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说史兴起 能否起到“让历史告诉未来”作用？

　　核心提示：在这些年的“历史热”中，人们深受浸染的是对皇权的膜拜，对权谋的推崇，对理想的消解。君不见，“王朝啤酒”、“帝豪别墅”、“宫廷配方”、“皇家风范”等封建语汇，已多么深地侵入社会生活与民众头脑。社会趋向，时代潮流，历史大势，真理追求……这些历史本能提供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不但未被发掘和张扬，反而在喧闹和哄笑中越发稀薄。洪流滚滚的“历史热”与万众投入读史，结果似乎不仅没有使人“明智”，反而矮化了人们的精神高度。晚清、五四及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成果，在一些人尤其在饱受“历史热”熏染的年轻一代那里几乎归零。“让历史告诉未来”的自信判断，已蜕化为“历史能否告诉未来”的沉重疑问。

一
　　1992年，由台湾拍摄、港星郑少秋与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在各地方台播出，开启了帝王剧占据电视荧屏十余年的大众文化历史。
　　该剧在当年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既是戏说，言下之意就是对历史的真实性和故事的合理性可以不负责任，纯粹是为逗观众一乐。而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历史氛围的消解，正是让人对其饶有兴味的原因。当这首次露面的以历史为玩物的作品获得市场的积极反馈后，“戏说历史”的风气便蔓延开来。
　　在1996年周晓文导演的影片《秦颂》中，对历史失去起码的尊重达到极点，编导公然宣称要“气死历史学家”：秦始皇的女儿栎杨公主自小瘫痪，高渐离去强奸她，这强暴竟使栎杨公主的瘫痪不治而愈……
　　这些对历史进行戏说的作品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已由历史作出定评的帝王形象被颠覆，戏说中的帝王一派人情味。他们“平等”地在芸芸众生中嬉闹、周旋、谈恋爱，时时让观众发出笑声。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戏说风渐淡，“历史正剧”风刮起。帝王从逗乐的对象转为被歌颂的对象。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雍正（《雍正王朝》），“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康熙（《康熙王朝》），“煌煌天朝，万千气象”的乾隆（《天下粮仓》），到“统一中国，修筑长城，百姓从此安居乐业”的秦始皇（《英雄》），再到“燃烧自己，温暖大地”的汉武帝（《汉武大帝》）……这些作品动辄数十集，全在黄金时段，并辅以强劲的宣传攻势，荧屏上赫然唱响了歌颂封建帝王的“主旋律”。剧中文史常识错误累累，也就更不能指望它们有多丰富的现代思想、多深邃的历史眼光、多深广浓烈的人文关怀了。
　　帝王，哪怕再“英明有为”的帝王，也首先是骑在民众头上威福做尽的统治者。封建社会后人类的文明进程主要就是推翻帝王统治、唾弃帝王意识的过程。而在21世纪的今天，影视中赤诚的“颂皇热”一浪高过一浪，真叫人瞠目结舌。看着满目的帝王“高大形象”，听着满耳的“皇上圣明，奴才该死”，简直不知今夕何夕。
　　随着文艺在现代的发展，影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已非其他艺术门类可比，其效应甚至在新闻宣传和学校教育之上，因此，对影视也就有了“管理”和“引导”。效果如何？在这些年的影视作品中，我们基本看不到失业工人的辛酸，看不到失地农民的困苦，看不到进城民工的卑贱，看不到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艰难，看不到民众在医疗、住房、教育等重压下的喘息……现实题材的影视片中几乎看不到现实生活，只有“风景这边更好”（赵本山小品台词），一片莺歌燕舞。
　　对比建国之后三四十年对封建帝王题材的处理，影视“颂皇热”颇耐人寻味。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如果出现公然歌颂皇帝的作品，肯定会立即受到主流舆论的抨击和批判，甚至戴上政治大帽子。同样是在“管理”下，直刺现实的作品少了，歌颂封建意识的多了，有关部门的“管理”思维，还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二
　　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剧在荧屏和银幕上汹涌之际，又一种电视形式为“历史热”推波助澜。历史剧情节精彩，场面逼真，吸引观众尚好理解；专家学者在“电视讲坛”上讲解历史也能形成巨大的文化热潮，出乎不少人的意料。
　　200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使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收视率节节攀升。公众经历了影视剧对帝王的“戏说”与“胡说”，已开始产生厌倦情绪，想从专家那里知道一些历史真相。“百家讲坛”到2006年夏天达到沸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的“品三国”一时迷倒观众无数。借这个节目而在社会上获得明星待遇的主讲人还有出口成章的于丹、激情充沛的纪连海、剑走偏锋的刘心武等。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学生迷恋易中天和于丹，远比迷恋李宇春和张靓颖让人欣慰。但是，作为一档讲解、传播历史的节目，它把“吸引人”放在第一位，对一些最具反思意义的历史时段却讳莫如深，历史的反思功能和指导现实的功能严重弱化。而且，像易中天津津乐道于三国的权谋，阎崇年五体投地于清帝的“伟绩”，纪连海兴高采烈讲着文臣与太监的机智……都不是现代意识所能认同的史观和立场。
　　在电视强大的传播力下，坐惯冷板凳的文史学者名扬天下，获利甚丰。大学里已有不少青年教师把自己讲课的录像带寄往节目组，期待被“百家讲坛”看中好名利双收。在百家讲坛读物的勒口上，印着“学者让电视深刻，电视让学者有为”这两句话，其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学者、教授的头衔为电视做了装点，电视的特质和传播要求让学者浅薄、让学风浮华。易中天、王立群们的学术功底在编导的调度中被一笔抹杀，专家一变而为说书艺人。
　　说到底，“百家讲坛”培育的是明星，而不是学者；提供的是娱乐，而不是思想和文化。也许沉重一点的文化职责和历史使命，目前还不是电视这种轻松的媒体能肩负得起。它只能在大众文化市场与政治意识形态都认可的空间里，收获自己努力的成绩。

