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牢狱往事：狱友大都懂得两门外语

     本书收录了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字，大致分为“且说说我自己”、“狱里狱外”和“我的三朋五友”三个部分。本书的写作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是先生一生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

      我得的不过是“饿病”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以后，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先后被关押起来。我被关了十一年.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监狱里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那样，得了浮肿病。大腿和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

      一九六零年秋冬之际，监狱当局终于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医院住院治疗，那里的“人民医生”（因为在这里看病的还有“医务犯”，即犯法前的职业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便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疗。我吃的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豆制品，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但就是这样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肿居然逐渐消退下去了。其实这病医生不看，我这个“医盲”也明白，那不过是“饿病”，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一切正常了。

      因此三天后，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我曾向这位自称是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他理直气壮地训斥我说:“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我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

      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因此，怪不得当这位“头头”“教育”我的时候，那些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轻病犯个个挤眉弄眼，向我这个政治犯投来蔑视的眼光，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奚落我……

      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我在医院住了十三天，就给搬到称为“休养监”的八号楼监狱。在这里“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楼的一个监房里。这在监狱生活里叫“调房间”，同“抄靶子”一样，是监狱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脚踏进狱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当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以后，他抬起头看见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在韩侍桁家里吃过螃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要他不要再说下去。

      开过午饭后，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虽然刚吃过饭，但至多600cc（当时，犯人们习惯以“cc”为计量单位来衡量监狱给的饭食的含量之多少）的菜皮烂饭，仍不堪果腹，因此，饭后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这时，他忽然向门口走去吆喝“报告”，向管理员讨来钢笔墨水，说是要写交代材料。等拿到钢笔墨水后，他却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拿了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低头写着甚么。

      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我向门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头读他写的东西。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州”一类话，我含笑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得撕毁，搁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掉，起身掼在屋角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1952年的吃蟹往事

      我说了半天，这里得交代一句: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五二年。

      韩侍桁一次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请客，宴请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被邀请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蛰存两位是我在震旦大学的旧同事外，余上沅、刘大杰又是我当时在复旦大学的新同事，都算是熟人了，只有邵洵美、罗玉君两位却是初会。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长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旧的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时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又应邀在韩侍桁家里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进来了，匆匆入座就食。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海北的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但在事后，却引起我将他和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对照。

      他早年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目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

      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这个书局也就昙花一现式地消失了。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基于对他在文学界的旧印象，我当时不禁哑然失笑:他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生里会与邵洵美成为四个月的“同监犯”。

      狱友谈话，除了汉语，还有日、英、法等多种语种

     从第二天起，监房里陆续来了不少新客，大约有十几个，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他们都属于旧社会的上层阶级，有新式资本家，也有上层官吏，还有天主教的神甫。这里只准用番号互相称谓，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实姓名。虽然墙上贴的监规上写着，不准互相交谈案情，但时间一久，也多少互相知道了一点。同时，监房的人多了，也便于相互低声交谈，一发现走廊有管理员的脚步声，就有人警惕地大声咳嗽打信号，马上就沉默下来了，个个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彼此交谈的最佳机会是一日三顿饭后，大家排成一队，绕着地板“活动”的时候，边活动边窃窃私语。这个监房的犯人谈话使用的语言，除了汉语外，还有日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种，因为在押犯人大都懂得一种或两种外文，很像一个“国际监狱”。

     我从邵洵美的谈话中，得知他是一九五八年继续“肃反”时被抓进来的。他说他早年和南京政府的要员张道藩与谢位鼎在开明书店出版过一本研究法国文学的书，也是一个现代派诗人，后来弃文从政，做过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大使，一起磕过头，结为把兄弟。抗战胜利后，张道藩给了他一个电影考察特使的名义，他自费考察了英美电影界，会见过卓别林等著名影星，所以“肃反”时作为“历史反革命”给关了进来，已关了快五年了。

     我和邵洵美同监时期，正是冬春之交。我们这个监房关押的人，大概都是些老犯人，所以很少有提审，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捱过一天又一天，谁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听天由命。那时正是所谓自然灾害时期，因此大家每日关心的并不是何时被释放和与家人团聚，而是如何能活下去，万不要“竖的进来，横的出去”，因为我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一天盼来盼去，就是希望早晚两餐稀饭能厚一些，多一些，哪怕多一口，也是运气；希望中午那顿干饭能干一些、多一些。

