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和辛亥革命

⊙ 作者：愚人

　　作者按：最近，大型历史连续剧《走向共和》在中央一台上连续播出，引起观众的强烈兴趣。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论坛上，都有连篇累赘的评论文章发表，褒贬不一。无疑地，《走向共和》对一些历史争议人物进行了再评价，并且也首次在银屏上再现了以往历史教科书不提或者少提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通过情节的发展和演员们的表演，对它们作了编导观点的诠释。使笔者感到遗憾的是，《走向共和》在描述辛亥革命这样的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却用草率的手法去处理。在围绕着清王朝最后的新政，以及共和革命、立宪运动等历史背景下面，编导们把目光聚焦在上层精英的活动上，却忘记了受新政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基层思潮的变迁，这就不能给这部优秀历史正剧留下缺陷，并可能通过最大众化，最有影响的文艺形式，给公众造成负面影响。笔者不揣冒昧，特帖出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背景材料之一──辛亥保路运动，以期作为抛砖引玉，引起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作深入讨论。

赵尔丰和辛亥革命──聊聊保路运动

　　（一）辛亥年四月（清宣统三年，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决定将川湘粤三省民众集资准备修建的地方铁路收归国有，取消铁路商办和官督商办（注1）。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注2）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作为抵押又交给西方国家。先是，给事中石长信的疏论里说，地方自筹股金不善，石举了广东自筹股金建铁路所造成的弊端，又说四川更严重，所谓“倒帐甚剧”，“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他还说，铁路交给地方去修，是地方自不量力。中央由是下诏，并任命端方（注3）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清政府通过石长信的疏论，对铁路集资收归国有的解释不无道理，但是，不管怎么说，政府在这点上是出尔反尔，失信于民，因为前些年政府明文同意这几个省可自筹资金修建铁路。现在，全长1800公里，属于国内主要干线的铁路修筑权实际上交给了四国，而且川汉、粤汉铁路都是各省自行集资筹办的，特别对于四川，是以地租3％的谷米作为铁路股本。在“国有“的幌子下，这些资金全部被中央没收。首先起来反对“国有”政策的是湖南。继湖南之后，湖北也开展了抗争，集会声讨；广东群众在得知“国有”政策后，反应异常强烈，也起来抗争。广东的问题不太严重，因为毕竟修了一点。湖南与四川比较严重，铁路八字还没有一撇，最近几年来，贫富们辛辛苦苦节衣束食的抽捐却要被中央吃了。湖南闹得很凶，几个湘籍京官与湖南巡抚竭力在上头疏通，要求缓收，中央也许认为湖南人脾气犟，难缠，所以默认了缓收，而且“停湖南因路抽收房捐及米盐捐”，这样，湖南的闹路风波没有扩大。四川的问题是，交通那时比湖南严重得多，只靠了一条长江在与外界运输，所以四川人民集资最热情，上上下下鼓了好几年的劲，计划修一条名叫“川汉铁路”的铁路，由成都修到重庆，再由重庆沿长江岸修到武汉（这一段现在也还没有修），而四川在北京没有啥说得起话，有门路的京官去朝廷疏通，所以中央对四川特别公事公办的样子，没有一点变通的余地。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群情汹汹，要求抵制。四川闹保路是从五月间闹起来的，并不是四川人爱闹，而实在觉得很怨枉，其他一两个省都多多少少有所照顾和变通，唯独四川没有。是不是中央“半夜吃桃子，尽按着‘耙’（四川话‘软’的意思）的捏？”现在既然湖南闹在先，闹出了名堂，那咱们也闹闹试试。5月28日，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注4），副议长罗纶代表四川各界绅民二千四百多人向朝廷呈交请愿，请愿谴责端方与邮传大臣盛宣怀对待四川老百姓的要求一味压制，不公平（这是比较湖南处理的情况），所以拒绝照办。当时还没有交班的总督王人文把请愿代为交上去，上头认为王一再渎职（因王前面已经交了一次口气温和的请愿），故“切责”王。王也没办法，因为三月间，他的职务已经与赵尔丰（注5）交换了，只是因为赵还需要处理川滇边务的善后，暂时没有到任。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到会者约2000余人，代表们推选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会后立即组织群众到总督衙门请愿，同时散发《保路同志会宣言书》、《讲演部启事》、《致各府、州、县有司启》等文告，定期出刊《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主要宣传外争国权，内争民主，号召全省群众起来“破约保路“。保路同志会的组织迅速扩大到重庆与川南，到了七月中，基本上全川上下都组织了大小同志会分部。参加该会的成员都是各地商会、州县头面人物、咨议局议员，士绅、农工、学界代表，声势颇壮。会长蒲殿俊曾参与康梁变法，在四川组织保川会，但后来与逃窜海外的康梁集团无更多的联系。四川商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都是里面的活跃份子。该会壮大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起签名运动，目的是向中央请愿，借此表示人多势众，希望中央不要犯众怒。争路风潮继续扩大，很快发展到140多个县，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各地人士达数万人，成立同志会的县达64个。7月14日，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4万工人也举行了抗议，湖广总督瑞澂惊呼“兵警弹压为难“。赵尔丰是七月中走马上任的，他前些年在四川镇压袍哥暴乱曾屠杀了数千人，后来在川边镇压藏人时又大量杀人，有“赵屠户”之称。可是等他上任时，四川的保路运动已经闹得很大，各州县都成立了“同志会”，这个同志会在这时候还没有政治诉求，仅仅为了争路权有更好的组织行动才成立起来的，虽然各地同志会里混有一些同盟会会员，但领导层面主要是由立宪派组成的，如蒲俊殿、罗纶都是立宪派。赵上任后，立即将四川民情汹汹的状况向朝廷汇报了，赵又会成都将军玉昆以及提督、各司、道联名奏请中央开资政院再议政府收回前命，仍由地方商办铁路营修。可是上头不许，仍令赵弹压解决。赵尔丰就是这样的人，你人民的疾苦我不是不关心，不但关心，我还要主动为你们解决，解决不了，我就请示上级看如何办？但你们不能乱来，不能破坏秩序，要不照我的意思去办的话，那对不起，老子就不认黄了！（“不认黄”：四川土语，即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怕的意思。）从这点看，�云南蠓ü�以再造共和知名的梯也尔总理，他老兄硬是不认巴黎公社的黄，活活把它镇压下去，然后又再造了法国的繁荣。可惜赵尔丰生于末世，运气不好，成不了四川的梯也尔。