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文化现象与苗族教育发展研讨会论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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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整体性发展和苗族主体性建设一直是苗学工作近年所关注和倾力的重要方向。贵州省苗学会2011年度以“石门坎文化现象与苗族教育发展”为年会主题，就是旨在以反思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教育发展经验为引子，将整体性发展和苗族主体性建设的思想贯彻和深化到教育发展领域，通过对不同地区苗族教育发展关键问题的实证的、经验的研究，以及对国家相关教育政策在苗族地区实施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思考，来对苗族地区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推动苗族教育健康有力向前发展。
　　2011年会论文征稿截止2011年9月14日结束，一共收到来自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四省、区的苗学工作者发来论文102篇，2篇与本次年会主题无关，1篇下载不了，13篇在9月6日会议资料定稿付印后发来，故不编入年会论文资料集，因此编入年会论文资料集的论文共有86篇。
　　我们针对年会主题和征稿情况，把所收论文分为四个大类：一、苗族教育发展整体性和主体性，二、苗族语言文字与教育发展，三、苗族地区学校教育问题、四、苗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五、文化教育人物及其它。以下我们对年会论文成果进行综述分析，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苗族教育整体性发展和主体性问题的研究
　　自2010年“黔西会议”以来，贵州省苗学会一直致力苗族整体性发展的探讨，并力促对苗族主体性建设以及苗族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上开展研究，立足西部方言苗族作为主体性建设的动力节，期望西部方言苗族借其广阔的地域分布和跨国联系的纽带顺时顺势发展，力争使发展滞后于东部和中部方言苗族的西部苗族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迎头赶上，达到东、中、西齐步发展。因此贵州省苗学会2010年和2011年重点考虑苗族整体性发展和苗族主体性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狠抓西部方言苗族发展为突破，来促进苗族整体性和主体性双翼发展。
　　本届年会征集论文中，杨培德、麻勇斌、杨志凤和王国清等先生及中国社科院沈红研究员等对苗族整体性和主体性建设发展以及苗族教育发展的问题展开了非常深入的理论探索和思考。杨培德《石门坎文化现象的苗人主体性》从石门坎教育中苗族主体地位出发，阐述了苗族在受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相互碰撞中如何发展自己，发展苗族主体等方面做了深入的发掘，我们从石门坎教育中受到深远的启发，让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如何发展自己，成就苗族的整体发展。
　　沈红研究员《石门坎文化对苗区社会发展的启迪》从田野第一线来对石门坎文化现象和教育对苗族的影响及传播谈及苗族如何从整体教育来分析苗族的教育现状，有很深的启发意义。她从文化创造力角度，以石门坎苗文创制为标志、论述苗族的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以苗教苗的人才机制，如何吸引人才回归、以西部特色的乡村建设运动来看待常规发展，跨越发展中如何做好石门乡文物保护规划；从苗民识字运动来反思民族语文政策现实、如何把文化权归还文化持有者等等问题；如何明确苗族在一系列行动中的定位、如何参与行动。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对我们苗族教育是非常有实践指导和现实意义的。
　　贵州社科院麻勇斌《基于整体性建设与主体性发挥的苗族教育思考》，围绕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和整合内部资源办好苗族教育进行论述：要用好国家教育资源必须具备良好的适应性；国家教育资源不主动投入而苗族发展需要达及的教育目标，苗族必须努力创新方式整合内部资源来实现。苗族教育应当确立三个战略重点：一是配合抓好粗放的农村小学教育，切实扩大苗族人才成长的基数；二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培养苗族人才的远程经营能力；三是鼓励和支持苗族优秀学子努力进入前沿领域，成为高端人才。苗族教育要抓住三个策略要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不同国家推崇和使用的意识形态、政治概念、知识逻辑，对苗族高端人才所进行的“格式化”作用，将使未来苗族高端人才所具有的行动程序在“根目录”上产生不易兼容的内部差异性，进而有可能影响苗族整体性建设思想理论的建构和运用；二是苗族尚未准备到远程经营能力培养的必要成本。