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贴)
三、千古川话 有人说:四川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乱、灾变,迁徙的外来人种占了绝对多数,土著的四川人到现在没有多少了。而他们的语言,也难有留存。仅凭借现在四川话中的片言只语,就做如此推断是否合理吗? 我认为:一个地方的语言, 特别是在没有文字,或文字不被多数人掌握的时期,它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因为它是维系民族的文化基础。我曾经在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的仫佬族聚居区生活四年,是文字委员会的成员。这里人口最多的同样是汉人,他们祖籍多数是中原地区,但现在也用属于百越语系的仫佬话。他们的说法就是:先祖从外地来这里后,他们的后裔终将和本地女子通婚,小孩从小是学母亲的话多,后来就被仫佬话同化,成了讲仫佬话的汉族人。从我同地方群众打交道的经验看,你不会他们的语言,有时简直寸步难行。有次我们去看望乡下的同事,他那个村的人怎么也不告诉我们,因为本地人对外地口音的人都有一定的戒备心理,怕我们是来找麻烦的,我们当时还是着军装,换了几千年前,不知会成什么样子。所以,入境随俗,学习、熟悉当地的语言,就是他们融入社会的第一件大事。现在四川话的包容性、同化能力几乎超过了其他所有方言。军队要求必须说四川话,建国50多年了,这一条在四川没有办法落实,四川的解放军还是说四川话,在四川当兵的河南人到我们广西这边来,他们有的讲得比我还有水平,还要鲜活,可见一斑。而每次四川的战乱、灾变后,外地人“填四川”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延续时间很长,应该有充足的时间让语言同化。还有,历史上四川人口损失是否真的有这么多,也是有争议的。有研究表明:清初的“填四川”有不少数字是官府编出来骗上面,自己好从中得好处,被朝廷多次批评。如:很多“填四川”的人说祖籍是“麻城孝感”的,有人考证,当时并没有这个地方。我觉得不该怀疑四川话的沿袭性,特别是个别能被其他证据验证的句、词。如:“哈”字。 这里我举两个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话做例子。第一句:舍娃儿。这话意思是“妓女”,乡下骂人经常有这句。前面我讲过,骂人的话生命力最强。那么这句话应该出在和处呢?不会是“色娃儿”的错读。因为好色是男人的事,女人只能说淫荡。它应该产生于宋朝。宋朝有“瓦舍”的娱乐场所,“勾栏瓦舍”是连在一起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它同歌舞厅夜总会差不多。“舍娃儿”就是“瓦舍娇娃”的缩称,是宋朝卖淫的“小姐”。 这个词应该是产生于宋朝。元军入川,四川人被杀很多。据民国初曾庆昌所著《内江县志》记载:元初内江人被杀得几乎绝迹,连县都设不起来了。但这句产生于宋朝的骂人话,内江现在还在说。可见其生命力。第二句:麻广广。不难看出,这句话应该产生在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是一句当时土著居民讲的话。“湖广填四川”后,湖广人占了四川总人口的80%,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是湖广人后裔。而我们自己还在说这句针对湖广人的话,而且把自己摆到了四川土著居民的地位来说。这不是说明四川话被我们外来人迅速认同、迅速使用的最好证据吗? 在四川,现在的确还有30多个客家方言岛,20多个湘方言岛。一方面,它说明现在的四川话不是外来的,至少不是客家话,湖南话。另一方面,这些方言岛的居民,他们也都会说四川话,会用两种语言。当然,他们说得更好的还是四川话。方言岛并没有对四川话的流传构成威胁,而是四川话对他们的流传到是构成了威胁。从我本家族来说,第十代先祖达懿公进四川时,带来最重要的东西有三件:一是四代先祖的筋骨,二是7本家谱,三才是优质甘蔗品种。我们客家人有“宁买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说法。而且,因为在发展糖业上取得了成果,家族经济势力一直很雄厚。直到我父亲那一辈,家族中人都是分族聚居:一村无二姓,都是一家人。曾氏后人受始祖宗圣公曾子的影响,重孝道,家族宗法制度很严。按理,家族应该有很好的客家话保存。但实际上是不是,他们同样说四川话。