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蜀地南北交通线研究综述

八神 · 发表于: 2014-5-12 10:56:00

源自：《中国史研究动态》

　　蜀位于四川盆地，被盆周崇山峻岭所重重环绕，它同外界的交通尤其是南北交通线，向来是研究古蜀文明、西南交通史和中国古代史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争论较多的问题。本文仅对先秦秦汉时期蜀地南北交通线的重要研究成果做一梳理和综述。
　　一、蜀道
　　“蜀道”是古代川陕间交通道路的统称，有褒斜道、故道、金牛道等数条道路，是北出蜀地最重要的交通线路。传统上以为，蜀道之名来源于唐朝大诗人李白《蜀道难》中的名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蜀道开凿于秦汉时期，是秦汉及后世蜀中通向关中的交通线。段渝《蜀道与蜀身毒道》认为，蜀道之名来源于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东汉来敏《本蜀论》和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等书中所述秦伐蜀、蜀王令五丁开石牛道的故事（《蜀道与蜀身毒道》，《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1年第3期）。高大伦考证，《后汉书·张霸传》所说“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似为“蜀道”一名最早见诸文献的例子。魏晋南北朝之间未见此名，隋时蜀道名称渐为常见，唐代“蜀道”较此前则更为多见，两《唐书》中都有多处提到“蜀道”（《蜀道研究三题》，《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
　　（一）褒斜道
　　关于褒斜道的路径，《史记·河渠书》说：“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后汉书》卷6《孝顺帝纪》注引《三秦记》：“曰：褒斜，汉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李之勤等学者经文献考证和实地调研指出，古褒斜道沿渭水南侧支流斜水（今名石头河）和汉水北侧支流褒水河谷行进，故名，亦省称为斜谷道。其走向，首先由蜀之金牛道抵汉中，经褒城，出褒谷口，越七盘岭或穿石门洞，经孔雀台，沿褒水干流狭谷险段至褒河上游三源相会的西江口，又经两河口，西折入红岩河上游虢川平地，入石头河中游宽平的桃川河谷，翻老爷岭，东北入斜谷关，经眉县，过周至，西行至户县，再东北直抵西安（李之勤等：《蜀道话古》，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褒斜道的开通时间，曾有学者认为开通于秦（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多数学者认为开通于于先秦，但对具体在哪一时段则有争议。常璩《华阳国志》说“人皇出斜谷”，似乎褒斜道古来就有。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褒斜之道，夏禹发之，汉始成之，南褒北斜，两岭高峻，中为褒水所经。春秋开凿，秦时已有栈道。”以为始凿于春秋时期。现今学术界认为，褒斜道在商代已经开通。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等根据汉中城固苏村等地出土的商代中、晚期青铜器群及陶尖底器等文化遗存，认为应是蜀人的遗存。尽管他们没有直接讨论蜀道，但已暗示了其间已有交通存在。徐中舒根据四川彭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认为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后分得的战利品（《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文物》1962年第6期），从地理位置看，蜀人必然是出褒斜道参与伐纣的。李学勤认为，《逸周书·世俘》所记载的“新荒命伐蜀”，是说周武王令新荒追讨逃入蜀地的商王朝旧臣霍侯等（《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第3～5页），也间接指出了商代蜀道已通。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根据蜀人参与武王伐纣的记载，认为川陕之间最早的有可靠依据的交往始于商周之际（《秦汉交通史稿》，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50页）。高大伦认为，虽然史书未明载蜀人加盟周武王的讨商大军是走东道出三峡还是北上翻秦岭，但从考古遗存分析和当时商周对垒的情势来看看，必然是走的北道（同上）。段渝指出，从汉中入蜀的道路，根据商代武丁期卜辞“伐缶与蜀”，缶即褒，即汉代之褒中，今陕南褒城，可见商代中、晚期褒、蜀有路相通，此即褒斜道。殷末蜀师北出褒斜伐纣，西周末郑国遗民南奔南郑，春秋初蜀、秦商品的流通，战国时蜀、秦争南郑，蜀有褒、汉之地等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都说明褒斜道开通于商代，在先秦时长期畅通不衰（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9页）。
　　褒斜道经历了民间踩踏成路、民间维修、政府维修与拓宽的过程（罗开玉《四川通史》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3页）。王开认为，在战国中期秦、蜀相争之前，褒斜道主要是民间自发修路，仅可供行人、牲畜驮载货物，不能通车。战国中期，秦、蜀二国都曾出动人力维修，大规模改造道路。秦昭王之时，“栈道千里，通入蜀汉”（《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04页）。楚汉之际，公元前206年，刘邦领军从褒斜道退入汉中，烧毁沿途栈道。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褒斜道又回到不能通车，仅可供人、畜行走的状况。汉武帝时，为了兴修褒水、斜水的漕运，又修凿通了褒斜道。后公孙述据益州，拆毁了褒斜道栈道。在汉明帝永平四年，凿通石门隧道；六年，又对褒斜道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三国时期，蜀汉与中原曹魏展开了长期的军事行动，作为蜀地沟通中原的重要通道，双方都多次对这条道路进行了维修，仅见诸史书记载的就有4次。
