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休闲好赌风考

[西南历史文化研究] 主持人：蓝勇
　　主持人语：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目前还有许多内容无人涉及，历史娱乐文化地理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四川盆地在传统时代闭塞而富足，休闲娱乐文化发达，故旧有“少不入川，老不入陕”，言富足而松懈的生活会消磨少年的斗志。不过，在我看来历史上巴蜀先民同时也是最勤奋的，难怪宋人就称“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看来，我们巴蜀的先民是最会生活和工作的人。所以，这里推出的《巴蜀休闲好赌风考》一文，探索四川盆地内的休闲好赌风的发展历史过程，分析产生这种风气的原因，发现今天四川盆地休闲娱乐发达不仅有传统的，而且有其深刻社会和明显环境的原因。这样，我想这不仅有探索历史娱乐文化地理的学术价值，也对于今天我们发展娱乐文化和娱乐经济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巴蜀好游嗜赌，自古至今，风尚相沿。
　　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就记载蜀中风情：
　　郄公从禽，巷无行人。
　　晋左思在《蜀都赋》一文中也写道：“若夫王孙之属，郄公之伦，从禽于外，巷无居人。”古代的从禽从戏、从禽之娱，一般认为是在外打猎。对此《山堂索考》卷七十九就谈到唐玄宗在“听政之暇从禽自娱”，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感觉也好像是在宫殿内的娱乐休闲打猎。这里谈到的“从禽”造成“巷无行人”，而左思《蜀都赋》认为蜀人是“乐饮合夕，一醉累月”，显现出汉晋时巴蜀人好游乐之风之盛。我们也发现汉代四川的画像砖石中有大量的宴饮游乐场面，显现了典型的生活世俗化风格，与北方画像石砖以伦理说教为主的风格差异明显。
　　唐宋时期，巴蜀的游乐之风在全国已经是声名在外。韩琦《安阳集》卷五称：“蜀风尚侈，好遨游。”《儒林公议》称“蜀人性游侈”。当时城市中往往是“俗尚嬉游，家多宴乐”，而“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田况《成都游乐诗》称“四方咸传，蜀人好游乐无时”，一说明蜀人游乐之风已经在外声名很大，有“四方咸传”的声名。一说明蜀人游乐确实是玩得疯狂，故庄绰《鸡肋篇》卷上称“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据记载宋仁宗时，准备命宋祁为益州守，宰相以宋祁生性好玩，本来“蜀风奢侈”的声名就是十分显眼了，让他去当只会助长这种游玩之风，故坚决反对。
　　而且从唐宋以来，蜀人游乐的平民化就十分明显。
　　任正一《游浣花记》：“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无独有偶，《宋史》卷257《吴元载传》“蜀风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技乐”，为了游玩贫民百姓借钱卖物也要游乐一番，真是一个苦中取乐，悠然自得之风。难怪苏东坡称“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将巴蜀平民勤劳吃苦而乐达喜玩的风尚描绘得活灵活现。
　　这种风俗到了明清风气依然。正德《四川志》卷9仍称人们“尚滋味，乐嬉游”，清代成都仍有“名都乐园”之称。只是可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明清时期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下降，这种喜游乐的风气在全国的声名相对不是那样显眼了。
　　当然要指出的是，巴蜀这种好游乐之风的平民化特征下，往往与博戏普及率高相关。
　　《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
　　（梁州）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噫钱之戏。
　　这里的“噫钱之戏”为何物？《后汉书》卷34《梁统传》：“（冀）能挽满、弹棋、格六、推蒲、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唐代李匡义《资暇集》卷中《钱戏》称：“钱戏有每四文为一列者，即史传所云意钱是也，俗谓之‘推钱’，亦曰‘摊铺’。”宋人洪迈《容斋五笔》卷1《俗语有出》也称：“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谓之‘摊’，即摊钱”。显然这里噫钱为古代一种流行的博戏。我们注意到《隋书·地理志》中对每州风土进行了一个高度概括，这种概括应该是当时每州风土中最有特点之处。在对众多州的概括中，唯一对梁州有这段好闲嗜赌风尚的记载，可见中古时期巴蜀的赌风在全国影响是很大的了。
　　据记载刘宋时臧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少年臧质正是随其父在蜀郡牛脾县（今成都简阳县）长大的，当地的巴蜀喜博的社会环境可能对他影响十分大。唐代侯白《启颜录》记载封抱一在做益州九陇（今四川彭州）尉时，“与同列戏白打赌钱”，当时官员也经常参赌。杜甫《夔州歌十绝句》诗中称三峡一带“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而下层船工们在休息时也不忘记在险恶的浪边玩一玩摊钱之戏，可见赌风之盛。五代宋明以来，此风仍然不衰。
　　宋代庄绰《鸡肋篇》卷上：“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这种用骰子的“撼雷”之戏显然是一种当时蜀中流行的博戏，在民间娱乐中较为普遍。而宋代《悼蜀诗》“斗鸡破百万，呼虚纵大噱”，也反映了当时蜀中的赌风之盛。
　　清代以来，巴蜀赌风在“湖广填四川”后，南北大量移民四川，各种博戏入巴蜀，赌戏更是南北兼融。在巴蜀地区来看，清代赌风最盛，当为成都平原一带。
　　嘉庆时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谈到清嘉庆时成都上层人“多有饮赌为常事者”，而民间“踢跟劈蔗斗鸡场，杨柳黄时扯响簧。岁暮痴心愧无色，鹌鹑赢得便辉煌”。自注为：“取羊跟骨分作六面，一面输，两面空，三面赢，名曰踢跟，始自回人。又俗有‘杨柳青，放风筝；杨柳黄，扯响簧’之语。”所以，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也称当时成都人“闺人好斗叶子戏，男子喜赴赶羊场”。

