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兴起及深入

八神 · 发表于: 2015-1-26 15:56:04

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兴起及深入（上）

⊙作者：杨华，粟慧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沙坪坝401331）
【摘要】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前后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1949年），此阶段里由于考古发现资料很少，故研究者主要是从历史文献学方面着手研究，老一辈史学大师吴致华、顾颉刚、徐中舒、董作宾、童书业、卫聚贤等对巴、蜀民族的由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并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概念，这是巴蜀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第二阶段（1950年～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地区开展了一些调查和发掘工作，据广元宝轮院、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几处战国时期墓葬的发掘资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专家们提出了“巴文化”概念，进而认为这些战国时期的墓葬资料当属于“晚期巴文化遗存”。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三峡东部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人类居住遗址，对其文化性质，专家们分析认为应属于“早期巴文化遗存”。出版了一批具有影响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此乃巴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高潮；第三阶段（1980年～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地区发掘出了大批巴人遗址和墓群，对巴文化起源由过去判断是在夏商时期的认识又向前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建立起了一批巴文化学术研究组织，举办了多次巴文化研究学术活动，创办了一些巴文化研究刊物，这一时期为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的最高峰。文章对巴文化研究活动兴起与深入前后80余年研究活动情况进行了全面概述。

【关键词】巴文化；巴蜀文化；考古发现；早期巴文化；晚期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3）06-0003-07
收稿日期：2013-09-0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峡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项目号：08XKG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华（1955-），男，湖北宜昌人，教授，主要从事西南考古和巴文化研究；粟慧（1989-），女，重庆奉节人，研究生，主要从事文物考古研究。

　　巴文化研究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距今已历80年。而巴文化最先的研究，却是从“巴蜀文化”开始的，其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及认识水平的提高，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鄂西和三峡地区发掘出的堆积如山的文物资料表现出与四川地区先秦文化遗存的一定差异，不得不使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逐渐从过去笼统称谓的“巴蜀文化”旧概念中将“巴文化”分离出来，从而复原出它的本来面目。
　　回顾巴文化研究的80年历程，可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的30、40年代（1930年～1949年）；第二阶段，即20世纪的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1950年～1979年）；第三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1980年～2010年）。

Vol.32　No.6
2013年11月第32卷第6期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and Sciences（SocialSciencesEdition）Nov.2013

　　现在我们将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情况分阶段逐一介绍如下。

一：第一阶段（1930年～1949年）
　　早在1930年，史学大师吴致华先生就根据文献典籍中的有关记载，撰写了研究文章《古巴蜀考略》，文章考证了巴、蜀的立国及疆域情况[1]，这是近现代研究巴蜀历史的早期代表作。随后马培棠撰写了《巴蜀归来考》[2]、钟凤年撰写了《论秦举巴蜀之年代》[3]、张公量撰写了《张仪入秦续辨──附马培棠、钟凤年二先生秦灭巴蜀在惠文王初元说的商榷》[4]。这些文章及所述观点，曾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1929年广汉真武宫的玉石器出土和
1934年真武宫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一时更成为巴蜀文化研究者讨论的热门课题，当时避居日本的著名历史学、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曾来信问及这两项考古发现。据资料介绍，复信中认为考古发现中的琮、璧、璋等，均与中原的出土物相似，证明中原与蜀地之间，很早就有了文化接触。对于真武宫遗存，当年的《发掘报告》将其称为“广汉文化”。[5]
　　20世纪40年代，正值抗战时期，为避战祸，全国绝大多数学者云集西南。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与成都等西南中心城市便成为学者们汇聚的中心。著名学者顾颉刚、徐中舒、董作宾、缪凤林、童书业、郑德坤、卫聚贤、商承祚、吴敬恒、傅振伦、陆侃如等，都来到四川地区。这些史学大师们来到蜀地，凭借他们的专业敏感性，很快注意到了成都地区当年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的资料，纷纷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代表性的文章有顾颉刚的《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6]、郑德坤的《巴蜀始末》[7]、陆侃如的《评卫聚贤“巴蜀文化”》[8]、黄少荃的《秦灭巴蜀考》[9]等。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巴蜀史研究形成的第一个高潮。这其中尤其是卫聚贤先生，除自己探身巴蜀史研究以外，还根据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这些实物资料，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巴蜀文化的提出，为四川地区巴蜀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卫聚贤先生在《巴蜀文化》一文中提出：古代的巴国在今汉中，巴可能因渝水（嘉陵江）而得名。对成都白马寺坛庙出土的青铜器，根据其中有较多兵器的现象，卫先生推测白马寺坛庙可能曾是蜀国的武器库；而根据其中亦有一些青铜礼器如罍、罈等祭器的情况，卫先生认为白马寺坛庙还可能曾是蜀国的宗庙。关于白马寺坛庙出土兵器的年代，卫先生认为应在商代末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10]。更值得提出的是：卫聚贤先生在他主编的《说文月刊》上专门开辟了“巴蜀文化专号”，当时一些颇有影响的史学大师都在此“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巴蜀文化的研究文章，如于佑任的《巴蜀文化之研究》、卫聚贤的《巴蜀文化》、缪凤林的《漫谈巴蜀文化》、傅振伦的《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贡献》、吴敬恒的《避巴小记》等。可以说，卫聚贤先生在那个年代对巴蜀文化的开拓性研究，大大推动了四川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在1933年～1934年广汉真武宫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后，面对陌生的出土遗物，学者们一时无从着手，颇感茫然，此时卫聚贤先生采用了以出土文物来求证巴蜀古史的研究方法，不仅匠心独运而且影响深远。
　　总的来说，20世纪30、40年代里，巴蜀文化研究从开始提出到一批史学大师努力探索，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他们提出，巴蜀建国的历史可能在殷周之际，其国当在长江上游地区或陕南汉中地区；四川地区的先秦文化遗存与古蜀国有关，同时也表现出了与中原文化某些因素的联系。不过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及考古材料的缺乏，老一辈史学者们在研究时主要还是依据文献典籍中记载的线索来进行分析和考证的。当然，文献史籍中记载的巴蜀古史也是可以肯定的。本阶段里“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为后来巴蜀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客观地说，此阶段的所谓“巴蜀文化”，除借助文献典籍记载附带涉及了巴国的历史外，其主要研究对象其实只是成都地区的古蜀国历史，也就是说，此时所谓的“巴文化”概念，在这一阶段还没有真正建立。

二：第二阶段（1950年～1979年）
　　1949年后，为配合各项工农业建设，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在四川、湖北地区发掘了大批古遗址、古墓群，时代包括新石器时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汉以后各历史时期。现按四川、湖北两个区域来分别作如下介绍。