　　褒斜道最大的特点是形式多样、绵绵无绝的栈道。褒斜道栈道之险峻，为汉代全国诸栈道之冠，是栈道建设的典型佳作。计有五中类型的栈道：标准式，平梁直柱结构；斜坡搭架式；斜柱式，平梁直柱加斜柱撑结构；无柱式；隧道式和凹槽式（杜葆仁《褒斜栈道的工程技术》，《石门》总第2期，1986年9月）。褒斜道的石门隧道，南北平均长15·75米，东西平均宽4·1米，平均高3·6米，是世界上最早通行车辆的人工隧道（王子今《“伐驰道树植兰池”解》，《中国史研究》1988年3期）。褒斜道是中国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选线最佳、沿用时间最长的一条栈道。（王开，同上，第102页）
　　褒斜道的用途集中体现在经济贸易和军事对抗等方面。《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焚，僰童，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明确记载了蜀经褒斜道与关中发生着广泛的经贸关系。经由褒斜道进行的军事行动也不少，先后有周文王、周幽王时期的伐蜀、伐褒，“经营南国”。周武王伐纣，蜀军就是经褒斜道北上到丰邑参战（王开主编：《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2页）。有汉一代，褒斜道都是军事行动的要道，甚至栈道的几兴几废，都与军事行动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诸葛亮北上伐魏，蜀军及其军需物资运输多次经由褒斜道北上作战。
　　（二）故道
　　故道又名周道、嘉陵道、陈仓道，是蜀地通往关中的另一条重要干道。任乃强认为，褒斜谷道未开通前，秦川赴汉中由大散关下，沿古故道水（嘉陵江东源）至沮县，转阳平关，入汉沔平原，待褒斜道通后，此道渐废，故曰故道（同上，第102页）。李之勤等则认为，故道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水河谷行进，故名。
　　故道的走向，先由金牛道经五盘岭或阳平关至金牛镇，北至略阳，沿嘉陵江东北行，翻老爷岭，至白水江，北越青泥岭至徽县，东北折入两当县，东越嘉陵江支流永宁川、庙河、红岩河，入嘉陵江河谷狭谷区至凤县，东北经黄牛岭，越大散门，进抵渭水之滨的宝鸡（李之勤等，同上，第29页）。
　　故道是蜀地与中原最早开通的交通干道之一。王子今根据王国维的考证，认为其开通年代相当早（同上，第52页）。段渝认为故道在商周之际已经开通。在宝鸡发现了大量的早期蜀文化遗物，即由故道传入。西周早期在宝鸡的渭水之南建有散国，周初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有“周道”，王国维考证此周道即是故道，《水经·渭水注》也提到宝鸡附近渭水支流扞水有“周道谷”，可见故道之开通，其年代大概与褒斜道相差不远（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
　　故道是蜀道北段诸线中里程最长的一条道路。《通典》卷一七五说：从兴元府（汉中）去长安，驿路（即板道）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史记·河渠书》说“故道多坂，回远”，从中原经此入蜀，比经由褒斜道多四百里路程。
　　故道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史记》、《汉书》的《高帝纪》都记载了刘邦在汉元年五月自汉中出兵，八月攻至陈仓，“还定三秦”。但史书对刘邦大军的行军路线却记载简略，以致后世多有争议。王开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信传》记载的汉王“东出陈仓，定三秦”，认为刘邦大军正是经由故道北上，打回长安的。而且，大军的军需补给也是从故道运输的（《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第117页）。建安二十年曹操取汉中，建兴六年诸葛亮取陈仓，均取故道（任乃强，同上）。诸葛亮六出祁山，其中第一、二次，也经故道北上（《资治通鉴》卷五九、卷六八。《三国志·蜀书》卷33《后主传》）。
　　但是，故道作为交通干道的重要性时有变化，时轻时重。故道北段早期叫周道，在早周、西周时代，周人的政治中心在周原一带，蜀地与周的交通多利用此道。至秦汉时期，政治中心东移，地处故道东面、与故道平行的褒斜道便日益凸现出重要性。政府更是加大投入，建设褒斜道。因此，在战国至秦朝，褒斜道是最主要的蜀地北部交通干道，繁荣盖过故道。但是，栈道千里的褒斜道也有时被毁，刘邦退兵汉中烧毁褒斜栈道；公孙述据益州，为了固守蜀地曾拆毁褒斜栈道。一次毁灭都使得褒斜道在较长的时间内交通困难。这些时候，故道都得以机会复兴。
　　（三）金牛道
　　金牛道又称石牛道、剑阁道，“为入蜀咽喉”（严耕望《唐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台北，1986年，第863页），是蜀地腹心地带成都平原通往汉中的最大交通动脉，。从汉中至蜀，无论是褒斜道、故道，还是其他道路，均须经过金牛道到达成都平原。
　　关于金牛道名称的来历，严耕望认为金牛县为唐初武德二年分绵谷县之通谷镇置，取秦石牛出金故事为名，此道以金牛县为道口咽喉，故称金牛道（同上第865页）。孙启祥认为，金牛道名称经历了数度演变，秦之前没有名称，两汉至南北朝称为石牛道，唐宋时期石牛道、金牛道名称并用而又有所区别，元明清乃至以后石牛道、金牛道通称并被称为南栈道（《金牛古道演变考》，《成都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关于秦汉时期金牛道的走向和经过地点，学术界普遍认为是起于成都，经广汉－绵阳－梓潼－剑阁－汉阳场－葭萌而进抵汉中，是蜀至汉中的西道（任乃强，同上书，第127页），直接连接故道、褒斜道等道路。严耕望认为此道开通甚早，但其行程，盖至唐始能详考（同上，第863页），他在详细考证史籍后提出了唐代金牛道从金牛县至成都所经路线及行程，指出：“自金牛至此（按，指成都）共凡一千零七十里。历州治四（原注：利、剑、绵、汉），县治一十三，驿名可考者一十七”（同上，903-904页）。
　　对于金牛道的开通年代，研究者尚有争论。若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以及《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所引秦惠王时“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故事，似表明金牛道开凿于战国后期。然而，根据考古资料和上述学术界各家的看法，既然褒斜道和故道早在商代即已开通，而金牛道为入蜀咽喉，褒斜道和故道进入成都平原又均须经由金牛道南行，那么金牛道的开通就绝不会晚至战国时期。
