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科学人生史轨迹

             二十、毛泽东-邓小平科学人生史轨迹

中华民族自古以善良、勤劳、俭朴、勇敢著称于世，这些特性从哪里来？

我们说从远古联合国那时来。科技先进传遍世界，经济互惠吸引全球，有嫘祖-黄帝开创的丝绸经济带和丝绸之路。弦河调灌统一科学，有岐伯-神农中医的弦脉经络、观察尝药的贯通方法。这是人学的第一次大解放，但强大的自然灾害使四川盆塞海干涸，胜过当时人类驾驭科技的能力，远古联合国解体，“大同世界，幸福共享”的理想分散到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发展科学战胜自然灾害的梦想，在第二次、第三次的人学大解放中，把远古联合国藏象论的弦脉经络、观察尝药的中医科学方法，完善、简化为统一的观察、数学、实验的的科学方法。

但人中之王的组织者，争伟大，搞各自的先军政治、主体思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斗一直打到有科学、民主出现的时代也没有完结。但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美、中、苏、英、法等共存成立了新的联合国后，70年还没有再发生过世界大战。

用战争胜利赢得的联合国，会不会像远古联合国及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是人类顺应自然开创的第一个伟大文明，但它因自然大灾变而生，也因自然大灾变而解散一样，也会被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而解体呢？第二次联合国运行70年后，世界建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一直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从建立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到建立中美新型的科技大国关系，是我们党中央取得的重大成果。

但历史的曲折是虚无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否定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例如，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用历史虚无主义理论，反对过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从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型，进行的长期艰苦卓绝复杂曲折的斗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它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否定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帮助过中国革命。特别是在二战中帮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击日寇对我国的侵略。国际共运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必要的推动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遏制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劫掠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段世界历史潮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探索，没有共运，资本主义的负面会更严重。

但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不会有共产党？就不会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吗？随着远古联合国及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史料的丰富，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就更加清楚。例如，从法国的巴黎公社起义，到巴黎《理查周刊》遭袭，140多年间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面前，不就横着有类似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和“伊斯兰国”两种历史潮流？

俄国十月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不能不讲巴黎公社起义。讲巴黎公社不能不讲革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吗？革命仅仅等于暴力吗？革命的对象是革命者制造出来的吗？巴黎公社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搞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有人说：中国共产党靠什么把一个近8000万人的大党凝聚起来？是信仰。靠什么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成为了燎原之势，使“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中国？还是信仰。邓小平说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凭空想出来的吗？恩格斯曾说：“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在远古联合国第一次人学大解放中凝聚起来的人类智慧，如太昊文化科技中的太极阴阳经络环圈翻转藏象论的科学方法，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学大解放中完善起来的科学和科技发明等，新产生的生产力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和它能对外劫掠的先决条件。

这里包括用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用应用研究支撑工业创新，用工业创新支撑经济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能发展成为美苏争霸，不是靠列宁的“红色恐怖”，也不是靠斯大林的“自力更生”，俄罗斯在十月革命前后，就有像门捷列夫、 弗里德曼、亚历山德罗夫等一大批称雄世界的第一流基础研究科学家在垫底，这是中华民族缺少的东西，也正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追求的基本东西。信仰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可的不只有革命是暴力、共产党掌权。有人说：“美国利用美元是国际货币的优势地位把金融危机都转嫁到其他国家去了，美国的次贷让全世界为其买单。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能让全世界60多亿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世界大概也就没有了信仰的对立”。但美国难道不也是有一大批称雄世界的第一流基础研究科学家在垫底吗？为什么一些发达的现代西方国家政党，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不论哪一个政党，都认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差别，只是在如何更好地保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方法步骤上有差异？这里不是也因“不破坏、不反对、不消灭”原来的世界第一流的基础研究科学家的成果；但“伊斯兰国”是屠杀，这能相比？

有人说，共产主义信仰的能力来自其科学性。“科学性”就体现在现实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最大多数人必须确实是一个社会中的最大多数，不管是“无产阶级”也好，是“工人阶级”也罢，还是“中产阶层”等，随着时代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但贫穷是社会主义吗？遭大多数发达的现代西方国家经济封锁是社会主义吗？像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用历史虚无主义理论说的只活学活用选学马列主义哲学就是“科学性”吗？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就因不需要世界第一流的基础研究科学家，像华罗庚这样最出色的纯基础研究的数学家，也需要改行搞应用研究才对。

