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首次访苏在专列车厢
本文摘自：《开国第一重大行动》作者：杜卫东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周恩来一扬剑眉，问：“那个国民党的潜伏电台侦破了没有？”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回答：“正在全力侦破，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1949年11月的一天。
当秋夜抖动黑色的翅膀为古都北京罩上了件藏青色的睡袍时，中南海西华厅的灯亮了。刚刚参加完一个重要国务会议的周恩来套上蓝布套袖，又坐在了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那时候，他正值壮年，精力充沛，生命如同一支燃得正旺的火炬。
“报告！”秘书何谦走进来，对正伏案审阅文件的共和国总理说：“罗部长和杨部长他们来了。”
周恩来闻声放下手中的毛笔，抬起头来说：“噢，快请他们进来。”
新中国刚刚庆祝了她的诞生纪念日，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而这几天，他们正在倾其全力策划开国以后的第一重大行动──毛泽东出访苏联。
一年多以前，当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关头，毛泽东为取得斯大林的理解与支持，曾有意出访苏联，只是因为斯大林考虑到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主帅不可轻动以及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等因素，没有同意，而是派了苏共有威望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听取意见。
这一次，毛泽东准备亲率代表团赴苏联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纪念活动，同时与苏联缔结一个条约，以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依托。
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远行，这位从韶山冲的小路上走来的乡村教师，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法比拟的胆识与气概，挽长缨、缚苍龙，“气吞万里如虎”，终于亲手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此之前，这位缔造了一段辉煌历史的时代伟人，在黑暗中摸索，在血雨中苦斗，从未离开过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因此，他的第一次出行就更为举世所瞩目。
当时的治安形势颇为严峻。
毛泽东乘车所经地区大多为新区，土改尚未进行，铁路虽然全部接收过来，但内部人员有待清理，我党对专列保卫工作还缺乏经验，铁路公安保卫工作也尚在建设之中，沿途还有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活动。
更使周恩来感到焦虑的是：中央军委三部猜译局破译了一个密码电报，是国民党北平保密局的潜伏电台发出的，向台湾当局通报毛泽东的活动这一重大战略情报，台湾当局也声称要对专列进行颠覆。
毛泽东出访苏联，必须要向全国人民打“保票”，保证万无一失，否则，对于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来说，其灾难性的后果简直无法想象。他今晚紧急召见军委公安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就是要对主席的安全问题再做一次筹划。
罗瑞卿和杨奇清推门进来，并排向共和国总理举手敬礼──这是一对老搭档了，很早就有所配合，为我党的保卫工作立下过汗马功劳。罗瑞卿身材高大，眉宇间时时流露出一股军人的豪气；杨奇清身材矮小，举止中透着长期担负保卫工作所特有的那种机警与干练。
“请坐，坐下谈。”周恩来一指沙发。
警卫员走进屋，将两杯刚刚沏好的香茗放在公安部长和副部长的面前。
罗瑞卿揭开杯盖，一股清香袅袅而出，他啜饮一日，连声赞道：“好茶，好茶！”
杨奇清没动茶杯，却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香烟。这几天，为部署和安排主席专列的保卫方案，他几乎夜不成眠，紧张工作时尚无感觉，一旦坐下，顿时感到阵阵困倦袭来，他想抽一支烟提提精神。
“杨奇清啊，怎么，熬不住啦？”公安部长和自己的搭档开着玩笑。
杨奇清笑着摇摇头，又把香烟放回衣兜。主席抽烟，遇有客人前往总会递上一支香烟；总理豪饮，待客却每每是清茶一杯。因为主席也抽烟，杨奇清在主席面前吸烟不觉太拘束，在总理的办公室吸烟反倒有些拘谨，因为他知道，不抽烟的人一般也讨厌烟味儿。
周恩来微微一笑：“奇清同志，你请自便，我不抽烟，可是并不禁止别人抽烟嘛！”
杨奇清重又将香烟抽出，打火点燃，深深吸了一口。
周恩来的面色渐渐严峻，他望了一眼罗瑞卿和杨奇清，说：“怎么样，我们把情况再凑凑？”
罗瑞卿放下茶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地图铺在茶几上，上身前倾，语气庄重地汇报道：“东三省解放得早，像黑龙江，我们47年就搞了土改，但是那里日本人统治的时间长，还有不少武装土匪在铁路沿线出没；相对而言，倒是河北境内要安全得多，老根据地嘛！”
周恩来点点头，用粗杆的红蓝铅笔在地图上东三省境内重重画了两道，问：“那么，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一个省一个省抓了落实，首先，组织部队对沿途匪患进行清剿，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同时，由总参谋部调动部队护路。北京一天津一山海关一直到满洲里，每1000米就有一个步兵游动哨！并派出巡逻部队沿线加强巡视，不准任何路外职工接近线路，不准在铁路两旁逗留；对可疑人员，允许哨兵严加盘问，必要时扣留送上级审查。”
周恩来把粗杆红蓝铅笔在地图上重重一墩，说了一声：“好！”少顷，又语重心长地道，“对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同时，又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不能一说要提高警惕了，眼里便处处都是敌人、坏人，我们的专列刚刚开过去，人家老百姓就在后面骂娘，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你们一定要掌握好！”
罗、杨点点头。
周恩来又一扬剑眉，问杨奇清：“那个国民党的潜伏电台侦破了没有？”
杨奇清回答：“正在全力组织侦破，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周恩来站起身，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步，说：“这个案子，我已经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指示，在他回国以前，一定要镇压这些反革命！”
杨奇清摁灭烟头，起身立正：“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在主席回国前清理掉这个隐患！”
罗瑞卿也站起身，问：“主席起程的日子定了吗？”
周恩来摇摇头：“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一旦定下来，我会立即通知你们的。不过，这是这次重大行动的最高机密，对非直接关系人员要一律严格封锁消息。”
“是！”罗杨立正应答，“如果总理没有其他事，我们就先回去了。”
周恩来一摆手：“等一等。没有特殊情况，你们这两位‘保卫大臣’是要送主席到满洲里的。注意，路上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我报告，正常情况下，也要每隔4个小时向家里通报一次情况。”
