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技人才助国力扎根跃升之谜

基础科技人才助国力扎根跃升之谜

──四川宽窄科学研究之18

叶眺新

摘要：为啥“反相反量”倾向性只停留在“列维-齐维塔”水平，使探索精神找不到方向？而“识相识量”在“二战”后，能推进一次超弦革命，二次超弦革命，三次超弦革命，直到文小刚教授开辟“量子凝聚多体”、“拓扑序”、“自旋液体”等创新？也许“反相反量”倾向性与意识形态全球化有关，而“识相识量”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对此， 基础科学国际顶级人才的成长，从倾向意识形态全球化到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助国力扎根跃升，不以国家意志为转移。

关键词：基础科学 全球化 反相反量 识相识量

0、引言──从都世民教授来信说起

2020年1月3日北京航天科工的高级工程师都世民教授给我们来信说：“关于引力波与引力子的问题，我很感兴趣……原因是引力子到底存在不存在，怎么证明？如果引力子根本就不存在，其实那些新的概念又有什么意义？引力波与引力场是什么关系？很多人认为引力就可以产生引力波？其实不是，爱因斯坦方程有引力场的概念，这就是时空曲率变化，科学网有93岁的陈方培教授，他的博客可以说明。另外万有引力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如果这个源都搞不清楚，引力波与引力子又是从何而来呢？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是当今自然科学的难题” ──也使我们产生很大兴趣──我国自然科技基础怎么了？

原因是，英国著名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的《通向实在之路》等书，通过把量子引力信息传输分为韦尔张量效应和里奇张量效应两部分的数学物理方法以来──量子韦尔张量引力效应主要联系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描述的直线距离运动；量子里奇张量引力效应主要联系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描述的圆周距离运动，已统一解答了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等引力场、引力波疑难。国内只是个认可和消化吸收并结合本土实践，实现类似“量子引力信息传输智能手机”等引力通信、能源的推进、完善。

如果在创新引力通信、能源的科学应用、传播上，还是有眼不见森林，习惯曾经的“老大难”办法搞争论，绝对不行──量子、引力等，是一些很基础的自然科学，国际科学主流曾经每一次研究的进展，都涉及产生制种和发芽这类基础科技人才，在科学扎根之下，助民族国力从此更跃升高飞。都世民教授和他说的陈方培教授，都是受尊敬的，在科普界和科学界算是正儿八经的“老师”，著作等身；但还在争论“引力到怎么产生的？引力子到底存在不存在？引力波与引力场是什么关系？”那么基础科技人才助国力扎根跃升之谜在哪里？

2015年4月12日“新浪网”上的“思雲的博客”专栏，转载发表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秘密》一文，说的是“电磁学之父”法拉第，只是一个只受过小学教育的贫穷铁匠之子，十几岁就必须当学徒养家，每天在印刷厂当装订工。当时英国有个叫“铁顿”的先生，是一位退休的教员，他认为知识不该是家境良好的孩子，或是所谓菁英名校与学院所独占，他在伦敦的贫民区开了一个“都市哲学会”教室，每周三晚上八点上课，分享他所学过的化学、力学、光学、物理学……来者不拒，入会费只要一先令﹝12分钱﹞。已经19岁的法拉第，拿着一先令进入了铁顿教室。在铁顿先生的启蒙下，加上法拉第因此苦读在印刷厂内装订的各类论文，竟然开发了他的大脑──法拉第对科学有了兴趣，他又因应征到当时的英国皇家学院当实验室管理员作工友，渐渐地帮忙做一些实验，不知不觉开创了科学新页。

然而法拉第在皇家学院也曾受到欺侮，他的成果常被皇家学院里那些菁英名校出身的教授掠夺，他们以为没有人会知道这些成果竟是一个小学毕业的工友所发现。当时英国的幸运是，还不偏袒名校菁英，皇家学院有学者看不下去，闹开了，竟惊动维多利亚女王下令，专程开项目审查，深入研讨与对谈后，确认真正的发现者都是法拉第，剽窃的学者受到惩罚，法拉第还一路成为皇家学院的教员，变成是讲座教授──有人说，没有法拉第，人类没有发电机，走不进电力时代；没有法拉第，人类没有马达，无法进入动力时代；没有法拉第，人类不知电解和电镀的原理，无法产生现代这么多精美的工艺；没有法拉第，人类也还找不到电力和磁力彼此之间神秘的互动和应用，也不会有如今之3G时代。但法拉第要老，1858年6月20日法拉第届龄退休，告别了他从打杂工就开始栖身42年的小阁楼，提着破旧的老皮箱，穿着缝缝补补的破外套，几乎是身无积蓄，退休后也没有收入。

但英国女皇维多利亚，还是看中法拉第的价值──就算让出皇家别墅，也要留下法拉第这一个伟大的头脑。因此法拉第留下来，协助英国在初等中学,加入了物理和化学等合适之教材，让英国国力从此在科学扎根之助下，更跃升高飞──英国女皇维多利亚最伟大的秘密：人才，就是要竭力挽留。华为任正非总裁也懂得类似道理──特别重视基础自然科学，如数学人才。

但有文章，写任正非总裁有些“变味”──说他把“愤怒”发泄在“75%的暗能量”类似的普通老百姓上──2020年1月3日网名“方铭阁”先生，转发来网名“灰心丧气”的一封在多处互联网上见到的类似文章的电子邮件：《任正非“愤怒”：为什么你们宁愿买iphone8也不买愿买华为P20》；说的是“华为P20已经发布快一个月了，销量也算蛮不错的，毕竟使用了最顶级的麒麟970处理器，内存上更多6G+64G的大内存，后置三摄像头更是完爆iphone手机。任正非‘愤怒’──原因很简单，麒麟970处理器和iphone8的A11处理器性能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麒麟970处理器估计也只能和A10处理器相媲美吧，价格上华为P20也不占优势，因此很多用户更愿意买iphone8。iphone8去年发布以来备受果粉的吐槽，而且问题不断，甚至传闻iphone8卖不出去导致库存积压成山，然而iphone8虽然有问题，可以通过升级系统修复，没有亮点然而价格却十分的便宜”。

其实这没有必要用来炒作──按常听到的批判“侵略”、“弱肉强食”等问题，我们是不赞成侵略、弱肉强食等社会现象的；但我们也注意到类似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提出的一种“侵略与遏止”现象，即如果把“侵略”一词看成是中性，那么在古代史上，有先进文明侵略落后文明成功，也有落后文明侵略先进文明成功的问题。这里我们把“正义”、“非正义”与科技创造联系起来组合研究，从远古到现今有十种情况：