只是在对家人的称呼上,还要求用客家话。到我们这一代,就不太会用这些称呼了,有的也不明白那些称呼什么意思。可见,四川话同化能力有多大。 四川话和湖北话关系密切,有的说现在的四川话是湖北话变来的。我觉得这不可信。要说接近,云贵川的话最接近,几乎完全相通,说四川话由湖北话变来,不如说是云贵话变来。我在湖北人生活过一年,他们说话最大特点是说“二”很难说出来,在我们听来就是“鄂”。据说湖北简称就是这样来的。说“日”为“二”,说:“日本”为“二本”。清初迁徙四川,填祖籍最多的是湖北孝感。孝感那里说“什么”,就说:“摸嘛批”。与用四川话说摸女生殖器非常相似。这些湖北人填进四川时,自己改口都恐怕还来不及,土著避之、笑之也唯恐不及,哪里会有人去学习这种话?多次有湖北人在我目前抱怨:他们讲我说的是四川话。我认为:湖北四川的语言在历史上有交流,应该是湖北人学我们四川话多点才合理。湖北处在四川话的辐射周边地区,同四川其他周边地区一样,都受四川话的影响。湖北人接受了四川话,他们也学了,但有些实在学不会,改不了,就“鄂鄂”,就“二本”。在我们内江,“二”说不清楚的人被我们称为“夹舌子”、“大舌头”,一直就瞧不起,不可能把他们的话当标准。 可能 现在以四川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是南方地区的标准话,它是在秦统一以前,吸收了藏缅语族的很多成分的另一种语言。它使用人口多、区域广,可能是秦晋方言为标准话的以前就比较通行,它才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在先秦时期,四川地区使用的是藏缅语族的巴蜀语。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至少不该怀疑,现在的四川话中包涵着先秦原始土著语言的成分因素。至少,不能完全说现在的四川话全部都是外来的,一定有一些土著的四川话保存。“燕过留声”,何况人呢?再从哈尼人中对“哈巴”敬重的情况分析,那么“哈”、“哈巴”应当就是原土著居民的话。 四、一点大胆的推测 先讲一个由魏明生先生提供的传说:在鄂西川东土家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大禹治水,凿开长江三峡之后,洪水就像没有笼头的野马,在江汉平原横冲直闯。为了尽快降伏水魔,大禹召集部将开会,叫大伙出主意。当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应该在低洼的地方筑堤,把洪水堵起来,不要让它乱跑。他的话音未落,另外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说:“不可。应该在低洼的地方扒开一个大口子,把水魔引向大海。”大禹一听,觉得都有道理,宣布说:你们的意见都很好,该堵的地方就堵,该扒的地方就扒。他把眼光投向这两个叫不出名字的人,指着最先发言的那个人说:“你,堵!”,指着另一个说:“你,扒!”两人治水都很卖力,在庆功大会上,大禹用了两个字来奖励他们,一个叫都,成了都姓的祖先;一个叫扒,成了巴人的祖先。 这个历史传说如果当年司马迁听说过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说巴人是后来才在四川出现的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在大禹时期,华夏同是“哈”,它是一个统一族群,他们以水的关系很大,“哈水”(划水、游泳)是他们的特长。后来,由于迁徙到不同地区,没有文字来规范,要用别的方言来称呼这个族人,有的地区就称做了“夏(下)”,有的地区就称做了“华(划)”,华夏人其实都通称“哈”。华夏的本意就是“哈水”(划水、游泳)。如果当初选择用四川话做全国的标准话,四川话又保留了先秦时期在四川使用的,属于藏缅语族的巴蜀语中流传下来的“哈”字,史学家们能用四川话去解释华夏本意,这个问题可能早就被意识到了。所以四川话千古、万古。身为四川人,当为自己会四川话而骄傲。 从“哈人”也可以称为“夏人”、“华人”。“夏”在后来史料中又有“大”的意思,和“哈巴”音乐习俗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些推想。“哈人”里有“哈夏”“哈巴”“哈尼”等,而“哈夏”可能就是“哈大”,因为“夏禹”又称“大禹”。推论,“哈人”的大头领名“禹”,称“哈大禹”或“夏大禹”,他带了不到十个人进中原,功绩卓越被封侯,后来做了王,建立夏朝。不过,按当时的叫法,应该是“哈禹大”,只是到后来,“哈禹大”后来被叫做了“夏大禹”。 