电话铃响了。周恩来拿起听筒，是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电话。
放下听筒，共和国总理以手示意铁道部长：“代远同志，请接着谈。”
公安部长罗瑞卿上将和副部长杨奇清的轿车驶出中南海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委员、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轿车又“嘎吱”一声停在了西华厅的门前。应召而至的铁道部长推开车门，快步登上西华厅的台阶。
周恩来已经在门口迎候：“代远同志，快到屋里坐。”
铁道部部长脱下夹大衣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回首望着总理，语气中饱含关切：“总理，你要注意身体啊！”
周恩来揉一揉罩上一圈黑晕的眼睛，岔开话题道：“罗瑞卿和杨奇清昨天从我这里走，沿途的保卫工作他们已经会同总参谋部做了妥善的安排，铁路上的保卫工作可要由你唱主角喽！”
滕代远点点头，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摊在面前的茶几上，说：“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些具体部署，不知道是否妥当？”
周恩来神情专注，剑一样的浓眉下是一双睿智的目光：“好，你谈谈看。”
“首先，要纯洁内部，对沿线铁路职工进行严格的审查、调整和清理，参加列车工作的所有人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团员，不允许留一个可疑分子；沿线各站的值班人员，必须经过党委的逐个审查，确保政治上的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昀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周恩来点点头，“这一点很重要。我再送你几句话：党委挂帅，全党动员，绝对保密，精心部署，分段负责，及时检查，严密保卫，内外结合！”
滕代远埋头记录。少顷，又抬起头来说：“其次是整顿设备。我们已经对全路一切设备，尤其是直接与列车运输有密切关联的车、机、工、电等，动员全体职工进行了大检查、大维修、大保养，并指定专人负责，严格交接班制度，使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消灭一切可能发生的技术事故，从物质上、技术上为主席出访做好充分准备。第三……”
“丁零零……”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抓过红色的电话机听筒：“喂，我是周恩来……噢，聂老总……准备调动三个军的部队参加护路……好，我知道了。”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这样吧，过两个小时，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我们再当面谈一谈。”放下听筒，周恩来以手示意铁道部部长，“代远同志，请接着谈。”
铁道部部长继续汇报道：“专列的全面检修，由铁路局负责，逐辆彻底检查，并请部队派工兵用雷达扫描探测有无易爆易燃等危险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许证’，验证后才可上车，最后由铁道部派人验收合格后方准使用。”
周恩来插话道：“这一两天，你抽个时间陪我到机车厂看一看专列。主席要在车上呆几天几夜，一定要安全舒适才成。”
铁道部部长颇为自信地一笑：“您放心吧，专列我已经查看过了，这是我们接收的国民党高级列车，又加以全面改造，专门为主席外出准备的。”他略一停顿，见共和国总理仍以关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便进一步介绍道：“专列上有一节瞭望车，挂在列车尾部，有一节会议式的车厢，还配备了几节一般的软席卧车和高级餐车。主席的车厢里，安排了专用浴室，可以随时在车上洗澡。车内温度可以自由调整。”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忽然又问道：“床是软的还是硬的？”
铁道部部长回答：“软床。”
总理一摆手：“你们不了解主席的生活习惯，他一生睡不惯软床哟！”
“这我们倒是忽视了。”铁道部部长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
周恩来指示说：“把软床换成一张藤床，要有弹性而又平直，这件事你要亲自落实一下。”
“是。”铁道部部长点头应允，他把笔记本翻过一页接着汇报，“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在行车编组方面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为了迷惑敌人，防止敌特发现后中途破坏，拟同时派出三组列车通过。三组列车的顺序可随时调整，前列为警卫专车，派部队武装押运，并专门安装有无线电军用电话与专列上指挥台随时联络，中间一列为专车，后面一列做备用为后卫车。行进中，三组专列同时通过，使敌人无法弄清专列的准确位置。”
周恩来赞扬说：“兵不厌诈嘛，这条措施很必要。”
“在运输调度上，为预防一切事故，在专列未通过前，停开一切客货列车，如在沿线运行可就近入站等待，待专列通过以后再重新编组发放。”铁道部部长合上笔记本，抬头望着共和国总理，“您看，这些措施可行吗？”
周恩来沉吟片刻，眉峰一扬：“好，就这样办！”见铁道部部长起身欲走，周恩来又一举手示意，留住铁道部部长，然后起身踱到办公桌前，轻轻撕下一页台历，转身道：“我再给你补充两点──”
铁道部部长忙掏出笔记本，摊开手掌，注视着共和国总理。
“第一，要严格保密。铁道部和公安部要分别为专列规定代号，以便于在电话电报上使用，沟通上下的联络。”
“我们也考虑了这个问题。罗部长他们规定专列代号为‘李德生’，铁道部为专列规定的代号为9002。”
周恩来的脸上绽出一缕满意的笑容，那笑容像一圈涟漪，很快便消失了，随即代之以肃穆的神色：“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的；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周恩来把撕下的那页台历放在桌子上，加重语气说：“代远同志，保卫工作由公安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并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另外，对铁路职工的审阅和清理，你亲自挂帅，统一领导，既要不留一丝一毫的危险隐患，又不许动辄捕人，要严格执行审批规定！”
“请总理放心，我回去以后马上进行布置。”
周恩来望了一眼桌面上那张撕下的台历，语气若有所思：“各项准备工作要赶快就绪，进入待命状态，保证命令一下，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到达始发线。能做到吗？”
“没问题！”铁道部部长把笔记本装进了公文包。
公安部副部长说：“军中无戏言，你说的话可算数？”
侦察科长一拍胸脯：“敢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
公安部会议室。
副部长杨奇清一口一口吸着烟，乳白色的烟雾从牙缝间“吱吱”地冒出来，汇成一片淡淡的云雾，在他的眼前聚集、飘散……
气氛显得有些沉闷。仿佛每升空气都储满了铅块。
杨奇清狠狠在烟灰缸里摁灭烟蒂，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眼与会者，语气颇为严厉：“都说话呀？怎么，哑巴了一个个儿的？”
人们仍然沉默。
国民党潜伏电台至今没有破获，可是，它仍在频繁活动，据最新破译的台湾当局来电，敌潜伏电台台长因通报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情报有功，已被国民党保密局由少尉提升为少校。而我公安部门除了掌握破译的署名0409的敌电译文以外，其他任何线索都没有，侦查工作毫无进展，毛泽东、周恩来对破案工作甚为关心，不断向杨奇清询问情况，难怪主管侦破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着急。可是，着急又有什么法子？这个该死的敌潜伏电台，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见没有人说话，杨奇清有些生气，语调也提高了8度：“主席已经规定了破案期限，他回国以前必须把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镇压，你们说怎么落实主席的这个指示呢！”他扫视了一下会场，忽然问：“哎，曹纯之怎么没有来参加会？”