A、我们用自然、原始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B、我们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C、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别人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D、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E、我们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别人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F、别人用自然、原始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G、别人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H、别人用我们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I、别人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我们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J、别人用我们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火 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易经，是我们中国古代人的科技原理到实物的创造，我们强大了十多个世纪。后来火 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易经传到了西方，西方终于改变这些科技原理，火 药变成了现代枪炮，造纸变成了现代音像设备，指南针变成了现代陀螺遥控，印刷术变成了现代信息技术，易经变成了电子计算机。虽然我国目前在这些方面也有科技原理的创造，但我们终究强大不过西方。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别人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

而近几个世纪，西方更多的还是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侵略”了我们。因此，我们要自强、自卫，要有后劲，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就具有“侵略与遏止”和“正义”与“非正义”的特殊意义。这也是杨振宁、陈省身教授他们这些走出国门，获得公认大成就后的中国人，认识到要从本质和方法上改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的意义。

和方法上改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的意义。

即对照以上“十条”，今天的无线电智能手机，虽然有不少创新，但更多属于“D、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中国没有“创造的科技原理”的种子和人才吗？不是的。从“75%的暗能量”类似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从远古到现今我国和“侵略”了我们的“西方世界”，都是一样多。不同的是类似“显物质世界”的“正能量”多的“霍金黑洞辐射”现象──把暴力夺取的政权看成“黑洞”现象，紧靠“黑洞”视界的外沿真空里面类似的“量子起伏”正负分离，“负量子”被“黑洞”外层的“正量子”吸引进去，真空里“量子起伏”分离出“正量子”逃离开“黑洞”附近，进入类似罗韦列教授的《现实不似你所见》一书说的“时间秩序”安排的“75%的暗能量”世界。

因此如果“认可量子韦尔张量引力效应和量子里奇张量引力效应，消化吸收并结合本土实践实现类似‘量子引力信息传输智能手机’等引力通信、能源的推进、完善，创新引力通信、能源的科学应用、传播”，那么在此科学扎根之下助更跃升高飞，可大同世界亦。

1、都世民教授和陈方培教授研究

我们认识都世民教授，是在2015年11月5日“草根网”版主，发来电子邮件说是可以在该网上设置个人博客专栏，要了我们的“草根简介”，就在该网个人博客专栏一同发表了我们写的《夸克禁闭四色定理新解》一文之后不久的事情。

由于一般公开的集体或单位办的互联网论坛或平台，倾向性很大。被邀请或注册的作者，他们的成果或作品，并不是想上就能允许发表的，而是由网站的版主说了算。我们发送给“草根网”版主的以后一些文章，也许如都世民教授说的：“文章太长，看了后面忘了前面，因为新名词新概念多，到底这之间有什么问题？何必搞那么长！文章应该突出相互之间的矛盾、主要论点是什么？”或者如吴新忠教授说的：“物质结构模型众说纷纭，大多因为迷恋数学技巧天马行空，迷误重重，与中世纪学术迷恋逻辑论证类似。各国政府不愿投资高能物理，完全是明智选择。文章头绪太多，论证粗糙，大多言多有失，条理不清，他人很难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鉴定。根源是收集材料太多而不分轻重真假优劣；瞄准目标问题不明确而思路不清，长期游离学术规范而积习难改”。所以“草根网”版主，会回信表示“不能发表”，当然我们也会适当据理力争。

就在这期间，我们偶然收到都世民教授发来的电子邮件，说的与我们跟“草根网”版主争论的内容很有一些相近，自然我们把都世民教授认为是“草根网”版主的领导或顾问，而开始与都世民教授作一些电子邮件的交流。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即使公家出资办的公开性集体或单位办的互联网论坛或平台，因是别人在办，倾向性自然是他们版主说了算。就像国内一些专家或学者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科技互联网论坛或杂志等平台上，想发表倾向性明显的反相反量反现代宇宙学等论文，也会遭拒绝一样，很正常。

但我们坚持一条：勤奋、守法、善良；与国际科学主流惯例的方法和标准看齐，尽个人能力，诚实去业余完成认定的前沿科技有兴趣的课题──能不能给发表，是别人的权力；干不好，是自己的问题──科研也如退休职工中，有爱好“钓鱼”类似的模型模式──“钓鱼”，要有准备、有工具、有判断预测、有价值观和花时间等候，但是否一定能钓到鱼？鱼是大是小？仍有不确定性。科研与“钓鱼”的不同，只是时间差别──科研的时间，等候一般更长，更无收获。然而一个国家民族的国力，要借科学扎根跃升，就需要有像法拉第：对科学有了兴趣，就诚实、勤奋、守法、善良，帮忙科学做“钓鱼”类似的学习、实验、计算、纠错，成为在不知不觉开创了科学新页的人。

1)都世民教授研究

都世民，1940年生，安徽同城人。1958 -1963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系读本科。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23所高级工程师，从事天线、微波器件、雷达罩、电磁兼容等设计与研究。科普作家。自1973年至今，先后在国外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与他人合编著作10部；在科学网等发表博文500多篇。近年来主要从事生物医学交叉学科研究──2019年在中国知网大诚编客网页发表编著《多学科论眼》，全书300页。

“科学网”办有都世民教授的博客专栏“dsm9393的个人博客”，都世民教授称自己为“科普作家”。如果要了解他的“科普”观点，可以去查看他在“科学网”的博客。由于我们多关注的是应该如何把握基础科学“粒子物理和宇宙量子引力通信、能源”等方面争论的倾向性？都世民教授虽有发言权，但他说不是这方面专家，他提供的参考专家是“陈方培教授”，我们不妨去听这位物理学家的意见。

2)陈方培教授研究

陈方培，1927年生，江西高安人。194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物理系，大学期间师从我国电子学家毕德显院士。1950年经毕德显先生介绍，陈方培调到大连工学院物理系任教，从助教到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直至1992年退休。1979年至1992年曾任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理事。1981年陈方培教授成立了相对论教研室，并招收研究生，集中研究有挠引力理论。1992年退休已20余年，他不想放弃进行时空与引力理论研究，如今物理学专著《时空与物质──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于2014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科学网”办有“陈方培的博客”专栏，为了解陈方培教授对基础科技前沿方面的倾向性，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019年12月9日“陈方培的博客”专栏，发表的《93岁感想》一文中他说：“我还有一个强烈愿望，目前万有引力理论和引力波的实验和应用正处于急剧发展时期；我也研究过万有引力理论，希望能看到一些曾疑问过和争论过的问题之结论。因此，我必须活得长几年”。陈方培教授积极参与前沿基础科学倾向性争论的精神，让人感动──由于历史的原因，“以苏解马”的哲学对我国前沿基础科学倾向性争论影响很大。虽然经过“改革放开”的“拨乱反正”，但能否像华为任正非总裁那样，真正把前沿基础科学的复兴，落实到创国际第一流的科技产品品牌的实现上，还需要争论实践比拼很长一段时间。这里不谈是否正确，只把陈方培教授的观点举出两例分析。