　　二、南方丝绸之路
　　蜀地的南向交通线主要有牦牛道、五尺道、牂牁道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为“西南夷道”，现今学术界统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四川盆地通往云南、贵州并进一步通向东南亚和南亚的交通大动脉。古代文献关于先秦南方丝绸之路的记载甚少且语焉不详，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除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133页》）、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0年）、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昆明版）1941年第12期）、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交通》，《史语所集刊》45本4分，1974年）和其他少数学者以及国外汉学家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劳费尔、玉尔、沙畹（国外学者的有关论文，多收入冯承钧编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1962年）等外，研究者甚少。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学术界掀起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高潮，涌现出一大批新成果，在南方丝绸之路干线的走向、开通时间、道路性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迄今学术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六个方面：
　　（一）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
　　自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步深化，一致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从成都向南分为东、中、西三条主线：西线经今四川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这条线路被称为“零关道”（或作“灵关道”，东汉时又称“牦牛道”）。中线从成都南行，经今四川乐山、峨嵋、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中、西两线在大理会合后，继续西行至今永平，称为“博南道”。从永平翻博南山、渡澜沧江，经保山渡怒江，称为“永昌道”，出腾冲至缅甸密支那，或出瑞丽抵缅甸八莫。东线从四川经贵州西北，经广西、广东至南海，这条线路称为“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西南方向的国际通道，它的国外段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0~162页）。西路即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从四川出云南经缅甸八莫或密支那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至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漫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中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先由陆路从蜀入滇至昆明、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以南的步头。虽然对于步头所在众说纷纭（向达《蛮书校注》卷六，中华书局1962年），但都认为步头是出云南至越南的水陆分程地点，以下即沿红河下航越南，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年第9期）。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认为，秦灭蜀后，蜀王子安阳王即从此道南迁至越南北部立国。东路，据《水经·叶榆水注》和严耕望考证，应是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入越南河江、宣光，抵达河内（《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1976年）。
　　（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代
　　传统观点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凿于秦并巴蜀之后，通于西汉时期，五尺道为秦灭巴蜀后开凿，秦始皇时期基本建成，汉武帝时期完成。段渝指出，早在殷末，蜀王杜宇即由五尺道从昭通北上至蜀，春秋时代蜀王开明氏“雄张僚、僰”，进一步开通了成都平原与川南、滇东北的交通。以后，“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对自商周至战国时代已经存在的这条道路予以进一步整修（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1、257页）。葛剑雄也认为五尺道在在官方正式开凿之前就已存在，比常頞开凿（公元前221年）早得多（《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宋治民、李安民等亦认为四川经曲靖到昆明地区和昆明地区到滇西的民间古道在秦汉以前实际已经存在（见《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显丹则从考古发掘的角度论证了先秦古蜀文明与越南北部等地交通的存在，这就是五尺道（陈显丹：《古代文化的交流与五尺道》，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7），巴蜀书社2012年，第46页）。