有人回答：“他病了！感冒。”
公安部副部长一挥手：“去，把他给我叫来！”
曹纯之是公安部的侦察科长，曾破过多起大案、要案，为人精明干练，经验丰富，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侦察干部。
警卫员跑到曹纯之的宿舍，推门进来，见侦察科长正躺在床上发汗，便一把撩起蒙在他头上的棉被，说：“嘿，还睡呢？”
见是副部长的警卫员，曹纯之睁开眼问，“怎么，出什么事啦？”
“敌电台还在发报，找不到敌人，杨部长火了，叫你呢！”
曹纯之挣扎着爬起来，随警卫员来到会议室，喊过“报告”，一只脚还在门外，杨奇清就大声责问：“你曹纯之是公安部的侦察科长，紧要关头你到那里去了，嗯？”
治安处副处长苏宇涵赶忙为曹纯之开脱：“老曹这两天发烧，这个案子没有告诉他。”
杨奇清掏出一支烟，扔给侦察科长，语气中信任多于责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早不病，晚不病，偏在这么个关键的时刻病了，你曹纯之讲理不讲理？啊！”
曹纯之擦燃火柴，先为副部长点燃香烟，接着又为自己点燃，然后找了把椅子坐下，不慌不忙地说：“不就是侦破一起潜伏电台的案子吗？我负责侦破就是了！”
杨奇清注视着侦察科长：“你说得倒轻巧，有期限的！”
“保证按期破案！”曹纯之胸有成竹。
“军中无戏言，你说的话可算数？”杨奇清了解自己的这个老部下，知道他言出行随，不打诳语，但这个案子事关重大，容不得半点懈怠，便又盯问了一句。
曹纯之一拍胸脯：“敢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
杨奇清眉峰一扬，目光中闪烁出喜悦：“事到如今，我也只好有劳你这个病号披挂上阵了！”说着，他用目光扫视了一眼与会者，高声宣布道：“就这样定了：部里的侦察力量，市局的侦察力量，统一由曹纯之指挥，你曹纯之要天天晚上到我家汇报侦察工作的进展情况和相应措施，今天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统统给我当参谋，都天天晚上到我家听取曹纯之的汇报，我要亲自领导此案的侦查工作！”
说罢，杨奇清站起身，一边把笔记本合起来放进衣兜；一边对秘书说：“告诉后勤部门，曹纯之要什么，不要我批，保证供应。散会！”……
杨奇清的家就在公安部的大院里，一所老式的平房。从那天以后，这所平房就成了破案的总指挥部。
第二天晚上，曹纯之匆匆来到杨奇清家里，拿来了郭国顾巩四姓近200名嫌疑分子的材料，这是连夜调动公安部的电讯侦察手段从几百万份档案材料中筛选出来的。因为经过猜译，敌电文署名0409可能是郭国顾巩四字之一。曹纯之向杨奇清汇报了自己的分析和工作进展。杨奇清听罢，用手翻了翻材料，又漫不经心地推开说：“我看这堆东西没有什么用。你开动开动脑筋，想一想那些特殊作用的侦察手段！”
回到宿舍，曹纯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自己苦心想出的侦破切口一下子就被部长否定了，那么，什么样的手段有特殊作用呢？想不出来，他就扭亮床头的台灯拿起了一本书。这是他长期从事侦查工作养成的一个习惯：思路不开的时候就看书，分散一下注意力，冷却一下头脑，再重新进行思考。
他顺手拿起的这本书是《政治经济学》，进城了，党要求干部提高思想政策水平，他的床头便摆满了马列著作和有关理论书籍。他翻到的这一章正好讲的是价值法则，读着读着，他的脑子里仿佛突然闪进了一道亮光：价值法则调节作用如此之大，难道反革命就可以不受它的调节吗？对，查汇！
仿佛是迷路人发现了一个路标，曹纯之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下床，趿拉着鞋敲响了隔壁的房门：“老成，成润之！”
侦察员成润之披衣开门，问：“什么事儿？火上房似的。”
“有办法了！”曹纯之一脚踏进房间，从成润之放在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边划火柴边兴奋地说：‘！马上布置，北京所有托办汇兑的银行邮局统统进行秘密检查，凡是国外汇给北京的款子全部将收款人的名字记录在案。”
成润之望着曹纯之，目光里有些茫然：“你这是想起哪一出了，《空城计》还是《三岔口》？”
曹纯之吸了一口烟，悠然吐出，冲成润之诡秘地眨眨眼：“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有哪个傻瓜肯不要钱，豁着脑袋掉了干反革命勾当的！”
成润之恍然大悟，一拍大腿道：“对对对，我这就去布置！”
曹纯之一伸手拉住成润之：“且慢，让同志们再去睡一会儿，天亮了再去查不迟。”稍停，他又说：“汇款保密可是受法律保护的。咱们先研究一下怎么个查法。”
成润之说：“这不难。我们的同志拿着介绍信，找他们的领导机关，说明情况。人家肯定会密切配合。”
曹纯之点点头，略一沉思：“还有两条也必须提醒同志们注意：最快的速度和确保秘密！”
成润之点点头：“我明白了。”看着曹纯之的眼睛布满血丝，想到他仍发烧未退，便有些心疼地说：“你赶快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
曹纯之向门口走去，刚要出门又回身叮嘱说：“天亮以后，除了查汇的同志外，其他同志一律在家待命，回来一份材料，就立即派出人员调查落实有无疑点。”
“对！再加上政治动员，提高责任感，行了吧？”成润之心疼地望着侦察科长，语气中充满了关切，“时间不早了，你赶快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
第二天晚上，曹纯之来到设在杨奇清家的总指挥部，向副部长汇报了工作进展，杨奇清使劲地拍了拍侦察科长的肩膀，高兴地说：“思路一开，就看见胜利的曙光了！”
可是，一连两天过去了，在北京的收汇单中没有查出可疑线索，当曹纯之心情沉重地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杨奇清以后，公安部副部长胸有成竹地一摆手：“北京没有，就到天津去查嘛！”
曹纯之闻言心头一亮，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他一拍脑门，惊喜地说：“对呀！明天我就到天津去查！”
在天津，查汇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
北京新侨贸易总公司计采楠颇为可疑，新近从香港汇给她的一笔款项比过去每次汇的多出好几倍！而且，这位计小姐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每次都让香港把钱汇到天津呢？
晚上，曹纯之向杨奇清作了汇报，杨奇清一听非常高兴，他拍着曹纯之的肩膀说：“有事干了！老曹你要调动最精干的侦察力量，抓住计小姐不放，破案工作很可能会由此打开缺口！”
经查，新侨贸易总公司是集社会游资和海外侨胞投资的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复姓司徒，名美堂。曹纯之为了摸清公司的情况，当即选派了一个精明干练的青年侦察员冯铁雄按该公司章程，入了一个可以在公司安排职位的大股，获取了一个交际秘书的头衔。小冯利用工作之便很快了解到，计采楠是公司股东之一，她在新侨公司没有职务，也不到新侨公司上班，而公司里有一个叫孟山的职员却是这位计小姐的姘夫，时常到她那里幽会。
根据杨奇清指示，计小姐被严密地监视起来。
每天晚上曹纯之都向杨奇清汇报工作进展，杨奇清则随时否定掉许多当日跟踪对象，确保外线工作不走弯路。
一天晚上，曹纯之汇报了一个“重要线索”：和孟山有来往的一个乡下老头，上了三轮车后面向后坐着，此人行踪诡秘必有问题，应重点跟踪。
杨奇清听曹纯之讲完情况，微微一笑说：“明天你上街看看，侦察员有没有自己隐蔽不好，反被人注意的问题。”
第二天，曹纯之在金鱼胡同果然发现，这个侦察员骑自行车跟踪时，他的手 枪红缨却露在衣服外面一点儿，曹纯之立即骑车赶上小声叫他回机关。晚上，杨奇清听了汇报，哈哈大笑道：“隐蔽工作暴露了，就等于作战伤亡了。幸好才开始，现在跟踪的对象还不一定是我们要找的敌人。如果跟上了敌人，这样粗心大意的侦察员怎么能打胜仗？”
