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九一三”事件解密

[转帖]“九一三”事件解密 “九一三”事件解密 近些年来，关于林彪叛逃的文章，在海内外报刊上多有登载，已使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昭之于世。每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不禁心潮起伏，我的思绪总是萦绕于15年前9月中旬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那十几个日日夜夜大概是自建国后我睡眠最少、工作最紧张的时刻。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后的情况可谓全知，记述如下，或可有助于补阙。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的工作，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13日零点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导，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13日上午，又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　　14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是在党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有一种严峻感，而不像以往我们的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大家都很镇定，会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导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姬鹏飞同志。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 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应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韩念龙同志从姬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对蒙古的事务由他主管。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姬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住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 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情况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有：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当我站起来准备马上去落实总理的指示时，韩念龙同志又匆匆进来，我知道姬鹏飞同志约他来是商量起草给我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约我驻蒙古使馆的指示于下午3时30分发出。　　我把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局长张占武同志找来，和他商量后，指定了机要员小王专门译办来往电报，并要王立即搬到离我办公室较近的房间工作。　　下午5时58分，我提前两分钟按指定人口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一眼就看见王良恩副主任站在偏东一边的走廊等侯。我们来不及寒喧，他迎上来便说：“你来得很准时。”我回答说：“你好像已等了一会”他又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他特别提到董老，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回家吃过晚饭后，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同院乔冠华同志家里。他一看到我就哈笑着：“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我也笑着问道：“今晚有什么好节目？”“当然有。”他略有些狡黠地眨了下眼，说道：“我前几天从箱子里翻出一幅章太炎书写的对联，刚刚挂上，特请你来一赏。”进了他的书房后，果然壁上新换了一幅对子，章太炎篆体书写的有碗口大小的字，盖出自太炎先生晚年之笔，神完气足，味道淳古隽永，在他的墨迹中应属上品。文曰：“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这是节录李白《夜泊黄山为殷十四吴会吟》一诗中的两句。 乔冠华听到我连声赞叹，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其中的几个颇为古异于通常小篆的字说，这几个字选字得体，尤见太炎的功力。他告诉我说他特意请翟荫塘同志查出这几个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处。赏玩了一会儿，俩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地说道：“该言归正传了。”我们不由得放怀大笑起来。　　我们都太兴奋了，这两天也都太紧张了，本应急欲畅谈一下。林彪叛逃事，那时还不能和家人、朋友谈，只能在“知情者”间谈。从何谈起呢？赏玩太炎这幅字。好像使我们都松弛了好多。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又抬头望着那幅对联，突然想起了另一位唐人的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乔冠华听后，沉思了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　　“月夜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警奇。　　乔冠华刚把“改诗”用铅笔誊出，电话铃响了，是部值班室来的，又接到我驻蒙使馆报告了。我急忙告辞准备直接去办公室，临出门时，乔冠华说：“本应把半瓶茅台给你带去，不过你今晚就要酩酊大醉了。我这里有包速溶咖啡，给你带上，你会发现它的妙用。”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我国驻蒙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4人已于下午2时乘蒙方专机前往飞机坠毁现场视察。　　9月16日晚11时30分，我批发了一份文件催问视察情况和现场停留一天的原因。　　9月17日晚8时30分，我驻蒙使馆报告，大使等4人已于晚7时回到乌兰巴托，并简要报告了现场情况和延长时间的原因。　　请示总理后，我用专线和许文益同志通了话，告其速派专人送回有关材料，并面报详细情况。　　9月18日凌晨1时，接使馆报告，决定派孙一先二等秘书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部，并当面汇报。　　9月19日晚，驻蒙使馆报告，孙一先于20日乘四次列车离乌兰巴托回国。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我和秘书王万慧同志早巳到车站等候。孙一先和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同车到达，一下车我们就迎了上去。孙、贺两人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东张西望。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专程来接他们的。王万慧同志把孙一先同志拉到一旁，我低声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招待所。”随后又告诉贺喜同志，他可以独自回家，关于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之前要保密，不能外泄。　　来到外交部招待所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孙一先同志便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交给我，我马上要王万慧同志先把这些东西带回部，把文件交给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同志妥为保管，胶卷交给正在待命的孙秀娟同志冲洗。