文章最后指出：苗族教育是苗族整体性与主体性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我们要更好地将苗族发展目标寓于教育事业之中，通过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适应能力同时始终关怀苗族命运的人才，来建构和巩固苗族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培德先生的论文从反思“石门坎文化现象”中的主体性问题入手，立足于社会哲学的高度，阐明了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在苗族文化和教育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具有理论指导的学术意义。沈红研究员和杨志凤、王国清的《试论苗族教育动力》给人耳目一新的“苗族教育动力”理念，从原理分析到苗族教育资源的细说，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科学递归，论文还提出苗族教育能量转换原理的新思维，最后总结出激发苗族教育动力的条件，这种根植苗族主体发展动力的创新理念和理论创新的亮点是一次难得的突破，也是本年度所征集的亮点。
　　胡晓东、潘定发、熊克信等关于石门坎文化现象的论文也不同程度都涉及了苗族教育发展的主体性问题。在石门坎光华小学的教学中，不但积极开展苗、汉语双语文教学，被学者誉为“中国近代民族教育史上第一所双语教学学校”。而且，石门坎的教会组织还积极开展“平民教育”和各种实用技术教育。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从上世纪初到1949年，我国西南的乌蒙山区有2/3的苗族达到扫盲标准，其中高初小毕业生数千人，接受中等教育的苗族子弟200余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苗族子弟30余人，其中还有2人获得了博士学位。不但苗族人口中接受过教育的学生数远远超过了其他少数民族，甚至也远远超过了当地的汉族。一个传教士能够有如此大的影响和感召力，是他的能力还是苗族本身的潜力被激发？很值得我们挖掘与深究。胡晓东教授《“石门坎现象”刍议》一文为我们概括分析了石门坎现象的内容，并分析了其兴衰的历程，最后总结认为：“石门坎现象”首先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其次，“石门坎现象”是产生并根植于我国黔北山区的石门坎及其周边特定区域的，是一种“区域性的现象”；第三，“石门坎现象”只在石门坎苗族的特定文化土壤中得以产生和存在，因而是一种“文化发展特例”。尽管如此，石门坎教育曾经的辉煌是不能被否定的，更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与探究，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苗族地区在现代国家体制下的教育水平是相当低的、非常落后的，教学资源稀缺、教师队伍奇缺，以及学生失学、辍学等问题在苗族地区教育是非常突出的，也是苗族地区教育面临的最严重的难题。因此研究石门坎的教育及其形成的文化现象是很有意义的，也是苗学研究必须考虑的课题。潘定发先生《近现代石门坎教育文献扼要综述》给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文献，让读者能够读到关于石门坎的一些真实反映；并详细分析形成石门坎文化现象的成因以及近当代石门坎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别指出：“石门坎文化现象”的形成内因：一是石门坎人民对基督教的皈依，二是苗民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强调石门坎的教育发展促进的苗族社会变化，是当时基督教教会发展教育的措施有效得力。文章最后引用西南少数民族教育与心理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组写就的石门坎少数民族教育考察报告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而熊克信《历史上石门坎苗族教育的思考》指出石门坎教会学校办学传教同步开展这一特点，并反思石门坎教会学校办学的成败经验。胡晓东等人的论证表明，石门坎文化现象是外来影响和苗族主体性短暂结合的成就，主体性没有完全确立，外来力量一旦退出，主体性就出现问题，石门坎也就辉煌不再。从这个角度看，石门坎文化现象的确是一个文化特例，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但是其反映出的主体性问题却具有普适性的案例。此外，杨光全的《基督教在旁海传教成败原因研究》一文虽然没有进行对比，但却是在石门坎主题的背景下来反思基督教教育在苗族地区发展的另一个实例，同样表明，传教成败及其教育成就如何，与当地苗族教民的主体精神发育密切相关，并不应该完全归结于传教士自身。苗族教育的整体性不仅指涉各方面之间的平衡发展，也包括乡村苗族教育发展与都市“苗二代”的文化教育传承问题。李永皇、杨兴贵和杨官上等人的论文对都市“苗二代”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问题做了值得称道的探索。《试论都市“苗二代”的苗语习得渠道及苗族认同意识》对生活在都市的“苗二代”的语言习得进行深度的考察，将都市“苗二代”的成长环境将其语言习得黄金期大致分为三类型：A：父母官、富型；B：父母知识分子型的工薪阶层；Ｃ：父母打工或做小本生意型。该文指出：都市“苗二代”的苗语习得渠道的差异使其对苗语掌握情况是不一样的。都市“苗二代”的民族认同意识是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双轨运行的过程。文章最后提出：语言对“民族认同意识”的影响还是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些会讲苗语，感受过民族文化的苗族人对苗族文化会懂得更多，感觉更细腻敏感，因此对苗族的认同意识就更强。该文的视角有新意，也有一定的深入，如果论文设计再广，再深入可能更加有示范性或普适性。杨官上《定居都市的苗族后代的苗族文化失落状况调查研究》对都市“苗二代”苗族的语言、服饰、艺术、祭祀、医药、体育等文化的失落进行了概括和原因分析，提出解决都市“苗二代”苗族文化失落的基本对策。杨兴贵《都市“苗二代”的苗族文化认同培养》与前二文一样关注都市“苗二代”的苗族文化传承问题，不同的是该文重点探讨如何来开展传承苗族文化的措施。对于都市“苗二代”的认同与文化习得而言，文化自觉和主体性的因素显得更重要。