曹纯之有些迷惑，副部长怎么就基本断定了侦察员跟踪的那个乡下老头不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呢？
杨奇清像是看出了曹纯之的疑惑，他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一口，不紧不慢地说：“老曹，你想想，一个乡下人进城，发现一个小伙子老是跟着他不放，人家能不害怕吗？回头看看，跟着自己的小伙子时隐时现，干脆转过身来盯着看。隐蔽的敌人不会那么傻，那样一来，他岂不是彻底暴露了吗？”
听了副部长的分析，在场的人不住点头称是。
“老曹，把握住两条，一是跟紧孟山，估计这家伙会有所动作，二是严密监视住那个计小姐，从她身上才可能发现线索，扩大战果！”杨奇清说着，轻轻在烟灰缸里磕去烟灰，抬眼望住侦察科长，目光充满了期待与鼓励，“胆大心细，成功的曙光已经看得见喽！”
按照杨奇清的指示，侦破工作果然又有了重大进展……
毛泽东见到江青，脸上不由露出惊愕的神色：“哎，你怎么来啦？”
江青有些嗔怪地嘟囔了一句：“说走就走，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949年12月6日傍晚。
从新华门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沿途，隔一段路就有一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士兵。道路两旁，卖糖葫芦的、擦皮鞋的各种小贩也比往日多了许多……
一辆军用吉普车出新华门缓缓向前门西站开来。司机是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他双手紧握方向盘，瞪大眼睛注视着路面的情况。副司机的位置上坐着一位干练的警卫员，他右手摁着胯下的驳壳枪枪柄，一双机警的眼睛中闪烁着警惕的目光，并不时回过头来看看坐在身后的首长。
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端坐在后座上，面色严峻，目光如炬。隔着车窗，他注视着沿途部队警卫的情况。时值隆冬，西北风打着尖厉的哨声在街市上呼啸，担负警卫的战士却一个个军容整齐，精神抖擞，代总长的眉宇间流露出一缕满意的神色……
20时许，几辆黑色轿车从新华门驶出。门口的警卫持枪敬礼，他仿佛觉得，中间那辆轿车里坐着的那个戴皮帽穿大衣的人，体态很像毛泽东，块头身材都像，他想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带班的班长，但是他没有说，警卫工作的纪律要求他学会沉默。
坐在轿车里的正是毛泽东。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
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城墙上，凡是枪够得到的地方，都布置上了岗哨。北京刚刚和平解放，兵不血刃，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接受了整编，肯定有暗藏下来负有特殊使命的特务，加上台湾当局也得知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战略情报，扬言要有所动作，所以警卫工作严之又严，用时任铁道部保卫处处长任远的话说：“就是一只鸟想飞过去，也甭想。”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将于当日21时从北京出发。
这是周恩来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认为主席的安全已有确实保证后，经请求主席同意做出的决定。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分别上车进行了视察。
20点30分，毛泽东的轿车驶入火车站，在第一股道上停放的专列车厢前边停车。
警卫员拉开车门，头戴皮帽，身穿大衣的毛泽东弓身钻出汽车，与已等候多时的周恩来颔首致意，然后在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引导下登上了列车。
车门两侧分别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保卫处处长任远守卫，目的是使别人无法看见主席登上哪节车厢。
毛泽东登上火车，周恩来向主席介绍说：“代远、瑞卿和奇清同志随您到满洲里，这几位是老熟人，用不着介绍了。还有两位同志，一位是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一位是保卫处处长任远，也要一路护送主席到满洲里，要不要叫过来认识一下？”
毛泽东含笑答：“是不是刚才车门见到的那两位？已经认识了嘛！”
周恩来笑一笑，又用目光扫视了一下车厢里的陈设，然后转过脸来对毛泽东说：“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脱去大衣，摘下皮帽，用右手指拢了拢头发，道：“看来，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喽！”他抽出一支香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再将烟雾从牙隙间吱吱吐出，望住周恩来深情地说：“恩来，家里的事情你要多辛苦了！”
周恩来点点头，伸出手：“主席，请一路保重。家里的事情，我们会及时发电报向您请示。”
毛泽东也伸出手：“那好，我们在莫斯科见！”
“莫斯科见！”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为斯大林祝寿。同时，他还借此机会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与苏联缔结一项友好互助条约是两国政府间的事，自然应该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出面了。
周恩来走下专列车厢，一招手，又把罗瑞卿、滕代远和杨奇清叫到一起，语气严肃地说：“主席可交给你们了，一路上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与松懈啊！”
言毕，他弯腰钻进汽车，摇下车窗，又向三人摆摆手说：“我在北京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为你们庆功！”
目送着总理的车开走了，三人登上车厢。
此时，站内异常肃静，站台上无一闲人。
忽然，车站门口传来一阵吵闹声，是一个女人尖厉的声音：“为什么不让我进，啊？为什么！”
正在站内巡视的保卫处处长任远闻听一愣，不知是什么人竟在这里吵闹，他急忙向车站门口跑去，右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腰间──那里有一只最新式德国造手 枪，子弹早已上膛。
警卫战士横枪立目，刺刀在寒夜里闪闪发光：“你有通行证吗？没有通行证就是不让进！”
“什么通行证？”那女人30来岁的样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一件灰色的棉旗袍，裹一条浅紫色的长围巾，鼻梁上架着一副白边眼镜。
任远觉得此人有些眼熟，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躲开，放我进去！”女人要往站里闯。
警卫战士眼睛一瞪：“再在这儿瞎吵吵，老子拿绳子把你捆喽！”
“你敢？你敢？”女人叫起来，语气中充满了委屈和轻蔑。
任远已走到近前，借着路灯一端详，才猛然想起，这不是江青吗？
任远是延安抗大的四期学员，毕业时，鲁艺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江青就在戏中客串女主角。她念唱做打都有些韵味，在延安曾风光过一时。
“这不是江青同志吗？”任远掏出特别通行证让哨兵查看了一下，然后说：“让她进去吧，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哨兵这才把枪一收，闪开了一条路。
江青随任远向毛泽东乘坐的车厢走去。一边走，任远一边批评江青：“你有特别通行证吗？没有，怎么能非进不可呢？”
江青瞪了任远一眼，没好气儿地说：“我开会刚回家，一看主席没有了，上了火车站。这不，我饭也没吃就赶来了，可是他居然不让我进！”