8月9日，蒲殿俊等8人代表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提请纠劾邮传部要派李稷勋主持铁路工程问题。8月24日，召开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及四川保路同志会会议，通过了号召实行罢市、罢课、停纳捐税的决议。上头开始时大概以为以赵的干练，硬压川人的诉求会没多大问题。现在摊子闹大了，也觉得赵恐怕已经解决不了问题，朝中权贵劾他“庸懦无能”，镇压不力。9月2日，朝廷命端方自湖北带新式陆军三十、三十一标入川“查办”，并命赵尔丰严加弹压，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消息传来，群情激忿。蒲殿俊、邓孝可（他是川汉铁路的董事长）等于9月5日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门口散发铅印的《川人自保商榷书》。这一天，刚好是端方率军进入三峡口的时候。两天以后，即9月7日，赵尔丰用邀蒲罗邓颜张等九人入总督府看中央处理川汉铁路的电文为幌子，将九人软禁在总督府（今成都督院街省政府地址）里，演出一幕唐“甘露之变”（注6）的再版，接着，赵派兵搜查铁路公司，搜查蒲、罗家中信件，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封闭各印刷处，查封《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和《西顾报》等宣传保路的报刊，成都全城震动。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考老赵为什么始为民请命，终采镇压下策呢？可能是他先反映情况并主张顺民之愿处理，结果不但被上峰驳回，令其弹压，反而使端方带兵入川，很显然是不信任他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大约想表现一下他在川边抓土司、头人、喇嘛的水平，和端方争功，擒贼先擒王，于是就来了个一窝子将同志会的主要头目端尽的大手笔。可是他失算了，昏庸的清王朝执政者也失算了。

注释
　　1．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发布“铁路国有”上谕：“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分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进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尘耗。……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2．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1870年入李鸿章幕，任文案兼营务处会办，深受器重，累保至津海关道兼监督；协助李举办洋务企业。历任轮船招商局督办、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局督办及铁路总公司督办等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参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策划的“东南互保”活动。1902年后，历任清政府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等职。1911年5月，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奏请颁布铁路“国有”法令，签订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主权的借款合同，激起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后，逃往日本。1913年回国后，任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副董事长，与日本策划将汉冶萍企业改为中日合办，未成。1916年在上海病死。有《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等。
　　3．端方（1861～1911），清末金石学家。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托活洛氏。由荫生中举，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曾赴欧美考察政治，兴办新政，并为清政府开办警察﹑新式陆军等事宜，还以侍郎衔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宣统三年（1911）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入川，在资州因兵变被杀，清室追赠太子太保，谥忠敏。
　　4．蒲殿俊（1875年一1934年），字伯英，号沚庵，又号雪园，笔名止水，清光绪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费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归国后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后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任会长。辛亥革命后历任“大汉蜀军政府”都督、国会议员。内务部次长兼北京市政公所督办（北京市长）。“五四”运动后，任北京《晨报）主编，同时创办了《实话报），与陈大悲一起建立了“新中华戏剧协社”。出资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学校，开办了供学员实践的“新民剧场”。1934年在北京病逝。
　　5．赵尔丰（1845～1911），字季和，先世为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山东蓬莱。1903年5月随四川总督锡良入川，委为成绵龙茂道，又调署永宁道，是锡良宦蜀智囊之一。率兵进驻封溪（今古蔺），设立行辕，派兵屠杀反清“平会“成员数百人，得绰号“赵屠户“。清廷授建昌道道员。次年率部会同黔军镇压贵州红灯教起事，捕杀其首领及信徒数十人。1905年被委为“办理炉边军务“，入巴塘，杀起事喇嘛及藏民，焚毁丁零寺，拘捕巴塘正副土司并处死。冬又派兵入巴楚曲河两岸，杀藏民四十余人。1906年授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职，在任上将巴、理二塘改土归流，设8县，以巴安统辖，并在巴、理二塘推行屯垦、通商、兴学、开矿诸事，促进文化、经济繁荣。1907年2月任护理四川总督，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1908年3月任驻藏大臣，兼领边务大臣，抗英、拒俄。1911年4月，署理四川总督，镇压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被处死。
　　6．唐文宗开成元年（AD 836）年十一月，大臣郑注和李训在首都长安发动政变，慌称左金吾驻地石榴树上天降甘露，请文宗去看这个奇迹，企图就此将太监们一网打尽，却不料太监们簇拥文宗逃脱，结果太监引羽林军反过来把李郑党徒诛杀，史称“甘露之变”。