A、引力场和引力波理论还停留在100年前的水平上？

2017年11月12日“陈方培的博客”专栏，发表的《赞同学术界开展修改引力理论及引力波特性的研究工作》一文，陈方培教授说：随着LIGO及VIRGO 宣称观察到引力波，和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公布后，“怀疑和争论仍未停止。这反映对引力波的探测，还须要更多的检验；也反映对引力场和引力波的理论还须要更多的研究，本博讲过，目前的广义相对论中，有关引力场和引力波的一些理论还停留在100年前的水平上”。

引导他产生这种感叹的诱因，陈方培教授介绍说：是一本国外的英文物理刊物（IJMPD），“可能与中国物理学会相对论与天体物理分会有工作上的联系。IJMPD专门发表引力场理论、宇宙学、天体物理方面的文章。最近该刊打算出版一期关于修改引力理论及其对引力波限制方面的学术专刊。IJMPD 写信给相对论与天体物理分会商量这项出学术专刊的工作，相对论与天体物理分会把IJMPD的这封来信转发給了会员。我作为相对论与天体物理分会开始建立时就入会的老会员，也收到了这封转发的信”──看来是反相反量有国际组织的。

B、引力波的理论研究仍停留在100年前的水平？

2017年10月30日“陈方培的博客”专栏，发表的《爱因斯坦对引力波的一些看法》一文中陈方培教授说：“当前，由于引力波的测定，在科学网上又出现了对引力波看法的的一些疑问和争论。这些疑问和争论在实质上是1917-1918年关于引力场的能动张量密度大讨论的继续，因为它们必然要涉及到能动张量密度的计算。本博认为，先把1917年-2017年100年来对引力波特性主要争论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也是很重要的。鉴于100年来，引力波的实验装置已有很大的进展，而对引力波的理论研究，仍停留在100年前的水平；故引力波的理论研究应迎头赶上，实是当务之急”。

引导他产生这种“脑洞”的原因，陈方培教授介绍说是：1917-1918年以爱因斯坦为一方，洛伦兹与列维-齐维塔（Levi-Civita）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由于当时物理学对引力场的能动张量密度还了解得不全不深，以及继续讨论得不够，使得1917-1918年的那场争论，不仅爱因斯坦获得了胜利，而且在至今长达100年的时间之内，爱因斯坦的上述观点和看法一直是物理理论中的主流──类似陈方培教授的这种跟进列维-齐维塔的作法，几乎在左右一批“反相反量”学者“脑洞大开”。其实，列维-齐维塔与他老师里奇走的两条科学路线。

C、列维-齐维塔之谜

列维-齐维塔1873年生于意大利帕多瓦，1941年卒于罗马。列维-齐维塔的父亲是一名律师，1908年起任参议员。列维-齐维塔在帕多瓦的中学是一名很出色的学生，1890年进入帕多瓦大学数学院学习，师从C．G．里奇(Ricci)，后来他们合作创立了绝对微分学。

列维-齐维塔研究领域涉及张量分析、分析力学、天体力学、流体动力学、弹性力学、电磁学和原子物理学，被认为是20世纪主要数学家之一，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的每个领域上几乎都有贡献，论著近200篇，其中《经典力学和相对论力学问题》(1924)、《绝对微分学讲义》(1925)已成为标准著作，而《理论力学讲义》[1926-1927，[与U．阿马尔迪(Amaldi)合著]则被公认为经典著作。

列维-齐维塔和老师里奇分道扬镳，也显示出基础科学的连贯性不是任意的。有医学专家说他读不懂量子引力数学，其实与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教育，在学校的课程中难开口补进必要的介绍有关。因为新物理脑洞和旧物理脑洞大开，分道扬镳早发生在1900-1911年意大利数学家里奇和他的学生列维-齐维塔之间。那是研究类似“藏象拓扑序”与“藏数量子数”的黎曼几何和黎曼代数在1884-1894年，里奇通过研究黎曼、李普希茨以及克里斯托费尔微分不变量的理论，萌发了现称张量分析的绝对微分学思想。1890年列维-齐维塔考入帕多瓦大学数学院，师从里奇，189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变量”和“不变量”联系光速，几乎成了后来类似“以苏解马”和“进攻性马”路线的“分水岭”。因为超光速存在实数超光速和虚数超光速之分，实数光速如果作为“不变量”，它只能存在于实数类似的时空；它作为实在事物，这是一个可测量计算的唯一标准。但在语言、信息领域，实数超光速可作为谎言、笑话、计算错误等存在。因此在科学理论推测中，这成两难问题。

以牛顿万有引力和麦克斯韦电磁场波计算为例，光速不变，就难以解决“如设绕着星球作圆周运动物体的半径为1米，它到星球表面最近距离为30万千米，当星球的半径大于30万千米时，要速度只有光速大的引力子，传到星球表面的信息才开始让里奇张量引力效应，产生整个星球体积的同时理想收缩，那么就不能使星球直径另一端的表面也同时开始收缩。因此必然有产生一半对一半的实数光速引力子和虚数超光速引力子，并以实数引力子到达时为准”才行。引力是拉力，不是推力，说到底类似“收缩”。里奇要用“收缩”解释黎曼张量包含的引力，但说不清楚具体的收缩机制“光速”虚实数分法。列维-齐维塔主张现实，说不清楚就模糊化。但两人矛盾并没有公开。

1901年他们还合写了《绝对微分法及其应用》，发表在《数学年鉴》上，成为张量分析的经典著作，为张量分析和拓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给出在欧氏和非欧氏空间特别是黎曼弯曲空间下，如何把某些偏微分方程及物理规律表示成张量的形式，以便使它们与坐标系无关。但两人的矛盾，还是在爱因斯坦要使用里奇“收缩”思想上，被间接暴露扩散开来。究其原因，列维-齐维塔是受父亲熏陶，做事现实。列维-齐维塔要做名星科学家，不现实不行。广义相对论R_uv－（1/2）g_uv R=-8πGT_uv方程因用张量分析，受到普遍重视。旧物理脑洞大开，为啥推崇的是学习列维-齐维塔，而不是里奇？