　　清末民国时期，成都赌风更盛。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成都人之性情积习中第一位是“子弟好赌博”，连小儿玩的许多游戏中也充满赌意，如碰钱、扎翻、扮钱、圈、打换子、弹香棍、转井、摹字、喂偷仓、喂蜡嘴、划甘蔗、喂鹌鹑、打蟋蟀、猜橘子、穿柑子、打石。据《成都通览》记载的赌戏繁多，掷升官图、掷状元红、掷羊子、掷五莽子、掷老猴子、摇十出头、摇单双、麻雀宝、诗宝、盒子宝、打棋牌、洗浆胡、门十四、打掀、沾沾湖、打招、字牌、耋公牌、大二牌、打京、牌九、打丁八块、王会牌、打十八块、打乱出、打拐子连、打七红、打百子胡、掷撑、摇宝、拌钱、撞钱、扎翻手、宝摹字、掷十二像、升官图、猜钱、弹胡豆、夺标等。所以清末《成都通览》记载成都妇人“成都妇女有一种特别嗜好，好看戏者十分之九，好斗麻雀者十分之八，好游庙者十分之七”。这里的麻雀，即今天的麻将。所以《成都通览》提出“著名害人赌棍，应认真随时拿禁”，提出禁止官场“烟瘾及麻雀”。
　　当时川东重庆一带，仍流行传统的摊钱，清张乃孚《巴渝竹枝词》：“最嫌小艇沿江叫，白昼摊钱送上关。”清末民国川东合川一带赌风也盛，上层多以麻将、扑克、长牌为主，多在茶社、家中、俱乐部赌，下层百姓多以骰子、红宝、牌九、十点半、单双为主，赌博地点较为繁杂。荣昌一带赌风很盛，名目繁多，赌场遍及城乡。川南一带流行纸牌大二，有人在“泸州名堂”大二牌打法之外发明“合江名堂”打法，成为川南独特赌法。川南民间“掷博呼卢百戏饶，赌虽酒食有明条。如何相率摊钱去，又向屠门作估标”，记载连“屠户悬肉于竿，令众猜之，以定胜负，名曰‘估标’”可见川南赌风之盛。有的地方赌场美称“俱乐部”。四川的其它地区赌风也盛，雅安一带大家小户有赌具，街头巷尾有赌场。彭县一带赌博之风遍及城乡。开江县一带虽无大赌场，但城乡茶楼酒肆或宴会中赌博风特盛，农村流行“跌石三”赌法，城镇则以红宝、牌九、麻将、扑克为主。清末民国时期，巴蜀地区城乡大凡红白之事都要聚众玩赌，民间有所谓“大事闹三天，小事闹三天，赌亦闹三天，不赌不闹不喜欢”。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四川、重庆的民间。
　　实际上清末民国时期的巴蜀的麻雀牌是从下江一带传来，在清末民初才开始在成都流行，因当时麻雀牌是竹节做成，赌玩要有响声，影响市民，官府曾一度禁止。不过，麻雀牌传到四川后，立即风行全川，张绍先《成都竹枝词》称当时成都“宴客宾朋斗麻雀，陪场端又叫裙钗。输赢动以千万计，挥霍如斯实乱阶”。到花会时往往“摊开麻将任郎搓，休到会场惹祸罗”，连一般百姓也“又嫖又赌又烧烟，资格桩桩要闹全。试问外边弥漂亮，家中可有半文钱”。
　　民国时期的成都，以麻将、扑克、纸牌、牌九、骰子为主，不仅有专门的赌场（分成明堂子和暗堂子）,而且是利用各种宴会聚会之余赌，沿袭了传统，在家宅、店铺、银行有时也变成赌场。特别是成都赌风之盛，不在赌场之大之多和赌资之大，而在于赌博普及程度之高在当时全国罕见。
　　《解放前成都的赌博》这样写道：
　　那时成都还有成千上万的小赌会。地主、官僚、巨商们在外面赌，他们的太太、小姐们成天无事，出人头地关门“杀家鞑子”外，又互相请亲戚朋友来家赌钱混日子。商店里面前面营业，后面赌钱，赌博角有店员，也有常来的顾客。学生在寝室里赌钱；教师也在课堂下班后就到赌桌上班。兵营里每连每排都有小赌场；旅馆里旅客在房间里赌，茶房工友在过道上赌。茶馆里长天有人打纸牌、麻将；餐馆宴客，更有以赌博作留客等客消遗。工厂作坊，很多任务人的工资都送到赌桌上去，他们除赌钱外，也没有别的正当娱乐可享。黄包车夫、搬运工人，不吃鸦 片烟的就爱赌钱，晚上有的熬通宵，除把血汗工资送进别人的荷包处，有的还熬夜成病，送了性命。整个成都，简直就是一座星罗棋布的大赌场。
　　为此，民国时黄炎培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讽刺成都人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三个人猪狗象一例俱全，四个人腰无半文将麻将编，五个人花样繁多五零四散，回家吃酸萝卜泡冷饭”。
　　历史上的巴蜀地区赌风虽盛，但不在于赌场、赌资的巨大，故经济意义上的豪赌大博并不明显，巴蜀赌风表现为城乡普及率很高，人们休闲博戏的频率较高，赌博的地点随便，巴蜀地区的赌博更具有典型的休闲娱乐功能，在全国特色鲜明。
　　为何全国巴蜀地区休闲赌风最盛而且特色鲜明呢？我们发现，这是与巴蜀的历史与环境相关连的。从历史上来看，四面临山的四川盆地，在传统冷兵器时代，当中原战火不断时，从来都是一个中原逃避战火的安身地。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汉代成都平原就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四川盆地，处东亚大陆亚热带地区，地势平坦，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汉代就有“民食稻鱼，亡凶年忧”，所谓“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基本生存容易，空闲时间充足，而相对闭塞的环境，信息相对稀少，又使人们一时无法走向外界，自古就养成小乐即安、小富即足的传统，生活节奏较慢，人们“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形成“狂佚务娱乐”之风。历史文献中关于“蜀风奢侈”、“蜀风尚侈，好遨游”、“蜀人游乐不知还”、“蜀人好游乐无时”的记载不绝。所以，《岁华记丽谱》认为蜀地是“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游乐之时，玩弄博戏，消磨光阴，会聚朋友，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　参考文献