　　（二）四川这次闹事最关键的特点是，它不同于四川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造反，如北宋王小波起义，咸丰时期的李短搭搭、蓝大顺起义，它是由四川新兴的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并在清政府的新政下合法成立的咨议局（地方准议会）领导人领导下的和平请愿，它所请愿的内容牵涉到四川千家万户的利益，因此，它的反抗必然是最深入，最广泛的行动，不是简单用镇压的办法扑灭得下去的。四川保路运动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最大规模的资产阶级为自身利益的诉求运动。群众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督署，要求释放蒲、罗等人，很快将总督府包围起来，他们抱着慈禧和光绪的灵牌痛哭流啼，因为在此“二圣”统治时期，群众集资办铁路被明文允许（注1），且试图冲进总督大院门去解救九人。赵遂令卫队开九子快枪驱散示威百姓，枪杀32人，受伤者无数，百姓狂呼：“开红山了！”，崩山似地向四处散去。在蓉的同志会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即将赵的镇压向四乡传播，并指示各级同志会迅速把各地的袍哥组织拉进来，组织同志军与官军对抗。由于官府掌握着电报和邮政，群众没法利用，就发明了一个“水电报”，乃是把成都事件写在纸上，然后把纸塞在竹筒里封好，封好后扔进大小河沟。因为四川河流纵横，且流水速度都很快，成千上万的竹筒顺着水流以极快的速度把消息传遍了下游各地。9月8日，滂沱大雨，成都邻近各县民团数万人，打着营救蒲、罗的旗号，聚集省城外，一时间，郊县简直成了同志军的天下。9日，在成都西郊郫县犀浦镇，一支官军小部队与匆忙拼凑起来的一小股同志军遭遇上了。当官军炮火一响，同志军中平时耍大刀耍得很圆的袍哥没命地先朝后跑，只剩下几个血气方刚的成都洋学堂里的学生二哥不要命地往前冲，但实力悬殊太大，很快被官军击溃。同时在东线，由袍哥首领秦载赓（1875～1911）纠合同志军和民团千余人抵达成都东门，要求释放被捕的蒲殿俊、罗纶诸人，响应者万余人，与清军战于成都东郊东山庙、琉璃厂、龙泉山一线，旋失败，同志军向四乡溃去。中央方面，朝廷在听取了赵的果敢，旗帜鲜明地镇压暴乱报告以后，亟令赵专办理剿抚事宜，且同时起用赋闲在上海的芩春煊接替赵的四川总督职位，显然是用芩的才干力图挽回赵粗暴措施的影响。芩是庚子之乱时，扈驾西狩的重臣，深得老佛爷的圣眷，也是晚清少有的几个有能力的清官之一，他在1902～1903年四川总督任上，厉行新政，打击贪官污吏与豪强，深得四川民心。9日，中央急电催促端方兼程西上，率所部水陆军进剿四川乱事。赵开始在成都戒严霄禁，并将他留在康区打箭炉（今甘孜州首府康定）的巡防军主力星调成都，目的在保卫成都。9月10日，各县应召的同志军达到几万人，“连营40余里“，四面围城，与清军激战，其余日夜兼程赶到者达20余万，这些几近乌合之众在与官军的战斗中，几乎一触即溃，然而，四川各地的保路运动和同志军起义丝毫未受失败的影响，各地方兴未艾，声势如潮的运动继续发展。各州县揭杆而起的大小同志军组织土法上马，以各种最原始的戈矛刀剑，以及什么土炮鸟枪来武装自己，真是如火如荼！有许多县，十几个同志军袍哥大爷拿几把大刀梭标轻轻松松地就把县大老爷赶跑了。实在原因是帝制时代的知县衙门不过就十几个人，充其量雇二三十个差役捕快，遇到农民造反的乱事时，县老爷如果没有官军保护，总是要依靠当地豪绅们组织的民团来保卫衙门或者县城的，现在可好，哪个豪绅会去组织民团保卫政府的代表？最滑稽的是，在成都正北约六十华里的新繁县，一个小娃跑到知县衙门审堂处“搔皮”（四川土话：“捣乱”），那天正是赶场天，人山人海，把审堂处挤得水隙不通，县官把惊堂木一拍，叫声：“来人哪，把那个搔皮的小娃给我逮起来！”，话声未落，一个铁匠汉子从人群中站出来大吼一声：“哪个敢抓我的娃儿！”县官还来不及调动差役去抓铁匠，铁匠手下的同志军战士早冲将出来，县官吓得面如土色，连声说：“我走，我走！”。这样被占领的县城许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吴玉章领导下的荣县同志会分部，他们把县官驱逐后，宣布“荣县独立”，时为1911年9月25日，是清末辛亥革命前全国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地方。十几天后，官军开始向成都西南大约九十华里的新津县三渡水进击。在三渡水这个小镇上，同志军在此设立了他们的川南军总指挥部，几个大龙头舵把子自认统领，更在此呖血誓师，发誓要统帅全川再次云集成都地区的同志军占领成都。官军这次奉命进剿的部队并不是赵彪悍嗜杀的巡防军，而是新军。其中有许多同盟会成员，带队的就是一个同盟会成员，可是，同盟会实在并不是一个如共产党一般的严密的铁血组织，这个组织很松散，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大多是靠一种信念，而且同盟会在各地组织的起义除了沿海的以外，大多的是自行其是，也没多少上下组织的通气行动。比如这次同志会闹事，同盟会的个别成员都是自己觉得应该利用一番，才钻进去发展的，况且，这个保路风潮的领导人并不是革命党徒，而是立宪派，甚至连秘密的康梁党也不敢涉足，所以这个“立宪派”只不过是拥护慈禧新政下的“宪政派”而已。这些同盟会员们并没有后来的国党两党，特别是共产党宣传的那种“本能”的阶级觉悟，好象总是那么爱憎分明，见到反清的人就会面露微笑，一声亲切的“自己人呀！”。不过，这个部队的新军战士到底是新军战士，它的领导人是受过军人的纪律教育，也多少懂得不要象旧式军人那样扰民，所以这支部队的领导决定只身前往三渡水同志军指挥部与同志军将领谈判，谈判的目的是，大家各走各的路，我们新军不打你们，你们要打赵尔丰自个儿绕道去打吧。没想到，三渡水总指挥部的同志军将领竟然不听成都总部派下来的人的劝，竟将该新军领导残忍地杀了，以为这样可出出对清政府的乌气，再者也想用此法鼓鼓士气，把姓陈的清军军官宰了，作为祭旗，不是可把赵屠户的威风煞煞吗？注释1。川汉铁路的筹划是清末新政里一项，最早可追溯到1903年，开始是由四川总督锡良（1851～1917年）奏请清政府准予四川各届请求，成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招股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这个官办公司人浮于事，公司各级官吏贪污严重，且不懂铁路技术，因此遭到四川绅民的反对。1905年，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锡良奏请朝廷将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任用一、二位四川有名的绅士作为总董、副董，又于官办之外加派一位绅士督办，但公司的实权仍操在官府手中。锡良在1907年二月，即他将调任云贵总督的前夕，奏请清政府把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按商律立案，但须经朝廷批准。这时，清政府准备调两广总督岑春煊回任四川总督，而岑正在上海养病。蒲殿俊在日本不知道锡良已上奏清廷，便不顾法政大学的毕业考试，经由日本返回国内，在上海见到了岑春煊，力陈川汉铁路公司官商合办的弊病，要求速以商律改为商办，并定名为有限公司。岑春煊表示愿意采纳蒲殿俊的主张，到四川后加以实行。以后岑春煊改任邮传部尚书，未到四川，但铁路归邮部主管，而此前岑春煊已对川路改为商办的意义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故锡良的奏请很快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三）同志军残酷绞死新军军官及其随从的消息震惊了新军的驻地，悲愤的心情笼罩在每个战士的心中，全体将士决心报仇雪恨。