　　1.四川地区
　　1958年7～8月和11～12月，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四川省文物部门先后三次对巫山大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中墓葬分布密集，揭掉表土即现文化层。文化层分上、下两层，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时，在发掘的228平方米内清理出墓葬74座；第三次发掘时，清理出墓葬123座。以上墓葬的时代与文化性质，据发掘整理者分析，其时代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文化性质则显示遗址下部文化层代表了当地的土著文化，而上部文化层虽仍显示由当地土著文化发展而来，但是在某些方面明显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影响，与中原龙山文化存在一定关系。遗址地层中出土的彩陶，既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彩陶，也与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彩陶有别，其时代可能比屈家岭略晚一些[11]。1962年，大溪遗址整理者提出了“大溪文化”的命名[12]。而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积累，逐渐证明大溪遗址的时代要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是我国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大溪遗址的三次发掘，为我们研究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其后50年代末，考古部门对忠县中沟遗址群何家院子、汪家院子、吴家院子三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在何家院子、汪家院子两地点发现了较厚的文化层。遗址的第3层为早期文化层，厚达150厘米，出土主要器物有陶釜、罐、钵、大口尊（缸）、尖底杯等，其中的一件角状杯口径8厘米，通高21厘米。《发掘简报》对遗址的时代与文化性质作了分析，《简报》称：“在文化层中出土有卜骨，从卜骨的钻孔痕迹看来，似乎是用铜工具制作的，原料为兽骨。同时在文化层中出土有铜镞，因此，我们认为该遗址时代的下限可能进入青铜时代[13]。”遗址的上限则没有说明，但据整理者分析，其时代应该已至新石器时代。文化性质属于土著文化，同时也有外来文化影响。
　　除上述两处古遗址外，另外有三处巴人墓葬。
　　1954年在广元昭化宝轮院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1954～1955年在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又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两地墓葬多为船棺葬，亦有以船为椁，内置木棺的情况。两处墓地墓葬中均出土有铜器和陶器。铜器以兵器为主，组合为剑、钺、戈等。铜容器有鍪、甑、釜、壶、盘等。青铜器及印章上有手心、虎等符号。
陶器多为灰褐色粗陶，火候较低，器类主要有绳纹釜、圜底器罐、矮柄豆、盂、壶、盘、盆等。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冯汉骥先生曾在《四川古代船棺葬》中分析认为：四川古代船棺葬“与战国时期的巴人应有一定的关系”[14]。1972年，四川省文物部门在涪陵小田溪发掘了3座巴人墓葬，其中M1内出土青铜器90余件，器形主要有釜甑、釜、勺、豆、盆、盒、罍、灯台、斤、凿、剑、钺、矛、戈、弩机、胄顶、编钟、钲、铺首环等；M2内出土青铜器20余件，器形多数与M1中器形相似，另有铜錞于、铜镜；陶器有釜、罐等。M3内出土青铜器50余件，器形多数与M1、M2器形相似，另有一件精美的错银铜壶；陶器仅釜3件。几座墓葬中都出土有精美的青铜器，且数量较多，这是过去（1972年以前）四川地区战国墓葬中少见的。墓主人身份当属上层贵族，有学者认为是“巴王墓群”[15]。涪陵战国墓葬的发掘资料与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之“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今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积（今涪陵）”的情况大致相符，其中的M1规模之大，随葬青铜器之多（近百件），是否即显示该M1竟是巴王墓呢？这里我们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这几座墓葬的墓主人生前应属上层统治阶层。这几座墓葬为“巴人”墓葬且为“巴民族”统治者的墓葬，发掘整理者根据考古发现实物资料并结合文献中的记载，研究分析后将其文化性质不再依照过去的传统称谓“巴蜀文化”而谓之了，而是以“巴族”“巴人”称谓与蜀文化区别开来，这是真正“巴文化”概念提出的肇端。
　　此外，在万县、酉阳、黔江、涪陵等地，也有青铜器出土。在酉阳发现了3件铜编钟，在黔江发现了1件铜錞于，在万县曾于30年代出土过铜錞于。以上青铜器出土于考古学界通称的“窖藏坑”中。这类“窖藏坑”的年代多为战国和汉代，普遍较晚。青铜器也基本属于该地区战国时期巴文化的典型器物。
　　对四川地区50年代考古发现的几处古遗址、古墓葬及窖藏坑中的青铜器与巴文化关系的问题，我们作如下分析。巫山大溪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时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由于时代久远，若认为大溪遗址是巴文化遗存的话，理由并不充分或者说没有绝对的把握。而忠县井沟遗址，据发掘资料，其上限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为青铜时代，据此可以认为该遗址应该属于“早期巴文化遗存”。但限于50年代考古发现资料很少，因而认识上还比较模糊，除一般认为其文化性质为土著文化并包含有某些外来文化因素外，实在还不能将其文化性质说清楚，有时甚至不得不避而不谈。广元昭化宝轮院的巴人墓葬及一些窖藏坑的青铜器等，时代皆在战国及汉代，与夏商时期巴文化相距1000余年，不属于早期巴文化的范围而应属“晚期巴文化遗存”。严格说来，20世纪50、60年代，甚至直至70年代初，对所谓的早期巴文化，还没有学者真正建立起相关学说。

