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霞：书画收藏 不能迷信著录和题跋

　　杨丹霞，1965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及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研究生班毕业，现就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从事书画研究、鉴定工作二十余年来，陆续发展并出版的专著有《中国书画真伪识别》、《张大千》、《于非闇》、《历代小品画──人物卷》等，专业论文有《近代名家书画真伪辨析》、《民国时期京津画派山水画源流》、《李世倬书画研究》、《黄钺的生平与书画》、《顺治父子的书画》、《康熙帝书法的渊源、分期及影响》、《雍正皇帝书法管窥》、《乾隆帝绘画概述》等。对于书画的鉴定颇有见地，是著名的中青年书画鉴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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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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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清清

　　受访嘉宾
　　不能一味迷信名家著录和题跋，不少有名家题跋或在权威出版物上著录的作品，经过专家的反复不断研究，也有可能被认定是假的──这是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日前对公众发表的观点。针对明清书画的真伪鉴别问题，杨丹霞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对收藏给出具体建议，如何进行书画真伪鉴别与赏析。
　　一、鉴别真伪：
　　笔墨特点个人风格最核心
　　中国古代书画一直是书画收藏的重要部分，量少价高，近年来在收藏市场上处于升温状态。但书画鉴赏是各文物门类中最难的一项，对于一般藏家，著录和题跋是鉴赏与收藏的一个帮助。对此杨丹霞提醒，著录可以研究，但不能一味迷信，而应注重多看作品，研究画家书家的笔墨特点个人风格。

　　问：你的一个收藏观点是不能迷信著录和名家题跋，甚至《石渠宝笈》里著录的也不尽然可信？
　　杨丹霞：对。明末造假是很兴盛的，因为需求量太大了。文徵明也好，唐寅也好，他们都有非常复杂的鉴别问题，传世的赝品非常多，我们不能一味迷信著录、题跋。比如很多收藏家喜欢《石渠宝笈》里著录的东西，动辄几千万过亿。我们故宫有一个库房，专门放经过《石渠宝笈》著录、但现在被专家们共同鉴定评判为并不是真的东西，像假唐伯虎、假董其昌等的假大名牌。所以一味迷信名家题跋、出版物，是不可取的，在收藏中应该尽量避免。还是要多学习多研究，把你喜欢的某个书画家的早中晚期风格、笔墨特点搞清楚，才能避免出现问题。

　　问：那么在鉴别时，有什么可以注意观察辨别的？
　　杨丹霞：收藏家往往在收藏、拍卖会上交流时，会去看什么书上有著录，或是有什么名家题跋，寻找鉴别真伪中比较边缘的东西，去作为心理承受和价格判断的知识背景。但我们看一幅画，最重要的是看作品本身。首先，绘画的笔墨风格，与我们以往所见到的这个书画家传世的真东西是否基本吻合。山石的勾写皴法，古代山水画有24种皴法，每一种皴法都跟一个大师有关，比如唐寅的拖泥带水皴。还有树法，是不是我们惯常见到的。人物的开脸衣纹等，都有不同时代不同特征。
　　第二，看材质、装裱形式。明中期的纸和卷呈现出来的色调、老化和年份感，跟其他的去对照。装裱也都有时代性，清代装裱还是民国的装裱？在不是用老裱装新画的前提下，一个老画若是民国装裱，再新新不过这个装裱。
　　第三，每个人的用笔特点是怎样的，起笔运笔，轻重快慢有何特点。王铎、傅山是快的，文徵明、吴镇是不快的。刘墉用浓墨，王文治用淡墨，每个人习惯不同，就需要你平时看很多东西，记住他们的特征，按标准照对照。
　　以上都没问题了，再看第四，题款，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写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唐寅两个字，早年与中晚年题款有不同写法。文人印多，用印也要总结规律。
　　第五，除了他自己外，有时文人之间有互相题诗。例如刚刚黄勉之的儿子黄姬水，在沈周文徵明的画上题了诗。你要看看黄姬水的诗对不对，也有真假，因为名家题跋也能增值，比如说假的张大千画再来个假的溥心畲题跋，变成张画溥题。收藏家的鉴藏印，无论是《石渠宝笈》中乾隆、嘉庆的印，还是像项元汴、耿昭忠、安仪周的印，或者近现代吴湖帆、张大千等等的印，也有真假问题。为了增值，这些都是可以附加上的。为了保险起见，画家的本款、鉴定家、收藏家的印，再对一对。
　　所以最后，才是我们说的不要迷信的著录和题跋。前面都看好了没毛病了，再去查查书吧！比如说祝允明的《行草诗词卷》，拍卖公司没查到，我查到了。原来是送给王阳明弟子黄省曾，前两首诗收录于祝允明撰《怀星堂集》。后一首虽然未见著录，但通过墨迹对比，对研究祝词也有帮助。但这个著录研究只能说明，他的诗收集在他的集子里，不一定能保证这个墨迹是真的。所以还是要再回到前面，画家书家的笔墨特点个人风格，这个是最核心的。著录题跋都是在后头，别一上来先去对印章，先去看谁题过。
　　二、明末造假兴盛
　　书画收藏要先鉴后赏
　　书画鉴赏有两个层面，鉴赏分开，先鉴后赏。被一些藏家关注的张大千大量临古仿古作品，杨丹霞也从研究角度进行了分析。

