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的回顾
1951年理查·尼布尔(Richard Niebuhr)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基督与文化》,提出基督信仰与文化之间的五种关系:基督反乎文化、基督属乎文化、基督超乎文化、基督与文化相成、基督为文化的改造者。尼氏尝试从教会历史中阐述他的立论。他虽然认为,文化应指人类活动过程的总成果,但他的讲法不免偏向仅以社会风尚、世俗潮流、意识形态、或哲学概念来代表文化。尼氏的分法固然并不足以涵盖信仰与文化之间全部可能的关系,然而他的书却刺激了教会界,再次重视这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不久之后,语言学家奈达(Eugene Nida)写了《习俗与文化》(1954)、《信息与宣教》(1960)、《跨越文化的宗教》(1968)三本书,来探讨文化和宣教的关系。第一届世界洛桑会议於1974年七月在瑞士的洛桑召开,会中阿根廷学生工作主任帕迪拉(Rene Padilla)批评某些宣教士所传播的不是"纯正的福音",而是带着浓厚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他的言论使与会者不能再漠视福音和文化的问题。三年半后,福音派的神学家、圣经学者、和宣教学者共三十三位聚集於百慕达的柳岸(Willowbank in Bermuda,1978),针对福音与文化的六大方面课题再展开热切的讨论:启示、释经、传福音、归主、伦理、和教会。这次研讨会的结果汇集成专书《基督教在文化中落实》(Down to Earth: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於1980年出版。
1979年,富勒神学院的教授克拉夫(Charles Kraft)完成钜着《在文化中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ulture),剖析信仰与文化之间种种微妙的关系。他的反省不仅综合了福音派过去二十年的辩论,更加上他独特的洞见,当然越过了尼布尔在五十年代初期的陈述。由于克拉夫深具人类学的背景,此书特别在语言、沟通、和启示的主题上着墨,带给传统神学相当大的震撼。
1996年,宣教学教授范恩根(Charles Van Engen)在《建构中的宣教》(Mission on the Way)一书中,也再次阐述信仰与文化巧妙互动的关连性。他的考量是以多元文化已成为今日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为前提,而"建构神学"是无法和周遭文化隔离的。故信仰与文化虽一直是教会历史中一再被炒作的课题,但随着时代的转变,内容却是推陈出新。
华人教会的反思
从十九世纪初,基督教藉马理逊传来中国以降,"信仰要如何融合在华人文化中"一直是个高度争议性的问题。著名的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认为,从文化的层面上来逐渐影响中国的知识份子是十分具有策略性的。他自己费尽苦心,精通中国文化,并花了二十五年时间从事文字宣教工作。清末民初,也有不少华人基督徒学者努力调和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中最出色的为吴雷川、张亦镜、诚静怡、王治心等人。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在这一方面较有名气的则为谢扶雅、赵紫宸、章力生、徐松石等,虽然他们的神学立场不一,但致力使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有更多正面衔接点的意图却是一样的。
教会历史学者林荣洪指出,以前华人教会领袖和学者处理信仰与文化的关系时,基本上采取五种不同的模式或立场:忠於两种传统且视为同等权威、文化的和谐、成全而非破坏、文化二元论、和基督教审判文化。其中后四种模式多少有圣经的根据。换言之,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常是单一模式无法完全描绘的。
过去这二十年来,文化似乎是中国知识份子最热衷探讨的课题。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出现了"三信危机",说穿了,就是文化的危机。这个文化的危机导致了许多知识份子试图在基督教里面寻找答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末期也指出,中国正处於意识形态的十字路口,而他所强调的,正是文化认同的危机。其实,早在1958年,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人在香港就已发表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指出这一个事实的严重性。但这个问题虽经过了许多年,始终没有解决之道。
九十年代初期,香港沙田道风山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即计划出版一系列的神学着作,以期和中国文化有更多的对话与交流。过去六、七年,加拿大"恩福协会"也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书,目的在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能获得更新。可见得,这是不少华人基督徒学者所共同看见的问题。梁燕城博士在1994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其宗旨亦在乎此。1998年八月9至12日,大使命中心在德州营地举行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更新研讨会",会中邀请了专家、学者和这方面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共四、五十位,一起研思这个意义深远的题目。主题信息包括了"文化与宣教"、"神学与文化"、与"文化学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最后一天,会议的总结报告强调,中国文化基督化的重点是,使基督的救赎成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