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一部有着50年编修史、30年发行史的权威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五版在京首发。 这部汉语宝典于1978年正式出版,随后1983年、1996年、2002年分别出版过3次修订版或增补版。历史上已经印刷过334次,累计发行4000万册,影响力巨大。而这次的新一轮修订,也工程浩大,在1996年版基础上新收词语6000余条,删去旧词2500余条。这部宝典中词语的“生生死死”,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变迁在语言中的烙印,也折射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第五版《现汉》新收四川方言几何?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问题。 “下课”等词得到公认 为了解四川方言被收录进新版《现汉》的情况,记者与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彭润商、成都市幼儿师范学校特级教师周思缔等人一起进行了几次查找,但进入视野的四川方言确实很少。记者周围的同事,事先提供了不少较具影响力的四川方言词语,诸如下课、雄起、假打、麻辣烫、相因、倒拐、稳起、扎起、散打、吃爆了、没来头等等,无奈的是,翻遍词典也难觅它们的身影。新版《现汉》中暂时只找到两个四川人认为“词从己出”的词:一个是“下课”,一个是“雄起”。 细细查究,对“下课”的解释是:①上课时间结束。②辞职或被撤职。对“雄起”的解释是:强有力地奋起。两个词里,只有“雄起”一词肩膀上扛了个“方”字,标明此词为方言。 与难寻四川方言的情形相反,“大东北”方言、粤方言及沪方言等,则有诸多词语被收录,如:侃大山、托儿、包二奶、生猛、埋单(买单)、炒鱿鱼、忽悠、爆满、花心、煲电话粥、砸牌子等等。 地理与
政治经济的影响 针对“四川方言词语难以取得全国性影响”的这种现象,语言学专家提出了解释,认为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政治经济上远离中心地带,是四川方言词语难以“走向全国”的根本性原因。 成都是个有着2300年历史的古老城市,但也经历过“湖广填四川”等数次大移民,包容着诸多外来文化支脉。它们相互交流撞击,在语言上形成了归属于“北方方言”一类的四川方言,构筑起了自身的鲜明特色。但是,地理上的“盆地”地形,相对封闭,与外界的交流整体上说相对缺乏,这造成了四川人极强的自娱自乐的习惯,总是站在自娱自乐的角度独享方言,而忽略了对外交往所应该注意的一些前提。因此,有些方言只有“自己”听得懂、听得顺,还美其名曰“鲜活”、“够味儿”。 另一个原因,是来自国内社会对种种方言的“自然选择”,它由说方言的地域在整个中国的影响力所决定。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广东、
上海则经济实力强大,与各地交往频繁,这些都注定了“大东北”方言、粤方言、沪方言在全国各地容易被认同。比如有关股市的新词几乎都来自上海话,有关楼市的新词几乎都来自粤语和它背后的香港文化。 一些四川方言 应向词典靠拢 四川有些方言词汇用字含糊,不够规范,影响了表义,自然也就影响了它的传播。 比如四川人爱说一个词“估倒”,成都本地的一些报纸就这样按发音把它写出来。但实际上呢?“鼓捣”一词才是规范用词,它早已名正言顺的存在于2002年版本的《现汉》中。其解释为:反复摆弄。这个意思,不也与四川方言相近吗?写成“估倒”之后,有几个外地人能从字面上推测出哪怕是一丁点的词义呢? 再比如四川人爱用“相因”一词,意思是买到“便宜”的东西。而它同样也在2002年版本的《现汉》中就有了,不同的是写为“相应”,但二者表义是相同的。 语言学家分析,这些用字不规范的现象之所以形成,与四川人发音时一些声母、韵母不够准确,加上不推敲正确用字而造成的。无法否认的是,四川方言中不规范的词和字实在是太多了,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场合,甚至官方场合以至媒体,都常常错误用字。 当今成都正在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四川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与海内外的交往、合作越来越广泛。我们能不能更准确地用规范汉字来表达我们的方言呢?这也许是一个涉及到文化进步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