　　问：你提到明代造假严重，代笔与造假的区别你怎么看？
　　杨丹霞：明末在苏州松江地区造假非常兴盛，像吴门四家、董其昌，假作都很多，很多匠人以此为生。所以，会有很多“多胞胎”，我们经常会在不同的博物馆发现同一件藏品。但代笔就比较复杂，文徵明、董其昌都有，文徵明是儿子、学生代笔，董其昌由朋友代笔。
　　代笔的概念是什么呢？一幅书法或画，可能是别人替他写的，但题款和印章必须是书画家自己的，经过本人认可或知情的。若题款和盖印都不是画家自己，那就是造假。造假是南北朝就开始了。北宋末、明末、清末民国初，以及上世纪90年代后，经历了四个高峰。

　　问：清末民国初张大千临仿了很多石涛的作品，有很多逸事，也有作品曾放进张大千的展览中。有藏家留意到这类作品，你认为这也会成为收藏市场的一个关注点吗？
　　杨丹霞：那是因为张大千出名了，但我认为，假的永远是假的，对于艺术的传承和研究，容易被引入歧途。
　　代笔和假画对于艺术传承，唯一的有利的地方，就是让这些子侄弟子把画家的笔墨和风格反复确认，但恶果远远超过这个好处。对于传承艺术文化和研究的人，都是折磨，因为你研究一个代笔的或假的董其昌，就完全偏离了画家的历史真实。
　　所以书画收藏有一个问题，就是鉴赏分开。先要鉴别真伪，以鉴为基础，才能有赏析，在真的东西里才能做研究，看作者的早中晚期画风演变，他的艺术思想、师承、艺术风格演变和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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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丹霞 一九六五年生人 书画研究专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源自：《艺术商业》杂志 2014年12月刊

　　儿时的杨丹霞，常常跟着在故宫工作的父亲杨臣彬到故宫玩耍。她在院子土堆上玩时就会偷偷瞄父亲，我觉得我父亲他们干的这事挺神秘、挺伟大的，几百年、上千年留下的东西拿在手里面，说得头头是道，我将来也能在这儿就好了。儿时的想法如今成为了现实，杨丹霞和父亲杨臣彬一样，都成为了古代书画研究专家。
　　杨丹霞考进故宫博物院后，志愿填的是陶瓷组。所有人都知道她父亲是杨臣彬，所有人都觉得她该想去书画组。
　　杨丹霞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我父亲是做书画研究的，假如我要学的不尴不尬的，人家会说，瞧瞧，丢她父亲
　　的人；如果我要学的还可以，人家会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比我们条件都好，你有那么好的父亲，你该成啊。
　　别人可能会忽略掉你为此付出的很多艰辛。”杨丹霞特别坚决地企图回避与自己的父亲搞同一项工作，但被陶瓷
　　组的组长拒绝入组。杨丹霞去找当时的业务院长杨伯达，哭着鼻子追问原因。杨伯达说：“人家嫌你太瘦，干活没劲儿。你还是去书画组吧。我替你想了，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你像个男孩一样，没心没肺，也不懂看人脸色。如果去工艺部和宫廷部，这两个组女生多，免不了是非也多，你是个直筒子，也搞不好这些关系，待那里不受罪吗？”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杨丹霞觉得在理，就这么进了书画组，一待就是30年。

故宫里的童年
　　杨丹霞与上“五七”干校的父亲杨臣彬戏剧性重逢时，她在上小学二年级。很稀松平常的一天晚上，母亲在和面
　　做晚饭，杨丹霞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功课，听见有人敲门。开门后发现是个邋遢的陌生人，拎着线制的破网兜，里
　　面放着一个脸盆和一双胶鞋。20 世纪70年代初，在北京街头还有很多要饭的，杨丹霞喊自己的妈妈：妈，是不是要饭的？杨丹霞的母亲两手沾满面粉走出厨房，望见门口的人，眼泪“唰唰”地掉了下来。
　　这一幕在杨丹霞记忆中无法磨灭，从那天晚上起，从小在姥姥家长大的杨丹霞真正开始对父亲有了印象。父亲杨臣彬回来之后，整个家变得完整了。为了照顾年迈的岳母，一家人从楼房宿舍搬到了故宫旁边的平房院里。杨臣彬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恢复原职，杨丹霞开始了在故宫里的童年生活。
　　“那时候觉得故宫特别大，到处都是红墙，而且那时的天儿好，没什么污染，都是蓝天、金黄色的瓦。觉得外面
　　这个‘大筒子’又宽又长，好像要走很久很久，才能到父亲工作的地方。”为了不打扰父亲工作，杨丹霞带着小伙伴们私下里乱跑。有时去故宫派出所院子里偷草珠，那是警察种了准备串帘子的；有时去库房外面的院子，里
　　面有个大土堆，种着玉米、花生、葡萄、枣树，嘴馋的小孩喜欢在那里东跑西颠，顺手摘点可以填肚子的零嘴。
　　大人们对此通常又生气又无奈。
　　当父亲与同事在屋子里开会，杨丹霞在院子土堆上玩时就会偷偷瞄他们。“我觉得我父亲他们干的这事挺神秘、
　　挺伟大的，几百年、上千年留下的东西拿在手里面，说得头头是道，我将来也能在这儿就好了。”