　　二、苗族语言文字与苗族教育
　　语言文字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承载的工具，每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这个民族群体的记忆，而语言文字就是民族历史记忆的承载符号，它更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学家张公瑾曾经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全部成果，都凝聚在语言之中。苗族曾经被认为是没有文字的民族，但是苗族的历史文化通过古歌这种语言形式记录苗族的整个历史，尽管迁徙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苗族都追寻着这种记忆，确认每个个体的苗族身份，回答着我是谁的问题。在史前史苗族是否有文字，现在没有依据，而苗族古歌与苗族文化的丰富与繁盛，印证着苗族在历史上不是一个落后的民族。漫长的迁移和广阔的分布地域，使得苗族支系繁多，方言差异甚远；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苗族的历史经历着复杂的过程，并缺少整体性的文字记载。苗族的历史只能通过其他文字零星记载并记录着，而且这些记载不一定是真实的，相当一部分是弯曲史实的。而苗族本身通过口耳相传的古歌以及式样丰富的服饰等传承方式来记载历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载方式。在现代国家体制中，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有统一认识和认同的苗族整体，靠苗族的共同历史根源和语言文字来增强整个苗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因此，苗族的语言研究成为苗学研究的一个重镇。
　　石门坎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曾经有过令人振奋的历史，却在中国崛起的今天，销声匿迹，值得苗族群体反思。石门坎现象被学界所重视，是一个必然，也是一个偶然。在国家教育成为一切教育必须服从的形势下，石门坎曾经的辉煌就更加值得我们从历史的沉寂中忆起。从而研究和思考苗族的教育到底如何才能振兴起来，走向发展。石门坎现象的出现与没落，更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胡晓东教授《“石门坎现象”刍议》一文，虽是综合概括石门坎现象的内容，在谈及创制苗文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石门坎柏格理会同汉族教师李司提反、钟焕然和苗族信徒杨雅各、张约翰等一起研究，制出了一套用拉丁字母符号进行拼写字母的苗文。他们创制的苗文后来叫做老苗文，就是这种老苗文在西部方言苗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西部苗族教育的发展和推进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在这次年会征稿中这方面的论文仅有一篇──杨华、雷学《老苗文在镇宁》，没有收到有关老苗文在石门坎或者威宁的发展的相关论文。《老苗文在镇宁》一文概括了老苗文在镇宁自治县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一直运用至今，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使镇宁的苗族在教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受益非浅，至于如何这样，他们分析的原因有失偏颇。一个苗族的文字对民族自身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与老苗文相关的还有王贵生《黔东南老苗文圣经翻译文本研究以及“黑苗”属地的考证──兼与王再兴先生商榷》，该文的老苗文指的是内地会传教士胡致中创制的一种苗文，与石门坎老苗文无关，该文客观论述了黔东南老苗文圣经翻译文本的印制、传播，曾经对苗族社会的发展变迁是一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但文献记载甚少，外界对于所涉及的有关背景，包括“黑苗”族群的分布知之不详，学界讨论存在不少含混、错讹。该文对苗语圣经翻译文本以及相关史料的考证，结合实地调查的研究还原了历史原貌。
　　熊玉有《对滇东北次方言苗文使用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一文阐述了滇东北次方言苗文对苗族文化、教育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为苗族的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由于各地使用不统一版本的苗文的原因，滇东北次方言区一直并存着几种不同的苗文形式，亟待统一，以便有利于西部苗族的语言文字的普及和教育发展，进一步促进苗族的共同发展，并希望滇东北次方言苗文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三峡大学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吴正彪教授《苗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及苗文推广普及的困境与出路管窥》，指出苗族在过去的历史中被认为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自己文字民族。