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14日（上）：捐赠若尔盖小学

⊙ 雷康／编

　　感谢牛放先生在雷康“跟随中国作家，重走长征（四川段）见闻”采风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我，一个平常心的人，十分敬业地、真实地记录下我身边所发生的事，我的口号就是：我见证历史，我求真历史，我延续历史。

　　红军长征在四川滞留的时间最长、经历的地区最广阔、面临的环境最艰险、进行的斗争最卓绝、付出的牺牲也最大，所有这一切，都在世称“松潘草地”今若尔盖县境内得以集中体现。
　　人们常用“若尔盖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这句似感荣耀而又显平常的话语，来说明若尔盖与中国革命的非凡关系及其历史地位其丰富而厚重的含义则不仅是说悲壮的红军长征“过草地”是在若尔盖、更在于说明巴西会议使得党和红军摆脱了政治困境；包座战役打通了胜利北上的道路，高原的牦牛、青稞救援了红军“三过草地”，在那样艰苦的岁月，红军仍严格遵守纪律，在田边地头放置银币及红军中通用的苏维埃纸币，如果没有巴西一带成熟的农作物作保障，红军完全有可能象蒋介石断言的那样：“会走向死亡”。正因为若尔盖县的巴西地区为党和红军战胜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危机提供了重要条件，从而必然地成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道上的三大主力得以重振旗鼓、同道北上的唯一起点，这就是“红军长征与若尔盖”的独特内涵，并具有了无可代替的历史意义。

左起：张平，铁凝，钟庆成，张文斌校长，中共若尔盖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文琼女士。按照事前安排，今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到“若尔盖县民族寄宿制小学”看望小学生，并捐款5,000元人民币
地点：达扎寺镇·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8:09:10

衣向东，范党辉在为所捐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上签名，衣向东也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新作《牟氏庄园》赠送了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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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12:02

曾在若尔盖县教书达10年之久的牛放先生，已是桃李天下，站在小学生面前，感慨万千
地点：达扎寺镇·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8:12:18

作为一个见证历史的人，我忘不了我的职责，抽身到“若尔盖县民族寄宿制小学”校门外抢拍了两张交待场景的照片。该校实行藏汉双语教学，现有429名学生，均为来自全县各个乡村的农牧民子女。学校现有多媒体教室、演播室、校园闭路电视网络、实验室和陈列室等。知道作家们来访，几百位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与作家们见面，我亲耳听到铁凝曾向张文斌校长说到不必举行仪式
地点：达扎寺镇·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8:14:36

然后我又问了一下为我们开道警车的交警，中学在什么地方，因为有一朋友杨国庆曾经在哪里工作过，网上也有几篇文章提到了他及其若尔盖中学（参见：《去若尔盖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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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17:24

好在，若尔盖中学与小学毗邻，就在小学的背后，我赶紧一路小跑来到学校，穿过十分简陋的校门，拍摄了这两栋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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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17:42

当我跑回“若尔盖县民族寄宿制小学”时，捐资助学仪式已开始了，红封此时还在铁凝的手中，看来我还没有务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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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20:34

在铁凝团长把手中的红封交给张文斌校长后，张平团长准备把有全体团员签名的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交给张文斌校长
地点：达扎寺镇·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8:20:48

铁凝和张平两位团长正在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交给张文斌校长，这本关于长征的书由(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解放军出版社版2005年3月出版。自1985年10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值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1934年10月，86,000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6,000人。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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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20:52

铁凝团长向全校学生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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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21:18

铁凝团长向全校学生讲话，此时，可清楚的看见张文斌校长手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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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21:38

铁凝说，看到同学们衣服这么鲜艳，精神这么饱满，我们感到很高兴。关心儿童是全社会的责任，也是作家的责任。希望小朋友们快乐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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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22:18

铁凝团长向全校学生讲话，而我从各种角度记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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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22:46

全体团员以及马文琼部长、张文斌校长等同小学生们合影（局部），简短的仪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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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26:32

告别的瞬间，藏族小学生向大家热情挥手。乘车离开了小学，直接开往巴西乡境内的班佑寺，也不可能给我时间去看看县城──达扎寺镇里著名的达扎寺。全称“达扎吉祥善法寺”的达扎寺属格鲁派寺院。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00多年。寺院建筑系藏汉结合式建筑，别具一格。寺内珍藏有众多的佛像和佛经，如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佛祖像，自显“阿”字的高僧颅骨，金汁手抄《大般若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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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8: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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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4日（中）：访巴西会议会址 ⊙ 雷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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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牛放先生在雷康“跟随中国作家，重走长征（四川段）见闻”采风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我，一个平常心的人，十分敬业地、真实地记录下我身边所发生的事，我的口号就是：我见证历史，我求真历史，我延续历史。

　　巴西会议是共产党的两个创始人毛泽东和张国焘分道而行的标志，红军不仅要战胜军事、经济的困难，还要面对党内的政治斗争。

在离阿俄村不远的地方，是最后的一片草原，再往前就进入了大山，红三团在此休息，开草地会，以便摄像回去宣传，我则往公路的另一边去亲近藏牦牛，在寂静的草原上，身旁的牦牛机警地盯视了我一眼，然后又自顾地吃起草来，我听见了它吃草的声音。请大家注意：草原上一个个脸盆大的土堆，这都是老鼠的“杰作”，老鼠推出的土丘覆盖大量的草场植被，并形成新的沙源，加快了草原的沙化
地点：巴西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9:21:08