列维-齐维塔1902年就成帕多瓦大学教授，1914年结婚．1918年受聘罗马大学高等分析教授和理论力学教授，直到1938年因法西斯政策离职，三年后卒于罗马。列维-齐维塔的父亲贾科马•列维-齐维塔是一名律师，1908年起任参议员；做官要现实──要跟紧政局变化，避开矛盾，趋利避害。列维-齐维塔在学术上也运用这一手，所以在旧物理脑洞中吃香。爱因斯坦因大学毕业就失业，也要面对现实；加之“不变量”在相对论中的重要，是观测者的坐标系各不相同，而要客观的物理规律对每一观测者都成立，这使绝对微分学成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相对论数学公式都有虚数，但在平常语言表达上却似“退相干”──爱因斯坦也学列维-齐维塔，避开现实争论。请看列维-齐维塔变通里奇的“收缩”张量，早就如此──他用“联络”、“协变”等概念，近似引力张量的拉力。爱因斯坦当然心领神会。

在定位里奇张量的概念上，从1913年时起，爱因斯坦对R_uv－（1/2）g_uv R=-8πGT_uv方程，先把R视为里奇张量；g_uv视为弯曲空间中距离测度的黎曼度量张量；T_uv为能量--动量张量；G为牛顿引力常数和π为圆周率数；但到1955年去世，他也没有说R_uv是里奇张量。直到1965年彭罗斯发表拓扑学方法提供的宇宙大爆炸时空奇点定理，1981年古斯发表暴涨宇宙论，人们才确定R_uv是里奇张量，R是它的迹，其他不变；恢复爱因斯坦的带宇宙常数λ的方程R_uv－（1/2）g_uv R－λg_uv =-8πGT_uv，成共识。

爱因斯坦在里奇的“收缩”张量和列维-齐维塔变通的“联络”、“导数”的说法之间，闪烁其词；以及爱因斯坦在里奇和列维-齐维塔两人之源的“黎曼张量”上，模糊，是要等待新物理脑洞才能明确里奇张量是“收缩”，也对。这里还有爱因斯坦更多的是看到，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组为在匀速的运动之下保持其形式不变，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要采用一个常数矩阵L的变换。这个矩阵的变换，可以保证光速在不同惯性系是不变的；洛伦兹群的那个4维表示，正是这个矩阵L。爱因斯坦脑洞大开，也认为常数矩阵L不必真的是一个常数，而是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的函数。

但爱因斯坦也需要重新定义空间导数，因为反过来，是不保证麦克斯韦方程在矩阵L变换下保持形式不变。也许是巧合，“L联络”与“矩阵L”都含有“L”；列维-齐维塔协变导数，就是L协变、L联络。因对空间任意两点做测量，必须依据“定域”的原则，求导数也有“牛顿-莱布尼兹导数”方法。爱因斯坦聪明，是用了列维-齐维塔协变导数代替牛顿-莱布尼兹导数，这只是多增加一项函数“L联络”。“导数”说是纯数学，说L协变、L联络，还含引力的形象思维。“变通”能在社会“吃通”，但前提科学要有人攻关深度学习。

因为引力的直接形象机制是“收缩”，引力场、引力波、“协变”、“联络”等说法以及数学公式，仅类似“信息”，只可含引力收缩的意思。这里类似一个统帅的作战进攻指令信息，传到前方没有官兵动手，就能完成消灭敌人的任务吗？今天旧物理脑洞对引力、引力波的说法和各种数学，并没有类似官兵如何去动手的机制──这是量子引力终极理论吗？旧物理脑洞迷信列维-齐维塔，是有“变通”协变、联络之术。但爱因斯坦跟着列维-齐维塔的“变通”转，还真完成了20世纪物理学创举──爱因斯坦写出物质分布影响时空几何的引力场方程，不容易。要图说非欧黎曼、里奇张量的“变通”，也不容易──里奇张量引力效应整体收缩，牵连时空难以言说。

爱因斯坦不明言列维-齐维塔变通的手法，就是证据。但爱因斯坦比列维-齐维塔聪明──他当然明白把时空的协变、联络，类比纤维线网织，从非欧黎曼时空本身明言是四维弯曲时空出发，空间弯曲结构自然仅取决于物质能量、动量密度，在时空中的分布。反过来时空的弯曲结构，会决定物体的运动轨道。这类似当沿着茶碗侧面抛入一个玻璃球时，玻璃球就不会马上落入碗底，而是沿着侧面滚动一会儿。同理，地球会沿着太阳所造成的时空弯曲，滚向太阳周围，又因地球是在几乎为真空的宇宙空间里公转，所以不会停止运动。

D、经典量子力学与“以苏解马”和“进攻性马”之谜

一些“反相反量”学者的“翻新”看似有道理，与泡利、海森堡、狄拉克等经典量子力学家的成就也有关。例如有《走近杨振宁和彭罗斯物理脑洞》网文中第2节《旧物理脑洞》介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

R_uv－（1/2）g_uv R=-8πGT_uv     （1-1）

（1-1）式应该说已经是一个量子引力方程，该文谈了两点理由。

首先是爱因斯坦的这个偏微分方程，是学的麦克斯韦的电磁场方程这种偏微分方程。而在这之前的麦克斯韦，又是学的流体力学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他们共同类比的模型模具都来自流体流形；而流体流形的特征，有多矢量或说是张量，可对应希尔伯特空间，都是公式化数学和量子力学的概念之一。它们作为欧几里德空间的一个推广，也不再局限于有限维的情形，而且有距离和角概念，是一个完备的空间。在广义相对论方程完成之后，向爱因斯坦学的杨振宁-米尔斯的量子力学规范场方程，和具有终极统一特征的量子色动力学超弦理论方程。这可以看出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含有量子力学的特征。

其次是，爱因斯坦对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也强调里奇张量，但他又很重视牛顿的线性数学的万有引力方程。如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包含了牛顿万有引力常数，这是可以测量的部分。爱因斯坦的不足，主要是他自己方程的白话文解释，只提到点外时空的大量子论，放弃了点内时空的大量子论。这是后来彭罗斯把量子引力分为韦尔张量和里奇张量两部分，才完善起来的。

为什么我们要拿彭罗斯作标准，第一是彭罗斯的巨著《通向实在之路》，完成了对人类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数理基础知识，汇总分为32级阶梯作详细介绍，这是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人做到了这一步。

