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到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他们的善良、勤劳、勇敢、正直、开拓创业精神,代表的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数亿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从1911年的保路运动,即使到在今天,应该说,也是要保护的这类小康人家──-想杀掉他们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和“以苏解马”中极端或左或右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领导闹革命,不是要革他们的命。 以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为例,他生于1870年逝世于1920年。1886年16岁的毛贻昌先生就曾外出当兵。这正是李鸿章筹办海军,丁汝昌从英、法、德等国考察回来,创建北洋舰队的军队转型时期。毛贻昌先生仅当一年多兵就退伍回乡,17岁时就开始务农当家理事,20多岁时家里也还穷困潦倒,加之妻子文素勤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夭折后,1893年、1896年又相继得到毛泽东、毛泽民两个儿子。 人口的增加使得生活压力加重,加之负债,1902年至1904年毛贻昌先生离家又到外面参加湘军打拼。这正是黄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在长沙与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时期。加上20世纪初洋务运动新思潮更浓,毛贻昌参加的是湖南的新军,受其两方面的影响,几年的军旅生涯下来,眼界大开,见识大增,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这次退伍回家是创业,给儿子们也带回了新思想和榜样。如他赎回老人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商业领域。毛贻昌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他最早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大米的初加工,慢慢地利润逐渐滚动,产业也渐渐做大。于是又开始涉足猪、牛的买卖;在牛生意方面,他采取的是“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办法,即他把母牛买回来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者喂养长大后出卖,从中获利;如果中途意外,牛死了,那么就由两家平均分担损失。 毛贻昌先生继续把钱用在生意投资上,并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还或多或少地雇用长工、短工。1908年毛家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毛贻昌先生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开始发行“毛义顺堂”股票,并较大规模地使用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用者使用,则作为工资,可以暂时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 在小小的韶山冲,毛贻昌可算是个小康人家。但自从1915年毛泽东从第四师范合并转到第一师范,读书参加学潮,揭露校长张干;执笔起草《驱张宣言》传遍整个长沙城,惊动省府衙门。以及1915年毛泽东组织一师校学友会,编印反袁传单,在校内外广为散发,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而且毛泽东受父亲曾从军熏陶,显示继承的军事“天赋”:1916年积极报名参加一师学生志愿军,任连长,再到1917年毛泽东首次用兵,在南北军阀战争长沙,军阀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期间,指挥学生兵护校护城,一百破三千,展示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事后被一师的师生乃至长沙的警察,都说成是“一身是胆”。毛泽东在校外频繁的社会活动影响,也扩大波及到毛家。 自1917年后的几年中,毛贻昌家发生几次被败兵勒索,又遭强盗抢劫,妻子文素勤多年的病痛,日益加剧。毛贻昌先生面对逆境咬紧牙关,继续支撑家业,而且更加关心公益活动。1919年韶山韶河上修筑石拱桥,毛贻昌先生积极参加修桥义务劳动,并慷慨解囊捐献。当年捐献的7个集体和8位个人,共捐银洋108元。一般人家捐一两元,而毛贻昌先生捐了4元,居个人捐款的第三。所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实际是受到过他父亲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也心知肚明,清楚他们父子间事业的关系和相互影响。1910年毛贻昌先生为使家业后继有人,曾送毛泽东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当时毛泽东求学心切,请亲戚和老师周旋,毛贻昌先生同意毛泽东去湘乡东山小学堂学习。 毛泽东从小听惯父亲摆谈新军和大城市中保路运动新思潮的趣事。因此到1911年初,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年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的保路运动,能很快感染年轻的毛泽东。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毛泽东也第一次证实父亲曾密告过他有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传言。自此敢大胆在学校大门口张贴设想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来组织新政府的大字报。到1911年12月底,毛泽东干脆也学父亲从戎,成了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直到1912年5月退出。 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以后毛泽东还称程潜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是从程颂公新军那里学来的”。 再说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有些人总纠缠他早年参加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说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首领“掌旗大爷”,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等等。错了。邓小平的父亲是革命党人,参加过1911年的保路运动,参加过1920年的重庆共产党。如果他是土豪恶霸,能送才15岁的大儿子邓小平到法国去学马克思主义。绵阳市党校副校长刘仲平教授,2016年5月一次聚会中曾讲,他在广安考察中听有人说:1936年1月24日春节后,小平的父亲离家出外办事,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其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下了毒手。这也许与1934-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1935年10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入川;小平同志因拥护毛主席出名,是反对张国焘的。1933年6月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邓绍昌先生被张国焘在1936年所杀,刘仲平教授后调查说:“邓小平组织人回去又杀了杀他父亲的人。党内部的这种斗争,能好说吗?” 金一南教授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讲述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陕北革命老区后,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等,在陕北革命老区有“肃反”扩大的错误。戴季英等人的幕后是张国焘,与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曾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主持开展“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有联系。1933年旷继勋等红军领导,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秘密处死后,川陕根据地和四川省地下党的行动,完全为张国焘掌控,邓绍昌成为受害者可想而知。邓绍昌先生在广安的不平凡,是1907年考入成都法政学校,毕业时在成都找工作,正赶上辛亥革命前的保路运动。 他奔走呼号,积极从事反洋教和在广安建立革命军。血气方刚的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并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地方的武装暴动。所以到民国时期,他才能当上广安县的警卫总办,表面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其实刚直不阿的邓绍昌,追随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政治运动的张澜、吴玉章等领导人,不愿同流合污;终不为旧权力者所容,受到排挤,担任县团练局局长不到两年就被撤换;不得不跑到重庆避难,寻找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指引出路。 因为邓绍昌先生知道他们中一些人,曾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无论如何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王右木对他的关心,邓绍昌在重庆期间,证实重庆要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事。于是他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同志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邓绍昌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行。他常说:“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因此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文明”。生于1886年的邓绍昌,与还大他一岁1911年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的王右木,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相识相交,成为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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