经过考证：苗族文字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篆字体文字、湘西方块文字、外国传教士文字和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等不同阶段。该文就苗文在推动苗族地区进步与民族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方面的作用作了初步的阐述，并对当下苗文在推广普及中存在的困境与出路提出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兰文书《浅谈苗族乡村小学实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及其对策》一文对苗族乡村小学如何进行双语教学阐述了其必要性和当前进行双语教学的对策。
　　苗族曾经被认为没有文字，但苗族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以古歌、山歌等形式存在的口头传承方式，是苗族特有的语言方式，世人不能以没有文字来诟病苗族落后与野蛮，如果苗族果真落后与野蛮，会创造出被誉为“百科全书”的史诗吗？会缝制出精彩绝伦的苗族服饰吗？
　　三、苗族地区学校教育问题
　　2011年学术年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苗族和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探讨苗族教育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些现实问题，和必须进行前置性研究的深层次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苗族发展，教育为先。教育是苗族发展的必由之路，苗族主体本身的教育和国家体制框架下的教育都是苗族发展需要的两种不同方式的教育。而2011年学术年会征集得到的教育方面论文着重在国家体制框架下的教育对苗族地区以致苗族乡村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在苗族基础教育方面非常着力，苗族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一直倍受广泛关注，我们所言之教育其实就是一种生存与发展方式的学习。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和教育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在每个特定生存环境下都会产生相应的地方性、民族性的知识，也涌现不同的教育方式，以此来维持人们的生产劳动与生活，由此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又反作用于民族教育的发展。
　　来自云南省文山州的王万荣撰写的《文山苗族教育发展史之考察》对文山的教育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览，从文山苗族接受汉文化教育始，经由教会和学校并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发展概况，纵线铺陈，让读者能够从简练的叙述中对文山的苗族教育史有了明晰的了解。以此作为一个比较对象，我们可以反观石门坎以致贵州苗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在贵州苗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着力关注和进行深入考察的有：吴进华《实现苗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于突破教育瓶颈》，杨忠信《石门坎威宁苗族文化教育复兴圣地》，广家芬、卢庆文《提高苗族乡村师资水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耿文福、侯廷建《浅谈生育水平与教育程度的关系及文化对人格的塑造》，潘凤批《水维苗族基础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王世春《榕江苗族乡村地区基础教育现状调查研究及对策》一系列文章，从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条件、自然资源、师资队伍、教学设施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并对遏制苗族基础教育发展的各方面找出了原因，对如何发展苗族基础教育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乡村教育作深入调研的论文有：陈国正《新塘乡苗族基础教育现状堪忧》，陈国华《新塘乡苗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和干部培养现状分析》，万光辉《台烈镇苗族教师人数及分布情况的现状调查研究》，龙梦前《边远贫困苗族乡村地区师资队伍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吴波《苗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师资队伍现状与教育均衡发展》，陈德贵《水城苗族受教育最早的地方》，赵寿发《影响摆榜苗族教育因素的调查研究》，廖光彬、李文琴《从都匀市新场小学看苗乡基础教育发展的艰难历程》，杨永斌、杨廷标《惠水县摆榜小