然后，我对孙一先同志说：是周总理要我来车站接他的。并告诉他飞机坠毁，情况很复杂，要绝对保密。并向他交代了几条注意事项：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第四，随时准备汇报，并将一个电话号码和外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的名字写给他，如果有事可与他联系。　　晚上，11时许，我和姬鹏飞、韩念龙等同志来到大会堂福建厅，总理早巳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我们尽量在离他较近的沙发坐下，低声研究有关的问题。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同志被领了进来。周总理和他握手后，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还没等我讲完有关贺喜同志的情况，他一听说贺已回家，便面色一沉，那双著名的浓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我的话：“你当过兵吗？”霎时间，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对外交部的许多干部的经历是十分了解的。他当然知道我曾在部队里工作过。记得我第一次单独见总理。是在1950年的7月，我被任命驻蒙古使馆临时代办，因为是新建馆，临行前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听完总理的指示起身告别时，总理半开玩笑地指着我说，“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时此刻，问我这个问题分明是批评我的警惕性跑到那里去了。他严肃地审视着我，好像真的等我回答是否当过兵。我立即回答：“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　　约一个半小时后，服务员请我到隔壁房间接部值班室的电话，说已按我的交代把贺喜同志从酣睡中叫醒，并已送进招待所住下，待孙一先同志回去后向他转告注意事项。这时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每逢我回忆起敬爱的周总理，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回忆起他对我的工作中的教诲和批评时；这件事的印象总是那么深刻，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好像发生在昨天。说来奇怪，在我遇到困难，在感到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时，耳边常想起总理用十分严厉的语调问我：“你当过兵吗？”　　孙一先汇报完情况，我看了眼手表，已是22日凌晨2时多。服务员送来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唯独总理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按经验我知道会还要接着开下去。果然，先是李德生和邝任农同志到了，紧跟着是吴法宪。总理把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同志，并说，由你主持研究一下，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 又对我说；“你也参加。”杨德中同志和我来到东大厅，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仔细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我根据孙一先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作了必要的说明，大家就分析、讨论了起来。最后一致认为，李际泰同志的分析有道理。李的看法是：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机腹擦地降落。 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与沙石冲磨，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从而导致全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来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唯一的处理办法，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原因，例如，机件失灵，或被地面炮火击伤而坠落，或击伤后被迫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 杨德中同志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赞同这个办法。我又建议，最好把孙一先同志也带去。　　早晨4点多，杨德中同志又去向总理汇报分析结果。我走出大会堂北门，天色微明，回头望去，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总理仍在工作。　　9月24日上午，我驱车驶过天安门广场，看到成群的学生仍在庆祝“十一” 排练队列，一切照旧。按照总理的指示，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当汽车从东单向北拐去时，我听到有广播车的声音，忙问司机同志：“在干什么？’，他好像明白我的心思，把车子靠在马路旁停下，并摇落车窗，声音十分清楚响亮：“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我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对他说：“我们走吧。”　　9月26日晚，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在向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总理坐得很近，灯光下，我发现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 我们告别总理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我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返回。　　大厅里只有总理一人，他看我站在那里等他的指示，便摆手示意让我坐下，他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这时我猜想，莫非有了什么新的任务要我去做，可又不便主动提问。 总理终于开口了：“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他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到：“中央巳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说，只告诉他一个人。　　27日一早，在机场为代表团送行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告诉我，经请示总理同志，已允许在招待所住的那二位同志和家里取得联系。　　9月29日，我们辗转抵达巴黎。当晚，我就前往我驻法大使官邸。与黄镇大使说笑一番后，我暗示他，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他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慢步，一边谈了起来。显然，他对我带来的信息，非常兴奋激动，我们情绪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他突然一拍我的肩膀，提高嗓子对我说：“走，老符，让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回到房间里，他打开了所有的灯，找出一瓶茅台，斟满两个精致的刻花高脚杯，他告诉我，这瓶酒他已珍藏多年，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整个屋子里扩散，我发现这酒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　　这是我平生所喝过的最美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