第二是彭罗斯的介绍不但完整，而且是公正、公开的，不类似“以苏解马”主张“科学对立”；而类似华为任正非总裁弘扬“进攻性马”主张“科学交流”──例如彭罗斯并不满意超弦理论，但他的书仍能原旨原味作详细介绍，不因自己质疑而去歪曲。现在“反相反量”的学者和90%的人谈相对论引力，只能对应彭罗斯说的韦尔张量部分，很少有人达到里奇张量的高度（这也许包括杨振宁教授）。要全面打倒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里奇张量部分的人，主要也是知识不足造成的。因为黎曼发展非欧几何，看到的正是流体流形的多矢量。而且这里还要分为球和环的拓扑不同，与间隙问题。这个理念，在20世纪末才得到澄清。相对论、量子力学是19世纪物理学向21世纪过渡的数学纽带，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麦克斯韦类比流体力学，建立的散度、梯度、旋度偏微分方程，其源头标榜自旋或角动量的“旋度”，本身只是以球面自转作的模型模具，没有结合“自旋液体”的线旋。

线旋如流体力线的涡旋，如磁场力线南极进北极出的涡旋。量子色动三旋理论用与球面不同伦的环面来描述，也称“线旋”，它可以和球面的“旋度”体旋和面旋统一起来。但迄今为止的全世界所有大学教科书中，理论力学和流体力学把环面的线旋和球面的体旋和面旋是分开处理的。而且在理论力学、统计与热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中，为了统一体旋和面旋，是以球面的面旋为主，以转轴类似南北极向的不同来区分或编码。例如说：电子的“向上自旋”和“向下自旋”，可以分别作为“0”和“1”，用于量子信息处理。但遵循量子力学原理的电子，不只有这两种自旋方向，它还能沿内环任何方向自旋。如将球量子所有自旋方向同时利用，能构建出更强大的新型量子计算机。但以环量子三旋编码自旋信息，量子计算机还能更强大。

环量子三旋的大量子论，圈的自旋分面旋、体旋和线旋等三大类，面旋对应的是电场，线旋对应的是磁场，体旋对应的是温度场。但主流的四大力学都没有认识；而且偏微分数学对“旋度”的描述，也只是应付球量子的自旋。这不但让一部分老引力波论者“虚脱”，也曾让麦克斯韦虚脱。但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都是聪明人，智商高。避开说大量子圈的自旋和“旋度”，是因不知如何处理，前者巧妙地使用“变化的电场”和“变化的磁场”这种模糊的概念来代替。当然作为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麦克斯韦也知道：圆周运动和直线运动的速度，其矢量的方向，在圆周上时时刻刻都不相同。用“变化”概念代替自旋圈态线旋，既能为自己解困，也能说得走，并为后人留下发展的空间。这是科学史上解决矛盾、悖论，高智商的先例。

同时，麦克斯韦也让爱因斯坦着实学到了他的这一手。因为万有引力存在两条路线，第一是韦尔张量，这已经被牛顿引力方程从直线形式上解决。第二是里奇张量，超过光速半径的大圆，过圆心0点的直径在界面两端前后两边的圆周运动，里奇张量引力效应要产生整体同时收缩，涉及是类似实数还是复数超光速信息传输才能同步进行的，会使基础科学研究者分裂为对立两派的高难度张量数学问题。

爱因斯坦之所以和很多“反相反量”学者不同，他从16岁读大学，到1916年正式发表广义相对论，整整钻研里奇张量21年，都未能破解。里奇张量引力效应是使球面整个体积同时收缩，放到时空中，电子科大甘为军教授说不会发生时空弯曲是对的。因为现实不似你所见──宇宙整体的弯曲，宇宙不静止，只有膨胀或收缩，这又是一个大量子论。爱因斯坦虽也“虚脱”、困惑，但他从大量子的切片和线条棍子能弯曲，想到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他用“时空弯曲”类似的切面，如弹性膜面代替，以避开他对里奇张量和大量子研究的不成熟，反而收获了大量的科学成果，又为后人留下研究大量子论和里奇曲率熵流的空间。现在来看引力波和引力子，就很好理解。

引力波不同于电磁波，它是由里奇张量波和韦尔张量波两种组成的。电流形成的球形波阵面和电振子辐射球形波阵面，如在真空中辐射波的波阵面，只总是以光速C 与传播时间t 乘积为半径的球面这种情况的量子论，是存在的。但这不是电磁波，而是里奇张量引力波的图像，这种类似池塘水面扰动引起的同心圆扩散水波，说是类似电磁波，只是对麦克斯韦偏微分方程组中，复杂的旋度、梯度、散度的简化的处理方法。

而韦尔张量引力波，则类似绳线振荡的横波和纵波。把这种绳线振荡放在同心圆扩散的水波面，构成的引力波图像是什么样子呢？这不是甘为军教授说的是：涡旋引力场由变化的动力场所产生，动量场也可由变化的涡旋引力场产生；从而形成引力-动量场波，其波速等于光速，可导致行星系的引力-动量场辐射阻尼效应。

但真实的里奇张量引力波和韦尔张量引力波，其合一的总体引力波，在时空的分布，疏密也是极不均匀，又时刻在循环，所以很难收视到。其次是引力子问题。引力子难发现，不奇怪。因为引力子作为类似负实数开平方和负虚数开平方定义的基本粒子，其实表象是一种虚数大量子的粒子，属于玻色子类，也可简化看作“虚大量子粒子”，它主要参加虚数超光速的量子引力信息隐形传输作用。

我们说韦尔张量引力波，主要是靠规范场时空的间隙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链，在传递牛顿万有引力。但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链的每处间隙的量子起伏，参加的有实数和虚数两类的多种不同组合的量子对，而要统一间隙链点内空间的量子起伏的引力作用，仍是虚大量子的功能。所以不管韦尔张量和里奇张量的引力，是分是合，引力子仍然是引力波不可离开的话题。这类似复数，实部和虚部可分可合。

2012年7月号《环球科学》杂志发表的《量子引力研究简史》一文，它总结20到21世纪的现代前沿基础科学，指出统一共识方向主线有19条。第一条提到没有中国人名字的50多年前做的庞加莱猜想“外猜想”；没有中国人这个纲领性的思路，也不能在2012年客观、公正、全面总结出《量子引力研究简史》。即经典物理的牛顿力学引力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引力，通向量子力学的量子引力的关键点，一是彭罗斯指出的里奇张量，是引力使整个体积收缩；二是庞加莱张量的双曲面对称，对引力数学的深化，且前者正是后者具体化的一个版本之一。其实西南大学陶勇博士的《杨振宁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是说旧物理脑洞大开，创造的是现代物理学过去的辉煌。彭罗斯、里奇、卡西米尔等新物理脑洞大开，创造的是现代物理学类似量子引力通信等未来的辉煌。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旧物理脑洞大开建的功勋。