学教育困境和发展初探》，黄元勋、黄龙《罗甸县木引乡把坝苗寨基础教育发展状况的调查与思考》，袁铁《望谟县苗族地区学校发展的思考》，杨协《论上坝苗族村寨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杨道才《从么站镇苗族教育调查说起》，颜显成《福泉市南片区苗族基础教育发展现状及思考》，潘光华《陆坪镇义务教育发展的困境及对策》，杨志枰《荔波县苗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存在问题与建议》，雷作胜《加强基础教育、促进鸟王村由贫困走向富裕》，吴倍初《龙里县苗族聚居区基础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王永波、王兴龙《大土苗寨基础教育发展的历程与动力窥探》，胡展耀《古苗寨平鳌教育发展状况调查与思考》，雷安胜《苗族乡村中小学特色教育的作用》等论文，这些论文材料翔实，都是来自基层的真实调研与考察，是真正的第一手材料，每篇论文都凝聚了作者对苗族乡村基础教育的殷切期望，也有对乡村教育的发展作了论述，但大部分是对限制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概括，并对苗族乡村基础教育如何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意见，甚至于期望政府给予各方面的扶持和资助。杨学明、吴庆祥《苗族山区学校弘扬培育民族精神的思考》，严启明、兰文书、罗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与传承民族文化的思考》，熊克武、李碧云《学校教育是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有效机制》，吴天柱《让民族文化成为学校教育发展的又一亮点》，李志方《黔西苗族文化教育现状探索与研究》等论文，是对苗族文化及精神如何在学校得以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使其成为学校教育培养苗族学生素质的方式与内容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各作者也对学校如何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培育苗族精神，作了理论上的尝试概括和升华，并提出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和策略。杨昌向《惠水县鸭绒苗乡“留守学生”的现状与对策》和雷作胜、吴进华《苗乡民办学前教育的有益尝试》两篇论文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着力较甚，对如何做好“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积极的探索，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罗兰《浅谈苗族地区远程教育普及程度及其效果的现状》针对如何利用远程教育来发展苗族地区做尝试性的探讨，如何运用远程教育的资源来促进苗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提出了对策。
　　本次征集到的论文中关于学校教育的论文数量上是最多的，质量上也算是非常高的。这些论文都涉及了教育的上述方方面面问题，并对苗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提出建议及对策。这些建议与对策中既涉及教学设施、教师队伍、教学资源等，也涉及普遍存在于乡村基础教育的低水平教学的问题，亦有针对苗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等问题的探索。
　　研究和思考苗族地区在国家体制下的教育问题，多归为苗族地区条件落后，苗族的思想落后或是经济欠发达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等问题，这样来分析造成教育落后的原因是不充分的。这些问题实际存在着，我们都非常清楚。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苗族地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何在原有的文化体系去学习和适应“他者”文化时面临着比汉族学生更大的困难；我们还需看到当今求学、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是苗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重大课题。对苗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有待深入，尊重苗族文化本身与反思国家体制下的教育制度也是我们当前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石门坎教育现象留给我们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是今天我们如何反思苗族主体性发展和自主性教育的经验取向。
　　四、苗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
　　1.文化遗产的传承