我越走越远，已到了山坡下，离公路已很远了，忽然出现了一位骑马的藏族姑娘，唱着抒情的藏歌，顺时针绕着我转了一个大圈……然后飞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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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9:26:48

红三团的车受到了警车开道的热情接待，在来往车辆稀少的公路上组成了一个车队，第一辆是警车，第二辆是县委宣传部的，第三辆是红三团的大巴金龙，第四辆是州文联的Nissan（因车多人少，我有时坐红三团的，有时又坐州文联的），第五辆是副县长的……在我返回公路时，一群急速而完的牦牛正好成了我拍摄的前景
地点：巴西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9:29:56

铁凝、马文琼、蒋桂花在交谈。蒋桂花是县党史办主任，全国党史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她编写的一篇《彭德怀元帅留在若尔盖的外甥罗永佑》读来非常感人。从这篇文章中，也许能看到一些当年散落在草地红军的剪影。据蒋桂花介绍，能在牧区生存下来的红军也是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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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9:35:32

蒋桂花讲了她早期收集资料的过程，一些当年失散流落在若尔盖的红军（知道的有28位），他们的要求都很简单，有些过冬的旧棉衣或垫絮就挺好了，因为他们都在想着那些倒在草原上，没有走出来的战友。如今一些红军的后代生活仍比较清苦，民政部门也没有什么力量，县里的开支都很紧。蒋主任的党史办整理的资料，都是靠手抄写，没有打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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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9:35:52

张平感言：“重走长征路，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炮火连天、鼓角轰鸣的岁月。听着不同民族的人们倾心的诉说和神奇的回忆，看着洋溢在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脸上的神圣和荣耀，让我们再次印证了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真正的英雄属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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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9:37:00

红三团的车受到了警车开道的热情接待，在来往车辆稀少的公路上组成了一个车队，第一辆是警车，第二辆是县委宣传部的，第三辆是红三团的大巴金龙，第四辆是州文联的Nissan（因车多人少，我有时坐红三团的，有时又坐州文联的），第五辆是副县长的……在我返回公路时，一群急速而完的牦牛正好成了我拍摄的前景　（上边小图点击放大后的尺寸：1024x768，然后可在图片上按右键设置为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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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9:29:56

在不远处，有两个藏族女孩子骑在马上观看着我们，却也成就了我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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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9:40:32

红三团等在草原合影　（上边小图点击放大后的尺寸：1024x768，然后可在图片上按右键设置为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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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9:39:16

真希望在蓝天绿草间有一个我的家
地点：巴西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9:44:14

在过了阿俄村的木材检查站，车队停车休息，方便大家入厕。左边为一直陪同我们一行的分管林业、畜牧业等的余斯刚副县长。若尔盖县自1961年成立县林业局以来，林业建设已具有一定规模，自天保工程实施以来，林业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了森林管护工作上，森林管护达面积2,237,228亩，其中：1,458,522亩有林地、766,104亩灌木林地、12,602亩未成林造林地。现有两个森林经营所，县防护林场，县综合林场（包括营林队），南坪林业局银青林场，2个木材检查站，9个乡林业工作站和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铁布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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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9:57:50

巴西会议会址在巴西乡的登均坝，离若尔盖县城32km，会址原为喇嘛教寺院班佑寺，始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现仅存断塬残壁，而在其四周重新修建了一些寺庙建筑。1978年，巴西会议会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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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0:20:40

巴西会议会址。毛尔盖会议后，中央率右路军跨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县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5-9-2日至9日深夜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经充分讨论仍坚持北上的正确路线，谴责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行为，要求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迅速向中央靠拢北上。鉴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顽固立场和当时敌情形势，党中央决定率直属纵队先行北上，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同时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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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0:22:48

班佑寺位于登均坝上，依山而建。这一带已是农区，站在坝子的边缘俯看，坝下有成片的青棵田，还能看到来时路边的小溪和远处毛泽东曾经食宿的柳树林。在没有到过这里时，我还以为若尔盖县只有草原，现在，我知道这里还有成片的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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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0:25:24

站在坝子的边缘再回身看巴西会议会址，这时红三团正在听蒋桂花主任讲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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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0:26:00

我开始绕着破壁残墙的巴西会议会址拍摄，此时，一个喇嘛正好进入了我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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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0:27:50

在巴西会议会址旁边的紧关着门的屋檐下，有口大铁锅张着嘴，仿佛在向我诉说着什么……也许它比我有幸见证了红军在此的哪段历史，幸许还为红军熬过汤、煮过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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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0:32:44

登上巴西会议会址后边的山坡，恰巧有两个藏族老妈手拿经筒，转经路过我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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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0:35:06

高山沉默，草地无声，而见证历史的残墙破壁仿佛在轻轻地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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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0: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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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4日（下）：访包座战役遗址 ⊙ 雷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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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牛放先生在雷康“跟随中国作家，重走长征（四川段）见闻”采风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我，一个平常心的人，十分敬业地、真实地记录下我身边所发生的事，我的口号就是：我见证历史，我求真历史，我延续历史。