第二天，新军对三渡水同志军指挥部发起猛烈的攻击，攻击重创了同志军。毫无战斗经验，基本上由川南川西各路袍哥与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尽管人多势众，还是经不起洋枪的打击，在扔下了数十具尸体以后，狼狈四散。这一仗打下来以后，同志军不敢再与清军正面交火，改采“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官军把成都及大多数的州县控制住，而同志军则控制着大部份的小县，因为官军人数不多，即使在成都附近的小乡场，也是同志军的势力范围。他们在各道路设卡，并在场镇上建立募捐站，各地豪绅还组织劳军慰问。官军有时也出动“扫荡”，但无济于事，因为这些袍哥大爷和农民本来就是有活干着的，你又没有内线，如何分得清谁是土匪？在成都，赵尔丰的精锐巡防军开进城里来防卫，城里似乎比较安全了。治安除了大兵维持以外，还有警察负责，这些警察都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由在成都搞新政，搞劝业很卖力的道台周孝怀周大人搞起来，平时歪带着帽子，一副“歪”（音：第四声）警察的样子，自然是很不可靠的，再兼之城里的同志会余党根本就消灭不尽，主要是市民都暗中支持他们，又有士绅的钱粮接济。这一回的叛乱真是不同于以往的乱民造反，乱民造反时，起码绅士们，有钱人很恐惧，他们总是出钱出粮帮助政府，势力大的，还能组织民团帮助官军。现在谁会想到在“君父”碰到麻烦的时候，挺身而出“保家卫国”？所以赵也只能龟缩在他的总督府，间或运筹出击一下同志军活动比较猖厥的地方，前面说过，基本上没有效果。除此以外，赵所考虑的，大概就是等待端方部队的到来了，虽然他内心里并不喜欢端方来搅局。最可恨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同志会里也不是都是些“川耗子”浑蛋，想不出高超的办法。他们这次可想出了一条好主意，那就是来个对城里“禁菜”，因为他们大约觉得米面是禁不了的，因为那时的大户家里都有些米仓，藏个百把十天的粮也还是有的，而且粮店也有自己的屯圈。说到蔬菜，其实古代的大小城市并不象现代城市那样把城里的荒地斩尽杀绝，总还有一点空地，在空地上总有人专在上面种高产蔬菜来卖，比如我所知道的成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成都皇城后子门处还有十几亩地被市民利用起来种蔬菜卖。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南京工作时，经常在黄昏时绕道去鸡鸣寺后面散步，那地方叫“科学村”。大约有二三十亩地在种蔬菜！何况那时城里有的是园子，问题是，那时消耗蔬菜量很大，因为吃肉对一般人并不象今天那么容易。当然，禁菜时联带把肉也一并禁了。禁很容易，各场口路口有的是人盘查把关。禁菜的结果，搞得城里人很恼火，不过后来，纷纷通过农村亲友，或者干脆就是自家在周围农村的田业上的佃户偷偷送来。困难的倒是各司、道的官员，因为按清政府的政策，他们大都不是四川原籍人，没法找当地农村朋友送菜来，公馆里后花园里的土地面积有限，且一时开辟成菜园，蔬菜也不是马上就能长得出来的，更何况家里奴婢还得分来吃。禁菜禁肉确实起到了基本上不打击自家人，而专整外省当官的的区别对待作用。由于四川的局势转入了僵持状况，聪明绝顶的芩春煊不愿淌这潭浑水，他知道中央急着花钱使，是绝不会让他当一回为民请命的清官，而且，老赵与川人已经搞成了水火之势，不可能有任何突破，虽经盛宣怀再三电催他“起节”西行，但他还是姗姗慢行，目的在静待局势的变化。他可能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端方！端午桥的平乱军现在在何处？
　　（四）在长江里拖拖拉拉地行了十几天后，端方才把他的队伍拉上了重庆朝天门码头。端方这次带兵入川，戴的是钦差大臣的头衔，坐的是海军大臣萨镇冰给他准备的兵轮，领的是湖北最精锐的两标（团）新军主力，另外还附带了兵轮上随船的水兵。以新式铁甲舰上配备的火力，要荡平川江两岸任何企图蠢蠢欲动的同志军，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同志军也还知趣，没有对端军作任何骚扰。实际上，当风闻端方将带兵入川的消息后，四川朝野都震动了。赵尔丰对端老四入川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端军以其强大的军力帮助他扫平川人的叛乱，因为他的巡防军虽然骁勇善战，到底 火力与训练都不及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亲自督促练出来的，仅次于北洋陆军素质的湖北新军，最不能使他放心的是，他的巡防军中大部份是由他在四川就地招募的川人所组成，这些人打起藏人来倒是很卖力，可是，如果打的是父老乡梓，其忠实程度与战斗力就要打个大问号了。不是吧？就在成都事件爆发以后的第二天，一些同志会歹徒策动他手下一个叫周鸿勋（1883～1912）的营书记叛变，刺杀管带以后，拖出去百十多营里的哥老会成员，被推为同志军川南副统领，正在川南一带与大批同志军在集结中，准备再犯成都。另一方面，他心里对端方这次来又有一股无名火，这四川的叛乱其实就是同志会的人说的，纯粹是由他端方和盛宣怀两人狼狈为奸，一意孤行，搞铁路国有化造成的。他原来向中央反映的意见，也还是主张来个“抚”，为此，他曾在上任之初，冒着炎炎烈日的酷热，全身朝服，他须发皆白，凛凛然有一股英气，在四川铁路公司亲自会见各大股东，当时曾给川人以亲民和务实的形象，也曾一度认为他会正确处理好川汉铁路国有化的问题。却不料，朝廷在端盛等人的操纵下，悍然下令他必须弹压，又派端方带军入川，显然是不信任甚至是在猜忌他，所以他急中生智，才断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将同志会首凶一网打尽，却没想到漏子捅大了，八方蜂起的川人叛乱使局势变得益发不可收拾。同志军与官兵接火后几天，纽约时报与路透社相继从成都发出了新闻电报，报道了四川的大规模叛乱。在京师，旅居的与在朝廷作下级官吏的四川人，连续几天在首都举行集会并向政府递交奏折，抗议四川当局对人民的镇压，要求政府惩治赵尔丰，收回铁路国有化的成命。朝廷在这样的局势下，仍命他挂总督衔，主办剿抚两局，且一方面让芩春煊接替他的职位，另一方面又命端方加速行程，入川主剿。如果四川的乱象一旦平定下来，则抚的功绝对是端老四拿去，而那时芩就会在朝廷的“切责”和“不许”的诏命下，赶来成都换他的班，那他呢？到那时，他大约象三国末邓艾伐蜀那样，虽然取得了头功，等待他的，却是后面赶来的钟会以槛车押送回洛阳听候处置的安排。他可能只能当个替罪羊以谢川人，以谢天下了。端方入川也对同志军的造反有比较大的威摄作用。三渡水的屠杀暴行给以秦载赓为首的同志军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仅赵尔丰等政府官员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大肆宣传，把同志军说成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而且有些上层士绅也担心，万一有一天同志军成功了，是不是也会象他们在三渡水那样的无法无天呢？端方的军力的确强大，现在这样子的军纪能打得赢端方的军队吗？端方是被兰呢大轿抬上朝天门码头的，在码头恭候钦差大臣的有川东道道台、重庆镇总兵以及川东道与重庆府大小文武官员，一路上自是威风凛凛，军容甚壮。下塌宾馆后，端方又以他素来的潇洒、文雅的作风，一身整洁的朝服，头上却不戴花翎顶戴，谈笑风生地会见重庆方面的官员。端总是处处想给人留下他的风雅绝伦，他能写一手好字，鉴赏古董、诗画挺有一套，前些年又曾出洋考查，见过大世面。在重庆稳坐了几天后，端方借口形势不明朗，迟迟不按朝廷的催促挺进北上，实际上却在坐山观虎斗，因为他很清楚，同志军已经在聚结力量，避开他的部队，准备向成都赵尔丰部队攻击了。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就在端方逗留不进的日子里，潜流已经发生了变化。
