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的逼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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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1949

一：白崇禧的“亥敬电”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驻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派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邓翔海飞抵南京，面请即将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忠信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向蒋介石表达请其从速下野之意，否则后悔莫及，恐各省将有通电劝辞行动。揭开了蒋氏下野的序幕。
　　白崇禧是桂系领导者之一，与蒋介石长期处于既合作又对立的关系，他所以会在此时要求蒋氏下野，与对情势的观察、派系本身利益，以及个人对蒋氏的不满有关。受国共战争国军一再失利的影响，政府中军政要员，大都明白局势已难以挽回，只有与中共谈判一途可走，而支持这一主和倾向的幕后人士，则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J.Stuart）。司徒雷登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向国务院报告中国政情时，即曾建议应该考虑让蒋下野，并组成联合政府，以解决中国情势。十一月二十六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请辞获准，蒋氏提名立法院院长孙科继任；次日，立法院投票，同意孙科为行政院院长。但是新内阁迟迟未进行筹组工作，政务无形停顿。据党政高层了解，主要原因为孙科受司徒雷登之顾问傅泾波影响所致。傅曾告知孙科：“一、美国政府希望蒋氏之下野；二、希望新阁主和。”孙亦曾当面探询司徒雷登对于与中共和、战的意见，司徒表示他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答复这个问题，但是他愿意以个人身份建议孙氏应从全局考虑，是否以军事的或政治的方式有效地与中共进行抗争。他保证，不论是和是战，只要是能造福中国人民，有利于中国的独立，美国政府都会提供同情与帮助。因此孙科对于组阁的态度十分犹豫，一度甚至决定辞职，经蒋氏与其恳谈后，方才打消辞意，开始征询内阁相关人选，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总统明令公布副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名单，二十三日正式就职，距离其行政院院长之任命，延迟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而孙科的态度亦影响到政府中其他人士，司徒雷登于十二月二十日向国务院报告表示：“内阁筹组情形仍然十分混乱，甚至蒋的亲信也认为为了求取和平，他必须下野。”白崇禧要求蒋氏下野的行动，即在此种情势下开始。
　　另一方面，就派系利益而言，此时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军在徐蚌战场之失利几乎已成定局，白崇禧在武汉地区统辖的数十万部队成为国军最主要的力量，亦加重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徐州弃守后，南京安全受到威胁。蒋介石曾于十二月八日致电白崇禧，命其以最快方法将所辖第二军调赴南京，增援守备兵力，但遭到拒绝。白氏并且进一步以其所拥有的兵力为后盾，要求蒋介石下野。按照宪政体制，一旦蒋氏下野，依法应由亦是桂系领导者的副总统李宗仁继任总统，届时桂系将可顺利掌握政权。此外，就白氏个人而言，此举亦有报复蒋氏于行宪政府成立时，坚持撤换其国防部部长一职之意。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央军事机构改组，撤销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会与行政院之军政部，改设国防部，掌理全国国防策划与军事设施一切事宜，由白崇禧出任首任部长。一九四八年五月，行宪政府成立，蒋介石决定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部长，调白氏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氏原认为行宪政府成立后，国防部长一职应不至于更动，在得知调任消息后，难以接受此一事实，并欲以不就总司令职表达抗议，嗣后虽然在各方斡旋下勉强到任，但对于蒋氏坚持将其调职一事深表不满，此时正为其报复蒋氏的机会。但是白氏不便贸然采取行动，遂决定采取通过吴忠信、张群先行试探的方式进行。
　　吴忠信与张群均为蒋介石之老友及重要幕僚，而吴氏与桂系关系更是一向良好，长时期担任中央与桂系间沟通的桥梁，接获白氏是项要求后，深感兹事体大，经与张群商议后，决定于二十二日中午，藉两人应蒋氏邀宴之便提出。蒋氏听取报告后，表示下野并无不可，但应顾及政治、军事情势，嘱以答复如下：“一、必须先有安国保民，不受奸匪欺诈之办法。二、继任者，必须有切实准备，并须正式交替。三、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果能如此，则甚愿辞职也。”这是蒋氏对于要求其下野一事最初的反应，三项原则软中带硬，尤以第三项实为要求白氏先行出兵解徐蚌战场国军之危，再谈其他问题。但蒋氏不愿立即向白崇禧表明个人态度，并有意藉此试探白之响应，指示吴、张需称此三项原则乃是两人揣测蒋之意思答之，绝不可以说明此事已经告知。吴、张遵嘱于次日以个人名义面告邓翔海，请转达白崇禧。