“哨兵也不认识你，怎么能放你进来呢？”那时的任远30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而江青也不过是一名普通干部，并没有像后来一样权倾朝野，颐指气使，所以任远也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听，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批评她，“不让你进来，你就大吵大闹，像什么样子？如果人家知道你是主席的夫人，影响多不好！”
江青不再吭声。
来到毛泽东的车厢门口，江青爬了上去。主席正在沙发上坐着看文件，任远敲门，他抬起头来，说一声：“进来。”门开处，毛泽东看到了站在任远身后的江青，脸上不由露出愕然的神色：“哎，你怎么来啦？”
江青有些嗔怪地嘟囔了一句：“说走就走，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毛泽东脸上露出一丝歉然的神色，诙谐地说：“哟，没有向夫人请假，多有冒犯，恕罪，恕罪！”
江青从衣兜里掏出一瓶辣椒酱，递给毛泽东：“喏，早就给你准备了，差点没有带走。”……
毛泽东接过瓶子，举到眼前端详了一下，随手放在沙发桌上。
江青觉得受到了冷遇是有原因的。
1949年夏季，江青曾在莫斯科住过一段时间。其时，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正在秘密访问苏联，以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和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尤其是通过他们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与声援。在斯大林为中国党代表团举行的一次电影招待会上，斯大林提出，他很希望下次的聚会能邀请正住在莫斯科的两位中国女同志参加──不知他从什么渠道得知了这个信息。后来，江青参加了斯大林为中国党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而斯大林特意邀请的另一位客人──朱仲丽却没有来。她的丈夫，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王稼祥没有请自己的夫人参加聚会，他似乎觉得，夫人出现在这种场合并不合适。
宴会中，一向爱在交际场合显示自己的江青却一反常态，拘拘谨谨地坐在席间很少讲话。原来，刘少奇事先向她打了招呼。这或许和当初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中共中央对她的约法三章有关──其中关键性的一条，即她只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负责照料丈夫的生活，而不得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参与政治活动。刘少奇罹难，江青是颇为卖力的，芥蒂或许就在那时种下。
总之，在宴会上江青一直沉默，直到苏共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鼓动江青向斯大林敬一杯酒时，这位上海滩的三流影星才再也耐不住寂寞，端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着，献上了那篇已事先整整准备了一天的祝酒词：“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在！请大家同我一起为斯大林干杯！”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酒词，非常高兴。
或许是曾受到斯大林的礼遇与夸奖，在得知毛泽东将亲率代表团赴苏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后，江青便一直以行家里手自居，在确定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单时指手画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泽东进言与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基本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江青自以为功不可没，不想毛泽东出行前居然没有向她打一声招呼，她怎么能不感到失望呢？
不过，当江青10分钟以后从毛泽东的专列上下来时，已经喜笑颜开了，她挺胸昂头地走过进站口时，并没有忘记狠狠地瞪了那位阻拦她进站的年轻哨兵一眼。
21点整，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驶的“毛泽东号”机车牵引下徐徐启动，开出北京站。
一声清脆的汽笛把这个历史的瞬间定格在了共和国的编年史上。
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天津，在铁轨上突然发现了一枚手榴弹。
罗瑞卿将军生气了，两道目光似闪着寒光的宝剑：“简直是乱弹琴！”专列以80公里的时速行驶在北宁线上。毛泽东的专车位居中间。前卫列车由七八节车厢组成，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押运，一个团长负责带队，接受随行的公安部领导指挥和调动。后卫列车是空的，作为备用，由北京铁路局派人看守。三列火车相距一二十华里的距离，每一列专车上都装有电话，可随时通话沟通情况。
为了防止泄密。列车乘务人员在事先将毛泽东的车厢整理就绪后，不听召唤，一律不得进入。直到现在，所有的乘务人员，包括亲自为毛泽东开车的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一概不知他们的这趟专列是护送哪位中央首长出国。
照料主席的饮食起居，由毛泽东带来的厨师直接负责。毛泽东吃不惯西餐，所以这次中央办公厅专门为主席出访配备了一位湘菜名厨。
罗瑞卿、杨奇清、汪东兴、冯纪和任远等毛泽东的贴身保卫人员，可以直接进入毛泽东的车厢，随时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22时许，列车驶入天津郊区。
冯纪、任远来到毛泽东车厢的门外，举手敲门：“笃，笃笃！”
毛泽东正在看报，听见敲门声他放下手中的报纸：“进来！”
冯纪、任远推门而入，举手敬礼：“报告主席，我们是……”
毛泽东一摆手，微笑着说：“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嘛，你们哪位是冯纪？哪位是任远啊？”
毛泽东博闻强记。刚才上车时，彼此已经打过照面，周恩来介绍随乘人员时又说到了他们的名字，毛泽东便记下了，所以像老朋友一样和他们打着招呼。
“我是冯纪，他叫任远。”
毛泽东注视着任远：“任远，任远，任重而道远。好，好好！刚才，还是你给江青同志解的围吧？”
任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主席，天已经不早了，请您休息吧！洗漱用具都是现成的。”
毛泽东笑着一摆手：“这些东西我自己有，用不着公家另行准备！”说着，从身后拿出一只小布袋，在冯纪和任远的眼前晃了晃：“你们看，我这里不是带来了吗？毛巾、香皂、牙刷和牙膏，一样不缺！这些东西你们收起来。”
冯纪忙上前将准备好的洗漱用具收拾起来，关切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请您早点休息吧！”
毛泽东看了看壁上的挂表，习惯于夜间办公的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才9点多钟嘛，要是在家里，才是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哟，有理，有理！”说着，他冲冯纪和任远点点头：“那我就入乡随俗喽！”
冯纪和任远退出毛泽东的车厢，来到警卫车，把情况向罗瑞卿和杨奇清作了汇报，罗瑞卿听罢点点头，道：“主席睡觉很轻，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要进去打搅他了。”略一沉思，他又补充说，“进入夜间行车后，警卫工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我们即便打个盹儿，也要睁大一只眼睛啊！”