　　（五）自从9月7日在成都制台衙门外发生的血案以来，时间又过去快一个月了。这一个月来发生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不仅震动了四川千家万户，而且也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外国通讯社驻川记者向全世界作了报道，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四川出了事，人民关心，政府更是关心。政府怀着恐惧和焦灼注视着四川的叛乱。对政府来说，这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绅民结合。利用他们允许的合法准议会搞的反抗，而四国银行的巨额贷款又迫在眉梢，最使政府忧心衷衷的是，四川的叛乱正在扩大，就目前观察，它已经大大超过了孙文、黄兴等革党头子在沿海边陲发动的十几次小规模的，不成功的，个人英雄主义似的武装叛乱。唯一使政府宽心的是，目前的叛乱领导者们无论是被赵尔丰软禁起来的九人，还是在外边指挥的，似乎主要还是温和立宪派人士，或者是会党份子，还不属于孙黄或康梁集团，而且并没有明确的，统一的政治立场，有之，还仅限于经济层面上的要求，再多就是要求政府惩治赵尔丰而已。可是，如果叛乱不迅速枚平，难免会日久生变。形势表面看来简单明了，除了巡防军驻守成都以外，在重庆也有重兵驻守，此外，端方的鄂军也暂时屯守在渝，随时准备北上成都。各个大的州县，都有配备新式武器的官军把守。由于不象沿海的叛乱，叛乱份子可以通过海上取得新式武器，同志军除了周鸿勋带来的少量火器以外，基本上装备的是最原始的戈矛，还不说他们没有受到过任何军事训练，军纪极差，这样的乌合之众实在是不堪一击。不过，同志军由于得到父老乡亲的支持，特别是士绅的钱粮接济，而且已经漫延了几十个县镇，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抓得着，吃得下来的。政府的最佳手段是等待同志军集结，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下子歼灭掉。同时安抚乡绅，包括对铁路国有化政策作适当的变通和让步，这场看似规模庞大，实是一团散沙的叛乱本来是不难解决的，至少不会拖得太久。然而，以载沣为首的清政府在处理四川同志军叛乱时却表现得手足失措，他们一方面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四川乱事上，不对四川士绅作任何让步，在端军抵达重庆后几天，他们认可了端方、瑞澄对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改归国有，取消商办公司的奏折，并嘉奖之，意图用这样的强硬措施堵塞四川问题的和平解决之路，另一方面，却听任端赵之间的矛盾发展，不果断下令让端方尽快北上，结果就在这一个月左右的延宕中，潜流发生了变化。还在9月7日制台衙门前开枪镇压以前，一小部分各自为阵的同盟会会员，如张捷三、张达三、秦载庚、王天杰、龙鸣剑等人，就在资州（今资中）龙泉井开会，试图把当时方兴未艾的保路运动引入革命党人的起义轨道上去，然而由于掌握同志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温和立宪派人士，并不买他们的帐，他们势单力薄的组织很难在同志会成员中发挥较大的影响。成都血案发生以后，由于主要领导人被抓，同志会变得群龙无首，这时候，激于义愤的同志军起义虽然八方燃烧，然而，多是由各地、各码头的袍哥组织组成的同志军，却不容易被少数几个同盟会会员说服行动，打出革命党的旗帜来的，就连侯宝斋这样的资深袍哥老大除了他自己的帮派以外，都没办法说服其他如乱竹丛生的各路袍哥大爷跟他走。比较有成绩的是王天杰和吴玉章，他俩倒是把荣县的同志会说服了，公开把占领县城的行动变成政治独立于清王朝的标志，其他占领形式可就五花八门了，一般说来还是在同志会的麾下，可许多地方在树立同志会军旗帜的边上，却另外树了一面袍哥组帜的堂旗，很象是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冲下山来劫杀场似的。可是，变乱毕竟是变乱，这么大的乱子必然要影响到每一个当中的人。除了官以外，最有意义的莫过影响到军人身上了。赵大帅自己的巡防军受到的影响我们已经说过，最深受影响的，就是驻扎在成都东郊龙泉驿新军营里的士官们。不象巡防军，这些新军们的带队军官多是士官生，他们有文化，有一定的理想，有几个是从日本军校留学归国的学生，还有一些是从北洋军校（保定）或者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士官生，其中曾有少数秘密加入过同盟会。这些人目睹了四川的混乱，开始秘密在部队的下层中串联聚会，准备等待机会来临时起事。不过，由于清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抓得很紧，上层的军官都是经过严密审查，信得过的人，起事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赵尔丰把他的嫡系巡防军派驻在龙泉驿军营的附近，随时监视着新军营里的动向。但是，谁都没有想到，部队反叛的潜流却避开了政府和全国上下的视野，转向了端军的出发地──湖北武昌，在那里，潜流喷薄而出，掀起了一股洪涛，卷没了清王朝，改变了中国的历史。10月初，在拖沓了二十天以后，端方的鄂军才开始沿着成渝大道慢腾腾地向成都进军。几天以后，在一千多公里以东的武昌，革命党人利用湖北新军主力西调平川乱，武昌城防空虚的机会，准备起事，事泄后被湖广政府逮捕了三十二人，总督瑞澄下令诛杀以彭楚藩为首的三人后，引起新军内部串联的革命党人的恐慌，乃决定提前举事，八月十九日夜（阳历10月10日），两千多名分头起事的叛军攻占武昌总督府、湖北新军第八镇司令部、楚望台军械部，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新军统制（相当于军长）张彪苍惶逃至长江海军兵轮上。正应了《推背图》第三十七图的谶语（注1）：“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武昌起义爆发了！

注释
　　1．《推背图》，传为唐钦天监李淳风、术士袁天罡所着，李、袁在《旧唐书》有传，但《推背图》究竟是何人所着，则不可考。南宋岳珂《呈史。艺祖禁谶书》里谈到《推背图》在北宋建国初即已出现，政府担心不轨之徒以此书妖言惑众，影响统治，乃以重罪治传抄或印刷此书的人，并禁民间私藏此书，然而仍然屡禁不止。宋太祖遂将此书原版里各图的秩序颠倒错乱刊印，让它们在民间流行，以减少他们认为有真实预言价值的原书的影响。《推背图》是世界历史上除圣经以外，最早，内容最丰富，也最绵密的历史、政治预言书（古代称为“谶书”，自西汉董仲舒以后的两汉最为流行，但多指单一事件，远不及《推背图》系统，绵长），预言的对象是中国未来历史，据说原书共六十图，今最可信的版本是清光绪的金圣叹眉批本，共有67图，自唐向前预测，不知伊于何时乃终。《推背图》每图预言一个时间跨度，以一图画寓某一未来发生的事件，外加两字的“象”和“谶”、“颂”两首诗，以诗中隐晦的文字说明事件。清光绪的金圣叹眉批《推背图》现藏于日本帝国图书馆，书上附有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叹的眉批，眉批是金圣叹读此书后对每图里的“谶”和“颂”试图进行理解的猜测。《推背图》第三十七图的“谶”和“颂”如下：第叁十七象