　　2.湖北地区
　　20世纪50年代，文物考古部门在宜昌县（现宜昌市夷陵区）晓峰区新坪大队棺木岩的一处岩穴内发现了13具悬棺墓葬，而据说此前曾有村民攀岩入洞掀下了20～30具悬棺。上述悬棺内皆有人骨。棺内情形显示，下葬前曾用粗麻布裹尸，外面再包篾席，然后用篾条捆扎。这些悬棺墓的时代和文化性质都没有可供断代的文字和实物依据，据后来对新坪棺木岩的残棺板经碳14测定年代，结果显示为距今2270±8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2275±
90年，约公元前325年，时代为战国中期[16]。
　　1958年、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组对长江西陵峡及附近部分地区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调查共发现古文化遗址（包括采集点）50余处。考古研究所选择了其中的宜昌杨家湾、三斗坪、秭归柳林溪、鲢鱼山4处古遗址进行了试掘。调查采集到的标本和试掘获取的出土遗物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有着相当大的共同性；第二类遗存的时代相当于中原西周或稍早；第三类和第四类遗存的时代大致相同或相差不远，相当于中原东周时期。调查整理者还认为，第二、三、四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大致属于楚文化系统[17]。
　　1968年，为配合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长办考古队、湖北省博物馆、宜昌行署文教局联合赴西陵峡地区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调查发现了大批古文化遗址。联合调查组对发现的这些古文化遗存的认识，大致与前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组的结论相似。
　　20世纪70年代，考古部门对著名的宜都红花套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属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只是在上层发现有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出土有中原二里头式陶盉。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同时在红花套遗址附近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还有好几处，如宜都古老背、毛溪套、向家沱等[18]。
　　1979年，文物考古部门对宜昌白庙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遗址。清理出的陶器以泥质灰白陶、泥质和夹砂灰红陶为主，流行绳纹、篮纹、方格纹、叶脉纹等。器形较简单，多圈足器和平底器，三足器较少。器形主要有罐、瓮、盘、豆、碗、钵、纺轮等。白庙遗址具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但要比青龙泉三期遗存和均县乱石堆遗存稍晚。另外，出土的鼎足、罐等，则又是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至于白庙遗址的时代，据发掘整理者认为：白庙遗址的时代与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时代相当[19]。此外，1979年发掘的当阳季家湖遗址也与白庙遗存关系密切，可统称为一个类型。
　　1979年，考古人员发掘了宜昌中堡岛遗址，该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层厚，出土遗物丰富，延续时间长。遗址包含有三种不同的文化遗存：即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遗存，夏商时期文化遗存（遗址上层文化遗存）。夏商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较多的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另有少量的泥质黑皮陶。纹饰陶少量，主要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篮纹、方格纹等，另有少量圆圈纹、云雷纹、S形纹、太阳纹等。器形主要有罐、釜、豆、盆、灯形器、器盖等，另有少量鬶、盉、缸、鸟兽形器柄、钵、瓮等。对于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发掘整理者认为：“这组器物群，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继承关系尚不明显，也看不出它与后来楚文化的渊源。相反，它与远离此地的河南二里头文化似乎有些亲缘关系，如敞口长圆腹罐、长袋形盉足，S形纹等。同时，有些器物与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遗物也很相似，如鸟首形勺把、细长豆柄等。”尽管在70年代末，已有学者将鄂西地区这类属于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认定为巴文化遗存，但发掘整理者持谨慎态度，认为“目前对这类遗存着眼于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其族属尚不宜过早下结论。我们认为，它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一种遗存。”[20]
　　为配合长江葛洲坝工程建设，1971年、1972年、1973年、1975年、1978年，文物部门先后对葛洲坝施工区的宜昌前坪、后坪、葛洲坝等地的战国秦汉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的战国秦汉墓葬多达100余座。在这批墓葬中，以西汉、东汉时期墓葬为主，其次为战国时期墓葬。战国时期墓葬基本上都是楚墓。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在战国墓葬中，还是在汉代墓葬中，都发现有浓厚的巴文化因素。如前坪战国墓葬中的M23，墓内出土青铜器
30件，器物主要有鼎、壶、盘、剑、矛、镞、镜、带钩等。其中的矛为“巴氏剑”式，上有“手心纹”。发掘整理者认为：“‘巴式矛’是秦人灭巴的战利品，墓主人系参与灭巴、伐楚的秦军（可能是中下级军官）墓”[21]。葛洲坝M4的时代为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铜印1枚，上有“瞫偻”二字，这应该是墓主人的姓名。关于瞫氏，据《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世本》记载：“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即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争神，以土为船，……他姓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立为君。”据此，研究者认为：其中瞫氏为巴族部落之一，“葛洲坝4号墓主──瞫偻可能就是巴人后裔葬于此地的”。此外，同墓中还出土1件铜戟刺，上有一“枳”字，“枳”即汉代巴郡枳县（今涪陵），《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先王墓在枳”，此戟刺与涪陵小田溪巴人墓葬中出土的铜兵器完全相同。由此也进一步证明，该墓的墓主人是巴人的后裔[22]。1973年发掘的前坪胡家岗墓地M45内随葬品仅陶釜1件，该釜形态为侈口、溜肩、鼓腹、圜底，腹部及器底遍饰绳纹。这种陶釜在三峡地区战国时期巴人遗址、墓葬中为常见之物，器形也完全一样。对M45的时代，《发掘简报》中认为为西汉前期[23]，据M45所葬位置在胡家岗墓地的最高处，又据该墓中出土有三峡地区战国时期巴人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典型遗物陶釜的现象分析，M45要稍早于其他10余座西汉前期墓葬的年代。可以认为该墓墓主的族属为战国时期巴人。
　　1978～1980年，湖北省鄂西自治州博物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3次对巴东县西瀼口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古墓葬17座，年代包括有战国、汉代、六朝至宋代。其中战国墓2座，编号M1、M8。M1内出土遗物20余件，种类有青铜器和陶器。铜器主要为兵器。陶器组合为鼎、簠、壶等。M8内也出土有较多的青铜兵器，其中有青铜柳叶形剑2件，一件长40.7厘米，另一件长25厘米。M1为战国中期楚墓。M8出土有柳叶形剑和1件楚地罕见的鸟嘴状戈，其中柳叶形剑是春秋战国时期巴文化的典型器物，因此，M8当属于巴文化墓葬。据调查，在西瀼口一带出土的柳叶形剑多达20余件，附近的官渡口一带也屡有发现[24]。
　　除上述考古发掘的古遗址、古墓葬外，另在长江西陵峡地区、清江流域地区还时有窖藏坑发现，这种窖藏坑多是当地村民偶然发现的。窖藏坑中多放置青铜器。早在宋代，洪迈《容溪随笔》就有关于该地区出土过青铜錞于、青铜编钟的记载。1949年后，在长阳、巴东、建始、恩施、咸丰、利川、秭归、五峰等市、县，也都有此类窖藏坑的发现，坑中的青铜器主要是錞于、编钟和兵器。1964年在长阳鸭子口千渔坪出土的一件虎钮铜錞于是湖北省境内乃至整个土家族地区此前发现的最大者。这件铜錞于通高67厘米，盘径52×41.5厘米，虎钮长28厘米，高15厘米[25]。
　　以上湖北地区50～70年代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古遗址、古墓葬，其时代和文化性质能不能与早期巴文化联系起来？这是巴蜀文化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事情，对此我们做下述简略分析。
　　就古遗址的资料而言，其主要为大溪文化遗存和屈家岭文化遗存，这两种文化遗存的时代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偏早阶段），前者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后者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如果将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与此相比较的话，其时间和文化性质差别明显。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其间尚有1000余年的空环，此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物与夏商时期遗物的差异很大，无法联系起来。尽管70年代以来有学者认为巴文化渊源可追溯到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中期，甚至往前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遗存中去，但这毕竟是后来三峡地区考古发现资料不断丰富后的认识。
　　至于古墓葬资料，20世纪50～70年代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古墓葬的时代情况大致是：宜昌晓峰悬棺葬的时代为战国时期，巴东西瀼口、宜昌前坪、后坪、葛洲坝等地的墓葬时代也多为战国时期，西周、春秋时期墓葬不见。而在这些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巴墓在数量上也明显少于楚墓，且其中巴人墓葬和巴文化因素器物等在时代上也只能算是晚期巴文化。窖藏坑中出土的青铜器錞于、编钟、兵器等虽为巴人典型的遗物，但时代也偏晚，多为战国时期和汉代，也属于晚期巴文化遗物。
　　对早期巴文化遗存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自20世纪40年代初期“巴蜀文化”的提出到70年代初期在川、渝、鄂、湘、黔、陕发现的夏、商、周巴人文化遗存和遗物皆被统称为“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研究者并没有将巴文化从“巴蜀文化”中分离出来，即使50年代发掘的巴县冬笋坝及广元昭化宝轮院战国墓群，虽系巴人的典型墓葬，但当时的巴蜀文化研究者也只是认为这些战国墓葬与巴人有一定的关系。此后70年代发掘的几座涪陵小田溪战国时期墓葬，墓主人系巴人上层贵族，发掘者才认识到它们是巴族（文化）墓葬，这样，巴文化才得以从过去笼统称谓的“巴蜀文化”中分离出来，而这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巴县冬笋坝、广元昭化宝轮院、涪陵小田溪墓群，时代皆为战国时期，这些同样也属巴文化晚期遗存。
　　20世纪70年代，文物部门先后在鄂西地区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代表性的古遗址有宜都红花套、毛溪套、当阳季家湖、宜昌白庙、中堡岛等，遗址的时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遗物。70年代末，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与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专家一行前往鄂西、三峡地区调查，同时选择了几处遗址进行了试掘。试掘获取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的出土实物，将这些实物资料结合相关文献史料的记载进行综合分析后，专家们指出：鄂西、三峡地区这类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的遗存应为“早期巴人遗存（址）”[26]。尽管当时“早期巴人遗存”的提出具有挑战性，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但随着鄂西、三峡地区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早期巴人遗物的出土也愈来愈多，内容也愈来愈丰富，这一认识也就逐渐被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者认可并接受。
　　而这一阶段，正值十年动乱时期，学术研究不被重视，不少专业人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仍有不少学者顶着各种压力，坚持不懈，努力探索，在巴蜀文化研究方面撰写出了一些具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如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27]，蒙文通的《巴蜀史的问题》[28]，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巴蜀文化续论》[29]，冯汉骥（1973年）在四川省博物馆所作的《西南古奴隶王国》专题演讲[30]，童恩正的《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我国西南地区铜戈的研究》《古代巴境内民族考》[31]，庄燕和的《巴史中的几个问题》等。冯汉骥先生在他的《西南古奴隶王国》专题演讲中专门就巴蜀文化的特征，巴、蜀的社会性质，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滇王国与巴、蜀和中原的关系等进行了介绍。此外，知名学者于省吾、姚孝遂、沈之瑜、马承源、俞伟超、张忠培、高至喜等就湖南长沙、湖北荆门收集的巴蜀式青铜戈、青铜戚（戈）的真伪、族属、流传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70年代末，童恩正先生在其巴蜀文化研究专著《古代的巴蜀》中对古代巴国的历史、农业、经济、物产等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32]。毫无疑问，在这一阶段里，文史专家们从历史学、民族学角度研究巴蜀历史，确实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为巴蜀文化研究活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历史学、民族学研究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情况来看，70年代末期的研究成果占有相当数量，这一现象显示，科学研究的风气正在开始好转，巴蜀文化研究的春天已经来临。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从历史学、民族学角度研究巴蜀文化的既有成果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在70年代末期，文物考古部门在鄂西、三峡地区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中发现的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的巴人遗物还没能引起历史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些珍贵的反映早期巴文化渊源的第一手资料还只有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者在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

