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为何贬低孔子抬高秦始皇

　　孔子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后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创始者。字仲尼。鲁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宋贵族，迁鲁。初为小吏，后聚徒讲学。周游列国。曾整理研究《诗》、《书》、《周易》等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有《论语》二十篇，为孔门师徒问答，其他言行散见于先秦诸书籍。自汉代以后，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本日参观曲阜孔庙孔林。这是他第二次来曲阜。早在三十年前，即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来曲阜。1936年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此事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青年的壮游记忆犹新。在由济南赴曲阜的列车途中，毛泽东浮想联翩，神思当年意境，又和陪行人员谈起这段生涯。
　　今非昔比。毛泽东现在是共和国主席。他又是那么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因此，在曲阜孔庙，毛泽东侃侃而谈。他说：曲阜作为王都前后有七百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前，毛泽东又谈起了孔子：“‘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先圣先贤进行比较，找出了圣之所在。伯夷，因反对周武王消灭商王朝，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孟子谓其‘清者’；伊尹，是商初大臣，辅助商王太甲，因这位王破坏法制，被他放逐，代理其政，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孟子谓其‘任者’；柳下惠，是春秋时鲁国大夫，以学习讲究贵族礼节而著称，齐攻鲁，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孟子说他是‘和者’；只有孔子集先圣先贤之大成，是圣人中最适合于时代的人。他把孔子推到了最高境界。”“由于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统治阶段的胃口，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161、1162～1163页）
　　毛泽东对孔子极感兴趣，自己的读书生涯，也是从孔子光圈下的私塾和蒙书中走过来的。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谈话中经常谈自己受孔子的影响。他曾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960年6月，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页）1964年8月，毛泽东在和周培源等谈话时又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毛泽东熟读孔子的书，谈论孔子几达七十年，仅《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所引用的《论语》就有二十二处。可以说，孔子是毛泽东一生中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人物。
　　二十世纪前期，在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毛泽东也对孔子作了有力抨击。在长沙《大公报》以及己所创办的《湘江评论》里，针对孔子和封建主义写了很多文章。如1919年7月，为《湘江评论临时增刊》撰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就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主持农讲所期间，又说过：“孔子生在封建社会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环境的压迫，也就成了封建思想了。他的道所以能久行不衰，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重视不歇。”但那时的毛泽东没有否定孔子，认为孔子对社会和国民心理有巨大和深远影响。十年后，即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中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302页）
　　毛泽东提倡研究孔子，一以而贯之。1938年，他就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1973年5月，在谈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他又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许多重要讲话、著述里谈及孔子及其言论，也在与干部、群众的谈话、书信、题词中提到孔子及其言论。他对孔子的主流是肯定的，赞赏的。孔子自有他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
　　1939年春，陈伯达写了《孔子哲学》。毛泽东读了两遍，并两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表示此书“大体上是好的”，但也提出商榷，商榷的多是陈伯达对孔子学说认识不足，有贬低处。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又说，“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两天后，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修改稿后，又提出“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几年后，他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再次指出：“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84页）
　　孔子是教育大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相当多的就是关于孔子从事教育的谈话。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又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80、183页）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又说：“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再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15～116页）
　　当然，孔子那套教育方法也有缺点。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指出：“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是文言文。”（《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1页）毛泽东反对孔子轻视和脱离生产劳动。1939年5月4日，他在延安举行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谈及青年参加生产劳动意义时说：“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8页）
　　毛泽东也喜欢在书信和谈话里，恰如其分地引用孔子言论，作为交流和教育的工具。如读谢觉哉总结自己前半生的历程所写的《自传》时所写的批语有“文如其人，信哉！”（《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给生病住院的王观澜写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要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给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医生方禹镛五十岁生日所写条幅：“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与谭政闲谈时得悉他已有三十八岁，就说道：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就快四十的人，那早就该立了，等等。毛泽东非常提倡孔子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红军时期，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称赞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提出要“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在具体叙述“不装”时说：“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5～126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地谈孔夫子，有时还说孔夫子是圣人、贤人或革命党。
　　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他赞同郭沫若的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的观点。认为：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199页）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第二次会议上谈破除，迷信时举了古今很多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例子，其中也说到，“孔夫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后来教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相当于我们现在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做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17页）翌年夏天，他在与孔从周将军谈话时又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他为山东曲阜陈家庄办合作社成就写了按语，内称：？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54页）几年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278页），他还说：他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只不过是贤人。