进入天津站以后，专列停了下来。
天津站警卫部门报告：铁路员工偶然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罗瑞卿闻听大吃一惊。他问天津站的警卫人员：“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进行过清理了吗？”
警卫人员低着头没有吭声。
“简直是乱弹琴！”公安部长生气了，双眉一挑，两道目光似一对闪着寒光的宝剑，“你们的保卫工作是怎么搞的，一旦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交代！”
这时，有人把那枚手榴弹拿来请公安部长查看：原来是一颗旧手榴弹，已经锈成了一个铁疙瘩，根本就不可能再爆炸。公安部长的语气略有缓和，但仍不肯轻易放过这一偶然事件，他对杨奇清说：“专列不能耽搁太久，我在天津站下车了，这颗手榴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问题要搞清楚。”
杨奇清点燃一支香烟，说：“这一事件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主席出访的消息，只控制在极小的范围，敌人不可能准确地得到这个情报，知道主席的专列什么时候通过哪条路轨。不过，也好嘛，毕竟是又给我们敲了一次警钟！”
罗瑞卿点点头，对杨奇清的分析表示赞同：“我下车以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老杨，车上的警卫工作你要多费一些心啦，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通过电话联系。”
“好，你放心吧！”杨奇清伸出手，“我一定不辱使命！”
罗瑞卿本来是准备护送毛泽东到满洲里的，因为这一偶然事件，他提前在天津站下了车。经认真侦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动向，估计是铁路员工无意间丢弃在铁轨上的。
专列抵近山海关，时值第二天清晨。
太阳与月亮正在举行庄严的交接仪式。只见东方的夜空先闪出一抹亮光，这亮光上边发绿，下边呈粉红色，渐渐扩展成一片金色的光晕，并轻轻脱去了夜的睡袍；月亮在夜脱去睡袍的同时悄悄远遁，让位给了以亮光为先导的那一轮红日……
毛泽东早已起床。他打开车窗，见窗外红日东升，朝霞满天，兴致颇好。
任远走进主席的车厢，报告说：专列因为要在这里上煤上水、换车头，估计停半个小时左右。
毛泽东一听，高兴地点点头，随口吟出两句古诗：“两京锁铜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是连接东北与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啊！”……
列车稳稳停在山海关的站台。冯纪和任远最先跳下专列巡视。
站内检修人员正紧张地准备换乘，候车室内挤满了顾客，隔着大玻璃窗向站内张望。
车头一侧，任远向公安段长了解治安情况。交谈间，公安段长的眼睛忽然直了，愣愣地向着任远身后张望，目光中先是惊异，继而是抑制不住的喜悦神色：“毛主席，毛主席！”
任远回头一看，脑袋不由轰地一声：戴着皮帽，披着皮外氅的毛泽东已经走下列车来到站台上，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悠然踱步，神态轻松而愉快。
任远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这个车站下车散步，因而没有安排任何警卫部署，心里不由非常紧张，急忙对公安段长说了一句：“注意车站警卫！”便转身来到主席身旁，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向。
滕代远部长和杨奇清副部长见主席临时下车散步，也有些措手不及，他们急步上前，问：“主席，您冷不冷？”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问话，而是兴致勃勃地提议：“‘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啊？走，上天桥上去看看，”没容他们答话，毛泽东已迈开大步，向天桥走去。
滕代远一行急忙跟上。
毛泽东逸兴遄飞，谈锋甚健，边走边说：“到了‘天下第一关’，不瞻仰一番岂不可惜。听说，‘天下第一关’那几个字还是康熙老倌写的呢！”
毛泽东登上了天桥。
他手搭凉棚，极目远眺，眉宇间闪现出一缕深情与眷恋神色。少顷，问身旁的杨奇清：“这里，距山海关有多少里呢？”
杨奇清答：“十几里吧！”
毛泽东喜形于色，恳切地望着杨奇清：“不远嘛！‘保卫大臣’，可否找辆车子到山海关一游？”
这时，候车室里的旅客已经发现了毛泽东，人们止不住激动的心情，高兴地叫着：“毛主席，那是毛主席啊！”
专列乘务人员和警卫部队开始并不知道他们护送的是哪位首长，在天桥上见到了毛泽东的身影，一个个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毛主席坐火车出国了！”“我们是护送毛主席出国啊！”
滕代远部长和杨奇清副部长有些犹豫，同意主席去山海关吧，因为事先没有任何警卫部署，稍有差池，他们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可是主席兴致正高，不同意他去，又不好劝阻。
毛泽东望着两位部长：“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发个‘通行证’？”
杨奇清扭头看了一眼站在身后的任远，问：“任远啊，有没有车子？”
任远已经从两位部长的眼神中看出了他们的难言之隐，便回答说：“一时很难找到车子。”其实，铁路工厂就有轿车，刚才，他向公安段长询问情况时已经了解到了，只是他也担心主席的安全，便撒了一个善意的谎。
毛泽东闻言，有些失望地摇摇头：“那就算了！”
两位部长如释重负。
毛泽东手抚栏杆，兴犹未尽地对众人说：“这山海关还是明洪武十四年，由明朝的大将徐达在这里修筑的。本想凭据天险，抵御外侮，不想，吴三桂由此引狼人室，把个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那个多尔衮。”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道：“吴三桂拥兵自重，到老忧忿而死，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毛泽东朗声一笑：“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这是一条定律，历史的定律！”说着，他走下了天桥，在人们敬仰的目光中登上专列。
众人尾随毛泽东陆续上车。
杨奇清叫住任远，轻声对他说：“一出山海关，情况就更复杂了。东北境内解放得早，但匪患成灾，虽然经过清剿，但也还有小股的武装土匪出没活动，你到警卫车上去，有了情况也好随机处置！”
任远答应一声，调来一台压道车赶了上去。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重新启动，平稳地驶出站台。走了好长一段路，人们才感到列车在行进。原来调换车头后，由天津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车。因为他已经知道车上坐的是毛泽东，所以小心翼翼，把列车开得异常平稳。
毛泽东回到车厢坐定，忽然问身旁的俄语翻译师哲：“怎么不见罗瑞卿了呢？”
罗瑞卿在天津站下车，杨奇清已经把有关情况通报了师哲。于是，师哲回答说：“罗部长已经在天津下车了。”
毛泽东“哦”了一声，抬眼望着俄语翻译，目光中有些不解。听师哲做了解释，他颔首笑道：“这个罗瑞卿还是很负责的嘛！”
师哲回答：“保卫您安全抵达苏联，他们是向党和人民打了保票的，哪里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哟！”
毛泽东换一个话题，有些神秘地望住俄语翻译：“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个情况……”
师哲一愣：“什么情况？”
“我见到了一个人……”见师哲一脸的疑惑，毛泽东微微一笑，目光中闪过一缕柔情，“怎么岸英也在车上呢？谁带来的？”
师哲想了想，回答：“可能是李克农部长带他来的。”