§　参考文献
　　[1]吴致华.古巴蜀考略［J］.史学杂志，1930（2）：45-49.
　　[2]马培棠.巴蜀归秦考［J］.禹贡,第2卷，1934(2).8
　　[3]钟凤年.论秦举巴蜀之年代［J］.禹贡,第4卷，1935(3).
　　[4]张公量.张仪入秦续辨──驸马培棠、钟凤年二先生秦灭巴蜀在惠文王初元说的商榷［J］.禹贡,第4卷，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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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原文1941年发表，后收入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7]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二章）［M］.华西大学博物馆印行，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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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黄少荃.秦灭巴蜀考［J］.狂飙月刊,第1卷，1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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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林向.大溪文化与巫山大溪遗址［D］.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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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俞伟超.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推测［D］.先秦两汉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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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1973年宜昌前坪古墓清理简报［G］.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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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84.
　　[26]俞伟超.楚文化的渊源于三苗文化的考古推测［D］.先秦两汉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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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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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冯汉骥.西南古奴隶王国［J］.历史研究,1980(4).[31]童恩正.古代巴境民族考［J］.思想战线,1979(1):55-62.[32]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八神 · 发表于: 2016-12-14 15:57:00

源自：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

三：第三阶段（1980年～2010年）
　　这一阶段为巴蜀文化研究活动的高潮期。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考古发掘方面，巴蜀文化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文物部门对三峡地区的1,000余处古遗址、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古文化遗物，这批珍贵的文化遗物为巴蜀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现将本阶段巴蜀文化研究活动的情况按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顺序从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1.学术研究方面。80年代的学术研究包括专著和论文，有关的专著及其研究内容可简述如下。顾颉刚著《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著作中透彻地阐述了古代四川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关系。徐中舒著《论巴蜀文化》。著作中除从文献记载方面讨论了巴蜀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外，同时还对该地区考古发现资料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根据湖北、四川两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资料有诸多相似之处的特点，徐先生认为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中若干文化因素应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遗存[33]。蒙文通著《巴蜀古史论述》。著作对古代巴蜀民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邓少琴著《巴蜀史迹探索》。著作中就巴蜀史迹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有独到见解。董其祥著《巴史新考》。著作中探索了巴族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指出商代武丁、妇好伐巴方是在江汉平原，不可能在四川盆地内。此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巴史的著作。任乃强著《四川上古史新探》。著作分析了上古时期巴人与巴国的关系以及巴族经营盐业的历史。此外在工具书方面，有刘玉林的《华阳国志校注》、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在这两部工具书中，二位校注者均对巴史、蜀史做了较全面的分析。
　　除以上专著及工具书外，还有多本巴蜀文化研究文集编辑出版，如徐中舒先生主编的《巴蜀考古论文集》、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民委编辑的《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市博物馆编辑的《巴渝文化》（第1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文物》编辑部编辑的《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等，共辑录论文100余篇。此外还有林向先生编辑的《巴蜀的历史与文化论著目录提要索引》（1930～1985年）。
　　除了巴蜀文化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外，这一阶段还有许多关于巴蜀历史、考古、民族、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发表。因篇目较多，研究范围广泛，难以一一举例，这里我们只能挑选出部分代表篇目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作以下简介。
　　1980年，王家佑、王子岗发表了《涪陵出土的巴文物与川东巴国》，林奇发表了《巴楚关系初探》；1981年唐嘉弘发表了《巴史三题》，汪宁生发表了《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1982年田德生发表了《土家语概况》；1983年彭武文发表了《从葬俗特征论述土家族的族源》，张雄、黄成贤发表了《廪君蛮的发源地及迁徙走向考》，王劲发表了《对江汉流域商周时期文化的几点认识》；1984年孙华发表了《巴蜀符号初论》、唐嘉弘发表了《巴国是一个奴隶制王国吗》，林春发表了《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段渝发表了《古荆为巴考辨》，彭英明发表了《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廪君蛮的起源及其发展述略》，李复华、王家佑发表了《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段绪光发表了《巴渝舞的曲名和性质新探》，蒙默发表了《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与西南民族的关系》，董其祥发表了《巴渝舞源流考》，杨铭发表了《巴渝舞的曲名和性质新探》；1985年石应平发表了《土家族族源探索》，赵殿增发表了《巴蜀文化考古学分期》，李绍民发表了《川东南土家与巴国南境问题》；1986年何光岳发表了《巴人的来源和迁徙》，姜孝德发表了《巴蜀之“巴”语义源流探索》，段渝发表了《试论宗姬巴国与廪君蛮夷的关系》；1987年冯一下发表了《试析巴蜀器物上的龙凤虎纹饰》，彭官章发表了《廪君时代考略》，张勋燎发表了《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邓兴军发表了《试论巴、楚文化交流》，刘豫川发表了《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范勇发表了《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林必忠发表了《试论柳叶形青铜剑的源流》，赵殿增发表了《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等。
　　从以上列举的30多篇具有代表性的巴蜀文化研究文章的命题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里，真正从考古学角度来研究巴文化的文章实际很少，仅7篇，约占1/5，而在这7篇考古文化研究文章中，涉及早期巴文化考古的文章又只有王劲、林春、杨权喜的3篇，其余的多是关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文章。此现象表明，在这一阶段里，虽然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出现了转机，而且“早期巴文化遗存”概念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考古学研究者提出，但参与研究者却并不多。再从参与研究的学者的所在地来看，也仅仅只是湖北省的几位考古学研究者在尝试着探索，而四川、重庆、湖南、贵州等地的考古学者还没有参与进来。正因为考古学研究者们对考古发现的第一手资料认识不足，因而影响了早期巴文化研究的进程。