　　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也有批评和指责，有的甚至是因与现实政治挂钩而出现的过火言论。1953年9月，他在政府会议上批判梁漱溟先生时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3页）1957年1月，在和省市区党委书记谈双百方针时，毛泽东说孔子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1964年2月，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更指出孔子教育也不行，“孔夫子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还说：“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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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喜欢用孔子来衬托秦始皇，即贬低孔子抬高秦始皇，他对孔子的评价也越来越低，甚至予以全面否定。1964年6月，他在接见外宾时就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当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1968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哕，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孔夫子的哕。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同上）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将孔子作全面的否定。还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排印大字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1973年7月，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81页）不久，毛泽东亲自批发了广东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并在《人民日报》刊载。1975年底至1976年初，他还曾这样说：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295页]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清理林彪有关材料时，发现他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与孔子一样，都是搞复辟的。
　　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的意见。1973年7月3日，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从批评外交部的一个文件谈起。毛泽东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按指‘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也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
　　“结论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08—309页;参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41—443页。该书第450页上又说:“1973年7月，他(按指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即指1973年7月的这次谈话。。
　　固有的指导思想，复杂的政治斗争，使毛泽东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起来。出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他仍冀望着“文化大革命”或者还能有一个接近他原来预想的某些圆满结束。他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否定。当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尖锐对立时，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倚重和在某些问题上的不满往往是并存或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的。而这种不满，客观上为江青等人屡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提供了动力。1974年10月至1975年初掀起的一股反复辟回潮的浪潮，正与此有关。
　　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不从子厚返文王。”这是我们当时记录的原始抄件，同后来流传的小有区别，当以将来正式发表的文字为准。同一天，就布置了《封建论》的注释任务。以后(从1973年8月至9月底)相继布置的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咏荆轲》，都是为了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和“焚书坑儒”的必要性。注《石鼓歌》，是为了批评“孔子西行不到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注《咏荆轲》，是为了批评荆轲刺秦王是“勇且愚”的行为，并认为“秦皇本诈力”的“诈”应作正面理解。这几个大字本，都是为了用历史来论证统一和反复辟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研究事典》上册，第277页。
　　《封建论》的主旨，是肯定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郡县制，批驳代表封建割据势力的“封建制”《封建论》里所说的“封建”，是指殷周“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度，不是指封建社会的国家制度。，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为了落实这一指导思想，保证“文化大革命”中大权在握，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书房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毛泽东把邓小平请出来当军师，当总参谋长。这就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保证了中央集权。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并限令10天内到职《毛泽东研究事典》上册，第297
　　为了充分肯定作为秦始皇统治实践的理论基础的先秦法家的进步性，必须摒弃传统儒家思想对法家和秦始皇的否定，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从1974年3月开始，到7月为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批“评法”(实际是褒法)批儒的大字本布置了点校注释任务。当时席卷全国的 “儒法斗争”浪潮，实际上是从这里肇其端、始其源的。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中的《问孔》和《刺孟》，内容不言自明，是借王充的言论批孔;《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忠孝》和《说疑》是有重要涵义的文章。此外，还包括了荀子和商鞅的文章这些文章见《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下卷，第469— 633页，均为毛泽东1974 年度阅读的大字本;1973年底还有韩非和章太炎的两篇文章，见该书上卷第432页、468页。具体布置过程，参阅我为该书写的卷首《前言》。。《说难》(1974年4月4日布置)的内容是说韩非认为在当时韩国旧贵族占优势的情况下，法家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陈述方式，必须讲究斗争的方式和谏说的策略。《孤愤》(1974年4月布置)则反映了韩非对“重人”即旧贵族擅权的愤怒，认为由于“重人”势力占优势，而造成“主上卑而大臣重”的不正常政治局面。
　　深究这些“法家著作”大字本的内容，反映的基本思想是要用革新的“法治”代替保守的“礼治”;强调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确立“君臣上下”《商君子·国策》。的秩序;强调只有在搞好内政的基础上才能对付外部敌人《韩非子·忠孝》的主题思想之一。;主张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必须“起法正”，“重刑罚”，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荀子·性恶》的主旨。;必须“法”、“术”结合，才能加强中央集权制度《韩非子·定法》一文的基本思想。。为了从哲学上论证建立中央集权制是顺天应时的，还以柳宗元的《天说》(1974年7月布置)和刘禹锡的《天论》(时间同前)作为理论依据，从唯物与唯心、革新与保守的角度证明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正确性。“法家著作”大字本的核心思想是坚持变革，反对保守和复古，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这同毛泽东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现实的政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预计到他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会受到不少人的反对，因此在 1974年7月布置了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提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以支持“左”的路线推行。(据传，他当时还读了清代人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毛泽东扬法批儒，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更重要的是借宣传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特殊背景下的社会政治体制，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不仅民主与法制遭到空前破坏，而且还要以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为根据继续强化这种政治体制，这必将把社会的正常运行与操作推向一个无法把握的绝端，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不管毛泽东主观上是否授意，但他的谈话和布置的大字本，客观上为江青一伙于1974年初提出批林批孔运动、阴谋打击周恩来和大批老干部提供了根据。1973年底掀起的批判尊儒反法思潮，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转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5日江青等人在京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都是上述背景的产物。毛泽东批准并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阶段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在客观上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面对当时来自北方的原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还重视历史经验的启示，这就是1974年6月布置的西汉政治家晁错的两篇文章:《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前文主旨是说为了抗击匈奴入侵，必须移民实边，屯戍边塞，“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确保“制边县备敌”。这样，既可节省国家开支，又能增强边防能力。7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支边的现代人口迁移，就是在北方军事压力下吸取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的结果。后文主旨是总结汉兴以来同匈奴作战的历史经验，具体分析了汉朝与匈奴双方军队的长处与短处，认为汉朝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匈奴，只要发挥自己长处，就有可能打败侵略者。只要了解1973年至1974年原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45个师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资料，转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册，第3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读这两篇文章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