　　求吉乡有潘州古城、苟象寺和包座战役遗址，对我而言，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但这次时间紧，只是晃眼一下潘州古城的废弃的房屋，我很希望能有机会再来求吉乡，详细考察。

离开巴西会议会址，坐车约18km到达位于求吉乡嘎哇村的求吉寺。求吉寺也叫救济寺，属萨迦派，规模宏大，院墙坚固，后因地基等原因迁址在600m以外的山坡上。据说这里也是红军包座战役的一个战场遗址，红军的一个师长王佑军死在这里，他是唯一一个留下了姓名的烈士。据蒋桂花主任介绍，这个山上曾有过激烈的搏杀，当红军将士的尸骨拖下山岗时，形成了一个沟壑「图中红线所示」……举目一望，这一带有许多荒废的古寺。透过图中的墙洞，青棵正在抽穗，一屋的绿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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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1:16:06

在上图废弃寺庙的背后坝上，还有许多的废弃的房屋，而青棵却年复一年、生命短暂、没有历史概念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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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1:23:38

在上图废弃寺庙的前面坝下，近两年才新修了一些房舍，据蒋桂花主任介绍，这里埋葬着无数的红军烈士，几十年来，一直无人在此居住，当地人每年都会请喇嘛来诵经，超度这些亡魂……也许这两棵高高的白杨树会从它们父辈哪里知道一点历史，可当我举起相机时，树上的一支黑色的、象是喜鹊的鸟儿却飞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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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1:27:14

站在我的身旁，看到鸟儿飞跑的叶兆言仿佛也感悟到了什么……说道：“长征的意义永远说不完，它改变了中国，制造了历史。”，并主动要我为其拍摄一张，强逆光的照片效果不够理想，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求吉寺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1:28:16

宋玉鹏在求吉寺始终跟随蒋桂花主任，专注地听她讲诉，现在我是十分地羡慕他所听到的故事。他感言道：“体验了高原反应对身体的折磨，亲历了高原气候的反复多变，听取了高原人民对70年前故事如数家珍的传颂，长征采风三团翻过了雪山，穿越了草地，团员们都自豪地自称为‘红三团’。”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1:30:44

过了沙里村，车队到达了终点，我们将在这里风餐休息，然后告别一直在若尔盖县境内驱车陪同的领导们，继续前行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1:45:46

上得坡来，回首一照。求吉乡还有潘州古城、苟象寺和其它包座战役遗址，对我而言，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但这次时间紧，只是晃眼一下潘州古城的废弃的房屋，我很希望能有机会再来求吉乡，详细考察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1:47:02

坝上是一块平地，左边是一条小溪，右边围栏起来种菜，我们就在其右边的山坡上一人一袋熟食，分散坐在树阴下别有“风”味地吃起来……因这一带人烟稀少，根本不会有象样的食堂。你看见远处路上的两个人影了吗？哪是远去的两个藏族老阿妈，只可惜我来得晚了，如她们的身影能近一点画面就活了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1:50:00

上图的左边的坝下是一条小溪，在牙沟汇合巴西河后向北流入甘肃省的白龙江。风餐后，我们将沿着图中的公路翻越喇嘛岭，前往九寨沟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1:51:04

在这山沟里，有了这辆摩托车，就是幸福了吧！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1:55:00

再有这“一亩二分地”，再娶一个能生一大群孩子的藏族妹妹，不就是天堂了吗？真是一个乞“求吉”祥的……地方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1:57:50

翻越喇嘛岭，餐后告别了众领导和若尔盖县的交警，红三团继续赶路，州文联的Nissan越野车成了开道车，金龙大巴紧随其后。上得山来，因前两日的大雨，有许多路段都蹋方，客车的车老板下来指挥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3:23:30

缓缓而行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3:23:44

顺利通过
地点：求吉乡·若尔盖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3:24:30

这条公路正在新扩修和铺设柏油，山上的一根白带是刚安装好的车辆防护栏，但路的两边时常能看到被砍伐的大树
地点：大录乡·九寨沟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3:26:50

遵照铁凝团长的一个半小时就需要停车休息，以便“唱山歌”的指示，在翻过喇嘛岭，来到沟底后，停下了车，这里离达久村不远，属于黑河的上游，我到四处搜寻了一下，除了这个玛尼堆外（里面的石片刻有六字真言。玛尼堆是一堆不动的经文。藏族人将经文的一段，或六字真言，或佛像刻在石头上面，放在路旁，日积月累而成堆，其中以刻有六字真言的石头最多，故称之为玛尼堆。有的一块石头面上、四周围刻得密密麻麻，其雕琢之精细令人钦佩。信徒们每经过玛尼堆必丢一颗石子，丢一颗石子就等于念诵一遍经文。玛尼堆随处可见，喇嘛庙附近有，神山脚下有，圣湖畔有，一座座玛尼堆逐渐连接起来，成为一堵堵长达上百米、大半人高的玛尼墙），就没有发现什么了。而远处钟庆成则在叫我过去，原来他发现了其脚下的小涧里有一条10cm大小的娃娃鱼，我本能地举起了相机拍摄，但没有来得及设置成近摄模式，图片质量很差。在5月初我去了一趟安徽省的九华山，哪里有很多的小娃娃鱼在放生池边出售
地点：大录乡·九寨沟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3:51:20