何祚庥院士有搞领军层子模型基础研究的条件，而且有1958-1960年去苏联莫斯科核子研究所进行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这本身是好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亮剑世界第一流基础研究行列的时候。但何祚庥先生也许受苏联有些意识形态熏陶，先验地定“夸克”是唯心主义 。在钱学森领军人体科学基础研究探索时，“亮剑”钱学森。这中间的实际情况我们没有经历过，但像何祚庥先生21世纪初一次在成都，对董仁威先生说“三旋理论是伪科学”。如果董仁威说何祚庥的话是事实，这是我们不赞成的。如果何祚庥先生这样随便说，我们也可以随便说：“层子模型是伪科学”。虽然现在何祚庥跟随国际科学主流，赞成弦论研究，承认有夸克，我们欢迎。三旋理论不是伪科学，因为夸克说来是一种量子弦结构，如果层子是夸克也是一种弦结构。而弦结构本身包括类圈体结构，三旋理论正是从弦的类圈体模型和自旋对称数学的判定有体旋、面旋、线旋出发的基础研究；而且邱嘉文先生已开发出计算机编程的类圈体三旋的动画视频图像，人人可以检查，怎么成是“伪科学”呢？何祚庥真把层子当弦看吗？我们不赞成搞1989年“风波”，但何祚庥在“自然辩证法”小报却发表文章支持。这种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如果发展下去，只会影响选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

龚云先生在《谁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一文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英法美等国对希特勒搞绥靖政策的时候，正是共产党人率先举起反法西斯斗争的旗帜……苏东剧变以后，国际进步势力无法制约美国，美国一再违背国际法，发起一次又一次战争，让世界动乱不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之一，是不称霸。美苏争霸，对德国“民主”选上台的无产流氓希特勒，苏共没有搞绥靖政策？1970年代初，苏修也曾用核武讹诈我国。东欧剧变后，美国发起一次又一次战争，动乱难道没有“伊斯兰”极端思想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后遗症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红色“颜色革命”，是从列宁开始的，这又是从对巴黎公社起义教训的总结发生的分歧。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要实现谈何容易。有研究苏共历史的人说：革命领袖领导人民，革命潮流形成，人民也会挟持领袖。

层子模型包打天下不行，“北京猿人”包打天下不行。所以当毛泽东同志抓古代我国物质无限可分类似量子表述的科学，搞物理学大统一稳作为突破口战略时，应该说，给毛主席最大支持的，就是邓小平同志。因为新中国一解放，邓小平同志从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方向，领导发现了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为今后发展的双赢，打下巩固和深化量子突破口战略的第一个基础。这与1983年他首肯投资巨大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决策联系，这两件事正如他说的“不会错！”邓小平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这和出生他的家乡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分不开。今日联合国所在的太平洋东部，是亚欧移民与美洲土著文明之结合。而远古联合国是全球聚集到非洲的远古人类，后又从非洲走出迁徙到四川盆地海边四周聚居，开始开拓有关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这是一种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5000年前西南盆塞海逐渐干涸，嫘祖丝绸文明转移到中原而黄帝崛起，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之间的几千年，中国的内乱和外患不断，中华民族创建的藏象论自然科学方法，被迁移到西方的人们传播继承发展到量子引力研究的高度，而几千年间留下的中文古籍，有不少是关于内乱和外患生活和生产的总结。鸦 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为了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出现1898年清政府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类似武汉科技大学前身的湖北工艺学堂，以满足实业发展一类的需要；1901年的辛丑条约事件后，清政府实行所谓的“新政”，也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但这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没有像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开展的百年翻译运动，介绍古希腊和东方科学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学术活动。

内乱和外患在当时中国的第一要务，是需要用后来“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来拯救国家。毛泽东和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从他们的父亲都当过兵的阅历启蒙和他们最初自己走上社会的经历就开始的。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毛顺生只读过两年书，17岁就当家理事，但继承的却是一大笔欠债，不得已去当了几年兵。毛顺生先生是在1904-1911年湖南保路运动间当的新兵；1911年5月14日长沙发生万人集会掀起保路运动。受其“保路兴经”思维熏陶的毛顺生，回乡后亦农亦商，聪明能干，在家务农还作粮食和猪牛生意，很快就还清了债，赎回了15亩稻田，日子越过越好。1920年毛顺生因伤寒病去世，才52岁。