毛泽东的语气变得严峻：“无论是谁带他来的，总之，不许让他过界！”
从内心说，师哲是希望毛岸英能随主席出访的。因为岸英在苏联呆了很长时间，俄语说得相当流利，他在主席身边，可以减轻自己的许多压力。但是师哲知道，毛泽东不会同意毛岸英到苏联，他是率领中共高级代表团赴苏进行访问的，带上自己的儿子，合适吗？所以回答说：“我想不会吧，他也没有办理出国手续。”
毛泽东摇摇头：“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出访，常常带家属。岸英在国外呆得久了，晓得那一套，他很可能跟我过去呢！”说到这儿，毛泽东抽出一支“熊猫”，燃亮火柴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至于说没办手续，那又能怎么样呢？人家一看是我的儿子，还能不让他过？”
师哲有些无可奈何：“那怎么办？”
毛泽东一摆手：“总之，不许他过界。这个事情，交给你负责！”
师哲咂咂嘴，又摇摇头。他想了想，找到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问：“岸英是你带来的吧？”
“是啊！”持重而老成的社会部长点点头。
“主席不许他过界。”师哲和李克农是老相识了，彼此关系融洽，所以说话用不着拐弯抹角，“主席让我负责，我管不了也不管。岸英是你带来的，你还要负责带回去。”
社会部长摸着唇上的一抹小黑胡子笑了：“你放心，我不会因为岸英让你在主席那里挨克。其实，岸英本来就没有打算过去，我带他来，也是因为工作需要。”话说到这儿，社会部长把手一摊，“苏联驻华使馆的大使、武官、参赞都跟车来了，有岸英在我身旁，工作起来不是也方便吗？”
师哲这才放了心：“那好，反正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出了问题我可不再承担责任哟！”
清晨，周恩来拿起了红色电话机的听筒：“喂，少奇同志吗？我是周恩来……”
挂断电话，周恩来又拨通了朱德的电话，轻声问：“喂，朱老总起床了吗？”
夜色，像是一块展开的巨幅天鹅绒，掩盖了已经沉睡的都市；天空中，几颗碎银一样的星星点缀其间，眨着好奇的眼睛。
初冬的夜晚宁静而宜人。
中南海西华厅的灯光还亮着，宛如一颗跌落在窗里的星星。
周恩来送毛泽东从车站回来后，正神情专注地批阅文件。这是代总参谋长兼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送来的一份布告。布告规定：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应收回，此项地产上所建筑之兵营和其他建筑，因地产权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目前此项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军事之需要，先予征用……
电话铃忽然响了，周恩来拿起听筒：“喂，我是周恩来……聂老总吗？布告我看过了，个别文字做了一些改动，对，对，对，这是中国人民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重要措施之一，布告一经发布，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明天早晨，噢，不，应该说是今天早晨，我们可以谈一谈，关于护送主席出访的警卫部队的情况，看一看还有什么工作需要布置，好，就这样。”
周恩来刚刚放下听筒，秘书就推门进来，把一份文件放在总理的案头，说：“这是中缅建交的联合公报草稿，外交部送来请您审阅。”
周恩来点点头：“好，放在这里吧！”
秘书没有出去，停了停又说：“刚才，公安部打来电话，报告说，主席已安全通过天津，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是在主席专列要通过的路轨上发现了一枚锈手榴弹……”
周恩来一愣：“怎么回事？”
“手榴弹锈成了一个铁疙瘩，已经废弃了。”秘书补充说，“罗部长已经下车调查和处理此事去了。’周恩来站起身，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回过身来，剑一样的浓眉下是一双犀利严峻的目光：“通知沿途各站，加强警戒，再对铁轨、路基做一次清理；通知滕代远和杨奇清、汪东兴他们，警卫工作要认真、仔细，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是！”秘书答应一声，转身欲走。
周恩来一挥手叫住了他：“再有，罗瑞卿同志如果回到北京，请他马上来见我。”他又把案头的那份北京市军管会布告拿起来，“天亮以后，把这份布告也发给主席，请主席最后再过一下目。”
秘书转身出去了。
周恩来重新坐在案头，开始审阅文件。
他认真批改过中缅建交的联合公报；又拿出了一份党外民主人士人事安排的名单，逐一地审视着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这些人和共产党肝胆相照，休戚与共；几乎每一个名字，都可以引出一段美好的遐思，几乎每一个名字，都可以生发一个动人的故事。而且这些人博学多才，正是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周恩来颇为用心地在每一个名字的后面，写上了自己对于他们任职的意见。这个名单还要经主席最后审定，他尽量把他们的专长及所拟请他们担负的工作考虑得周到一些，以便于毛泽东最后决策……
天快亮时，周恩来处理完了手头的事情。
警卫员推门进来，为总理送来了早餐：一碗稀粥，两个馒头，一盘咸菜。
周恩来示意警卫员把早餐放在茶几上，看看腕上的手表，拿起了红色电话机的听筒：“喂，少奇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呀，已经安全通过了天津。……出了一点小问题，罗瑞卿同志在天津下车处理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你通报。”
挂断电话，周恩来又拨通了朱德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朱老总的卫士长，周恩来轻声问：“老总起床了吗？”
周恩来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向刘少奇和朱老总通报情况，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少奇同志有夜间工作的习惯，这时候正是就寝之前；朱老总年岁大了，熬不了夜，现在则应该刚刚起床。果然，朱老总的卫士长告诉总理：“老总正在洗漱，一会儿就要出去散步。”
周恩来放下电话，匆匆吃过早点，穿上大衣走出西华厅。他想和老总一起散散步，一来驱赶一下一夜的疲惫，二来趁这个机会向老总通报一下主席沿途的情况。回来后，聂荣臻同志就到了，研究完有关警卫工作，他上午还有两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
毛泽东逸兴遄飞，谈锋甚健，时而妙语连珠，时而借题发挥……
听毛泽东谈话，使你每每觉得，你并不是面对一个人，而是面对一片智慧的大海！
毛泽东的专列在塞外大地奔驰。
一路上，毛泽东有目的的选调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亲自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有时一谈就是半天。
绥中县委书记从主席的车厢里出来时，额头上渗出一层汗珠，他一面用手绢擦着汗水，一面连声感叹：“毛主席问得真细呀！我在绥中工作好几年所了解的情况，都叫主席拿走了！”
锦州市市长和主席谈完话后，则连连说：“主席出的题目太多啦！”……
除了和沿途党政负责同志谈话，剩下的时间，主席就是读书、批阅文件，和随行的同志聊天。因为师哲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平常总和主席在一起，所以交谈的机会很多。
这一天，师哲又来到毛泽东的车厢，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招呼师哲道：“来，来来，我们聊一聊。”
师哲说：“主席，您也不看看车外的景致？”
毛泽东摆摆手：“尽是树林子，没什么好看的，还是摆摆‘龙门阵’吧！”
师哲在毛泽东的对面坐下。
“师哲啊，你在苏联呆了那么长时间，给我讲讲苏联的见闻和观感，如何？”毛泽东递给师哲一支烟，自己也擦燃火柴点着一支，望着俄文翻译。