[1]　刘锡·至道圣德颂·全蜀艺文志[M]:卷45

[2]　张唐英·蜀梼杌[M]:卷下

[3]　费着·岁华记丽谱·巴蜀丛书：第1集[M]·成都：巴蜀书社，1988:103

[4]　任正一·游浣花记·成都文类[M]:卷46

[5]　宋书[M]:卷74·臧质传

[6]　太平广记[M]:卷229·封抱一

[7]　杜工部诗集[M]:卷17·夔州歌十绝句

[8]　张咏·乖崖集[M]:卷2·悼蜀四十韵

[9]　林孔翼·成都竹枝词[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6-57

[10]　张乃孚·巴渝竹枝词[M]//林孔翼·四川竹枝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

[11]　合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川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712

[12]　荣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荣昌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007

[13]　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泸州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1290

[14]　翁傅宗·南广杂咏[M]//林孔翼·四川竹枝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03

[15]　纳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纳溪县志[M]·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542

[16]　雅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雅安市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790

[17]　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彭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845

[18]　开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江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692

[19]　侯少宣等·解放前成都的赌博[J]·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20]　汉书[M]:卷28·地理志

[21]　华阳国志[M]:卷3·蜀志

[22]　隋书[M]:卷29·地理志·

蓝勇，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源自：《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