正如后来1917年的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成功后，接着又发生了“十月革命”的政变。1911年的中国，1911年五月爆发的保路运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四省皆属保路运动发生的省份，斗争最激烈的省份是四川最盛，甚至发生武装起义。其原因是四川盐亭石牛庙乡大“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作指导多年了。但接着也发生了十月武昌起义打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历史剧变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受其毛顺生先生新思维熏陶不足18岁的毛泽东，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两湖风起云涌时，也走出课堂在长沙去参加了湖南新军。

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演变的分水岭，也是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分水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转型的分水岭。也许毛泽东最初听到盐亭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类似的这种说法，是他的老师之一的何拔儒先生。受陈润霖邀请和张澜指派，何拔儒曾1913-1917年先后在长沙四师和一师范教书。何拔儒是远古联合国和远古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及海啸遗迹地貌考察的研究者。何拔儒给毛泽东讲这些时，由于盐亭嫘祖故里与湖南韶山地形地貌相差太大，毛泽东听得半信半疑，甚至一笑了之。

但何拔儒给毛泽东讲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社会分析时，毛泽东还是听明白了何拔儒的意思。在后来的1935年盐亭石牛庙大山沟曾建立过石牛庙乡苏维埃，在1933-1935年间盐亭龙潭村大山沟曾是共产党三台中心县委所在地。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的专家团队中，出在这两地的盐亭人就有范仲纯、范蜀林、杜润之、杜佩绅、蒙公甫、蒙伯飏、蒙文通等7人，此外乡的还有彭健修、岳鹏程、胥竹成、袁焕仙、王济钦、张维川等6个盐亭人。

范仲纯、范蜀林兄弟所在的石牛庙范家，和杜润之、杜佩绅父子所在的龙潭村杜家，都是湖广填四川前就存在的盐亭本土的大户人家。从远古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遗存、地貌遗迹和远古民间传说，通过私塾、族谱家谱等乡土文化传流，加之他们能在张献忠农民起义的屠杀、元朝和清朝等外族入侵的屠杀、官匪之乱和族群之乱等内乱，生存下来属于不易。湖广填四川后，由大量的外来户和生存下来的极少量本土人合作，通过中华民族勤劳、善良、俭朴、勇敢精神再发挥，几百年后改变了原来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惨景。这是四川之外爆发保路运动的湖南、湖北、广东等三省本土人，难以感同身受的。所以1901年的辛丑条约事件后，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有关巴黎公社革命和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的消息传到中国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如说一种生产关系中蕴含的生产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一种生产关系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必要的阶段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出现的等说法，对湖广填四川后几百年发展起来的新老大户人家，很有吸引力和说服力。马克思的学问基础研究多；马克思支持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掌权和平等，认可暴力，但不赞同搞恐怖暗杀等活动，主张依法治国，这也是他们能接受的。他们中的知书识礼有远见的高人，如范仲纯的父亲范炳南是清末科考入榜的秀才，1906年就把范蜀林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1909年范仲纯回国后，在盐亭石牛庙搞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动员反帝反封建的保路运动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强调历史演进的重要性，革命并不是无条件的革命，巴黎公社起义也是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批评巴黎公社不先完全消灭敌人的军队，不收缴关闭原来的银行，刚胜利就忙着搞普选等，是浪费时间。但这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或重构。在保路运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声。而发动组织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领袖，多为川外沿海和东部省份人，这些所在的省份与四川的区别在，经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劫掠和侵略破坏，感同身受的地区更多更广，对推翻清朝政权的腐败无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比要求结合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和生产力的保路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更容易成为中心。

毛泽东对何拔儒的这类启蒙，还半懂不懂。在1921年参加“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后，感同身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对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人的牵制和影响，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才更认识到何拔儒说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在说中华民族自远古联合国以来，就积淀起来的人类的理想和目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为坚定了。他明白列宁接受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多的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应当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实行集权的公有制。这充分体现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的运用。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人所以会犯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毛泽东的策略是把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磨刀石，如搞文化大革命。这种文明的走向，很难用“公学”、“公科”方式阐明。

邓小平同志的父亲邓文明老先生，是直接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和“重庆组织”的当事人，邓小平同志在父亲和父亲的战友的关怀和引导下，从15岁开始到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就直接在体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走向。虽然邓小平比毛泽东的岁数小，但两人心灵相通。邓小平同志也是把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磨刀石，韬光养晦。这中间的难言之隐和分层，只会存在“私塾”一类的研究中。因此离开俄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走向约定，另与印度的情况作比较，可更多体会可持续多元化高深莫测走向中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