也有学者提出，从考古资料看，南方丝绸之路至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李淼：《南丝绸之路的开凿与形成》，《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但此说还缺乏科学证据。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方丝绸之路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早于曾由季羡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所提公元前5世纪，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所提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支那名次起源之再研究》，《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三）南方丝绸之路的性质
　　学术界认为，南方丝绸之路至少发挥了三种功能：文化交流、对外贸易、民族迁徙。
　　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功能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没有异议。
　　对外贸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之一，这一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成都文物》1984年第1期）、童恩正《略谈秦汉时期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等先后论述了先秦时期成都工商业之繁荣，并与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文化交往。
　　古蜀对外贸易中最著名的货物是丝绸。段渝认为，古史传说西陵氏之女嫘祖发明蚕桑丝绸并非虚言，青铜器铭文和《左传》等记载均可证实，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和早期起源地之一，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具有相当规模（《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童恩正认为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经“西南丝道”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略谈秦汉时期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蜀布是《史记》所载张骞在中亚见到的“蜀物”，任乃强认为蜀布是古代蜀地行销印、缅等地数量最大的商品（《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杂志》1987年第1、2期）。
　　研究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行用的货币是一种产于印度洋的白色海贝。古代文献对印度洋地区使用贝币有相当多的记载，方国瑜认为这种海贝就是货币（《云南用贝作货币的年代及贝的来源》，《云南大学学报》1957年第12期），彭信威认为云南用贝币的历史悠久，是受印度的影响所致（《中国货币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张增祺也持同样观点（《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在四川和云南南方丝绸之路沿线都出土了大量海贝，应是从印度地区交换而来（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也有学者认为西南地区出土的海贝是装饰品，或认为海贝来源于南海。
　　学术界普遍认为，自秦汉以后，南方丝绸之路是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贸易线，而对先秦时期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对外贸易的性质则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民间自由贸易，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官方贸易，这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现为证，象牙、海贝等外来文化因素等，更多地集结在像三星堆这样的大型都城和区域统治中心内，应属明证。古蜀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对外贸易，主要有直接贩运和转口贸易两种形式。在转口贸易中，古蜀产品要抵达南亚等地，需由古蜀－滇－外国商人经过多次转口交易来完成。
　　先秦时期中国西部存在一条由北而南的民族迁徙通道。费孝通提出了民族走廊和藏彝走廊概念（《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李绍明指出，藏彝走廊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是一条民族走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则是一条古代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即是藏彝走廊中的一条通道（《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段渝认为藏彝走廊是连接南、北丝路的枢纽，而南、北丝路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世界窗口（《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四）南方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文明