绕蜡（绕腊）口的标志，要不是牛放提醒，坐车坐得昏天黑地的我，是不会注意到公路边的山梁上的奇观──“马蜂窝”似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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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6-14 15:08:18

这石头尤如一个巨大的螺陀，不知从何年开始，被天神玩着，永不倒下。据说，过去还有一个，已倒下了。司机罗毅，象是明白了我的好奇心，又再次支持了我，把车停了下来，以便我拍摄
地点：黑河乡·九寨沟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15:10:12

九寨沟县县委宣传部的马副部长，刘善刚，牛放。顺利到达九寨沟口的漳扎镇后，入住千鹤大酒店，然后我跟随牛放、许宏、罗毅到县城永乐镇，一是来拿县委宣传部给中国作家的县情宣传资料，二是来看刘善刚
地点：永乐镇·九寨沟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06-14 20:54:28

附
　　千鹤大酒店号称四星，我的感觉，实际只有三星标准，而且服务较差。位于九寨沟规划宾馆区，距九寨沟风景区入口处仅1.5km，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酒店占地26亩，总建筑面积约20,000m²，是一座典型的集人文与自然、藏式风格与现代建筑有机结合、相互晖映的园林式四星级酒店。酒店拥有高中档客房234套，目前首期投入运行的高中档客房暂有107套，豪华气派的餐厅可同时接待300多人的就餐，配套服务设施有茶坊、购物中心、多功能艺术表演厅、夜总会、桑拿浴、美容美发、棋牌娱乐以及大小会议室、商务办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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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纯朴、崔凌云／文
　　从红一、四方面军欢庆胜利会师的小金县到川甘交界最终分手的若尔盖县，党中央在这段路上召开了多次会议。可以说，每个会议对当时红军的命运都至关重要。若尔盖县党史办主任蒋桂花对这段历史很了解，曾数次下基层对两军胜利会师后召开的会议内容、参会人员、会址等进行调查，有些调查结果现已集编成书。为了更加系统地了解这段历史，在若尔盖，我们专程请她讲解了关于两军从会师到分手的这段历史。

出现矛盾
　　“那我们就从两军会师后所召开的会议谈起吧。”她说。“两河口会议是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是为统一战略方针，讨论决定一、四方面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
　　1935-6-26日，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等人。会上通过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新战略方针。面对日益紧迫的全国抗日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又于6月29日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全国抗日问题，讨论组织问题。
　　“在开会的前两天，党中央领导提前赶到两河口。第二天，张国焘骑一匹白马，在30多名警卫员的护送下，赶到两河口参加会议。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村外冒雨迎接张国焘，晚上，党中央举行了欢迎会。”
　　“就在两军指战员还沉浸在会师喜悦的气氛中时，张国焘却认为一方面军疲乏过甚，精神不振，实力消耗过大，不论在哪方面都不能与红四方面军相比。同时，他还认为中央在路线上犯了错误，难以正确的领导红军。他还试图拉拢一方面军中的高级将领。”
　　两河口距小金县城70多公里，2004-12-27日下午，采访组到达两河口会议旧址采访，这里原是一间关帝庙，现已重建，新修的会议旧址很气派，但因后续资金没到位，偌大一个旧址里只有一块简单介绍两河口会议的小牌子。

矛盾加深
　　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入马尔康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并在那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这就是‘卓克基会议’。”
　　时隔不久，中央知道了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中共中央于7月18日、21日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主要研究解决张国焘提出的组织问题，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有关事宜。为照顾党和红军的团结，会议决定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任中革军委常委，并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出现新的争执。”
　　“会后，红军各部按照夏洮战役的计划开始部署，准备北上。就在这时，张国焘提出应先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也就是沙窝会议。”1935-8-4日至6日政治局会议在沙窝（今松潘县毛尔盖地区的血洛寨）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还讨论了组织问题。会议拒绝张国焘多提拔四方面军工农干部的要求，同时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陈、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沙窝会议后，红军各部立即开始按夏洮战役计划行动，并紧张地进行北越草地的准备工作。
　　“之后不久，为明确红军行动方向，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在毛尔盖索花寺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北进占领洮河东岸地区向东发展，以创建陕甘根据地，并指出张国焘西渡黄河向更西北地区的青海、新疆等地发展的路线是危险的退却方针。毛尔盖会议之后，党中央立即率右路军经草地向班佑、巴西一带进发。

矛盾激化
　　“经过七八天的长途跋涉，右路军先头部队终于走出‘鸟儿飞不过’的草地天险，于8月24日进抵班佑，并迅速占领了巴西、阿西一带。但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却迟迟不到，等候张国焘期间，中共中央于9月2日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作报告，强调了加强内部团结和统一行动的重要意义。会议后，经党中央多次催促，张国焘才开始向班佑一带靠拢，但在走到嘎曲河时，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称河水突涨，无法渡河。随后，他率领左路军原路返回。“为此，朱德还专门派人到实地看了一下，证明当时嘎曲河确实涨水了，但还是可以强渡过去的，这说明当时张国焘不愿随党中央北上。”
　　张国焘不仅拒绝北上，还发电给徐向前和陈昌浩，让二人速带四方面军原有人马南下。鉴于张国焘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严峻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8日晚在周恩来住处召开非正式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拟就劝说张国焘北上的电文。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第二天，张国焘回电，再次明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据介绍，关于周的住处存有争议，因当时周恩来重病躺在担架上，所住地点一直在不断变换。