与画家角色互换
　　杨丹霞在书画组一待就待了30年。从保管部书画组、宫廷部书画组，最后又成为书画部，部门拆了组，组了又拆，杨丹霞如铁打的营盘一样始终固守。
　　1985年，杨丹霞工作一年多以后，初步开始接触书画鉴定。那时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进驻故宫鉴定，杨丹霞
　　直接参与其中，每天陪着老先生们开卷看书画。“我负责开卷，把一幅画打开，给对面一排老先生看。”杨丹霞一手扶着画，一手记笔记，纯粹为自己记。记了很多，虽然许多古代书画家的名头驴唇不对马嘴，“可是收获很多”。杨丹霞觉得基础知识的积累是一个必需的过程，为此从不对看上去“低级”“辛苦”的库房工作有所怨念，否则会从心理上感觉苦和累。她曾经做了7年的“账卡物三核对”工作。“一群刚入职的学生在一个大桌子边抄档案，我负责抄书画的，包括每幅的尺寸、质地、鉴定意见、历代流传……在这期间我熟悉了大量的东西。”
　　在事务性工作之外，杨丹霞会利用一切机会看馆藏真品，努力记住所有细节。“就像追一个人，你要每天跟TA 四目相对，跟他产生爱情。你爱他，就要下死工夫琢磨他。”杨丹霞就像对待“产生爱情的他”一样，除了吃喝拉撒睡，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个。做书画鉴定，天分悟性和后天的努力付出，两者缺一不可。杨丹霞非常笃信这一点。“若先天对艺术品没感觉，后天再努力也所获甚微；但若天资聪颖，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付出努力，只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层面，那其中的惊心动魄与刻骨铭心永远无法体会。两样都具备的人，才能达到一个高远的境界，像徐邦达先生，像我父亲。我现在还达不到，但是我正努力往那儿去。”杨丹霞将研究书画视为一种交流，角色互换是她最大的乐趣。“我去看一幅画时，会假装是画家本人。我会假想，如果我是他，该怎样来构思呢？我为什么要这么画？我会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做这些事情呢？我写这首诗时的情绪又是如何呢？”这种方式有副作用，杨丹霞经常为此情绪大幅度波动。白天看过什么东西，感触太深，晚上睡不着，半夜起来继续琢磨，并不断自我否定。“伤身”，她认为这是自己身体不好的原因。
　　“只能说在有生之年，对我有兴趣的某一些领域达到某一种我可以企及的高度，仅此而已。”这是杨丹霞的愿望，简单而直接。

恋父情结
　　有人说杨丹霞恋父，她承认确实是这样。“女孩子谁没有呢？”她反问。本来就高高大大的杨臣彬先生是杨丹霞第一个崇拜的异性，觉得他像一个全能超人。“我小时候睡的床、家里的沙发、电视柜都是我爸亲手做的。他会拉二胡，会弹琴，会吹笛子，会吹箫。”后来杨丹霞一家人住进了平房，有了院子，房子前面有很大一块空地，种着高大的香椿树。秋天有石榴，春天有丁香。杨丹霞一家人自己种了扁豆、蛇豆、葫芦、丝瓜……还有各种花草。天气热的时候，吃完饭，院子里面摆上茶，摆点零食，杨臣彬先生就会拿出箫来吹。一群小孩一人拿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听。这个场景在杨丹霞脑子里挥之不去，每当读到一些诗句，就会重现在眼前。月亮底下，虫子在飞，花草散发着香气，乐曲声余音袅袅，久久在耳边回荡。“其实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对文学、历史、艺术方面的兴趣都来源于他。”
　　在故宫撷芳殿东跨院杨丹霞办公的地方，她仍然喜欢在院子里种上各种各样的花果，大门上飘荡着叶子卷曲、体型肥硕的丝瓜，那该是她关于家、关于父亲温馨记忆的一部分。
　　摄影/黄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