　　1983年童恩正发表《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年第9期），除了提到巴蜀向越南等东南亚大陆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外，还简略讨论了巴蜀文化本身在北越地区的传播，这主要是指青铜文化。同年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安阳王杂考》一章提出，战国末秦代之际，蜀人向越南的大规模南迁，对越南民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蒙文通的观点，在越南史学界有不同认识。
　　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与东南亚就发生了若干文化联系。在相互间的各种交往中，中国常常处于主导的地位，而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受到中国影响的某些重要因素，其发源地或表现得相当集中的地区，就是古代巴蜀，云南则是传播的重要通道（段渝《成都通史》（卷一·古蜀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
　　（五）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文明
　　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75页）。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Manou）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陈茜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中国四川（《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认为印度古书里提到的“支那产丝和纽带”和“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南方丝绸之路上使用的通用货币为海贝，反映了南亚文明对中国西南文化的影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海洋生物雕像来、城市文明、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中国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何崝从文字源流的角度分析了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与中国商代文字的异同，认为三星堆刻符与印度河文字有紧密联系，在中国原始文字符号传播到印度河地带时起了桥梁作用（《商代文字来源缺失环节的域外觅踪》，《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日本成家彻郎认为巴蜀古文字与中亚阿拉米文字有关，古代中国的印章发源于四川，而巴蜀印章是从古印度和中亚引入的文化因素（《巴蜀印章试探》，《四川文物》2004年第2期》）。这几个问题都至关重要，必须寻找更多的证据加以进一步实证，从而深化对古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交流的认识。
　　（六）南方丝绸之路与近东文明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期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就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张增祺注意到了西亚文化对中国西南地区古文化的影响，巴蜀和滇文化区西亚石髓珠和琉璃珠的发现，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巳发生的事实（同上）。段渝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包括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其上源既不在巴蜀，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近东等地区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张正明亦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西南夷青铜文化确有西亚文明的因素（《对古蜀文明应观于远近》，《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三辑《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
　　杨宪益提出，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是蜀国生产的丝。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力丝”（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指古代蜀国（《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段渝则认为Seres的语源是Cina，意为成都。童恩正、武敏、段渝等学者均支持古蜀丝绸是南、北丝绸之路的重要物品，远销近东地区的观点。先秦巴蜀丝绸文化的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并使南方丝绸之路向欧洲延伸。

⊙　作者简介
　　邹一清，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610068。
　　[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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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先秦秦汉蜀地南北交通线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