     犯人们把领来的饭倒在自己的搪瓷杯子里后，就都回到自己的铺位上，以一种庄严而郑重的神情来吃饭。大家都吃得很慢，吃得有滋有味；吃到一半，就都舍不得吃了，而是把搪瓷杯子包在自己的棉被里，留到肚皮叫的时候再拿出来吃，吃完后，一般人都再用手指一下一下地刮光搪瓷杯子里的剩余粥汤米粒，放在嘴里舔，一幅幅不堪入目的贪婪相，活现出动物本能的求生欲望。

     邵洵美并不听从大家的好意劝告，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一再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这时也往往使他触景生情地谈到自己过去的生活。

     可惜，“邵氏《红楼梦》”来不及动笔，他就“进来”了

     邵洵美的岳祖父是清末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的妻子是盛家大小姐。盛宣怀去世时，除去原法租界的大片房地产外，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几个儿子都是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



     邵一家五口人，仆人倒有三十多个。他是英国留学生，在国际饭店没有建立以前，西藏路的“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菜馆和西式旅馆，他是“一品香”的常客。他那时每年过生日，都在“一品香”，因为他属老虎，他事前都向“一品香”定做一只像真老虎那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到生日那天，这只奶油老虎摆在一只玻璃橱内，橱的四周缀满红绿电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霓红灯）。他过的就是这样的豪华生活，只是几次经营上的失败，他才家道衰落了。

     他说，他被捕前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翻译，虽然每月可先预支二百元稿费，但他仍入不敷出，往往以卖藏书补贴。那时外文书不吃香，一本牛津世界文学名著才卖一毛钱。而他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外翻译，译狄更斯的小说，还是经夏衍同志力荐取得的。

     为此，他很感激夏衍的助人于危难之中的真诚友情。他告诉我，大约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他正在上海办“金屋书店”，一天有个朋友来对他说，有个叫沈端先（夏衍原名）的朋友是你的同乡（浙江人），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生活无着，你是否可以为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他一下。邵洵美听后，欣然同意，接下由沈端先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写的《北美游记》一书后，马上拿出五百元钱付给沈端先。

     此事邵洵美并未放在心上，但建国初期邵洵美生活困难之际，夏衍却不怕惹出麻烦地及时给予他帮助，使他很是感动。临被捕前，《新民晚报》的朋友曾约他以他的家庭生活为题材写一部连载长篇小说《大家庭》，他觉得这个题材很像现代的《红楼梦》，可惜还来不及动笔，他就被搭进来了。

     他患有哮喘病，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大声喘气，而他又生性好动，每逢用破布拖监房的地板，他都自告奋勇地抢着去干。他一边喘粗气，一边弯腰弓背，四肢着地地拖地板，老犯人又戏称他为“老拖拉机”，更为监房生活增加了一些欢笑。

(续)   



     鲁迅先生说他是花钱雇人代写，这真是天大误会

     因为我和他在“外面”有两面之谊，又都属于同一行业──文化界，所以我们交谈的机会就更多一些。当他得知我在解放前写过《中国近代经济社会》一书时，答应将来在外面相见时，将自己收藏的有关盛宣怀的资料送给我，作为研究材料。因为他比我晚进来三年，又为我带来了不少外面的信息。另外，我还从他那里知道，我的妻子任敏释放后，和他的小女儿同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往来甚频。他的小女儿和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者方平的婚事，也是由我的妻子从中作伐而结合的。

     由于饥饿的监房生活，加上他的哮喘病日见严重，他对自己出狱的希望不免感到渺茫，甚至绝望。一次他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用了四十六块银元，由我自己出钱付出。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却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希望你能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

     “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

     一九六一年初夏，我调到另一个监房，想不到竟这么突然地和他分开了，而这竟又成为我们之间的永诀！

     一直到我平反后，他的在中学教英文的儿子来看我时，我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释放了，和他们夫妇一块挤在一间小房里艰难度日，捱到一九六八年在贫病交加中病故了。

好文章，珍贵的历史资料，顶起再说！

题目有点意思

令人回味啊！

逝去的时代，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