　　在此同时，白崇禧方面亦就迫蒋下野一事，多方联系，除湖北外，湖南、河南、四川、广西等省，皆有所行动。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于二十三日致电蒋氏，报告：“此间情形紧迫，本日更为露骨，联系颇广，势难挽回，务恳垂命张、吴两公裁示机宜”；并致电张群，告以“本日与某公晤谈，言辞已万分露骨，并据告辖区内各省及川、桂，已联系成熟，不日即有表示，第二军已停止东开，事实如此，无力挽回”。二十四日，白崇禧致电蒋氏，即通称之“亥敬电”，促请政府与中共和谈，并建议请美、英等国出面调处，然而究其用意，实际在迫蒋氏下野。曰：
　　总统蒋钧鉴：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整个国军，虽不辞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不仅中国版图变色，我五千年之文化历史将从此斩断，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职辱承知遇，垂念余年。当兹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对钧座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先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电话加英国），请美国出而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以上所陈，乃多数忠贞而有远见者之共同意见，不敢壅于恕闻，伏乞鉴核察纳。职白崇禧手呈。亥敬。
　　蒋介石得白崇禧亥敬电后，于二十六日召集张群、吴忠信，以及正在南京的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等研商应付之道，决定照先前拟议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给予桂系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但是先决条件是李宗仁必须同意，遂决定由三人往访李氏，传达此意。而在蒋氏与三人会商中间，白氏曾多次致电张治中，询问蒋的态度，据蒋自记：“上午，岳军、礼卿、文白持白崇禧要求和平，其实即要求下野之电报来谈，至十五时方毕。属其先与德邻商谈，观其形态后，再定处置，而白则连致电话于张文白，问余究竟如何，其心更急不及待矣。”
　　张群、吴忠信及张治中等，于会后即前往李宗仁官邸，探询意见。事实上，李宗仁在此之前曾寻求司徒雷登的协助，希望通过美国政府，要蒋氏交出权力；司徒雷登亦在为支持李宗仁成为新领导者而进行相关活动。但是对于白崇禧致电蒋介石一事，表示事先并不知情。李氏听闻张群等向其传达蒋决定下野，请其代理的意思后，虽然感到意外，但并无排拒之意，说：“我对此事十分惶恐，但当以总统之意旨为意志，如必须我看家，自当遵命。我亦可藉悉共党怀抱，倘将来仍须再战，仍请总统回来。”三人即于当晚谒蒋复命，蒋请三人于次日再访李氏，详细商定办法。
　　二十七日上午，张群等三人遵蒋命，继续与李宗仁进行商议，决定关于总统离职副总统代理之方式，因与宪法有关，请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研究；关于政治，应与行政院长孙科商议；关于军事，对平津主张苦撑，对杜聿明所属邱清泉及李弥两兵团应予急救，对长江军事，请蒋氏布置。并决定俟次日桂系另一位领导者黄绍竑自上海抵达南京后，再作进一步商议。当晚，蒋氏宴请总统府新旧任秘书长吴忠信、吴鼎昌，以送旧迎新。晚宴后，蒋氏约吴忠信、张群、张治中三人谈话，明白告知已决定下野，与彼等商议宣言内容，并对善后布置相关事宜予以指示。

二：蒋中正决定下野
　　蒋中正对于下野一事并不陌生，在此之前曾于1927年9月及1931年12月两度下野。观察两次下野的时机，均是在其无法完全掌控情势之时，此次决定下野，亦复如此。
　　蒋氏此时实处于内外交相施压的困境，前已述及，司徒雷登为支持政府中主和力量的幕后人士。对蒋氏而言，他认为司徒雷登如果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意，当不至于如此行动，曾表示：“美国大使馆几乎为反华倒蒋之大本营，显受其政府之意图。”12月13日，张群奉蒋氏之命往访司徒雷登，探询美国政府的意图。张群表示蒋氏从各方面讯息得知，人们希望他从政府中引退，甚至美国方面也有这个意思，因此派他来了解司徒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司徒则明白表示，大多数美国人的印象，是大多数中国民众认为蒋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应该下野，而中国民众的想法正是美国政府拟定政策的基本考虑。
　　蒋氏则认为美国方面迫其下野的举措，系干涉中国内政，绝对无法接受，曾于12月19日致电宋美龄，谓：“外传余下野，乃是美大使馆所策动，可怪，但余决不被迫受制。”
　　日记中亦记道：
　　两年以来，美国政府马歇尔一贯倒蒋之政策，至此更暴露无余（遗），而其对我国侮辱，亦至极点。彼小子以为在此惨败末途，一经其压迫，余必不能忍受而下野，此等狂妄之徒，对余之人格性情，以及中国历史文化毫不研究，一味以经济与物质之力可以被其屈服也。殊不知余因此而反坚定我意志与信心，非予此种全世界恶势力奋斗到底，无以保种卫国，尽我革命之职责，若不力图自力更生，何以立于天地之间耶。