庚子
　　谶曰
　　汉水茫茫
　　不统继统南北不分
　　和衷与共

颂曰
　　水清终有竭
　　倒戈逢八月
　　海内竟无王
　　半凶还半吉

金圣叹批：
　　“此象虽有元首出现，而一时未易平治，亦一乱也。”（六）中央的10月11日密电是当天送到赵尔丰手里的，密电略云：八月乙卯（十九日），武昌革党倡乱，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渠首，叛军陷武昌，总督瑞澄转长江兵舰谋收复云。乍一看革党生事，乱情似乎并不特别严重，因为这几年来，革命党在沿海甚至一些南方内地的武装叛乱不少，但乱子很快就被官军讨灭，而且叛乱没有得到多少民众的支持。似乎是，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搞下去，则孙黄党徒搞的骚乱自然就会消弭于无形。真正使赵尔丰感到疑惑不解，甚至有些惊心的却是一句：叛军“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渠首”。这黎元洪是什么人？官拜协统在陆军里的位子也不算小了，所将的兵员也不算少了，听说前些年张之洞曾准备用他来当统制，由他来倡乱，比起孙黄或者康梁来，对职官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啊！现在，端午桥把重兵拉到四川来，瑞澄跑到兵舰上，远水浇不了近火，只能看朝廷如何调北洋军平乱了。实际上，朝廷非常重视武昌发生的乱事，因为武汉三镇当九省通衢，扼东西南北水陆主要交通的枢纽，武汉有变，则天下震动。于是朝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北洋军两镇星驰湖北前线往讨，又命海军大臣萨镇冰率兵舰，程允和率水师援之。可是，由于北洋军暗受在河南养疾的袁世凯的节制，并不为朝廷认真效劳，而且萨程也不尽心，虽然荫昌的军队利用京汉铁路南下的调动速度颇快，但革党先占据汉阳，继而不顾长江和汉水中水军的炮火，乘胜攻占汉口。革命军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即组成“大汉湖北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都督。起义军在占领汉阳的兵工厂和铁厂后，声势大振，参军者拥跃。又过了几天，武汉下游的黄州也归了革命军所有。军政府成立后政策上第一件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悉令军民人等，一律剪辩！以坚决的易服饰行动来向自入关以来以留辫为特征的异族王朝表示决裂。湖北的叛乱继续扩大，一周以后，革命党人夺取了上游重镇宜昌，同时，湖南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也在湖南树起了独立旗帜。同时革命军在刘家庙大败荫昌援军。形势丕变，朝廷下令对川楚用兵，原胁从、自拔来归者，不得究既往。获逆党名单应予销毁，毋株连。九月初，资政院开紧急会议时，把责任往盛宣怀脑袋上推，说盛“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祸国首恶”，予是诏命把盛宣怀的顶戴摘了。大概不好把正在行军途中的端方“诏夺职，交部议处”，可端方也很乖巧，向中央奏称：“访查川乱缘起，实由官民交哄而成，请释咨议局议长蒲俊殿及邓孝可等九人。”一句“官民交哄”，端方轻轻松松地就把四川的同志会动乱推到了赵尔丰、王人文身上，好象自己啥责任都不负一样，而且，端方以为，照他这样为同志会头目开释，他将来在四川和朝廷里的日子就会好过了。朝廷当然是端方他们皇亲国戚的，即使是威镇川边的汉军旗人赵尔丰也沾不上边。中央除了准端方的奏以外，还把芩春煊辞去职务的四川总督位置让端方去坐。端方的部队加速了向成都的挺进，坐镇成都的赵尔丰当然不会让端方把他缴了械，乖乖地抓上囚车送京“交部议处”。他在总督衙门里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这三十多天来，形势极大地恶化了，虽然朝廷把更多的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这个老贼，袁的大将冯国璋率北洋第一镇与由黄兴指挥的湖北民军战于滠口，在水陆夹击下收复了汉口、汉阳。然而，一波又一波的独立潮水并未因革命军的两三次战败而减弱，在这期间，南方十个省以及上海相继独立，北方陕西与山西也次第独立，简直不敢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大清朝的江山就突然面临了自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风雨飘摇之中。然而，最先大乱的四川却还没有独立。先是，驻守在龙泉驿的新军营里，全国形势变化的小道消息不径而走，在武昌事变以前就已经在串联的下级军人们在事变发生后几天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发动兵变，但兵变成功发动以后，又慑于赵尔丰的重兵与即将来到的端军，不敢亮出独立的旗帜，只得把部份队伍悄悄地向东拖走。赵尔丰发现了情况后，急命龙光带着巡防军一部尾追其后，以观其变。可是管带龙光却暗中与同志军有连系，放走了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在夏之时（1887～1950）、姜登选（1881～1925）的率领下走了一天以后到达川中安岳县。在安岳，他们受到预先策动他们行动的同盟会会员，现同志军安岳县领导人，自任安岳县县长的王孟兰的热烈欢迎。王劝他们沿嘉陵江东南下，以避开端方部队的锋锐，去占领端军离开以后守兵不多的重庆。王并以“驱逐鞑虏，光复汉室，涤荡腥秽，还我河山”的口号去激励夏之时等青年军人。在王孟兰的鼓动下，夏之时毅然破釜沉舟，自任革命军司令，发饷剪辫，东下重庆。在重庆，同盟会的势力比成都大，早在武昌事变以前，重庆的同盟会就派人北上，想把同志军的造反变成革命。在得知夏的部队开拔重庆以后，他们又秘密地做好了准备工作，所以当夏军到达重庆后，立即里应外合，在重庆打出了独立的旗职，11月22日，“大汉蜀军政府”在重庆宣布成立，组成了张培爵（注1）、夏之时为首的军政府。就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前夕，由于受到武昌起义和南方各省相继独立的鼓舞，川南、川北、川东的同志军开始向四川清军发动进攻，各州县清驻军无心恋战，纷纷逃遁，于是各地次第被同志军占领。11月中旬末，各路同志军包围成都，赵尔丰指挥清军固守，成都一时难以克复。此时，赵尔丰鉴于形势已经无法挽回，同时也由于端军已经到达了离成都两百里远的资州（今资中县），他在遵旨放出了蒲俊殿、邓孝可、罗纶等九人以后，抢先于端方之前，与立宪派谈判，仿照一些省由总督或巡抚主动与民众达成和平独立的办法，订立了“三十条独立协定”，协定规定将四川政权交与谘议局；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兵办理藏边事务，但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把四川军政府的组成圈定在同志会领袖与少数清政府的官吏上，协定也规定了新政府承担保护在川满人与清官员的财产和生命安全。辛亥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27日），在清四川政府与四川部份上层士绅的妥协下达成的“三十条独立协定”的基础上，“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任军政府都督，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1884～1941）任副都督并统领军队。