分道扬镳
　　由于张国焘一再违抗中央指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于9月9日深夜在巴西红三军团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要张国焘北上已不可能，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先行北上，并由毛泽东起草《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三军团、红军大学离开了巴西地区，向俄界进发。同时，叶剑英以“上山打粮”名义，带走了军委纵队，还悄悄带走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
　　“关于这件事，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当时，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但这份电报恰好被叶剑英收到，叶给陈送去的时候，陈正在开会，他不耐烦地说让叶等一会。无意中，叶看了那份密电，急忙徒步15里交给了毛泽东，毛看到后也很震惊，把电报内容抄到了一张烟盒纸上，并让叶把这个电报速还陈。之后，毛才下决心，带领红军悄然北上。当然，这个说法有很多疑点，况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这份传说中的密电。”
　　“9月10日早晨，陈昌浩得知党中央已经北上而去，立即打电话给徐向前，问徐向前怎么办？‘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徐向前说。就这样，红一、四方面军以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会师，以路线方针不同最终不欢而散。”

红军在若尔盖
傅钟／文

　　1936年7月，党中央为加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统一领导，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西北局以朱德、任弼时同志为核心，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保证了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师陕甘的胜利，为红军三大主力完成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大西北，做出了贡献。这段艰难历程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草地竟夜谈
　　1936年刚进7月，红二、六军团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了！红二、六军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红二、四方面军原已商定的计划，红军总司令部作出了进军陕甘的部署：先以左、中、右三路纵队穿过草地，到松潘包座一线集结；尔后向甘南的岷州、洮州、西固（今舟曲）地区进攻，打开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通道。我当时是从炉霍率领慰问团到甘孜欢迎二方面军的，随左纵队的四军行动。
　　对四方面军来说，这是第三次过草地，而且路程最长，要走1个月，其艰难困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部队已经过几个月的休整，战斗情绪很高，由于二方面军的到来，更加坚定了北上的信心。整个部队情绪确如后来任弼时同志向党中央报告的那样：“政治军事工作都有极显著的进步与成绩”。然而令人焦虑的是，张国焘仍没有停止反党活动，他向二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游说，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拉拢人同情他，在良好的统一、团结的氛围中制造混乱。
　　针对张国焘的行为，朱总司令在会见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时，让他们了解了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事实真相及其过程，并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要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无疑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1年来，朱总司令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全军的团结，使南下红军重新北进抗日，正气凛然地、从容不迫地同张国焘进行周旋，费尽了心血。让任弼时同志留在总司令部，显然会更有力地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影响，大大加强党的领导。左纵队乃至整个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得知这一决定后，无不喜形于色，对前途充满希望。
　　我和任弼时同志相识于1926年。那时，他是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到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我在中山大学任学生支部局副书记。有一天，在共产国际大楼，领我去见他的苏联同志说：“这是你们的代表！”后来我们交谈过多次，结下了诚挚的友谊。1930年，我回国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他是长江局委员，开会常在一起。他严格要求自己，其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张国焘回国不久，提出要到军委看文件，任弼时同志说：“他看文件到中央组织部去，不要到军委来。”对于张国焘，他是知道底细的。1931年后，我从鄂豫皖到川陕，对张国焘在掌握政策上的过“左”和不搞党的建设，就积了一堆意见。同一方面军会合后，他和党中央搞不拢，好端端的四方面军由8万人被他弄得剩下不到一半……压在我心头的郁闷和痛楚日益沉重，恨不得立刻向弼时同志说个痛快。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时同志主动找我谈话。他讲了二方面军7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也称赞四方面军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搞得不错。他对我很信任，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这样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开门见山地问我：“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我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他很惊讶。我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闹到了那种地步。他仔细地听我说了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毛儿盖会议后，我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是陈昌浩同志，徐向前同志是总指挥。尽管张国焘对我们说过一些挑拨离间的话，但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并未深究，而且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同意的。所以王稼祥同志说：“看来你们和张国焘是有争论的。”但这段时间令人不安的是，陈昌浩同志非常傲气。我看到他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面前也是旁若无人，对党中央、一方面军说些令人十分难堪的话。我看不下去，表示了意见，陈就要我离开政治部，到包座前线部队进行战地工作。随后李卓然同志也去了。9月11日清晨，突然来了骑兵通信员，送来陈昌浩同志的“特急飞传”的信件。里边是张两指宽、4寸长的纸条，上面写着：傅钟、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真是霹雳盖顶，卓然和我都懵了！象被窒息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相顾，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想到：赶快走，回巴西！于是丢下带来的工作人员，我和卓然快马加鞭，往巴西飞跑。到达巴西已时过中午。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说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陈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你们搞好政治动员。在庙外草场上，我面对部队说不出话来，心慌意乱，只讲了讲行军注意事项，什么绑腿要打好呀，脚布要包好呀，防止“烂脚病”呀，要发扬阶级友爱呀，东一句西一句，言不由衷，匆匆结束。