　　因此促使蒋氏作出下野决定的主要因素，应该还是来自内部的压力。
　　从1948年初开始，军事上，国军在东北战场上陷入苦战；政治上，先是有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选举纠纷，后有副总统选举问题。特别是副总统选举，李宗仁当选，对蒋氏之打击尤为重大，使其感觉从来所未有之懊丧。
　　另一方面，立法院党籍立法委员的自主行为，以及党、团派系纷争，直接挑战蒋氏的威信，导致行政院院长人选迟迟无法决定，更使得蒋氏充满无力感，甚至考虑应否就总统职。5月15日自记：
　　朝醒后，深虑总统应否就职，或如始愿仍退任行政院长而让位于德邻，再三考虑，决定退让，起床后向天父祷告，究竟应否就职，无论进退，皆恳求天父明白指示，最后得默示进不可辞，总统故决不辞。
　　5月20日为蒋氏就行宪第一任总统之日，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愁闷悲伤，自记：
　　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日之甚。每念国家前途，人民苦痛以及革命责任，惶惑不能自解。当选以来，无时不作辞退之想，而今日就职，则更切辞职之念矣。
　　次日，因党籍立法委员对行政院院长人选进行假投票一事，更觉愤怒，决定辞去总统一职，并于22日两度约见王宠惠，商量下野辞职程序。嗣因王氏不赞成并为其分析下野之利害，以及立法院对于行政院院长提名人选翁文灏之同意权行使顺利通过等，遂暂时作罢。
　　1948年12月，行政院改组，孙科延请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同时出缺，必须进行补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简称“中常会”）于22日提名李培基、刘健群为正、副院长候选人。立法院正、副院长为委员互选产生，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名人选是否能当选，需要党籍委员的支持。当时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主要分为以CC派为主的“革新俱乐部”、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团派”）为主的“新政俱乐部”，以及获得吴铁城支持之“民主自由社”等三个次级团体
　　他们对于是项人事安排，特别是属于团派的新政俱乐部部分委员，有相当强烈的不满。认为李培基是CC派推出的人选，而CC派的目的则是挤掉团派的刘健群，支持该派的程天放为副院长，于是与民主自由社合作，预备支持吴铁城竞选院长，嗣因吴氏出任孙内阁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而作罢，经内部协议，决定另推同为北方人之童冠贤与李培基竞争。
　　李培基为河北献县人，晋绥军出身，政治经验丰富。北伐前后，曾任察哈尔省政府代理省主席、绥远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战初期，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后改任铨叙部长、考试院部秘书长等职，1942年1月调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44年7月，省政府改组，卸任省主席一职后，即少参与政事。1945年3月，受聘为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5月，当选行宪第一届立法委员，为立法委员中少数具有中央及地方行政首长资历者，但因其年纪较长，健康情况不佳，居留北平，极少参与院务。据蒋氏自记，该项人事系他与薛笃弼及陈立夫讨论后决定。陈立夫除为立法院副院长外，亦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提名党籍候选人为其工作；薛笃弼则较为特别。薛为山西人，出身西北军，北伐后赴中央任职，曾任内政部长、卫生部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抗战期间，任全国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水利部部长，行宪政府成立后，续任翁内阁之水利部长；薛氏与李培基背景相似，抗战期间同在重庆任职，蒋氏请其参与讨论，应是请其与李氏沟通连系。就此而言，此项人事安排，如果不是蒋氏主导，亦是蒋氏同意之后作出的决定，并非如团派委员所称，系CC派推出之人选。而蒋氏所以会决定以李培基为院长人选，除了行政资历丰富外，南北地域平衡的省籍考虑应是主要原因。在前次立法院院长、副院长选举中，部分党籍委员反对副院长提名人选陈立夫，固然有CC派与团派的派系之争，其中亦夹杂着对于中央提名两位南方人（孙科－广东、陈立夫－浙江）为正、副院长的不满，因此反CC派的委员推出傅斯年（山东）与之对抗。此次提名李氏为院长候选人，加上刘健群（贵州）为副院长候选人，可收南北平衡的效果。另一方面，刘健群为新政俱乐部主要人物，此项人事规划当可获得团派支持。但是就李、刘两人与党的关系而言，李培基确实较为疏远，蒋氏对于是项正、副院长人选名能否于中常会通过并无把握，所以对于22日中常会中顺利通过此案，感到“殊足欣慰”，自然也希望立法院能顺利通过。因此当他听闻部分团派党籍立法委员不遵从党的决议，坚持推举童冠贤为立法院长时，觉得“不胜悲戚”，立即召见陈立夫、刘健群，要求他们约束党籍委员执行党的决识，并对于党员之失纪无信，殊为痛心。复于次日，即选举当日，再度召见刘健群及吴铁城等，指示切实嘱附所属派系之立法委员，须照中央决议选举，不得擅自有所更易也。
　　（摘自《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