　　2.学术会议交流方面。20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分别在四川、湖北召开了两次关于巴蜀文化方面的学术讨论会，讨论会情况如下。
　　（1）四川会议
　　1986年10月，由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等11家单位联合倡议召开了巴蜀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地址在四川广汉县三星堆巴蜀文化遗址发掘地。而此前的1986年3～5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遗址面积1,325平方米，出土陶片数十万片，其中能复原和能辨别出器形的文物多达2,000余件。此外，1986年7月18日，广汉县南兴镇第二砖瓦厂在三星堆遗址地取土做砖时发现了一批玉石礼器，后经文物考古部门发掘，清理出一个长4.4米、宽3.4米、深2.2米的大型祭祀坑（发掘报告称第一祭祀坑），坑内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等400余件。同年8月14日，又在第一祭祀坑旁边约20米处发现了一个长5.3米、宽2.6米，距地表深2米多的祭祀坑（发掘报告称第二祭祀坑），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青铜器，文物品种和数量都比第一个祭祀坑有新的突破。面对如此重要的考古发现，围绕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考古发现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学术讨论会，意义相当深远。这在当时来说，不仅在四川，即便在全国也属首次。此次会议设定标题为“巴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1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巴蜀的传说与历史、巴蜀文化的涵义与分期、巴蜀各民族的源流及与周邻地区各民族的关系、广汉三星堆巴蜀文化遗址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参会论文多达70余篇，后经会务组挑选出28篇质量较高的论文编辑出版了《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专辑（由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34]。论文集分《历史·民族篇》和《文化·考古篇》，其中与巴文化相关的论文有李绍明的《巴人与土家族》，张雄的《鄂西悬棺葬和“巴”“蜑”》，邓延良的《巴与土家的民俗比较》，尹盛平的《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段渝的《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新证》，高应勤、卢德佩的《长江西陵峡至川东夏商时期文化分析》，其余文章亦皆为巴蜀文化方面的内容，并多以蜀民族的历史、文化、考古为主。一些知名学者如李学勤、李绍明、林向、蒙默、董其祥、张勋燎、张雄、邓延良、宋治明、徐南洲、李复华、王家佑、尹盛平等都参与了本次会议论文的撰写。《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论文集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引用率较高。
　　（2）湖北会议
　　1988年8月，应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关部门邀请，湖北省考古学会在鄂西自治州境内举办了“湖北省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此次讨论会是一次考古与民族学相结合的学术活动。
　　鄂西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居民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20世纪50年代时，人们曾在清江下游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的“长阳人”化石，70年代、80年代，考古人员在清江下游及清江与长江交汇地区的长江右岸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城背溪文化遗存”[35]，在清江中游的长阳桅杆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最底层还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的陶器[36]。80年代初，文物部门在清江流域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发现了好几处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址、夏商西周时期遗址、东周时期遗址。1988年5月，文物部门对清江中游地区的长阳香炉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是一处历经夏、商、西周、东周各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在遗址中，清理出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多达1万余件。此外，在清江流域还时有西周、东周至汉代的青铜器出土，清江两岸还分布有较多的悬棺葬。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也多与古代巴蜀文化关系密切。“湖北省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着重就清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发展以及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性质、楚族与古代少数民族的关系特别是楚与巴、濮的关系、沮漳河下游地区夏商时期考古文化与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巴蜀文化的关系、巴人图腾、廪君与巴人的关系、廪君筑夷城的历史、夷城的位置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本次会议收到论文59篇，经大会秘书组挑选，共选出32篇论文编辑出版了《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二）》（由湖北省考古学会秘书组选编）[37]。在这32篇论文中，涉及到巴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有7篇，其中3篇为间接涉及。在这些论文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杨权喜的《关于巴、濮若干问题探索》，王纪潮、唐刚卯的《巴人虎图腾辨析》，蔡成鼎的《廪君、虎巴新考》，罗家新的《浅说夷城》，笡浩波的《湖北商时期古文化分区探索》，张万高的《江陵荆南寺夏商遗存文化因素简析》，王宏的《论江汉地域西周时期的文化分区》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会代表围绕鄂西及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这支不同于江汉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文化纷纷发言，讨论热烈，代表们认为，鄂西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巴文化独具特色，应该加大其研究力度。一些知名学者如王劲、方酉生、李松生、张正明、郭德维、吴永章、杨权喜、蔡成鼎、王善才等，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还在大会上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此次会议为湖北鄂西地区考古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探索巴文化起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巴文化工作主要包括学术研究和巴文化研究组织建设两个方面。经过对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考古发掘的一些新材料的研究，巴文化的遗址遗存逐渐被学界所认识，于是，过去笼统被称为“巴蜀文化”的原川东重庆地区及鄂西三峡地区的先秦古文化已被学术界转称为“巴文化”了，随着三峡水利工程的上马，全国近2/3的文博考古单位及相关高校的考古队都云集三峡地区，对三峡地区近千处地下文物遗址遗存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一批批地下文物被科学地发掘出来。这些新发现的地下文物资料使我们对古代巴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使巴文化研究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时期。
　　在这一阶段里，一些颇具影响的巴文化研究专著和学术研究论文集陆续出版，另外在一些巴文化研究期刊和学术杂志上也有相当多的巴文化研究论文发表。巴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库区规划设计处汇编的《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文集中有《巴族与食盐》的专文，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庆市博物馆主编的《巴渝文化》第1辑（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辑（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4辑（重庆出版社，1999年出版），王静主编的《巴渝舞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文集中多刊有关于巴蜀文化、巴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章），贵州土家学会编纂的《土家族研究（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管维良著的《巴族史》（成都天地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治民著的《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湖北民族学院筹划编纂了一套《土家族研究丛书》（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土家族文化的发生学阐释、土家族生死观绝唱──撒尔嗬等共7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林永仁、来层林著的《巴楚文化》（华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王子君、陈洪、郑子华主编的《巴土研究（一）》（鄂宜图内字第41号，1999年出版），薛新力著的《重庆远古文化》（重庆出版社，2001年出版），杨代欣、王家佑等编辑的《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巴蜀书社，2001年出版，该论集中共有11篇，从第1页到第420页全部都是巴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辑的《董其祥历史与考古文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出版），杨铭编的《土家族与古代巴人》（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管维良著的《重庆民族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蓝勇等著的《巴渝历史沿革》（重庆出版社，2003年），王善才著的《考古与早期巴文化揭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董珞著的《与猛虎有不解之缘的土家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林向著的《巴蜀考古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管维良著的《从巴都到陪都──简明重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孙华著的《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张良皋著的《巴史别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胡茂成、顿祖义主编的《巴文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任桂园著的《从远古走向现代──长江三峡地区盐业发展史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出版），曾超著的《巴人尚武精神研究》（中国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白九江著的《巴人寻根──巴人、巴国、巴文化》《巴盐与盐巴》（重庆出版社，2007年出版），应骥著的《巴人源流及其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吴锐编著的《中国西部文明研究·清江篇》（海南出版社，2008年出版），薛新力主编的《巴渝古代要籍叙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朱世学著的《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于孟洲著的《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余西云著的《巴史──以三峡考古为证》（科学出版社，2010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研究会主编的《巴土研究（二）》（中华诗词出版社，2010年），等等。