　　第二天，黎明即起，在凄风苦雨中南下，人们的心象被浓厚的乌云紧紧包裹着，部队情绪和北上完全相反。走了10多天才知道，原来不是去通南巴！待到了板阳，10月初，张国焘、朱总司令从阿坝方向来到卓克基，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后改为三十二军）又会合在一起，七八万人，浩浩荡荡！但想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已远去北方，不免感到孤单和不安。徐向前同志说过，合而再分为兵家所忌。但张国焘是听不进这种意见的。有天晚上，他突然召集会议宣布成立“中央”，自任党的军委的“主席”，一下子就乱了！胡说的，乱喊的，混乱极了！张国焘闹独立，搞分裂，这算坏到了顶！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完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了，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但这天晚上，弼时同志没有再说什么，只要我明天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有不少重要事情，但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3天，来电7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9月18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弼时同志说已在李卓然同志那里了解过。我说，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经过10来年艰苦奋斗和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创造的红军，眼看分裂到这种地步，谁不痛心叹惜呢？所以不管当时一些同志胡说了什么，胡喊了什么，都是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所使然，党会理解的，历史会澄清的。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团结了所有同志。我把那次会上的记录给他看过，他明确指出：“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过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有一天，弼时同志当面告诉张国焘已和我谈过话。张国焘满脸不高兴又不好明讲，只是说，可以再多找几个同志谈谈。还指名可以找谁谈谈。弼时同志说，和傅钟同志还没有谈完，以后再找别的同志。他清楚张国焘的用意，是要让听他的话的人来施加影响，混淆是非。弼时同志的明确答复，既是保护我，也击破了张国焘的圈套。
　　弼时同志继续和我谈的，是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问题。在那些天里，张国焘一直散布：他取消了“中央”，和中央那边是平等的协商关系。说是陕北那边改称西北局，这边是西南局，象上海局、北方局一样，都由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统一领导。对此，弼时同志只是静心听没有说过什么。这天晚上他向我了解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自立“中央”，已是我们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分裂危机，既然宣布取消了，为什么还不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我向他汇报了问题的由来和变化过程。
　　张国焘是1935年11月中旬南下红军打下芦山县城之后公开打出“中央”旗号的，党中央严厉批评了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指令他不得再自称“中央”。1936年元旦，毛泽东同志给朱德同志的新年贺电说，不仅已和上海局发生联系，也同国际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自然，对于张国焘，这也是个警告。不几天，张闻天给张国焘来电说：“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这算是直言相劝了！到1月下旬，中央电告“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要点时，从共产国际归来的林育英同志来电肯定党中央是正确的，也要张国焘取消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本来就反对他自立“中央”，这时也都劝他接受林育英的“通融”办法，目的是维护党的统一，早日结束分裂状态。但张国焘坚持反党立场，又耍诡计，一面表示愿谋党的统一，一面却提出这里是西南局，陕北（党中央）那边要改为西北局，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还是那个不承认党中央、反对党中央统一领导的主意。
　　弼时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5月20日中央有过电报谈了与张国焘的关系，“暂时采用协商方式”，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而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中央没有讲与他是平行的“局”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是党中央派出的，怎么能颠倒过来领导党中央呢？
　　弼时和我都会俄语，这有利于我们把心底深处的话，包括直接批驳张国焘的话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说出来。对于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他极为愤慨，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的这样严重。”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他用俄语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而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弼时同志这种坚定的鲜明的维护党的统一的态度，对我教育极为深刻。
　　经过几次和弼时同志的竟夜长谈，使我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了深刻认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时同志的见解，我和王建安、袁克夫等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作过长谈。他们完全赞成弼时同志的意见，并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这样，指战员的精神面貌显得生机勃勃，对二方面军同志的感情更加亲热。

