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新发展：熊猫玩具和麦当劳背后的人文交流历史

一：21世纪中国和美国的制度性创造因素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月18日开始对美国的访问，引起世界的关注是有道理的。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全球化的势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正面临着前景不明的局面。凡是跨国的组织或者联盟，都出现了决策不利和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
　　欧盟的一些国家出现财政危机；世贸组织贸易谈判和关于碳排放的国际谈判都迟迟没有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决策是有效和及时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通过对金融财团的大量财政救助，保证了世界石油和大宗商品的金融链条不断裂，从而为世界的原料和生产要素供应提供了连续的资金基础条件。而中国通过高达上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使得中国一些本来要在今后一段时间才上马的大型工程，提前得到投资进行建设，所以保证了世界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价格得到了连续的市场机会，从而对世界经济的保持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无论是美国的大量货币扩张计划还是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它们的实行都辅之以各自国内的制度性创新工作。例如，美国通过了与振兴国内劳动者创造力的权益保障紧密相关的医疗改革方案，中国则在进行大型铁路工程投资的同时加大了科技创新的工作，例如过去两年，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不但创出了世界第一的建设速度，而且中国高铁创出了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的知名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把中国和美国列为今天世界上影响力最大国家的原因。
　　只要美国通过加大对于劳动力的社会性保障和教育计划投入，使得美国的劳动力创新水平提升，只要中国的低水平的加工工业通过高科技加大内涵，使得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大大提升，那么这就不光使得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汇率摩擦根本解决，而且全世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都会因此而受益。

二：中国和美国在历史上各自做出创新成绩的回顾
　　中国和美国在历史上各自做出世界性贡献而为各国承认的事例，就是上个世纪中国和美国的抗击日本法西斯斗争事迹。当时，美国与中国之间除了领导人层面的接触之外，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对于中国内部的创新力量也十分关注，那就是当时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根据地、人民军队。
　　面对着自封为大东亚唯一代表的日本的猖狂扩张，美国内部的民主力量和渴望了解东方社会创新力量的进步记者，以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代表，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不属于传统政府类型的根据地延安，对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制度的创新，进行了系统和生动的报道和传播。当时，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得美国和各国的民众知道了在东方不光是有着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与它的侵略进行抗击的中国政府和军队，而且还有以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内部的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正是中共和她的军队代表了正在进行的东方国家内部的创新力量。
　　中国内部共产党人和根据地、人民军队建设的实际经验，以及对这一经验的外部传播，使得当时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了解，超越了日本军阀和东方封建残余带给世界的东方社会的传统认识，从此有了对于东方社会新的成长力量的全新认识。
　　同时，美国迫于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形势，也在进行内部创新。美国在1941年底自身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就通过不断吸收被世界性的法西斯政治迫害逼迫流亡到美国的科技人才，储备了很多的经济和科技创新力量。这些外来的制度性创新和技术性创新力量的美国化和国际化，使得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当时为了美国最终会参加战争，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和社会措施上的准备。这种吸收人才和创新制度因素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前。
　　也就是说美国为了准备二战，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创新和外来因素的吸收工作，这种工作一直延续了到了冷战时期开始，也就是说持续多年。
　　可以说，在二战期间，美国和中国内部的创新性力量的发展和潜在影响，为二战结束后即使是经历了几十年冷战的中美两个大国终究历史性地走到一起，埋下了巨大的历史伏笔。