　　总的说来，20年里编辑出版的巴文化研究书籍汗牛充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文化研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已有一大批有志之士长期地从事着巴文化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前辈几乎已将一辈子的心力都投入到了巴文化的研究之中，这也正是这20年里巴文化研究成果辉煌的根本原因。
　　在上世纪末的10年和本世纪初的10年里，重庆、湖北两地多次举办了巴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规模有国际性的、全国性的、省际的。部分研讨会的情况可以简述如下：
　　1992年4月，由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历史系等10家单位联合在四川省广汉县召开了“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为推动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而召开的。参会代表有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200人，会务组收到论文80余篇，与会代表根据个人的研究特长，分别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学、美术学等多角度对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巴蜀历史与文化进行了讨论。会后选取36篇论文结集出版了论文集（这本论文集由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书名：《三星堆与巴蜀文化》）[38]，该论文集中除多篇专门探讨蜀文化和三星堆遗址文化外，也有关于巴蜀文化和巴文化的研究论文，如黄晓东、曾凡模的《巴文化原生形态初探》、张雄的《从夏商时期鄂西文化遗存看早期巴族──兼说“巴”“蜀”非相同族属》、钱玉趾的《巴族与蜀族文字考辨》、王劲的《鄂西峡江沿岸夏商时期文化与巴蜀文化关系》、杨权喜的《荆楚地区巴蜀文化因素的初步分析》、陈丽琼的《略论巴蜀货币》、段渝的《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等等。通过这部论文集，我们可以看到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及巴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新课题的深入研究状况。
　　1993年秋，由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巴文化研究会、重庆市文化局、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市博物馆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在缙云山下的西南师范大学举行了全国“首届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重庆巴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我国一些知名学者和热衷于巴文化研究的学者纷纷参会并向大会递交了学术研究论文，如李学勤撰写的《巴史的几个问题》，沈长云撰写的《论姬姓巴国的建立与其土著的族属等有关问题》，孟世凯撰写的《巴渝文化琐议》，管维良撰写的《巴文化及其功能浅说》，李禹阶、黄晓东撰写的《巴族社会组织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段渝撰写的《论“早期巴文化”──长江三峡的古蜀文化因素与“早期巴文化”》，张之恒撰写的《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苏兆庆撰写的《考古发现与巴文化探源》，杨铭撰写的《巴的历史与文化的起源评述》，姚政撰写的《论巴族国家的形成》，柳春鸣撰写的《试论廪君蛮迁徙的方向》，唐昌朴撰写的《先秦巴国都邑与疆域考议》等等[39]。上述学术论文皆是围绕巴文化的种种课题而撰写的，体现了研究者们的真知灼见，这是重庆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巴文化研究开端。该讨论会的召开和巴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促进了巴文化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深入。
　　1995年春，湖北省宜昌市文化局和宜昌市群众文化学会联合向川、鄂、湘等有关省市的专家学者发出了关于1995年11月在宜昌市召开“首届巴楚文化研究会”的“征稿启事”，各地专家学者积极响应，研究会共收到论文100余篇。此次到会代表80余人，与会代表就巴文化、楚文化的成因、发展、内涵、外延、地域范围、个性特征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学者们认为，巴楚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它主要分布于鄂、湘、黔、川、陕五省或交界区域，以长江三峡为其活动中心。就巴楚文化的特征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地域间的重合交叉；二是文化上的深层融合；三是民族间的联姻通婚；四是习俗上的融通混同。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递交了论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如张正明、谭维四、徐荣强、杨奋生、管维良、刘先枚、刘玉堂、何光岳、雷翔、蔡靖泉、鄢维新等先生都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会后，专家们又将各自的论文进行了修改、润饰，经编委会审定后挑选了 68篇编辑了《巴楚文化研究》论文集。该论文集亦在会后公开出版[40]。在这本论文集中，除了有关巴楚文化关系的研究论文以外，也有关于巴文化研究的专题论文，如刘先枚、刘自兵的《“巴即彭”小考》，金伟的《土家族源考》，向光的《土家族向氏渊源》，杨华的《巴族崇“鱼”考》，萧国松的《巴文化中的龙、虎崇拜说略》，刘玉堂、贾继东的《楚人西进与巴蜀都市的文化基因──楚、巴、蜀关系一瞥》，赵海洲的《巴人崇虎与赶虎初析》，等等。
　　2002年8月，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文化研究会”在恩施市成立。恩施州有28个少数民族，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为该州少数民族的主体，土家、苗、侗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悠久。这里的文化资源大致有四大特点：一是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二是地方文化丰富多彩；三是自然文化独一无二；四是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为加速鄂西个性文化的开发，恩施州成立了“巴文化研究会”，以开发巴文化研究来带动文化产业，使巴文化研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次会议规模不是很大，但会议举办方邀请了一些有影响的巴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与会代表多数都向大会递交了学术论文，其中有张正明的《巴楚文化关系述要》，张良皋的《甲骨文巴人首创说补证》，黄柏权的《巴巫的历史考察》《关于“巴”的考释》，邓辉的《巴人·巴国·巴文化》，张汉卿的《巴文化研究概说》，彭武一的《巴·土·土家》，彭英明、段超的《略论巴文化和土家族的关系》，杨华的《对巴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研究的再认识》，胡尧的《试论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雷翔的《廪君传说考》，王晓宁的《湘、鄂、渝、黔地区的土著居民》[41]，等等。上述所列论文凝结着专家学者们的心血，研究成果有比较高的价值。诞生在巴文化腹地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文化研究会”将过去各自为政的一些巴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们聚集起来，从而使巴文化的研究从此踏上坦途。
　　2001年12月，这是21世纪第一年的岁末，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重庆市文化局承办的“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暨“2001 三峡历史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参会代表100余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考古文博单位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与会的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三峡文物保护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争鸣，气氛十分热烈。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内容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等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研究以及多学科的综合性考古研究。从会后编辑出版的论文集[42]来看，48篇文章中，多数都是围绕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而展开研究的，其中也不乏巴文化研究方面的专门文章，如方刚、张建文的《巴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黄海的《巴文化发展阶段浅析》，罗二虎的《初论晚期巴文化类型》等，其他文章或多或少也都涉及巴文化内容。其实，长江三峡地区是巴文化的中心区，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周时期的考古文化遗存在文化属性上基本上都属巴文化，因此，研究三峡地区考古文化遗存实际上就是研究巴文化遗存。