求吉寺会议
　　7月27日，在阿木柯河（今牙磨河）畔，接到中央来电，批准建立中共西北局。西北局委员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傅钟、李卓然、曾传六、张琴秋、王维舟、董振堂、罗炳辉、何长工、黄火青等20位同志。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西北局只设组织部，确定由我任部长。我当时是没有军事职务的。这主要是弼时同志的意见。后来在西北局下达党务工作的文电中，在张、朱、任后面要签上傅。我提出不要署我的名字。弼时同志说：“要这样，为的是便于你在四方面军开展工作。”朱德同志是大力支持我的，凡属党务、党纪和高级干部的工作、学习调动、安排，他都交我负责办理。后来，还让刘少文同志担任了秘书长。西北局算是有了一个非常精干的日常工作机构。
　　中共西北局的组成，出乎张国焘的意料之外。这显然不是那种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和党中央平行的组织，而是归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的下属组织。广大指战员对成立西北局热烈拥护，并寄予厚望。西北局的使命和大多数委员的共同意志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组织原则，打破张国焘的个人专权，保证党中央方针的贯彻和北上会师部署的顺利实施。
　　7月末8月初，左纵队和中纵队、右纵队经过1500里的艰苦跋涉，走出草地，先后到达包座一线集结。西北局要在包座河西畔的求吉寺（也叫救济寺）开会。任弼时同志同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多次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
　　在求吉寺会议上，朱德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好的党员应该拥护党中央路线，维护群众利益。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人，不站在抗日斗争前线，将不会有他的立身之地。我们要把自己的历史任务担负起来，大家都要加紧学习。他还就西北局要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工作的问题说道：我们党讲民主，委员要是好党员，书记要是好党员，好委员；在西北局里，书记一样要服从多数委员形成的决议，这才有集中的统一的领导。大家都赞成并支持他的意见。这对张国焘搞个人专断是个有力的扼制。随后，徐向前同志也就应该按组织关系进行工作的问题发了言。他说：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家都清楚，优点是不说虚话，缺点是懂得少；过去我们对干部的批评多用个人的办法，没有建立工作的组织关系，因而养成了骄傲。以后应当转变个人的领导方式，多用组织力量去推动工作。为了加强部队基层党的建设，徐向前同志还提出，支部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平时工作的讨论，党的发展情形，政治部应当去进行检查。朱、徐同志的这些意见，过去也对张国焘说过，但没起什么作用，现在在西北局的会上正式提出来，对张国焘是个严正的批评，他不能不听下去。这样，有朱德、任弼时和徐向前等同志带头坚持正确原则，党内生活开始有了新鲜空气。
　　这时，任弼时同志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真正从思想上以“十二月决议”为基础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但在对党中央的态度上，还有思想障碍要克服。张国焘不顾在遵义会议所处的紧迫的战争环境中，没有条件从政治上清算“左”倾错误路线这样一种重要情况，利用遵义会议决议没有指出以前的中央政治路线也有错误的问题，散布对党中央的不信任，在干部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等到四方面军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正好是和张国焘同行的。临到四方面军领导机关，张国焘耍了个手腕，他把刘伯承同志等放在一个军部里“休息”，自己先到四方面军领导机关给干部们讲了一通，使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东西在干部头脑中先入为主，待到刘伯承同志正式传达时，正确的东西就被“抵挡”住了。弼时同志要大家紧紧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他引导大家要把眼光放到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上来，他说：我们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之后开会，中心还是讨论迎接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问题，对以前的问题，有冷静的、客观的自我批评，就不再提了。陈昌浩同志自此以后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所以他后来反对张国焘的西去主张，坚持北上方针，态度非常明确，不仅积极率领前锋部队夺得岷州一线，而且在9月上旬，率先提出了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南北夹击胡宗南西进部队的方案。
　　7月底、8月初的敌情是，蒋介石忙于对付两广事变，胡宗南部已经南调；同时蒋命令他的重庆行营在川、陕、甘、青部署一道防线，“凭借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线，采取攻势防御”，对我分途追击，多线堵截，阻我三大主力会合。党中央连续来电指示，“宜迅速北进”，“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我们已通知全苏区红军，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显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但在求吉寺会上讨论北进计划时，张国焘却对原拟的北进岷、洮、西的计划，只是在口头上说一说，而不做实际部署。相反，却提出要部队从齐哈玛过黄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这遭到了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原来，二方面军到甘孜之前，他曾派人探过去青海的路，因为根本无路可走，也走不出去，就没有再声张。现在看到部队已和党中央愈来愈近，就又提出这种计划来。朱总司令细心分析，判定事关全军的战略方向，不能走西去的路。任弼时同志也说，有三条理由不能西去。第一，两广事件的发生，说明国民党内部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面前不同派别的矛盾尖锐了，对蒋介石的现行政策是个摇动；第二，我们和一方面军会合，突破张学良的“围剿”，陕甘宁三省会成为我们抗日前进的根据地，结束我们的流动；第三，红军主力配合全国人民抗日高潮有重要作用，若到黄河以西处于偏僻之地就不行了。会上的同志们对任弼时同志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张国焘看势头不对就放弃了从齐哈玛过黄河的企图。
　　经过充分讨论，西北局通过了立即进行岷、洮、西战役的计划，8月5日下达部队，要求全军以迅雷行动，“先机夺取岷、洮、西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向进展”。命令以三十军、九军、五军为第一纵队，由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率领，5日当天从求吉寺出发；以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由王树声、詹才芳同志率领，7日自包座出动；第三纵队由二方面军组成，因尚在行进中，待到达包座后于12日出动。
　　在此期间，西北局还审议了岷、洮、西战役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指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热烈的战斗鼓动，使部队充分认识这个战役的重大意义，“打大胜仗，会合全国主力红军！”“严守政治纪律，争取西北广大抗日民众！”关于同一方面军会师的动员与准备工作，还强调指出，要以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来解决。“在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中，应特别注意学习与研究过去与一方面军会合中的经验教训，开展必要的自我批评，纠正过去的缺点，消除一切不满和误解现象”，“进一步发扬这次二、四方面军会合中高度的阶级友爱的热情。”由于西北局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对部队政治工作尤其是思想教育，抓得很紧。四方面军政治部还主动编写了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的通俗教材，加强了对各军政治工作的直接领导。同时，注意学习二方面军运动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使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许多方面有了明显进步，在北进战斗中发挥了保证作用。
　　8月9日，前锋部队夺下天险腊子口，直逼岷州城下时，西北局随红军总司令部离开求吉寺向俄界前进。6万之众的两大主力红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甘南大地。