1925年，已是共青团员的师哲由国民二军派往苏联学习军事，直到1940年随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回国，共15年。先后在苏联的基辅、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西伯利亚格贝乌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学习和工作。
初到苏联上乌金斯克时，一位自称中国领事馆副领事的外交官曾主动到旅馆看望师哲他们这批中国留学生，并表示歉意，说因为没有接到政府通知，所以来晚了。师哲问他：“你是属于哪个政府？”那位外交官闻听一愣，因为话不投机，悄悄地溜了。他代表的是北洋政府，而这批热血青年到苏联来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反对的正是北洋政府。
毛泽东听了师哲的这段经历，莞尔一笑，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诚如斯言哉！”
师哲又讲了抗日将领马占山兵败退入苏联境内的经历，讲了亲身经历30年代苏联肃反时的一些见闻；讲到了苏联的社会结构以及风土人情。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时而若有所思，时而朗声一笑，时而借题发挥，论注几句有别于常人的精辟见解；时而妙语连珠，抒发一番对于人生的感悟。后来，他又换一个话题，问师哲：“你是什么地方人？”
“韩城。”
毛泽东双眸一亮：“陕西的那个韩城？”
师哲点点头。
“噢，那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喽！”毛泽东谈兴甚浓，他用手中的烟头续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问师哲：“你住的地方离司马迁公有多远？”
“大约40里。”师哲告诉毛泽东，司马迁得罪汉武帝，被施以官刑后，人们害怕受到株连，有一段时间，竞没人敢姓司马了，分成了冯周二姓，冯姓住县南，周姓住在县北。
毛泽东听后不无感慨地说：“打小报告的人，看来什么时候都有啊！”
对于司马迁，毛泽东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谈到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毛泽东颇有些伤感，他半天无语，许久，才扼腕叹息道：“汉武帝七岁立为皇太子，16岁即位，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全盛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拂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说到这儿，毛泽东连连摇头，“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
师哲接言：“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
经典古籍烂熟于胸的毛泽东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之百篇，大抵贤圣发奋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在车厢里来回踱了两步，又回身望着俄语翻译，“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得以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
“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师哲说。
毛泽东点点头，重新坐回沙发上，轻轻在烟灰缸上蹭掉烟灰，道：“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
听毛泽东谈话，师哲往往有一种啜饮知识的畅快，他是那么宏大，那么博学，他的旁征博引和精辟之论，每每使你觉得，你并不是面对一个人，而是面对一片智慧的大海，一座学识的高山。
专列过沈阳、过长春，一直向北挺进。
窗外，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一派北国风光；
窗内，毛泽东逸兴遄飞、远奥高古，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一个不朽的灵魂对话；时而在现实的框架中把一幅幅新美的蓝图勾勒……
日月交替了6次。
12月24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安全抵达我国与苏联接壤的最后一个车站──满洲里。
满洲里市人口不多，但政治情况复杂，汉、蒙、满等民族聚居在一起，还有不少散居的“白俄”。满洲里火车站是我国陆地与苏联相通的唯一出口处，车站南面是中国的中长路，车站北面是苏联铁路，因为中苏铁路轨距不同，所以列车不能互通，必须在这里转乘苏联的列车。
苏联方面准备的专列已经在站台待命。这列专车有前卫车，没有后卫车。主车编排以3个车厢为一组，互不相通。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缓缓进入满洲里车站。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和军委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来到毛泽东的车厢报告说：满洲里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外面太冷，请主席就在车上休息，一俟和苏联专列负责人接洽、办理好交接手续后再请主席下车。
毛泽东回答：“一切听你们安排。”
专列刚一停稳，滕代远、杨奇清和冯纪、任远就跑下车来。
苏联铁路总局负责人和苏联保卫局负责人通过自己带来的翻译，分别向滕、杨两位部长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带着他们登上苏方列车检查了一遍车上的设备与布置，前后不到半个小时，一切均已交接完毕。
滕代远登车向毛泽东报告：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请主席下车换乘苏联专列。
毛泽东站起来，双手上举，伸了一个懒腰，自言自语道：“啊，终于到了！”他穿上大衣，戴上皮帽，健步走向专列的车门。
在门口，毛泽东扫视了一眼与车门正好相对的苏联专列，眉宇间闪过一丝欣慰──那是一位胜利者的欣慰。众所周知，斯大林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出过一些不正确的主意，双方对不愉快的往事都心里有数。中国革命的胜利，使莫斯科在惊喜之余也感到震惊，他们实在没有预料到，这位韶山冲里走出来的乡村教师，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令整个世界为之目眩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而使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出国远行，来到共产党权力的源头，不是来朝觐，而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家庭里来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如果有机会，毛泽东当然也愿一吐心中的块垒──这块垒已然积郁于胸多少年了。
毛泽东迈步走下专列，他的身后跟着政治秘书陈伯达、警卫处长汪东兴和俄文翻译师哲等人。
滕代远、杨奇清、冯纪和任远一字排开，向毛泽东举手敬礼，毛泽东微笑着逐一和他们握手，说：“一路上，你们辛苦了，谢谢同志们！”
毛泽东登上了苏联专列。
他并不急于走进车厢，而是站在关了车门的玻璃后面，向护送的人们挥手致意，直到汽笛一声长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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