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新技术环境改变政治影响（摘录）

樊鹏：新技术环境改变政治影响（摘录）

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按：北京大学法学系强世功教授说：中国作为一个无法独善其身的世界性大国，必须在这一背景下思考自己的未来，其重要任务不仅在于复兴传统文明，更要耐心地消化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建构世界帝国的技艺和成就。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将中华文明的重构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作为一个相互促进的整体来思考。目前，美国在维持世界帝国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抵抗和中国的竞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竞争是在世界帝国体系内展开的竞争，是“世界帝国”形成之后争夺帝国经济和政治主导权的斗争，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争夺世界帝国首都中心的斗争。这种斗争可能导致世界帝国体系的崩溃或解体，可能导致世界帝国首都权力的转移，甚至导致世界帝国体系的重构，但它绝不可能退回到历史上各自为政的区域性文明帝国时代。樊鹏教授也认为：如果你说过去几年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社会越来越弱，我从来不同意这个看法。如果你说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强，国家越来越弱，我也不同意。我觉得现在是一种新的形态，我们一定要看到国家权能在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市场跟社会的搅局的能力和博弈的能力也是在不断增长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再比如说维基解密，也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教训，新技术其实是形成了一个隐遁无形的空间，很多微小的个体可以通过新技术来寻求和它的观念、意志、诉求相同的一个东西，进行某种程度的集体拼图。维基解密对美国影响巨大，它甚至可以同超级大国进行对抗，腐蚀你的国家信用。下面是樊鹏教授最新文章《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现象级的政治事件，政治学能跟上形势么》）的摘录。

政治安全，作为新技术环境下的政治形态，它们分别是新型政治空间。比如说团组织，在将来不是你叫团组织你就是团组织，谁能把青年组织起来，谁能做好党交给你的任务谁就是团组织，这是一个比较颠覆的观点。因为现在的组织形态、信息的形成不是按照你原有的组织来的，大量的青年人可能不跟你这个机构接触，那你用什么办法创新什么机制去接触他们呢？这些新的空间你能够概括出来吗？你能够识别出来吗？你能够有效干预它吗？这些都是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产生了一些新兴技术，使得整个国家权力运行的环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如果不对此进行反思，恐怕政治学会跟不上形势。新技术公司的崛起，不管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来说，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事件，而是一个现象级的政治事件。比如，2016年美国大选，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干预公共意见，投放了大量的钱去监测美国右翼的政治行为。

在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等大型技术公司，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登上了社会舞台，而且渗透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中国有1.7亿官方掌握的摄像头，现在已经有几千万个分享给了商汤科技，由它来监控一些公共场所，通过结构化比对，能迅速识别犯罪分子，这个技术被称为电子围栏。还有大家在淘宝上的那些数据、个人偏好等都是国家统计局所不掌握的，国家作为最权威的统计组织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阿里巴巴现在还跟全国多个城市做信用城市的建设，国家作为垄断性信用权威的事实也在发生改变……这些大数据本身其实跟手 枪差不多，具有暴力功能，而它的生产权和使用权，全部都集中在大的技术公司手里。

新技术环境对政治安全的影响，现在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很多地方出现了行政失效的状态，比如滴滴司机杀害和猥亵乘客的事件。现在一出了事，大家就会想着相关官员不负责，一定要下台。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很多情况是新兴的经济形态，是社会发展突破制度极限造成的问题，没有办法在现有监管体制下做处理。中国的平台经济世界领先，但平台经济虚拟化的特点导致政府很难监管。马云提出了“五新”──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新能源、新技术，但每一个“新”诞生之后，都是对政府原有管理体系一个极大的挑战。

公共服务与政权组织 ，大量公共服务在移交给技术公司，大量地方政府也通过和技术公司的合作处理社会问题。上海是第一家跟滴滴合作制定交规的，全国的税务部门正在跟阿里携手建立税收的信用系统，济南公安部跟浪潮集团合作推出警务云来维持治安打击犯罪，还有反诈骗的钱盾，寻找失踪儿童的团圆系统等。技术因素进入政府合作领域之后，它会倒逼权力改革，倒逼政府内部结构的调整。

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 ，今天再提到社会，已经不再是那种社会组织和庞大的机构了，而是很多无形的小组织，它们是依赖于新技术形成的观念的集合体，它们通过某种程度的信息和知识的拼图，在对国家庞大的利维坦进行腐蚀。今天中国的社会非常活跃，整个社会的交互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之前政法委花了很多钱构建网格化管理，但是，现在它的管理效能在下降，因为社会动员和信息交换完全不取决于个人所在的实体化社区。技术统治跟政治竞争，实际上新技术已经介入到了西方国家的一些选举。索罗斯基金会在去年中期选举时，民主党为了对付特朗普就跟一个组织合作，这个组织就叫高地实验室，它可以提供准确的民意测验，比传统的调查问卷节约90%的成本；还有的以认知科学为基础，同选民进行及时交流，投放政治广告；还有一些可以监测政治对手说出来的每一个字。总之，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企业正在介入政治竞争。

新技术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现有的监管工具监测不了，所以它有极大的可能演变成社会的总体性风险。我们过去以为的农业、国土、金融、文化方面的风险，在今天可能都是政治的，当具体领域的风险外溢，都可能由于新技术演化为整体风险。.制度极限，我们现在不能够从不作为和问责的角度，简单理解一些事情，我们要清楚在很多领域，它的本质是现有的国家权力难以覆盖，现有的行政权力的极限或者制度能力的极限受到了挑战。社会事实，在后真相时代，如果大家心理上强化认为那个东西是这样的，恐怕在政治上就是个社会事实。在新技术环境下感受和观念的集合，在政治世界比过去发挥的作用更大了。像速食电影，几分钟看电影系列，就是通过选择性的解读和重新剪排，对主流叙述进行解构，这些都促使原有的意识形态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革新思路──革新监管第一要革新监管思维，第二要投入更多科技力量，第三要更多的依靠合作型监管。

要加强对技术公司的监管，我们要有一个智力预警机制，不能够完全依靠传统的官僚化的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再者，政治学跟不上形势，如果有崭新的工具来认识今天政治世界里发生的变化，才可能有进一步的作为。协同合作──改造自己的统治体系结构，转移公共职能，还有一部分是转移不了的。所以将来可能会有一些混搭的新规则，需要树立协作思维，避免单中心思维治理。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成立一个新技术合作局，改造我们现在的治理体系，专注于让新技术和公共服务对接。也可以做一个智库，共同推动新兴技术和政府对接，这些都是可行的方向。社会的稳定机制──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个适配的社会稳定器，现在送餐、家政、交通，甚至是性产业，这些高度发达的服务业跟新技术公司捆绑之后，太便捷了，实际上削弱了人们对家庭的依赖，会加速传统稳定器的解体──不能够仅仅依赖于家庭这种小的社会容器，还需要寻求更多的稳定的一些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