我们不妨来分析旧物理脑洞大开中的局限性，如创立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杨振宁，为什么不如创立路径积分的费曼，在简单中创新了复杂性，又在复杂性中化简了旧物理脑洞大开中的数学模糊。例如，K.G.威尔逊创立“重整化群分析”，说是非常漂亮，实际是这批旧物理脑洞大开，对拓扑学球面与环面不同伦，类似世俗的“重男轻女”一样，对环量子的三类5种62个自旋态避错编码，不重视，才造成今天的高等教育，还在类似“瞎子摸象”一样学物理和数学。因为威尔逊1922年的实验，是将未被极化的电子气体束穿过非均匀的磁场，结果这一束电子分成了两束电子，由此来看待电子具有的“自旋”和磁矩的自由度的。即使说这种自由度没与经典对应，实际旧物理脑洞，也没有离开从一点出发空间有xyz三个方向的旧数学几何空间脑洞。

这天生是一种球量子的“重男轻女”的脑洞，又恰恰遇上旧物理脑洞类似“女儿国”的人，要生“娃娃”，辉煌就只能如此这般了。因为旧物理脑洞对电子的自旋如面旋，是球就不能取z和y两个空间方向同时作面旋，对球电子转轴只能一个方向取如-z和+z两个相反的值。这在环量子，是面旋正反转加上体旋倒轴向。1925年“女儿国”的海森堡，创新出量子力学的“矩阵版本”后，“女儿国”的泡利立即配合，说电子自旋不能同时取两个空间方向正对应。不仅如此，“女儿国”还把这类只作面旋的球量子自旋编码，说成“不对易”概念的数理特征。量子力学有了“不对易关系”矩阵表示联系后，泡利再翻新电子的自旋描述可用SU(2)群的2维矩阵来表示。

那么贯穿整个粒子物理发展的SU(2)群的2维矩阵，与球量子表示的4维时空有什么样的迷魂之处呢？玄机是曲面的“边界”既可以说是2维曲面，也可以说是3维曲面。“女儿国”是2维球面可以考虑为是将2个圆盘的“边界”，无缝的粘合起来形成的封闭球面。同理，3维球面可以考虑为是将这种2个2维球面，像数字“8”那样在一个“点”处，无缝的粘合起来，形成“球串串”类似的封闭图形的“边缘”。常识是，2维球面这种单独的一个球体，转一圈是360度。“女儿国”做这个文章的目的，是想图说3维球面转一圈，是720度这类不同独特之处。如泡利就说：从SU(2)群的一个2维矩阵，表示回到自身需要经过720度的旋转，可考虑由含0、1、-1、j、-j等5个数，其中4个数一组排列，可以组合成的3个矩阵。

泡利、海森堡、狄拉克、洛伦兹等这些“女儿国”的公主们脑洞大开，是因为在SU(2)群的一个2维矩阵的数学大戏编排上，确实奇妙不凡──奥秘还在类似球点三角坐标xyz，三处都有1=1,1=（-1），（-1）=（-1），0=0，1=0，（-1）=0等多种配搭，选择何种2维矩阵都行。以上这3个矩阵就构成了SU(2)群的一个2维基础表示，这3个矩阵的线性组合可以构成3维球面上的任何一点。由此把2维表示联系电子的波函数需要的2分量的向量，正好一个分量描述电子自旋向上的状态，另一个分量描述自旋向下的状态，并且可以从一个分量连续变化到另一个分量。

对此，新物理脑洞以环量子三旋标准评说是：旧物理脑洞大开，只知自旋类似球量子的面旋描述，没有体旋描述；为做大文章，狄拉克还把发现向量描述需要4分量的“完整的电子波函数”，说成这个4分量向量，对应洛伦兹群的4维表示的基，也被称为“旋量”。但多出的2个分量形成的向量是用于描述正电子，这个球量子是空洞。而且对要旋转720度的三维球面的“8”字形的“球串串”，也可以由一个电子和正电子，有间隙似地无限靠近组织完成。洛伦兹群的2个SU(2)群的张量积，看该向量，可作为SU(2)群的2维表示的基，以暗示球量子面旋不变动位置，但转轴方向倒位的上、下“自旋”，也就是“同位旋”，正好是电子所处的两个不同状态。泡利、海森堡、狄拉克等旧物理脑洞大开，为核子理论铺平了道路。

3)张操教授研究

陈方培教授不孤单，他说的“目前引力场和引力波的一些理论，还停留在100年前的水平上”，引导的诱因是“一本国外的英文物理刊物（IJMPD），打算出版一期关于修改引力理论及其对引力波限制方面的学术专刊。IJMPD可能与中国物理学会相对论与天体物理分会有工作上的联系”。其实境外办的“反相反量”倾向性的杂志，对我国的“渗透”，不管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的，或多或少与自身带有“文革”思潮的人参与（“文革”批判相对论有过整体社会背景的复杂因素），如在改革开放后出国“出口转内销”有关──因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主流中反相反量的市场很小，即使是数学上的深度质疑，自己也留有余地，不会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有把握──例如英国伦敦帝国学院乔奥.马占悠教授写的《比光速还快──爱因斯坦错了！？》一书就是这样。马占悠的“光速改变理论”被出版者介绍为“一个渐成气候的疯狂点子”。

当然，如果把乔奥.马占悠作为挑战相对论的标准，我国的挑战相对论者真能效之，确会取得实效。因为读完他的全书，会感到马占悠是个“科奴”。但这个“科奴”的标准并不是要把爱因斯坦彻底打倒，相反，他是尽力追求建立在前人的严格的数学基础上，并用客观讨论的方法、多向考虑其他意见的方法，把挑战相对论引上正确的形式本体论道路。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占悠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成功挑战相对论者的模型，而且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英雄，这就是34岁的弗里德曼求证出广义相对论方程有膨胀解──正是宇宙大爆炸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促使对“反相反量”倾向性，形成国际科学主流严格的科学检验标准，才有引力波的理论研究，没有停留在100年前的水平和“出口转内销”的景观上。