　　苗族文化遗产丰富多彩，纷繁复杂。在本次征集所得论文中涉及文化遗产内容的论文不多，但其研究价值却一点也不逊色。苗族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以口头语言或技艺等形式存在，苗族古歌就是一种特别的传承方式；苗族古歌作为苗族的珍贵文化遗产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吴一文《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和吴一方《苗族诗歌中的兴观群怨》两篇论文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对苗族古歌作了非常深入的解读，并从诗歌的艺术美和表现手法来评析苗族古歌的艺术手段。龙仙艳《苗族古歌三十年》一文从田野的实践感受来对概括近三十年以来搜集到出现于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单一的文字传播方式向音像、口述共存的“三江并流”现象；苗族古歌研究方面出现了专著、论文、课题的多角度参与，表现出由内及外，从文学到文化的跨学科和多学科性特征。作者指出传统的苗族古歌解读大多凭借印刷体的固定文字文本，缺少对苗族古歌活态文本如唱本的关注，目前下游的是将苗族古歌僵死的文学研究还原为活态的文化研究，还原苗族古歌流传的具体语境，关注其原生的本文特性或许将是苗族古歌研究的更大场域。这是研究苗族古歌一种新的范式，值得关注。吴太祥、杨昌树、蒲志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民歌现状调查研究》对苗族古歌中的一些概念如：古歌、酒歌、飞歌、游方歌等，从考察实践中重新界定，并已个案研究的形式对苗族古歌（民歌）的存在问题加以阐述，最后提出作者们的收集整理的建议和策略。徐英迪《权威的表征：对贵州清水江流域苗寨“土地菩萨”信仰之探析》以“土地菩萨”的信仰形式为考察对象，认识到土地菩萨信仰体系在苗族信仰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论文认为：“土地菩萨”不但是象征公平正义的保护神，而且对“土地菩萨”的信仰是村寨中血缘组织表征其权威的展台，折射出各个血缘组织在村寨中的等级地位，并隐含着各血缘组织对生存资源的竞争。时至今日，这种信仰形式对于村寨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及社会秩序的建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文新宇《贵州苗族文化产业、产业群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在当前我省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对我省苗族文化产业、产业群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初步摸清了我省苗族文化产业的家底，认识到了我省苗族文化产业、产业群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项文辉《开发苗族文化产业促进丘北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苗族文化和苗族文化产业化进行了概括，并对苗族文化促进苗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与作用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文章最后提出了实效性的对策和建议。万昌胜《苗族芦笙文化初探》和吴绍书《论苗族芦笙文化的教育传承与发展》两篇论文针对芦笙文化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两文都对芦笙的发展展开了大量史实追述，并从苗族芦笙文化传承与发展现状和教育方面，探索如何发展苗族芦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潘世仁《黔东南州黄平服饰区域苗族芦笙词吹奏的一般规律》对芦笙演奏的步骤及规律进行简单的归纳和叙述，做了初步的讨论。此三篇算是对芦笙文化的一次尝试性的探讨和研究。芦笙作为苗族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乐器，而且是苗族社会宗教信仰的一个重大符号，他具有标示苗族的文化特性和功能的特征，其也可以作为建构苗族社会仪式的主角，也可彰显苗族“巫文化”特质与苗族音乐本体特色的多重文化身份。王浩《苗族独木龙舟竞渡的教育传承与发展策略探析》针对苗族独木龙舟文化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论文对苗族独木龙舟的发展追述细致，并从苗族苗族独木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现状和文化价值方面，探索如何发展苗族独木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杨秀清《苗族原生态文化及其作用》简单叙述苗族的活态文化，并对苗族活态文化在苗族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简单探索。
　　涉及文化遗产论文中谈及苗族古歌的三篇论文所涉方法与研究范式有所突破，而关注苗族文化方面的芦笙、龙舟等的文章内容比较浅薄，多是民俗现象的描写和罗列，而缺乏深入挖掘。我们对苗族的文化不能仅限于现象记录和描写，对其文化含义的解读应该是我们侧重的方面。
　　对苗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体制下，曾经沉寂的苗寨亦无法逃脱现代化运动的侵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及旅游业的发展，给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带来挑战与危机。