三：1979年1月邓小平历史性访美的巨大启示意义
　　曾经被美国记者斯诺和斯特朗深入报道的中国共产党，正如这些进步记者所预言的，成为了进步和具有人民性的东方国家──新中国的政治领导者。但是，由于前苏联和美国各自组建了冷战时期对立的两大阵营，使得新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作用都被限制于冷战思维中，而不能充分发挥作为大国各自应有的作用。
　　终于，在中国的第一代领导者──毛泽东、周恩来和美国国内有识之士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即日益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不局限在冷战思维中的具有独立创新力量的大国，在这样的一批人的共同努力下，1972年，以尼克松访问中国为突破口，中美打开了发展关系的大门，开创了冷战时期震惊世界的超越性大国外交新局面。
　　中美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走到一起，并不是简单的制约或者针对其他国家简单战略行动，而是在背后有着中国领导人对于世界格局和国家关系发展演变的超前认识在里面。
　　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了中国领导人对于冷战时期国家外交的全新理念──三个世界的划分理念。三个世界的划分，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大国联盟的冷战思想，而是从经济发展和不结盟、不依附超级大国的观念，重新对世界进行划分。
　　如果说，1974年邓小平到联合国代表中国政府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言，给世界和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话，那么时隔五年，1979年1月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就更是对于东方大国的平民化和与世界合作形象的全面展示。那时，中国国内刚刚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是带着共产党人全面融入世界发展浪潮，带着中国要全面改革开放决心来到美国的。
　　那时，邓小平打开中美两国在民间和官方之间广阔领域的全面交往形象的时候，美国人民还没有意识到，经过之后三十年的发展和交往，当时带着改革开放决心访问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邓小平，会把中国变成一个把自己的制造品和中国因素纳入美国人的生活，使得美国人日常怎么也离不开的国家。
　　1979年以后三十多年，以美国的麦当劳和中国的熊猫玩具为代表的中美交往，已经提升到了广泛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段。

四：胡锦涛访问美国，把中国商品背后的东方制度因素加以人性化展示
　　通过简单回顾中美两个国家跨越两个世纪的交往历史，可以看出作为具有最古老历史的国家──中国和在移民自治基础上最新成立的国家──美国之间，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各自国家内部的创新力量和人文性独特的亲和力。
　　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展示的人性化的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东方民族英雄开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留给美国的人的具体形象，就是一大批具有创新力的知性强烈和情感饱满的东方人的形象。
　　如果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美国用庚子赔款组织中国向美国派出留学生，在中国建立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等等，是想在中国的典型东亚病夫──弱小民族中，培养一代亲近美国的美国式东方人的话，那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非留美学生、他们所塑造的新的东方人的形象，就实在是让历任美国总统、国务卿的尼克松、基辛格、卡特、里根、老布什等等真心叹服的。
　　中国人的特点是重情感、重朋友、讲义气。当年尼克松打开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以后，由于国内的政治操作，被水门事件弄得灰头土脸，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遭弹劾的总统，但是中国领导人认为那是美国的国情，中国人还是像对待照常卸任的总统一样，对待尼克松。这一点使得尼克松以及曾经的一代政治家，对于中国人的情感色彩惊叹不已。
　　事实证明，出于政治目的的丑化和宣传，终究敌不过政治家和民间交往的人性化力量。中国人集体观念强、家庭观念强、好讲关系这一点在商业化竞争和法律社会中，可能是一个弱点，但是在危机期间不落井下石、不以邻为壑，讲义气和重集体的国家特征，是今天全球化危机阶段，一个个跨国组织和区域联盟遭遇内外部不信任和道德不信任的时候，最好的号召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没有参加各个亚洲国家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的竞赛，而是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来自我消化出口损失带来的失业增加、结构转型的压力。这一讲义气重全局的做法，在2008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再一次显示出来，中国的四万亿人民币财政措施出台，极大地保证了世界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稳定，保证了金融投资和资金链条的预期和运转信心。中国为这两年的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发展势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切，是在美国普通人仅仅通过中国的价廉物美的商品所知道的中国形象中，所不了解的。
　　当然，通过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特别是通过加入美国篮球职业联赛多年的小巨人姚明，普通美国人已经多少感受到了中国人的上述特点。但是，要把这些中国人的人文特征，通过更多的民间外交、平民外交来对国家领导人的访问，形成良好的互补，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
　　在今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的访问美国这一历史事件中，中国和美国普通民众，已经不是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中美两国交往和相互了解的参加者和局内人。
　　希望通过胡锦涛的访问美国过程，能够在美国普通民众中把中国商品背后的东方制度因素加以人性化展示，使得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坚实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