　　这时候的端方，真是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地步，老谋深算的端方没有想到赵尔丰对他搞了这一手，前面的道路被赵尔丰搞的独立堵死，后面重庆又独立了，再看全国形势，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正铺天盖地而来，尽管他带的是湖北陆军的精锐，但这支部队已经严重不稳，各级都有人在煽风点火，秘密串联。他想到了乔装逃跑，又未能成功，于是就故作镇静，企图安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端方甚至下令雇轿抬有的受不了跋涉之苦的士兵。端方这一手果然奏效，有些人觉得他“爱兵如子”，当军中倾向革命者倡议杀掉端方，响应武昌起义时，不少人认为不可，而且为端方准备了3项应变之策：一是退守西藏，静观待变；二是取道陕西返京；三是拥护端方在四川宣布独立。可还是晚了。在资州，端方的队伍也发生了哗变，哗变的士兵把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抓起来砍了脑袋。亡羊补牢，对赵尔丰来说，虽然订立了“三十条独立协议”，成都也独立了，铁路国有化自然也烟消云散，然而，保路运动的历史旧帐并没有完全算清。最主要是，他那保护清政府官吏的条款在许多人中就通不过，道理很简单，别的官都可以受到保护，唯独对于他却不能，因为是他亲自下令开枪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老百姓。其次，新政府里过多的旧政府军事领导，如赵尔丰的亲信朱庆澜，而同志军主要领导人的数量相对较少，且完全排斥了革命党人的参予，也引起了同志军、新军少壮派的强烈不满。赵尔丰虽然利用了同志会放出来的上层士绅害怕革命的心理达成了对他有利的协定，但是，在同志会上层领导被软禁的快三个月期间，形势已经巨变，不仅全国革命如潮，就是四川遍及各地的下层袍哥造反也非这些领导人能够驾御得住了，何况重庆独立以后，革命党人在全川的声势大振。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志会上层发生了分裂，以罗纶、彭光烈为首的同志会激进派坚决反对已签署的“三十条独立协议”，并提出了改组军政府，惩治赵尔丰的要求。还有一个问题是，按照“三十条独立协议”的规定，赵尔丰仍然被允许呆在他的总督府里筹划所谓“藏边事宜”，新政府忙着分配权力，接管旧政府的各司局，似乎忘了前政府总督的存在。成都乱象丛生，秩序混乱。以罗纶为首的同志会激进派私下在组织力量，准备推翻“三十条”与军政府，与此同时，在重庆的重庆蜀军政府商议组织西征，半是为了清除旧政权势力，半是为了抢夺四川独立的领导权。成都的蒲殿俊和朱庆澜无力控制局面，新政权极其软弱无能，赵尔则丰芨芨可危，现在，他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宝了。不象端方，以一介不知兵的贵胄领军，赵尔丰可是在刀光剑影中和他的巡防军指战员们在同甘共苦里冲杀过来的，他治军虽严，但对自己要求也严，而且很关心士兵的疾苦，在巡防军中很有威望。所以，当听说新的势力将拿赵尔丰问罪的消息传来，一部份巡防军官兵乘12月8日，蒲殿俊和朱庆澜在东校场阅兵之时在成都哗变。哗变的本意是保护赵和其部属及其眷属，但因与四川民众的想法背道而驰，兵变师出无名，没有道义的支撑，于是兵变成了匪乱，乱军毫无约束和统率，满城抢劫。乱军首先向藩库冲击，在将藩库的银子洗劫一空后，又逐户抢劫富户（我的外曾祖父，清末一个留日学生的家道就是因为这场抢劫从此败落了的。那年，我的外祖父才八岁，家住大福建营巷的小院里，目睹了这场可怕的烧杀抢劫，直到他的晚年，他还带着恐怖向我回忆起这场事变的场景），乱兵握着枪，身背装着财宝的口袋，口中狂叫：“打启发！”（四川哥老会黑话：意即吃大户给大家），把两百多年来烟花富庶未曾经历过兵燹的锦官城变成了到处是火焰，到处是血泊的一座恐怖之城。在东校场巡防军哗变发生的混乱中，身为都督和副都督的蒲殿俊和朱庆澜无力制止，却仓惶逃离成都，致使乱军在成都的暴行持续了两天。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脱身出城，前往城北凤凰山军营拖出了两哨陆军，然后又匹马只身赶到两湖公所（在今东丁字街），靠他的威武说服了几营叛变的巡防军士兵接受招安，才把成都的混乱局势稳定了下来，紧接着，罗纶策划万余比较守纪律的同志军开入城里维持秩序，城里的父老总算才放了心。叛乱消解以后，尹昌衡（出身寒微，只有一个老母住城里沟头巷[今已拆除，原址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对面小巷]，他既不是革命党，也不属立宪党，甚至连温和立宪派都不是）、罗纶等废除了“三十条独立协议”，完全将满清旧官吏排斥在政府以外，改组了“大汉四川军政府”，新的军政府由尹昌衡任都督（注2），罗纶（注3）任副都督。几天以后，即十一月六日，为了给新的军政府壮行色，尹昌衡、罗纶命民军冲进总督府抓捕还呆在总督府的赵尔丰，由于保护赵的亲兵的顽抗，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赵尔丰在枪战里受伤被捕，随即被民军斩首在明远楼前。赵尔丰，这个最后一个为中华帝国开拓疆域的能臣，在这片血染的杜鹃花土地上，留下了一大堆永远的历史陈说。又过了八天，即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注释1。张培爵（1876～1915），字列五，号智涵，别署志韩，四川荣昌人。1903年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优级师范科。1906年加入同盟会，次年与熊克武等党人联络新军与会党共谋江安、泸州、成都起义，均告失败。1908年走川南各县发动起义，继转重庆，在重庆府中学堂担任学监，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员。武昌起义爆发，与该校监督、同盟会领导人杨庶堪等于11月22日，宣布重庆独立，成立蜀军政府，被推为都督。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后，任副都督，继后改任民政长。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调往北京任总统府顾问官。“二次革命”爆发，潜至上海，资助黄兴取南京，事败避居天津租界内。1914年与海外同盟会党人联络，谋再举。次年3月，袁世凯将他诱捕杀害。有《张列五先生手札》传世。
　　2．尹昌衡（1884～1952），