　　苗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等方面的论文不多，论文的模式和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缺乏新视角，但针对不同个案提出的建议及措施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可以为苗族地区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等提供了一定的田野材料与切实的意见。
　　2.苗族传统社会知识和生产知识的教育与传承
　　社会是一个由关系网络着各个关系项组成的网链，社会个体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密切不分，研究社会的整体与个体同等重要；而从社会的结构分析来对社会做研究具有很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对社会群体中的个体社会地位和扮演的社会角色，非常值得研究和关注。沈红认为：社会结构被看作是各个地位之间稳定的关系，制约着角色的互动，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单位是行动者的地位和角色。所以如何看待和研究社会中的个体和整体的关系与如何使其全面发展，尤其是社会中的集中与民主成为了研究者们的焦点。苗族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也就成为苗学工作者关注的研究课题。张晓《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的“绝对权威”与“充分民主”》指出：在自我管理的传统苗族社会里，苗族社会的结构虽然简单，但是管理却有序安稳，具有自己的本土智慧。文章以西江苗寨和进入现代化强国的美国的苗族社区为主要案例，探讨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如何实施“绝对权威”和“充分民主”，进而挖掘其组织管理手段背后的文化基础，以及二者在传统苗族社会中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合二为一的互补关系。该文以此视角研究苗族社会结构具有前沿性和实践意义。梅军《略述黔东南苗族传统农林生产中的生态智慧》认识到：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农林生产经验和生态智慧。该文运用民族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稻作农业生产、林业生产、林粮间作三个方面，对苗族传统农林生产中的生态智慧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江兴龙、潘强《大土苗族传统林业知识的构建与传承略记》一样，着重探讨苗族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珍贵的林业知识，并对其如何构建与应用展开探讨和研究。龙开益《石门坎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迁徙镇宁发展现状的几点思考》对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迁徙镇宁的社会现状和滞后发展原因教学分析，并针对此进行反思和提出如何发展的建议。郭志舟、田应钦、刘志权《六枝特区中寨乡苗族村寨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调研报告》、项文辉《对丘北苗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考》、镇远县苗学会《最具魅力的苗族古寨》、陈晓照、邓绍曙《保基乡厨子寨村刀砍山苗族调研》、邓绍平、陈晓照、邓绍曙《普古乡新寨村6组苗寨调研》等5篇论文针对苗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展开初步的研讨和考察，并就发展苗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提出初步的策略和措施。
　　以上论文主要涉及苗族社会的管理和发展方面，张晓教授的论文研究方法与范式有了新的突破，而关注苗族社会经济发展等的文章内容比较肤浅，罗列和描写性的东西较多，缺乏深入思考。做研究，我们不能仅限于概况描写和数据罗列，对其本质的解读应该是我们的着力点。研究苗族社会的论文的模式和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缺乏新视角，但针对不同地或或个案提出的建议及措施应该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3.苗族服饰文化知识的传承
　　苗族的支系繁多而服饰成为区分各个支系的重要的外显性的文化标识，同时苗族服饰的多样及其文化含义的丰富，成为许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兰文书《浅谈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的隐形文字》谈及苗族服饰中头巾、裙子、衣服等对苗族文化的意义的隐含做了粗浅的分析。雷旭《论黔西南苗族服饰文化及价值》对黔西苗族服饰的发展和演变、类型与风格作了概括描述，并对其隐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做收入的分析。杨湘、杨轲《苗族刺绣工艺的教育传承与发展》对苗族刺绣的特点、体现和作用粗浅概括，对刺绣工艺文化的发展简要论述，扼要的讨论传承和发展苗族刺绣工艺。艾卫民《苗族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调查研究和建议》通过对苗族服饰文化现状的调查研究，提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苗族服饰文化的建议，以期更好地保护中华民族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苗族服饰文化内容深邃，种类繁杂，前人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本次收到的论文研究方法与讨论方式均属平俗，内容比较浅薄，多为现象的描写和罗列，缺乏深入探讨。论文的模式和内容基本上如出一辙，缺乏新视角，当然也不乏提出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建议及措施。苗族服饰文化深厚广博，做研究不能仅限于现象种类罗列与描写，应该对其文化含义有所深进的解读。
