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杨金城教授搞科学的精神值得永远学习 2022年6月10日“科学网”鲍海飞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如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错了?》一文,鲍海飞教授说:“如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错了,那将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消息瞬间就会绕地球三圈。人们欢欣鼓舞:未来可能会存在超越光速,会有新的虫洞,只要你想去,马上就可以去。从此,我们不但摒弃了牛顿,还抛弃了爱因斯坦,我们迎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谁不想做这个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工程师而已。但这远远不够。这其中,一个人的天赋还是占据了极大的部分。研究之途更是至简至真至繁”。 鲍海飞教授1968年生,辽宁省本溪人。1987年--1991年辽宁大学物理系读大学,1995年--2000年哈工大读博士。现是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所以他不是江晓原教授说的“民科”。他说“摒弃牛顿,抛弃爱因斯坦”不怪,但他说“想做奥斯特洛夫斯基”,就说明“科学”在今天是有“质子组学”站队区别的。 众所周知,今天我国的中学要求读的课外文学书──曾经红极一时、成为励志名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一书作者,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由于时过境迁,俄罗斯的“质子”和乌克兰的“质子”对他是有争议的。据百度搜索,2016年10月4日“博客中国”网发表罗慰年教授的《为什么说保尔柯察金是叛徒?》一文,就说:“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乌克兰人已经认定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乌奸”。有人认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凭着一些最朴素的工人阶级意识,比如憎恨产生贫富差别的经济制度,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和奋斗扭曲为遵从斯大林模式,是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乌奸”。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鲍海飞教授把“爱因斯坦”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联系起来,受过“质子组学”的影响吗?杨金城教授又如何? 用江晓原教授的标准:“没有用纳税人的钱,没有说要国家给他立项、资助,没有在学术机构任职,研究都是自己业余的爱好研究出来的”,看待杨金城教授,这些点,杨金城教授跟“民科”接近。但江晓原教授只说了:“对民科宽容有好处,因为让他们研究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是不够的。读杨金城教授的《理论物理文集》,我觉得中国像这样的杨金城教授的好人、好书还要多。为啥? 有人说,联合国即使作为超级的“质子组学”,存在也不是为了发动特别战争,而是为了大家发展经济,尽量少打仗多交流设立的一个会场谈判机构。但“官官相卫”、“一人吃饱全球不饿”能行吗──人间只有“质子”觉悟群众,没有群众觉悟“质子”──“质子”觉悟是靠真刀真枪给的,但这最终能消除“贫富差别的经济制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推力”。这里有一些特殊的进程,奇怪的发展,如《人民日报》1963 年12月14日以两个整版和一个半版的篇幅,翻译转载朝鲜科学家金凤汉教授经络实体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经络穴位相对应的解剖结构的《关于经络系统》全文及附图的科学论文。又如1965年《红旗》第6期翻译转载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教授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的长篇科学论文和注释。 中央党报党刊对基础科学的推崇,在国内各阶层中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当时我正在四川盐亭中学读高中,在老师的介绍下,读过这类基础科学文章,对后来一生喜爱基础科学都成一种动力。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主流科学和民间科学,经过认真探索产生的纯自然科学基础创见,不管后来发现有没有缺点和不足,对科学技术的繁荣都有帮助。反之,长期没有这种气氛,科技经济是上不去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里先来看杨金城教授勤奋钻研科学,方向值得肯定的地方。 (1)他在贵州当中学物理教师,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在相当繁重的教学任务中,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搞基础科学研究,先后在国内科技期刊和大学学报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他从1982年起参加贵州省物理教学研究会,参加贵州省物理学会代表大学,又连续被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全国理论物理前沿基础研讨会邀请,会上被安排作报告,论文受到重视,被收入研讨会的论文集,或发表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和《大自然探索》等学刊上。 (2)他从小就喜欢观察自然,喜欢思考自然的科学问题,喜欢动手做些科学玩具。他读高中时,学校举办“五四”科学征文,他写的科学小论文获得了第三名征文奖;写的数学小论文还被收录。 (3)他除了上课、在学校开展科技讲座外,还组织带领成立学生科技活动小组,1989年被评为全国“小星火”杯先进集体。他除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热情外,还带领学生制作小电子产品。如1989年全国“小星火杯”青少年科技活动中,他指导学生制作的20多件科技小产品,夺得中学生开展科技活动“全国先进集体”的奖牌。他以身作则制作的电子磁场演示仪,也获一等奖。 (4)他在县里工作期间主动为当地解决科技问题,如1977年他帮助金沙县建立地震监测站;帮助金沙县修长征发电站,解决输电设备中可控硅控制的电镀难题;下金沙煤矿矿井,帮助研究解决安全问题。