三
　　“百家讲坛”的成功，使其他电视媒介也纷纷举办此类节目。在这些电视文史讲坛的带动下，通俗类历史图书销售越来越好，“草根写史”成为与百家讲坛一样醒目的文化现象。
　　在写史上著名的“草根”，有十年砍柴（著有《闲看水浒》、《晚明七十年》）、子金山（著有《曹操：阿瞒出道》）、清秋子（著有《明朝出了个张居正》、《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高天流云（著有《如果这是宋史》）等。这些异样的笔名，就表明了他们与史学正统的区别。在这些拥有大量读者的草根写手里，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当年明月、赫连勃勃大王和曹昇。
　　2006年3月10日夜，广东顺德海关青年公务员石悦（网名当年明月）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版发布了他的《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帖。随着续帖的不断发布，人气连连高涨，3个月内点击率竟超过百万次，迅速出版的《明朝那些事儿》起印即达10万册，当年年底销量超过20万册。当年明月再接再厉，接连推出四本续篇，本本畅销。从学识和阅历都很丰富的老人，到刚打开求知之门的学生，无不为这套另类的明史着迷。
　　《新民晚报》评述这场读史热潮时说：“《明朝那些事儿》所叙明朝三百年间的一些历史事件无甚特别，没有‘恶搞’或‘戏说’，赢得网友喜爱的‘法宝’主要在于其鲜活的写法。写作中，作者以史料为基础，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吸纳和融入了众多流行元素，如叙议结合、伏笔照应、铺垫悬念、动静相衬等，力求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还穿插了很多类似冯小刚电影中‘冯式幽默’的噱头，让读者看得轻松。”
　　赫连勃勃大王是草根写史中的又一风云人物。他本名梅毅，法语专业硕士毕业，从事金融工作，5年时间出版了500多万字的史著，涉及多个朝代，网上网下拥有一大批固定读者。他是“草根”中的精英，脱离了“历史写手”而进位到“历史著作家”。其古文功底深厚，按他自己话说：“我看繁体竖排本的古书比你看我的书速度还快。”他的渊博和勤奋固然无人能比，思想见解也在一般写手之上，得到过雷颐、钱文忠等历史学家的真诚钦赞，香港中华书局也推出过他的作品。
　　曹昇与当年明月、赫连勃勃大王并列，是写史上的“草根三杰”之一。让这位学工科出身的杭州青年暴得大名的，是他以“杭州病人”为名在网上发布的《流血的仕途──古时作官何其难》。两年时间，这个长帖创造了260多万次的点击。
　　2007年10月，这部作品更名《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出版，5个月即销售了10多万册。该书写的是著名丞相李斯的一生，用现代目光阐释其官场沉浮。那种连抖“包袱”而让人欲罢不能的写法使该书被称为“单口相声”，书中透出的震撼力和鼓舞力又有一股浓浓的写意色彩。
　　在自由自在的写作中，风格各异的草根写手为历史读物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由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不受规则的惯性羁绊，透出一股勃发的灵气和才气。他们充满个性的书写与表达，扩大了关于历史的话语权，消解了某些僵化的意识形态。当他们以外来人的眼光闯入历史这片土地时，往往能比长期耕作其上的人更能发现新鲜的东西。
　　然而，草根写史在写手自发的勃勃兴致之外，有明显的对读者口味和图书市场的迎合，使历史失去了应有的分量与质量，即便是最出色的几位。在当年明月那充满现代色彩的叙述与调侃中，人们感受不到丝毫历史氛围，也体会不到多少历史的沉重与悲怆，更别提有高度的反思与展望。赫连勃勃大王成书出版的文字与最初发布于网络时的面貌比，一些犀利的语句或与主流史观尖锐冲突的部分时常被改动，而那些粗鄙的文字倒几乎全被保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部部因“爆猛料”而让人惊讶、迷恋的历史读物……

四
　　潮起潮落，一波波大众文化热浪总要归于沉寂。它们本就是文化工业的肥皂泡，绚烂飘飞，随之就是破灭。
　　大众文化热潮中的历史，在市场导向与国家意志的限制与改造之下，流向“讲故事”、“精彩”、为讲史而讲史、只娱乐不反思一途，不但不能“以作镜鉴”、“读史明智”、“告诉未来”，反而有可能成为麻醉品与心灵的绳索。
　　在这些年的“历史热”中，人们深受浸染的是对皇权的膜拜，对权谋的推崇，对理想的消解。君不见，“王朝啤酒”、“帝豪别墅”、“宫廷配方”、“皇家风范”等封建语汇，已多么深地侵入社会生活与民众头脑。社会趋向，时代潮流，历史大势，真理追求……这些历史本能提供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不但未被发掘和张扬，反而在喧闹和哄笑中越发稀薄。洪流滚滚的“历史热”与万众投入读史，结果似乎不仅没有使人“明智”，反而矮化了人们的精神高度。晚清、五四及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成果，在一些人尤其在饱受“历史热”熏染的年轻一代那里几乎归零。“让历史告诉未来”的自信判断，已蜕化为“历史能否告诉未来”的沉重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