挫败张国焘的阴谋
　　进入甘南地区，确实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刚刚走出茫茫草地，皑皑雪山，猛然看到庄稼村舍，听到鸡鸣犬吠，干部战士莫不欢欣雀跃，热泪盈眶。路上跑着驮东西的小毛驴，货摊上摆着火红的柿子，圆溜溜的白兰瓜，南方人见了又新奇又兴奋。1935年一方面军由此路过，给人民群众留下了良好印象。他们亲眼所见，红军是亘古以来独一无二的不扰民、不欺民、帮助老百姓担水扫院子的好队伍。听说红军又来了，无论汉民、回民都拥到村头和路旁，喜盈盈地欢迎我们。
　　当时甘南的敌人，只有王钧、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在岷州、洮州、西固分别驻防，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企图阻止我军北上会合一方面军。
　　部队按计划展开后，连战连捷，为北上会师而战，斗志格外昂场，纷纷提出杀敌竞赛口号，三十军和三十一军提出要“活捉毛炳文，迎接大会师”；九军提出“拿下岷州城，活捉鲁大昌”；四军提出“攻占洮州城，撕开封锁线”。四方面军政治部及时通报各军的杀敌情况，鼓舞部队发扬艰苦奋斗和运动战的特长，提高战术水平，保证战役胜利。在此期间，西北局还就开展地方工作和“扩红”运动发出指示，作了部署，使部队及时补充了新生力量，在群众中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经过10多天的激烈战斗，部队占领了洮州新旧两城和渭源、漳县，截断了西固、岷州大道，除岷州城有鲁大昌部死守待援外，甘南大部地区已被我军占领。这时，西北局随总司令部驻在哈达铺。这是岷州西南的重镇，有五六百户人家。8月25日，陈伯钧、王震同志率领的二方面军先头部队──六军团的十七师和模范师到达哈达铺时，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一部列队欢迎，军号声、口号声、歌声、掌声响彻云霄，情形十分热烈。第二天中午，十六师、十八师赶到以后，下午4时，两军举行联欢大会，演出了文艺节目，隆重庆祝两大主力红军北进会合的胜利。到9月6日，继三十二军之后，二军团也全部到达哈达铺、礼县一线。至此，西至洮河两岸，东至礼县一线，北至9月7日三十一军占领的通渭，共有8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在二、四方面军手里。而出动接应二、四方面军的一方面军的西征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同志率领下，自8月末从预旺出发，正向同心、海源以西，固原以南地区迅猛攻击。三十一军和西征军的侦察通信人员已经拉上了手，开始沟通来往。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的态势已经形成。这巨大的胜利，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张国焘妄图分裂党、阻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抗日前进阵地的阴谋被挫败了！
　　然而，张国焘是不甘心的，他显得非常急躁。他让周纯全同志找任弼时同志说，两个方面军开个干部会，首先求得意见一致。弼时同志清楚，张国焘是想利用这个会拉出一部分同志同情他，支持他，同党中央继续对抗。弼时同志对周纯全明确表示：不要开这个会！把党内分歧在干部中公开出来，会造成上层对立，使工作更加困难，损害团结。张国焘听不进这种劝导，找到弼时同志坚持要召开两军干部会。弼时同志非常冷静、镇定，义正词严地说：“我反对开这个会！如果你坚持要开，我敢肯定，会上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二、四方面军干部对你态度尖锐起来，我不负责任。”弼时同志的话，力抵千钧。张国焘害怕自己更加孤立，就不再提开这个会了。
　　但是，在西北局内部，张国焘同朱德、任弼时同志的争论日益深刻和严重。从8月9日由求吉寺出发以来，党中央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形势，对红军总的战略任务和冬季作战计划，频频发来指示。而张国焘口头上赞成统一战线策略，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不相信在日寇加速全面进攻和全民抗日运动继续高涨的条件下，国民党及其军队大部或全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见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他说这象是韩愈的《祭鳄鱼文》，是不着实际的幻想；他还指责党中央提出成立国防政府，是重复法国镇压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口号。弼时同志针锋相对地驳斥他的谬论，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晓得如何估计阶级力量的变动。弼时同志指出，不能看到红军数量比过去少了就以为整个形势都不好，只有向西撤退，这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张国焘本来没有一点理论，更不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竟立刻抢白说：“机械唯物论总比唯心论好一些”。他不可救药已到这种地步。
　　接着，张国焘提出两个行动方案报告党中央。一是往西去，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9月8日党中央电复：往西行动须求苏联协助，要等国际回答，已派邓发去国际申请并报告情况。对于出东南，中央指出是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与南京谈判决裂后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这样，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按党中央8月30日电令执行：“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于是，西北局原已通过的在甘南建立临时革命政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才得以实施。
　　这期间，张国焘主张向西、反对向北的症结在于：害怕同党中央会合。好多同志劝他解除这个顾虑。在任弼时同志就要返回二方面军的前夕举行的西北局会议上，朱德同志、任弼时同志非常诚恳地劝张国焘不要怕和党中央见面。错了认错，作自我批评，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不再搞派别活动就不会抹煞自己的功绩和光荣。我也就反对并克服不愿和党中央会合的思想问题作了发言。
　　任弼时同志出发时，刘伯承同志也到二方面军去。由于王树声同志生病，留下二方面军的肖克同志接替他的职务，任三十一军军长。大家分手时，依依惜别之情难用语言表达。尤其是和任弼时同志一起度过的两个月令我永远难忘。

　　本文摘编自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一文（原载《党史资料》第44期），题目是雷康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