　　在现代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的大潮下，苗族服饰的传承与保护受到很大冲击，虽然也给苗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挑战与危机更是不能忽视。
　　五、苗族文化教育人物及其它
　　苗学研究工作主要是靠热爱苗族和苗学的专家学者长期努力，才使苗学这门显学得以茁壮成长，健康发展。苗学研究近100年的发展就是靠这些孜孜不倦的苗学工作者不懈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2011年会征集到的论文中涉及苗学人物的有7篇，而这些人物中真正做苗学研究的学者仅康丹瀛《民国苗学研究三杰》1篇，其他的为教育工作者或建设者等个人事迹的报告或记述。
　　康丹瀛《民国苗学研究三杰》对民国时期苗族上层人士梁聚五、杨汉先、石启贵在解放前的生存背景、生活经历、政治活动和学术成果等进行了比较和评述，对他们从社会底层、从逆境中走向社会高层，为民族的解放和进步而做出努力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对他们在苗学研究上的开创性地位给予充分肯定。龙大学《王宪章的教育经历、成长模式及生平业绩研究》，阐明王宪章勤奋好学，积极接受进步思想，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响应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的号召，积极投身革命，出任武昌起义的副总指挥，于1911年10月10日参与发动、领导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260年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革命忠贞不渝，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潘忠、吴敏《四十八年执一鞭》、杨华《昔日英模今何在》、杨银象《无私的耕耘，只为换来桃李满天下》、李正权《白岩小学、倾注我一生》3篇都浓墨重彩抒写为苗族地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的苗族教师的光辉形象，以及他们为教育事业辛劳一生的艰苦岁月。龙开益、龙开照《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领头雁》抒写为苗族地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的苗族教师的光辉形象，以及他们为教育事业辛劳一生的艰苦岁月。
　　六、余论
　　胡绍华教授给《在未知的中国》作序称：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滇、川毗邻地区循道公会的教育体系，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成功创举。它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使上万名各族群众就地接受了规范的初等教育，为苗族、彝族培养出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把学校办到山寨、充分发挥当地人民的积极性等经验尤值得借鉴。石门坎备受学界关注，原因在于伯格理把石门坎的苗族群众当人看待，平等相处，授之以科学文化知识，发挥了苗族群众的主体性作用，使石门坎的教育走上一个巅峰，成就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苗族经过漫长的迁移，形成丰富多样的文化，也形成和谋求自己的教育方式。在历史文献的痕迹中苗族的这些优秀成果和特别的教育方式被“他者”叙述与建构，湮没在所谓“文明”之记述中。贵州省苗学会成立与健康发展是苗族自我表达，认识自我，书写苗族志的一个平台、一个基地。2011年会征集到的论文成果中，我们有幸看到了苗学工作者对苗族教育和文化的重视与诉求，对石门坎的苗族文化现象的追述，对苗族文化遗产的关注以及苗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的思考与辨析。2011年所集征论文充分展现着苗族对本民族的自我认识，对苗族教育发展的深入思考，对民族未来的厚望。可喜的是我们看到我们苗学工作者在工作之余能够非常深入地思考我们苗学研究的问题，反思我们苗族教育和苗族整体发展的前景，这是我们倍受鼓舞的。特别要提及的是杨志凤等提出的苗族教育动力，以及杨兴贵等谈及的“苗二代”等的问题是激起我们思考的新方向。
　　从论文整体水平来说既有部分高质量的学术文章，也有部分类似文学报告或政府工作报告似的文章。文章结构的合理性与逻辑思维的清晰以及学术性、学术规范等方面需要强化。另外还需要运用新的理论、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去认知新的问题。苗学研究应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苗学研究的未来属于年轻人，我们期待未来苗学后备军的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