更多的“哈人”还在四川或四川周边地区聚居。在这里“哈人”里,可能还有个重要人物,叫“巴”,称“哈二巴”。在四川或四川周边地区的其他地方,可能还生活着他的同族的“哈人”,他们也都是羌氐人的后裔,他们当时全部自称“哈人”。这个叫“哈二巴”的头领领导的族人,也和同操藏缅语族哈尼人(哈尼人后来接受了他们的文化,成为他们的一个支系)一样,名词和量词在一起的时候,也要把名词放在量词的前面,这就是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哈巴二”。我们现在成天挂在嘴边的“哈巴二”“哈二巴”“哈巴”,有骂人的意思。是后来人对属于土著是“哈人”后裔歧视性的称呼,这才造成了现在语言认识上的障碍,让大家始终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或许是“哈”人与后来从湖北来的“巴”人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族群:“哈巴”人,通过这种融合,“哈”的部分文化一直在巴蜀大地上有所沿袭。而为什么在史料上“哈巴”族群没有记载呢?可能是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容易被封闭或自我封闭,中断与中原主流社会的联系所致。我曾经到过16个省,象四川这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中国是难找第二个的,很难理解生活在这里的人会没有连续的历史。我认为是有的,只是历史没有连续的记录而已,不能因为没有历史记录就否认存在。 或许,“禹”就是“哈人”的大头领,“巴”就是“哈人”的二头领,他们可能还是两兄弟。大禹到中原称了王。“巴”留在四川统领四川或四川周边地区的其他“哈人”,“巴”要传达夏朝的号令,就要各部落的小头领先集中到王城,听“巴”宣讲夏(哈)朝的道理和规定。也可能“巴”在传达夏朝的规定后,自己也提了几条要求。小头领们不敢慢待,回去就要大家先听“哈”(夏)规定,再听“巴”要求。反正都是领导,也就不分什么大小了,一起叫做了听“哈巴”。也许是“巴”派专门的传令官到各部落去,亲自传达道理规定,一杆子插到底,防止政策被小头领贪污了。有专使传令,就不劳那些小头领们费神了。 为什么要唱呢?言之不足,则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则歌咏之,再不行就动舞了。这里讲讲“长言之”是怎么回事。有人讲:是把短句子说成长句子,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如:诗歌从两言到四言到五言到七言越写越长,后来就散文、小说了。其实最初“歌咏之”时还没有文字,朝廷的规定也都是当时口头语言,大家都能懂,不需要把话说长。要长言之,是因为听众太多了,讲话人就要把讲话的声音拖长,大家才听得明白。当过部队指挥员、下过口令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传达朝廷指示的声音一拖长,就有声情并茂,婉转悠扬,情不自禁地就哼哼起来。歌曲就这么产生了。能有歌听,听从的积极性就高了,与会人员、会场次序大好。从此就开始用唱歌来传达。大家尝到了音乐的好处,官方没有规定传达,他们的小头领也自发的搞一些,在上面唱3、5条不准、不要、不许,或者编一些规定,说是“巴”传达的“哈”的新指示,变着法给自己捞一些好处,同时也过足领导隐。后来一些“巫”、勇士、老人也要上去露一小手,开导开导后生崽。大家听了,要相互印证是否听错,以保证执行起来不出问题,就每二人组队唱一下。其中一些年轻男女借口谈学习体会,便单独“哈巴”,捉对撕杀,其实借机考察对方,往婚嫁方面发展。已婚的男子,借口要给年轻姑娘辅导一下,也搀和进去。大家也不好反对,结果发展下去,有了婚外恋,大家也觉得正常。老婆听完“哈巴”了要回去忙家务,没有功夫看好老公,等老公婚外恋出来了。就唱:女人的命苦啊!成了今天哈尼人的名曲,抒发了自己的情感,以此在老公面前发泄。这样还不行,又想了个办法,叫小孩一直跟着老公,随时戳穿老公冒充未婚青年的谎言,后来老公气坏了,就借口带小孩,连地都懒得种了,形成了哈尼人的另一奇特风俗,男人带小孩。去参加“哈巴”小孩则是图热闹,想弄点好东西吃。这样,“哈巴”让三代男人都满意了,哈巴就留传了4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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