例如， 2020年1月7 日“今日头条”网的热点文章《梅晓春发表高能加速器新理论，取代王贻芳大型粒子对撞机》，说“福州原创物理研究所梅晓春所长和俞平博士，早在2012年就在加拿大《应用物理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相对论运动稳定性分析与建造无同步辐射损耗回旋加速器的可能性──绕核加速运动电子不辐射与导体内电阻热辐射的统一机制》”。但从2012年到2020年已经8年，“绕核加速运动电子不辐射与导体内电阻热辐射的统一机制”在目前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的科学主流中，并没有获多大支持。“景观”只能“出口转内销”，加入“取代王贻芳大型粒子对撞机”的争论。

“反相反量”倾向性的“景观”，主要纠结在认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有类似实数超光速传输的物质存在，不承认有类似虚数超光速传输的“点内空间”解释。2014年3月21-28日曾在上海就组织过四次专题“双四维时空量子力学描述”的“上海-武汉学术活动”──这是在复旦大学张操教授生前回国的主导下，由上海老科协主办的研讨会。张操（1942-2018）美籍华人物理学家，1942年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核物理专业。1980 – 1982年在美国麻省大学物理系进修。1982 – 1985年在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任教。1985 – 1989年在美国 Utah 州立大学和美国 Alabama 大学任客座教授。1989 – 2002年在美国 Alabama 大学从事空间物理研究。2013 年春季受聘为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外籍客座教授。

张操教授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加入美国国籍奉献给美国，退休后回到中国养老，本是好事。张操教授在已往40多年中，他在中国与美国曾教授过电动力学、近代物理等物理学课程，并兼搞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研究，已发表研究论文约20篇。但他对发现引力波获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并不高兴，对类似实数超光速传输的物质存在现象过分热衷，如说电传导速度有时候是超光速。而且张操教授回国，坚持做测量交流电在导线内传播速度的实验，据他说发现当频率小于3.0MHz时，交流电的传播速度能达到20倍光速以上──决定张教授的交流电超光速解释正确与否的关键，是导线的交流电传播速度与其长度的关系，因张操教授认为相同导线的交流电传播速度相同与其长度无关。他的新实验争议多，然张操教授的超光速研究有多篇论文。

最早一篇1979年就发表在国外，可中译为《超光速运动的新途径》──文中介绍一种推广伽利略变换的时间，当采用这种时间定义时，在任何惯性系观测到超光速粒子的运动，其时间箭头都是正向的，可克服超光速理论中时间倒演的困难。再到1985年初的国际会议，张操预言了中微子是超光速粒子，论文中译为《自由超光速粒子存在吗？》；2011年10月张操教授的新书《物理时空理论探讨──超越相对论的尝试》，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2012年6月张操教授的科普书“穿越时间可能吗？──PK《时间简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张操教授的探索精神可贵，但他的类似实数的交流电超光速实验，在中国只得到部分主流“景观”的认可。

2、改革开放后基础科学人才成功的案例

1）“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40多年前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改革开放，“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到目前基础科学人才成功的案例很多。解读这些案例之前，也有人解读为啥探索精神可贵的部分“反相反量”倾向性的主流人物，或“出口”或“转内销”都不会成功？以及为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公办还是民办，两种制度下编出好教材都是可能的，譬如前苏联的数学教材，体大思精，至今仍为经典。问题的关键，还是考验决策者的担当”？ ──这是2019年11月8日“微博”网发表《大包：中国的数学物理教育 难度比不上欧洲100年前？》一文，上海“观察者”网“科工力量”专栏作者大包的说法。

A、    数学物理教育难度比不上欧洲100年前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教育网”发表的《研究生培养专题报告──曹则贤研究员在2017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文中，曹则贤研究员说：“客观地说，当前中国的数学和物理教育连欧洲100年前的难度都达不到，而且是远远达不到。于你，于我，皆如此”。

大包教授评论说：曹则贤研究员的说法“比较夸大，但既有争议也有意思”──更重要目的是激励同学们勇攀科学高峰，格调是正能量的，所以并不让人反感。欧洲（包括苏俄）的数理教育，如果客观对比中国，确实把很多更深刻的内容放到了中小学阶段。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连微积分都没学过，大学物理课上要用到微积分，但数学课上还没教到。中国的应试教育不是说太难了，而是太简单了。

这个简单不是说题目好做，容易考高分；这个简单是说在低层次的知识上纠缠太久，低水平重复于一些解题技巧，所以“减负”没有错，减的应该是负担，不是减能力、减知识。而如果对比美国的话，中国的教材，特别是大学教材，既陈旧，又写得太精练、学术化。美国的教材不仅有非常多的例子，非常详细厚实，而且也真的像老师上课那样在一步步教你。所以清华学生会说英文教材反而容易，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就是说，论难度比不上欧洲，论好用比不上美国。所以中国的业界确实挺悲哀的。比如谭浩强，他的C程序设计能够用到今天，一代代老师用下去，委婉的说法是经典，耿直的说法就是可悲，业界这样原地踏步，根本没有人为学生做贡献。其实这个世界充满了中国制造，很多非常先进的工业品都是中国人制造的，但许多产品的背后，有些是核心技术不在中国人手里，有些是品牌不在中国人手里，有些可能仅仅是资本不是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你说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呢？多数时候这种区分不太重要，因为无论你怎么称呼，这些产品都离不开中国，更不要说它们最重要的市场也往往是在中国。而世界上的信息、思想、文化，还没有充满“中国制造”。

我们中国人原创的贡献写进教科书的还太少，这可以理解，还需要很多时间。但把已有的世界文明成果“编”起来，这件事本来应该是中国人培养自己下一代人的教材。我们尚且不能编好的话，就没有任何理由搪塞了，这不是我们积累不够，也不是做不到的问题。

大包教授的评论，可以用华为其创始人任正非总裁应邀在两院院士济济一堂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作的汇报发言来解读──华为所属的行业，是对基础研究和创新发明的需求最强烈的行业之一。因为这几年美国的干预，在大会上，任正非总裁评价华为的科技实力时说：“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

任正非总裁说华为还没进基础研究的门，也许是美国干预发生之前的事情；但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这样严肃的国内场合，他绝对没有什么“战略忽悠”的必要。当然他现在也说，华为有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而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不过几十人，此“数学家”非彼“数学家”，按丘成桐的说法，严格来说是“做数学的工程师”，他们从事的正是任正非总裁说的“工程科学的创新”，而非真正的“基础理论研究”。

