋君章电话，请立即往湖南路。余即搭修平车往，过经济部，易车送往。至湖南路508门口，见陈熊两医官匆促进门，叔谅（陈布雷之弟陈训慈，作者注）含泪，知不妙，急入上楼，见布雷先生仰卧，面色黄，口张不闭。陶副官查安眠药瓶，知其已吞百粒以上。医注射强心剂无反应，已于三小时前逝世矣。惟果芷町后来，见遗书致余等三人者，皆哭。遗君章书命注意发表消息，勿为反动派所利用，乃商发一新闻，谓系心脏衰弱及失眠症，心脏突发致死。正午总裁将遗书，欲发表。余往述遗书云云，乃决仍余等所发新闻。
　　陈布雷之死，国民党高层无不震惊，太突然，也太令人意外！以陶希圣的日记（1948年11月16日），当时“流言盛行，谓布公主和，或反对某些政策等”，可见他的死引起震动和种种揣测。陈布雷外甥翁植耘（陈氏五妹之子，早年做过郭沫若的秘书，作者注），以及滞留大陆的副官陶永标在香港报刊发表有关陈布雷的文章，言及陈之死是对蒋的“尸谏”，跟随陈布雷七年的秘书蒋君章针对翁、陶二人之文提出不同看法，尤其所谓“尸谏”一说，认为“与事实完全不合”，是对布雷先生的“大不敬”。“尸谏”这一推断，不知有何根据，连留在大陆未走的张治中也不相信这个说法，认为是一个“疑问”。
　　1986年，陈训慈写过一篇《先兄陈布雷杂忆》，文中称胞兄“深陷在这一小圈子内”，只能顺从蒋介石的刚愎做法，勉力为之尽忠到底，“他的路就只能愈走愈窄，以至无路可通，最后只有结束自己生命的一途了”。在他看来，陈布雷身边的友人，包括秘书蒋君章在内都是有问题的，陶希圣凭藉蒋介石的支持和陈布雷的信任，成为宣传小组中的有力分子，“在某些问题上，他甚至可跳到布雷头上招摇自显”；蒋君章与“中统”有来往关系，陶任第五组长后，则向陶靠拢；所谓CC系人物陈立夫，对先兄曾有过一次胁迫，邀至密室非要他加入CC不可；张治中、邵力子等人是“较开明的”。此文1997年在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后，立即遭到仍健在的陈立夫的反驳，陈氏说他本人与布雷先生相知甚深，“绝不可能用此愚蠢的方法”，若有其事，蒋介石必会惩罚他，即使陈布雷不告诉蒋，戴笠之特工组织，“亦必揭穿此事面告蒋公”，陈训慈完全是在“捏造故事”，甚至有意点出“有人称其为共产党员”。
　　陈训慈并没有去台湾，他反感的那些人，都去了台湾；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则留在大陆。从陈布雷遗书看，其中有给陶希圣的，也有给蒋君章的，至少可以说明临死之前，对他们还是十分信任的。陈布雷侄子陈约文在台湾，1989年陈布雷百岁冥诞时在《近代中国》杂志撰文追忆二伯父，语气与陈训慈的文章区别也较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岸对于历史的叙述和语境不同，难免出现较大的差异；因此，不论大陆或台湾，倘若意识形态色彩不褪，对历史人物就很难有一个客观判断。但不管怎样，陈布雷作为一个报人而从政，在最高权力核心中二十年，位高而权重，始终能保持报人本色，勤勉奉公，清廉自律，非一般人所能及；易篑时，发现箱中遗款仅七百元，一切存款不过三万元，甚至在给秘书的遗书中特别交代，“寓中新沙发三把及单背椅十把，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如此公私分明，这样的人，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