　　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彭县人。自幼从父功读经史，1897年迁居成都后就读于尊经书院。1902年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第一期，1904年被选派去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毕业后升入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1910年返川，任四川督练公所军事科长，后升任编译局总办，教练处会办，陆军小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四川独立，1911年11月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出任军政部长。1911年12月8日军政府阅兵，士兵骚乱，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相继逃遁。成都城内一片混乱，尹昌衡率部队入城，平定了叛乱，遂被成都军政各界会议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率所部诛杀赵尔丰。复遣兵北征，败江朝宗所部清军，四川军政府得以巩固。1912年1月加入同盟会。4月，成、渝两地军政府联合，成立四川都督府，仍被推为都督。6月，西藏当局谋“独立”，袁世凯命兼川边镇抚使率兵入藏西征。，3个月平定康藏叛乱，改任川边经略使。1913年11月，调入京，袁欲诱为之效劳。尹不为所动，以“亏空公款”罪下狱，判处9年徒刑。袁世凯死后，始为总统黎元洪特赦。随即退出政界，归隐成都，以着书娱生。1949年11月奔汉源羊仁安。西康解放后，移住重庆至逝世。有《止园丛书》13册传世。
　　3。罗纶（1876～1930），字梓卿，又字梓青，四川西充人。十四岁人县学，不久考人成都尊经书院，师从宋育仁、骆成骧学习。他性敏善辩，擅长词章，很快就在成都文坛崭露头角。1902年，罗纶考中举人。
　　1904年，罗纶应长寿县知事聘，赴长寿任教督。他在长寿力讲新学，主张学西变法，行君主立宪制的自强之道，同时又创修师范学堂和小学堂。罗纶在长寿任教督两年，开长寿风气之先，一时新人辈出，成绩斐然。1906年春，罗纶应聘回乡，与张澜等创办顺庆府中学堂，他任国文、历史教习兼斋务长。当时外患日亟，清廷腐朽，罗纶恩以学校为救亡图存、自强革新的阵地，故常以民族、民权思想启示学生，口讲指划，无所回避。1908年秋，罗纶率学生及绅、商、工、农各界两千余人赴督府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名声大着。1909年10月14日，四川咨议局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罗纶被选为副议长，与志同道合的尊经书院学友、议长蒲殿俊等人共襄局务，领导四川的立宪运动。
　　罗纶任副议长期间，曾弹劾纠举“寻隙苛罚，滥施权力”的巡警道周肇祥；“任刑残酷，狱多冤滥”的崇庆州牧张溥：“指良民为窃，私刑拷打”，“横施威势”的道员饶凤操等贪官酷吏，使其丢官撤职，为民所称快。
　　省咨议局成立后，立宪派人把整顿州汉铁路公司提上议事日程。在第一次会议期间，由罗纶领衔将《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提交会议讨论，议定了组织董事局及选查账人、修改公司章程、清查账项、扫除锢习以昭商业信用、统一会计、亟筹募股之法等整顿办法。会议结束后，罗纶等人即筹备召开川汉铁路股东大会。1909年11月26日，川汉铁路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开幕，到会股东代表六百余人，罗纶被选为临时会长，主持会议。
　　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川汉、粤汉两条铁路干线置于列强控制之下，罗纶等人在请求清政府收回成命无效后，认为政府“既夺川路，又夺门款，还要禁止言论电文的申诉”，因而决意抗争。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成立，罗纶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会上推选蒲殿俊为同志会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兼交涉部长，号召“破约保路”，“文明争路”，在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会后，罗纶等人组织了到督府请愿的游行活动，影响很大。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6月19日，四国借款合同发表，罗纶异常愤慨，对借款合同逐条批注，驳洁清廷的卖国卖路，痛斥四国对中国铁路抢夺的侵略行径，指出“此合同成立，不啻断送该路也”，号召全川人民反对签订合同，保路救亡。此后，罗纶到处演说，奔走呼号，联络各界人士，宣传保路爱国的意义。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在成都召开，列会代表有五百多人，罗纶当选为大会主席。8月四日，川路股东全体大会公布了端方上奏清廷要求镇压川省保路外民的电文，群情哗然，愤怒的群众提出罢市、罢课；罗纶激昂慷慨，表示支持。未待大会结束，“顷刻之间百业停闭，交易全无，各学堂一律停课”。罢市罢课的风潮从成都迅即遍及全川。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开会，决议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担任外债分厘”。四川保路运动进人一个新的阶段。
　　9月5日，同盟会员朱国深等将所撰《川人自保商榷书》在股东会场散发，《商榷书》宣传四川独立，引起清政府恐慌。9月7日上午，四川总督赵尔丰将罗纶、蒲殿俊等九人诱至督署拘捕。面对气势汹汹的赵尔丰，罗纶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有力地驳斥了赵尔丰的控词，使其无言对答。
　　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罗纶任招抚局长。12月8日，当蒲殿俊、朱庆澜在东较场阅兵时，士兵索们哗变，成都一片混乱。兵变后，蒲殿俊等人仓皇而逃，罗纶却力挽狂澜，坚留在军政府内，号召同志军万余人人城会同尹昌衡所率新军平叛。12月9日，省城军民代表集于北较场，选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兼安抚局长。
　　10日，新的四川军政府建立，尹昌衡、罗纶发出通告，坚决镇压破坏分子。为了贯彻五族共和的政策，安抚已成惊弓之鸟的满族军民，罗纶将眷属送进满城暂住，以表示无诈骗相害之意，经过多方做工作，终于使成都满城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1912年初；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罗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他对于军事却甚少过问，以其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在少城关帝庙地址创办戏曲改良社，培养川剧人材；又办《进化白话报》，欲开拓社会教育，输人新思想，以启迪民智。
　　1912年7月，尹昌衡西征平藏乱，胡景伊任代理都督。胡景伊投靠袁世凯，对罗纶进行排斤和攻击。罗纶愤而辞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旧西充家居奉母。不久，罗纶被选为国会议员，与蒲殿俊联袂赴京。袁世凯复辟事起，不久返乡。任顺庆中学教习。
　　袁世凯称帝后，罗纶与张澜、钟体道等人在顺庆举义，组织川北护国军，罗纶为总参谋长，檄讨袁世凯。护国战争后，罗纶再游北京，任国会议员。1921年。罗纶回乡，办地方自治，任筹备处主任兼西充中学校长。1922年。罗纶应国会之召赴京，因不愿受贿选曹琨为大总统，遂辞议员归家。1925年，罗纶被选为四川善后会议代表，继选为审察长。晚年在家赋闲，两袖清风，1930年病逝。（初稿连载《新观察》8/2000，修改稿连载《红墙》5/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