如果华为的情况尚且如此，那么互联网企业中有几家的技术实力，足以将自己与“基础科学”相联系，恐怕也不难推断了。在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前，全民对科技的关注远远还没到今天的程度。要理解这一点，还是要从任正非总裁的发言中寻找答案：他说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理由是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香农定理属于信息论的基础理论，要突破香农极限，就要突破基础理论，完全更新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不仅很困难，也未必是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事情。如果基础理论不突破，不能来一次从炸 药到核弹那样的跃升，那么今后人类通信技术的发展，就要走更高频率、更大带宽的发展之路，并带来客观规律不可避免的更大功耗。要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要让通信产业的发展更长远，对社会的改变不断持续下去，就要寻求基础科学的突破。任正非总裁说华为“前途茫茫”，危机意识正是在此。

基础科学难以突破的现状，不仅给华为一家公司带来危机感，对任何行业的领头羊都会有巨大的影响，只是深浅和先后的区别。当然对美国这样长期在领先地位的国家，焦虑是最深重的，这才有中美今天科技竞争公开化的局面。而互联网公司，虽然处于上层的信息服务业，压力传导过来会迟于华为这样做基础网络设备的企业，但互联网公司背后是资本，资本最需要借助科技等话题造势来维持股价，因而资本对能否讲好新的科技故事又是最敏感的。基础科学真的远没有世人所理解的那样“实用主义”，急功近利是不可能发展好基础科学的。

有外国记者问任正非总裁：“华为能走到今天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您自己是个资本家？”他的回答是：“我们外部环境是社会主义，公司内部是员工资本主义，我们内部吸收了资本主义的合理动力，在外部获得了社会主义平衡的大环境。我们遵守国家的制度和法律，改变自己，使自己在这样的规则下获得胜利”。

A、    划分世界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全球化

为啥“反相反量”倾向性只停留在“列维-齐维塔”水平，使探索精神找不到方向？而“识相识量”在“二战”后，能推进一次超弦革命，二次超弦革命，三次超弦革命，直到文小刚教授开辟“量子凝聚多体”、“拓扑序”、“自旋液体”等创新？也许“反相反量”倾向性与意识形态全球化有关，而“识相识量”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

2019年11月26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网，发表《专访 | 郑若麟：划分今天世界两大阵营的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全球化》一文。复旦大学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曾常驻巴黎20余年的郑若麟教授说：马克龙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到中国来访问，这也是对中国的一个明确支持──马克龙多次想选择特朗普的，但是特朗普并不接受。马克龙和特朗普走不到一块儿，最关键的一点是因为马克龙支持全球化，特朗普反对全球化。中国支持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马克龙只能跟中国站在一起──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东西方阵营怎么变得四分五裂？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怎么变得奇形怪状？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特朗普在和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也不停地对欧洲打冷拳踢冷脚，有时候踢的还挺重，就是因为今天的世界，意识形态也好，国家利益冲突也好，文明的冲突也好，都让位于一个词──全球化。英国脱欧以后，法国将成为欧盟内部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法国本来就是世界第五或第六大经济体，再加上法国在科技领域也还是一个大国，比如核电、大飞机，包括汽车领域，以及农业方面等等，法国都有它先进的一面，我们还是在与一个科技领域有着比较强大实力的国家合作，这对中国必然是有好处的。

郑若麟教授说：现在法国确实正在走下坡路，而且走得还相当急，各个领域都在急剧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是否还能成为欧盟的一个重要国家？至少到目前是肯定的。因为法国在经济、科技领域依然有很重的分量。更最重要的是，法国在思想领域、精神领域依旧占据高地，一些杰出的法国领导人，有时候是会打出一些出人意料的牌的。其中法国霸权是建立在思想领域，尤其是不要忘记法国在政治领域的智慧是超群的。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曾经主持制定了欧盟宪法草案，如何在欧盟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中体现西方民主的多数意愿，他想出了一个双重多数制：一个议案投票赞同的国家数，超过半数；而这些国家所代表的人口数，也超过半数。这个议案就可以通过，这就是双重多数制──可以看到，在政治体制设计上，法国人的别出心裁；更不要说西方今天的一些政治体制，都是建立在法国一些思想家，像孟德斯鸠、卢梭提出的构想上。到了今天，法国在政治领域，还在起着这样的作用。

郑若麟教授最后说：“东西方如何才能和而不同、和平相处？我认为这个话题可能需要半个世纪来研究，才能找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其实用不到这么久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在2019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类似在解答这个问题。李言荣院士说：“要学会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 ──一个人能力再大、干劲再足、资源再多，但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所以，无论是从事人文社科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都要学会把主要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

那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怎样把精力集中到重要的事情上来？李言荣院士分析说：“李政道先生曾经讲，科研就像大海中一个一个的浪头，当浪头刚刚要拉起来的时候，你就及时地跟进去，你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个领域刚刚兴起一定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去研究；而当浪头已经达到了最高峰，此时你才进去可能机会就不多了，因为很快这个浪头就会被新的浪头盖下去的；当然如果当浪头已经开始明显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再跟进去，这个领域的研究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李言荣院士分析学术上重要的事情，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在好奇心驱使下对大自然的认识。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到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麦克斯韦建立电磁场理论，再到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DNA结构、信息论等四大基础科学理论的相继建立，一般说来，敢碰这些问题的人，需要科学的训练和学术的积累。

二是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比如1776年瓦特发明的蒸汽机、1876年贝尔发明的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的电灯、1886年本茨发明的汽车、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等等。不过这些发明创造主要节省人的体力，延伸四肢达不到的局限，只有近十来年的发明，尤其是2010年左右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人类进入到了信息的高级社会，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类脑开发等，层出不穷。

    三是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比如国家安全、国民经济、重大民生等。这往往需要有组织的行为，大团队的攻关。

    四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涉及面非常广泛，与川大文理工医都有关系。以上四大类型中，都蕴含着丰富的重要学术问题。

那如何把精力集中到重要的事情上来呢？李言荣院士说要往深度钻研：“大家知道数学界出了一个张益唐，他对孪生素数证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据说他博士毕业后的几年里，虽然连正式的工作都没有找到，为了谋生还不得不在快餐店做会计、在汽车旅馆打短工，直到2012年夏天他在一个院落的大树下踱步时，突然产生了灵感，终于找到了解决《素数间有界距离》的新方法，轰动了世界……科研中并联多、串联少，交叉多、融合少，‘物理现象’多、‘化学反应’少。现在重要科学理论的突破、重大技术的产生，越来越离不开交叉渗透，像电子信息+、互联网+、人工智能+、生命医学+等”──也许这都与意识形态全球化无关，而属于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