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为金沙县教育局编写为高考服务的物理辅导教材。1982年参加毕节地区中学物理补充教材的编写工作。 (5)退休后,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他还去中学开办科普知识讲座。每次讲座部发给讲稿,不收任何费用,目的只为提高学生的兴趣,帮助树立献身科学的信念。 【2、杨金城教授好之一从球面镜成像说起】 A、解密新中国百年科学战略 杨金城教授好就好在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全球化做出了贡献,例如把“质子组学”引进理论物理,看他对中学大学教材球面镜成像作图的争辩,也可联系背后社会科学有类似原子核质子结构的散射,揭示改变自然与社会进程的曲折,统一仍靠基础科学的影响。 直到我开始写作此文的时候,2022年6月12日杨金城教授还来信对我说:“《理论物理文集》中第一篇最后一篇论文:《狭义相对论是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实质上就是回答相对论是不是客观存在的物理学理论?即使使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中作出过一些错误的规定,也只能算是相对论的缺陷,相对论就否定不了。什么是相对论?什么是相对论的时空变换?这是学习和研究相对论的人,必须首先要搞懂的道理。现在很多否定相对论的人,包括一些国际上的大科学家,都是主观臆想地就认为相对论错了,盲目性地否定相对论。现代的统计物理学和量子统计物理学,也存在严重的错误。玻耳兹曼定义基本能量一错,就导致导出公式一系列的错误,每建立新规律都要凑合一个三分之二,才能得到合理的结果。200多年来谁都不敢纠正这些明摆着的错误,因为西方人把权威当成神来对待。对《理论物理文集》请你多提意见,纠正其中的错误”。 杨金城教授的真诚,让人十分感动。他已经是87岁的老人了,他搞科学图是什么?不就像鲍海飞教授说的做个像“奥斯特洛夫斯基式的英雄”。俄乌冲突开始,我们能说“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乌奸”?俄乌冲突类似几千年来,哥萨克人自己打哥萨克人。也类似“两伊战争(1980-1988)”,伊斯兰人自己打伊斯兰人。伊朗“质子”霍梅尼组建“童子军”踩雷,抵抗伊拉克“质子”萨达姆的荷枪实弹的军队。 据2018年1月9日网易网“谈古说今”报道,1981年11月30日伊朗在博斯坦首次尝试了“人海”战术,上万名革命卫队少年高喊口号,那些孩子在战场上不但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还被用绳子捆绑起来以防临阵脱逃。一排排地用身体引爆地雷,为坦克进攻扫清道路,接着大批革命卫队穿过雷区,迅速突破伊拉克人的防线,攻克了伊拉克经营近一年的堡垒。还据百度搜索,2021年8月28日商学野教授等文章报道,再到1982年3月23日凌晨,两伊战争激战正酣,此刻站在伊朗军队最前方的也不是精锐的“革命卫队”,而是数千名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头戴红色头巾,身穿绿军装,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这些孩子们不是仪仗队、不是前线慰问团,是伊朗军队的“死士”。在得到军官的命令后,数千名童子军高喊口号:“真主至大!”他们疯狂奔向伊拉克军队的地雷场,用人体去为后方的正规军开路,毫不畏惧死亡。因为脖子上的钥匙可以打开天堂大门,这是霍梅尼的保证。火光和爆炸声惊动了伊拉克人,伊朗童子军用人肉踩出了一条通道,伊朗正规军用坦克履带碾过童子军的尸体,打穿了伊拉克人的防线,收复了失地。反相反量反中医,也类似这种“牺牲”吗? 杨金城教授的专著《理论物理文集》,提供了可精准分析的文本。由于杨金城教授一直申明,他不是“反相”的,“相对论否定不了”,他只找“缺陷”。由于他找的“缺陷”过大过多,争议很多。 杨金城教授自己的“缺陷”在哪里?他的《理论物理文集》中,《第二篇光通信器件的设计基础》里的第一篇论文:《球面镜成像的原理》,注明:“本文曾发表于《四川师范大学报》1996年8月”。但只要有中学文化的老师和学生,对照曾经学过的中学物理课本,都可以参与判断。如该文在该书120页,开头就说:“问题的提出:在现行的大学物理和中学的物理教科书中,关于球面镜成像的作图”。 这话就让我觉得有“缺陷”的是:最好举例,是哪一年或哪一本大学物理和中学的物理教科书?因为他举例的物理教科书问题,在我1965年读高中讲《光学》的195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二版、被1964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的《物理学(第三册,高级中学课本)》中不存在。我1970年大学毕业前买的讲《光学》的1965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谟显教授改编的《物理学(第三册,高等学校教材)》,已经不讲非常简单的“曲面镜成像”内容。 因此反复读他的《球面镜成像的原理》论文 ,还用圆规和直尺在纸上按他论文说的方法,作了大小不同多幅练习的“球面镜成像”,发现问题是出在他自己的论文上──想到杨金城先生是1973年才从国防部海军712研究所从事舰艇研究工作,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改行调入贵州金沙一中从事物理教学的。他心里反对“四人邦”类似的“质子”,但嘴上不能表露。也许他是借此时的教材,批“四人邦”。 例如,我国颁布出版的正规学校教材,有问题可以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上级也有纠正的。但没有问题,随便自己作主讲自编那套,是不允许的。杨金城教授2008年投稿香港出版的《新科学》杂志第11期发表的《球面镜成像作图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论文,我没有读过。但《新科学》杂志主编张亚鹏教授,我是亲自采访过的。 2007年11月26日-29日我参加在四川都江堰市,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期间,采访香港《新科技》杂志主编张亚鹏先生。他介绍自己,1970年生,天津市人。大学毕业后在天津一所大学作实验室管理员,上世纪90年代下海打拼,先在深圳工作,然后才到的香港。张亚鹏教授给我们讲:他是“从天津到香港主编的《新科技》杂志;该杂志注册在法国,出版在香港,在内地招募发行人员。旨在建立新科学基础理论新体系和发现新定律,指出类似西方科学大师牛顿错了、爱因斯坦错了、霍金错了、威滕错了……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看了,称赞很好”。张亚鹏主编说,于是他就要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作《新科技》杂志的编委,他也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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