　　2003年夏，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联合在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大坝施工区召开了“2003 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是从199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后，文物考古部门对三峡工程坝区、库区开展文物保护工作10多年来的阶段性成果的学术研究汇报会。通过10多年的考古发掘，“三峡地区原始文化的面貌已经得到了廓清，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已经搭就并得到了系统的深化，诸多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得以填补，巴文化的千古之谜正在不断地被揭开……峡江历史文化的脉络已经更加清晰和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43]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代表有100余人，会后从参选论文中挑选了38篇学术论文，结集出版了《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这些论文涉及文物保护工作的总结和回顾，也包括新石器时期至唐宋以后时期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文物遗迹的个案分析以及巴文化的探讨和综合研究。在涉及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28篇论文中，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文章共16篇，文章确认，这些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与我们前面说到过的一样，皆是古代巴文化遗存。2004年10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和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在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师范大学召开了“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规模较大，与会代表多达100余人。此次会议部分论文质量颇高，新观点迭出，会后会务组的专家们讨论后选出25篇论文编辑出版了论文集《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黎小龙主编，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因此次会议主题明确，故参会文章皆围绕巴文化、巴蜀文化的若干问题来进行讨论，如李学勤撰写的《包山楚简郙即巴国说》，张广志撰写的《巴国社会性质问题》，张正明撰写的《巴人起源地综考》，曹定云撰写的《从巴文化“虎”崇拜看周初“虎方”》，魏嵩山撰写的《春秋战国时期巴、楚对三峡地区的争夺与关隘的设置》，谭继和撰写的《三峡与巴蜀文化》，林向撰写的《四川盆地巴文化的探索》，段渝撰写的《论战国末秦汉之际巴蜀文化转型的机制》，杨华撰写的《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论楚国对巴国地区冶铁业的影响》，等等。以上学术论文的作者中有些是我国历史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有些是巴文化、巴蜀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同时，这些论文的选题都较为新颖，内容也较为丰富，解决了不少巴文化的疑难问题。该论文集的出版，引起了相关巴文化、巴蜀文化研究者们的密切关注。
　　2010年6月，由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巴文化研究会等单位共同发起，在重庆召开了“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参会代表多达150余人。这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次以长江和三峡地区为主题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可以说，此次会议掀起了长江和三峡地区先秦史乃至中国先秦史研究的新高潮，体现了先秦史和三峡文化研究的前沿水平。会议结束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抽调专人历时三个月完成了本次研讨会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论文集刊出论文111篇（印张：52.75，字数：1490千），超过了历届先秦史学会出版的论文集的印张和字数。在这些论文中，直接和间接开展对巴文化、巴蜀文化研究的占半数以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如智荣的《巴文化与巴蜀文化》，陈剑的《巴蜀文化源流浅说》，邓晓的《对巴人传说中盐水女神悲剧的史学思考》，杨华的《巴人起源于清江说的考古研究》，李世平的《论巴文化在长江上游古文化中的地位》，陈新的《长江三峡巴文化探微》，杜勇的《说甲骨文中的巴方》，彭邦本的《巴蜀地区农业起源初探》，朱凤成的《浅议巴蜀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等。一系列关于巴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的问世，大大开阔了巴蜀文化研究的视野。
　　2009年底，文物部门全面完成了三峡工程规划确定的考古发掘任务，出土了各类文物标本24.78万件，其中湖北库区11.5万件（含珍贵文物标本2.2万件）。2010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暨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会议讨论的主题即是关于三峡工程库区文物的保护、发掘和研究。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参会代表共150余人，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博考古单位及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大会收到论文60余篇，除18篇为其他省区考古学论文以外，其余的40余篇全部都是关于长江三峡地区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涉及文物保护方面的论文有徐光冀的《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王凤竹的《三峡湖北库区的主要考古收获》，乔梁的《三峡考古的回顾与启示》。这些三峡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又多以先秦时期的为主，如与会代表余西云、赵宾福、孟华平、笡浩波、孙智彬、白九江、江章华、刘志岩、王仁湘、院文清、黄尚明、周国平、周密、罗运兵、杨华、胡雅丽等所撰写的论文，都是以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为议题的，郭立新、张昌平、黄凤春、王然、潘碧华、黄伟、杨波、刘兴林等的论文则皆是以三峡地区商、西周、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为议题的，张静华、余静、杨金东、马雨林、田桂萍、于秋伟、邓辉、佟珊、杭侃、霍东峰、吴小平、方刚、肖贵田、彭云等专家学者撰写的论文都是以三峡地区秦汉至唐宋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为议题的。本论文集所有论文的内容涉及的时代以先秦时期为主，在有关先秦时期的论文中，又以讨论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者占多数。
　　湖北省武汉市“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结束后，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接着又在重庆市枇杷山召开了“第六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中心’学术研讨会”。会议极具规模，与会代表近200人。会议收到论文60余篇，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的，西部及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零星。在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论文中，又以涉及重庆库区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为主，其中涉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论文有赵宾福的《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李大地的《渝东南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发现》，白九江的《重庆与中原北方地区新石器晚末期文化交流》，代玉彪的《再论老关庙下层文化的相对年代》等；涉及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论文有孙智彬的《论井沟文化》，蒋刚的《荆南寺：夏商时期的中原与峡江地区》，李峰的《重庆忠县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初探》，杨华的《长江三峡地区夏商时期骨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涉及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论文有刘兴林的《重庆巫山大昌盆地战国秦汉文化的初步认识》，盛定国的《万州大坪墓地早期遗存文化因素分析》，周勇的《巴蜀地区柳叶剑的考古学再观察》，方刚的《涪陵小田溪墓群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黄伟的《赵家湾战国墓出土器物初考》，杨群的《秦巴文化关系的考古学新证据──重庆万州梁上墓群 M8 战国秦人秦墓浅析》等等。此外还有秦至宋元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论文22篇，余者为西部其他地区和重庆地区涉及文物保护方面的论文。与前述湖北武汉市“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与会代表们的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及时代相比，重庆市研讨会秦至宋元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论文要多于前者。至此，湖北、重庆研讨会论文集在涉及整个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从时代到内容，都进行了互补。
　　除上述有关巴文化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及渝鄂两地召开的巴文化、巴蜀文化、三峡考古学文化研讨会的资料信息外，重庆、湖北的几家行政事业单位、民间社团还创办了几种有关巴文化研究的内部交流杂志，如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巴文化研究会1994年创办的《巴文化研究通讯》及《通讯》于1997年停办后取而代之的1999年正式改版刊物《重庆历史与文化》，每年定期出版两期，使过去《通讯》的不定期、随意性走向了正规化，到2011年底，《重庆历史与文化》总出刊26期。该刊物由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主管，重庆市博物馆学会、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主办，刊物的文章内容多以重庆区域历史文化为主，兼及周边地区，凡此时空范围的历史、文化、文物、考古、人物、事件、民族、民俗、古建等，都在其研究报道的范围内，其中重点突出重庆地区的古代历史及田野考古和文物研究与鉴赏等。而重庆区域的历史文化亦即古代巴国文化，因而，对重庆古代历史、田野考古和文物的研究与鉴赏即是对古代巴文化的研究与鉴赏。与此同时，湖北亦有几家单位和民间社团组织创办了类似的杂志，如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1997年创办的《土家学刊》（季刊，现改名《土家族研究》，现已总出刊49期）；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文化研究会、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2005年创刊的《巴文化》（季刊，现已总出刊26期）；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文物局、博物馆 2009年创刊的《文博之友》（半年刊，现已总出刊 5期）；湖北省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湖北三峡日报传媒集团、湖北省宜昌市文化局联合于 1996年创刊的《三峡文化研究》（2000年改名《三峡文化》，双月刊，现已总出刊 69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说以上渝鄂两地创办的这几种杂志皆为内部交流刊物，但其影响亦不容低估。这几种杂志主要是刊登巴文化、土家族文化、三峡考古发现、地方特色文化等方面内容的研究文章的，它们都可以为从事巴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提供多方面的交流信息。

四：巴文化研究活动的总结
　　巴文化历史悠久，经过几千年的承袭、演化、发展、延伸、传播，才形成了今天的巴渝文化、巴楚文化、三峡文化、清江文化、武陵文化、渝东南文化、乌江文化、巴土文化等，这些文化是大三峡文化发展的根，是现代湖北、重庆文化发展的历史基础，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此21世纪初，共经历了80个春秋，通过本文对巴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归纳和总结。
　　1.“巴文化”概念提出的前前后后。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辈史学研究者就开始了对巴蜀历史的探讨，他们讨论的重点是巴国、蜀国立国的时代、疆域、秦灭巴蜀的年代等内容。30年代对巴蜀历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至20世纪40年代，一批史学先贤在先前巴蜀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及30年代在成都地区陆续出土的商周时期古文化遗物的引导下，这批史学先贤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虽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当时有些操之过急，以致支持者、反对者兼而有之，但巴蜀文化的研究活动毕竟开展起来并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只是在当时的巴蜀历史讨论内容中，蜀文化的讨论居多，而巴文化的研究因限于考古发现材料，研究者涉足很少。上世纪5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巴人地域（四川盆地的东边巴县冬笋坝和北边广元昭化宝轮院）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古墓群，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器、陶器被清理出来，历史学、考古学专家们根据这些出土遗物并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分析认为这些战国时期的墓葬应与巴人有关。无疑，这一观点的提出在上世纪50年代的初期是具有一定挑战性，这是因为此前提出的“巴蜀文化”概念尚且没有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此时又提出“巴文化”概念，这就意味着需以承认先前史学者提出的“巴蜀文化”概念为前提并将巴蜀文化中的巴文化单独划分出来。不过事实证明，这一挑战性概念的提出以及巴文化的独立划分，为后来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从民族学角度研究，更具有影响的学术观点是，生活在湘、鄂、渝、黔地区的现代土家族居民，其由来即是古代的巴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巴文化遗物的大量出土，巴蜀文化研究者以地下出土实物为证据，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及民族学研究成果，巴文化的概念逐渐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接受。
　　2.早期巴文化的认可。在20世纪50年代里，东周时期的巴文化及当今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后裔的认识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尽管开始时不少巴蜀文化研究者还犹豫不决，不怎么响应，但随着该课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还是慢慢认可了这种提法，但从当年出版的一些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专著和论文的命题及内容来看，不少研究者仍以“巴蜀文化”的称谓笼统谓之，甚至直至21世纪初，这种观念依然存在，如80年代以来顾颉刚的《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徐中舒的《论巴蜀文化》、蒙文通的《巴蜀古史论述》、邓少琴的《巴蜀史迹探索》等，即是如此。真正以巴文化、巴人命题的讨论，依然少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以至70年代，一般称谓的巴蜀文化（尤其是巴文化）实际所指已经是晚期巴文化，现在在承认巴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认识“早期巴文化”，将面临一个新的挑战。这是因为，所谓“晚期巴文化”的时代多为东周时期，先前的西周、商、夏时期文化几乎没有人提及，即使偶尔有学者论及，也多是借助文献史籍的记载去作一些推测罢了。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人员在鄂西地区的秭归、宜昌、宜都、当阳等地，发掘出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出土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物，这才引起了考古学界研究者的密切关注，于是，考古学依据这些出土的地下实物材料，经与成都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的比较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考证后，认为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物应该是夏商时期的“早期巴文化遗存”。当然，“早期巴文化遗存”概念的提出在当时也让许多学者存疑，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文化遗存可能是蜀文化遗存。不过在经过80、90年代三峡地区、清江流域更多的考古发现的证明后，人们发现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中的不少器物事实上都是从三峡地区先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直接发展而来的，有的器物的来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本地距今7、8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有鉴于此，“早期巴文化”的概念才逐渐被学术界所承认。
　　3.三峡地区考古发现对巴文化研究活动的推动作用。20世纪30年代初，在四川省广汉县真武宫曾两次出土了一些石器、玉器和陶器（片）。前一次是当地农民发现后挖掘的，后一次则是考古发掘。分析以上出土遗物的时代，中外学者大都认为为原始社会商周时期的遗物，而且认为，这些遗物与古蜀历史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首次从考古发现现材料来研究古蜀国的历史。不仅如此，20世纪30、40年代，在成都地区还陆续出土过一些青铜器，经研究认定，这些青铜器的时代为商周时期，结合广汉蜀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等遗物来进行综合分析，有学者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提出同样是从地下出土遗物的分析研究中获取的新认识。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川东和川北又正式发掘了几处战国时期的墓葬，经考古学研究发现，这些战国墓葬的出土遗物与古代巴人有一定的联系，于是结合巴、巴人、巴国、巴族遗物等概念，考古学研究者们提出了“巴文化”的概念。50、60年代，文物考古部门开展了对三峡地区的文物调查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几处重要遗址进行了试掘，调查和试掘所得标本既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也有商周时期的遗物即青铜文化时期的遗物，这些遗物的发现证明三峡地区应该有商周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只是50、60年代时还不能认清其文化性质。而后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相关文物资料证明，这些商周时期的文化遗物正是考古界探索中的“巴文化遗存”。7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三峡地区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和抢救发掘工作全面展开，大量夏商周时期的巴人遗物被发掘出来，考古学研究者依据这些遗物的时代和地域文化特色认为其为早期巴文化并提出了“早期巴文化遗存”的概念，这一概念现已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巴文化、晚期巴文化或者早期巴文化，每一个新概念的提出都与考古新发现密切相关，考古学界的认识是随着考古新发现而不断深化的，我们的巴文化研究工作也是随着考古发现的脚步而不断向前迈进的。
　　4.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的高峰期。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一大批巴文化研究专著及数十本有关巴文化（包括土家族）研究的论文集和一些地方期刊杂志等纷纷面世，在一些权威性学术杂志及一批国家级、省级和海外发行的杂志上，有大量巴文化学术研究论文发表。而有关巴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从90年代初期开始也越来越多，这些研讨会有国际性的、全国性的、省级的、地方的还有各高校举办的，规模越来越大，档次愈来愈高。我国一些知名专家学者也陆续参与到巴文化研究的活动中来。我们可以从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分别在四川、重庆、湖北多次主办的巴蜀文化、巴文化、三峡考古文化研讨会的情况看到北京的相关部门和各地方组织对巴及巴蜀文化研究的重视。而恰在这个时期，为配合三峡大坝工程建设，全国约2/3省、市、区的文物考古单位、高等院校、相关科研单位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云集三峡地区，抢救发掘了1,000余处（包括三峡地区其他一些支流）古文化遗址、古墓群，并在本世纪初召开了四次大规模的三峡考古文化研讨会，出版了60余部有关三峡地区考古遗址、墓葬、古建筑等的大型报告集和研究著作。如此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正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成为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高峰期的根本原因。
　　5.巴文化研究组织的建立。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些专家学者对巴文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的，彼此间的相互联系很少，相关的学术会议也很少，除1986年、1988年分别在四川省广汉三星堆、湖北省恩施自治州举办过相关会议外，其他可列为此类研讨会的几乎没有。而就会议讨论的内容来看，广汉的巴蜀文化会议实际上多数与会学者讨论的是四川地区的蜀文化和三星堆遗址及祭祀坑遗址的考古文化问题；恩施会议虽然有几篇论文与巴文化有关，但其基调却是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考察会，与会论文大多数都是关于整个湖北省的考古发现和楚文化研究课题的。在这一时期里，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尤其是湖北省楚文化研究学会的一些学人也曾呼吁应该像研究楚文化那样来研究巴文化，这对巴文化而言，是值得欣慰的。巴蜀文化提出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但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应的学术组织建设严重滞后，这一现状一直延续到1993年，在巴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的多方奔走呼吁下，终于在1993年秋季成立了“重庆巴文化研究会”，并首次在西南师范大学举办了真正意义上的巴文化研究会（当时称巴渝文化研究会）。时光荏苒，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一晃就快迎来它的20岁生日了。而后的2002年8月，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又成立了“恩施州巴文化研究会”。除此之外，在重庆、湖北的一些高等院校里也陆续建立了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所等，如西南大学建立了“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师范大学建立了“三峡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长江师范学院建立了“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三峡学院建立了“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民族学院建立了“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三峡大学建立了“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文化部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武陵地区研究中心”“土家族研究中心”。另外还有“重庆市历史地理学会”“重庆市历史学会”“重庆市博物馆学会”“湖北省三峡文化研究会”等。这些学术组织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陆续建立的，其学术活动和所出版的书籍、刊物等，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巴文化研究。
　　6.多学科研究取得的成果。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最先是和蜀文化联系在一起来进行的，随着研究活动的深入开展，研究人员认识事物的水平不断提高。尤其在上世纪50年代及其后，随着川东及鄂西地下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出现，巴文化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而此前，对巴文化的研究甚至有关巴文化的称谓，一直都是比较含糊比较笼统的。虽然巴人的历史较蜀人的历史更为悠远，且古今学人中也有不少人知道先有巴而后有蜀，三峡考古发现中也早有迹象证明巴地的文化遗存要早于成都地区的古蜀文化，但限于地下考古材料的缺乏，研究者还主要依赖于文献史籍中的记载来研究数千年前古代巴人的历史，这也是巴史研究在前一时期无法获得新的认识和突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巴蜀文化研究学者和巴文化研究学者在考古新发现的支持下，像对我国其他省区的民族文化研究一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即从历史文献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建筑学等学科对巴文化进行了综合研究和探索，使巴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历史文献学告诉我们，巴人的渊源可直接追溯到远古时期；民族学研究告诉我们，当今生活在湘、鄂、黔、渝的土家族居民是巴人的后裔；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告诉我们，历史上这一地区的自身文化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始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文化遗存被考古学研究者确认为巴文化遗存；宗教学研究告诉我们，古代巴人是多图腾崇拜的民族，尤其崇拜多种动物，包括崇“蛇”、崇“鱼”、崇“鸟”、崇“虎”等，这些图腾崇拜都可以在考古发现和民族文化中找到证据；语言学从土家族语言中告诉我们，巴之本意为坝，“巴”“坝”同音，巴人又称“比兹”，巴还可呼为“鱼”等；民俗学告诉我们，巴人世代多以船为生，故死后有用船作棺下葬者，巴人发式“椎髻”亦由其有“弜头虎子”之称而来，巴人死后的葬姿可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的葬式上找到渊源；古文字学研究告诉我们，甲骨文中的“巴”字就是蛇的形态，这说明巴族与蛇（虫）关系密切；体质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如今的土家族居民，其基因成分与该地区青铜时代巴人的基因成分有着承袭关系，属于“南亚人种体质因素”，因而土家族人应该是古代巴人的后裔。总之，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巴文化研究的内容愈来愈鲜明，愈来愈丰富多彩。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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