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西藏历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

源自：西藏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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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在日本，对西藏历史的全面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从很早时期起就对西藏产生了兴趣。1877年，净土宗大谷派僧人小栗栖香顶（1831～1905年）曾撰写了一部三卷本的《喇嘛教沿革》（临犀楼出版）。书中详尽地描述了西藏历史。这是第一部由日本人撰写的西藏历史书。小栗栖香顶曾于1873年访问北京。
　　在《喇嘛教沿革》“序言”中，他详细阐述了撰写此书的目的：
　　“我现身在北京。我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出于要说明喇嘛教就是密宗佛教的愿望，这是以前我从藏族和蒙古族喇嘛那里了解的宗教。”
　　出于同一目的，这部著作对藏传佛教的源流作了详细的的历史描述。作者引用的历史资料包括魏源撰写的《圣武记》第5分册中的《西藏记》、《大清会典》及《蒙古源流》。他采取照本宣科的方式，对资料进行评述，然后加上自己的解释。由于大量引用《圣武记》，因而，这部著作偏重了政治事件而几乎没有教义内容。对密宗佛教的介绍也十分欠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喇嘛教沿革》可能应被视为西藏历史概况而不是对藏传佛教的介绍。此外，因为《圣武记》及其他资料所限，本书对达赖喇嘛的论述只到第八世达赖喇嘛。
　　关于这部著作的可靠性问题。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圣武记》为依据的，因此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它重复了《圣武记》中的谬误，还造成了一些混淆。这些混淆是因为作者简单地把《蒙古源流》中的内容视为历史史实。小栗栖香顶把自己对这些史料的错误解释也写了进去。从现今西藏历史的研究水平来看，可以说在今天，这部著作实际上已毫无参考价值。但人们仍对这样一部著作能在德川幕府时代结束后仅十年、而先于现代史研究开始得以出版感到不可思议。
　　小栗栖香顶是在北京短暂逗留期间研究了在此地盛行的风俗习惯后开始从事藏传佛教的研究。然而，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一批人，他们确实去过西藏，并带回了对那里真实情况的报导。河口慧海（1866～1945年）就是第一位这样的人。
　　河口慧海是一名黄檗派僧人。他历尽艰难困苦两次入藏。第一次是1900至1902年，第二次是在1914至1915年。旅行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藏文典籍，其中包括那塘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分部、德格版的《甘珠尔》、未经勘定的藏文佛教经典和梵文经文、佛教仪式上使用的法器，甚至还有一些矿植物标本。他把这些东西带回日本，它们现今保存在东京大学、大正大学、东北大学及东洋文库中。在他的众多著作中，以游记最为著名，但他还撰写过诸如藏传佛教及藏文文法方面的文章。〔1〕
　　第二位入藏的日本人是青木文教（1886～1956年），他是净土宗本愿寺派僧人。在历尽艰难及种种考验之后，他于1912年入藏。1916年他离开西藏时，作为西本愿寺的学生，他的能力得到西藏政府的格外赏识。后来，他撰写了一部详细介绍西藏及西藏事务的书。它对当时相对来讲正处于发展中的西藏实际状况进行了极为精确的描述。此书使用的多幅精美的照片多年来一直作为后来对西藏进行介绍性描述所引用的参考资料。〔2〕
　　第三位入藏的是多田等观（1890～1967年）。他也是一名净土宗本愿寺派僧人。他于1913年作为来访学生进入西藏。他在色拉寺潜心研究达十年之久，于1923年获得最高学术学位拉让巴格西后返回日本。学习期间，他还收集了德格版抄本及拉萨版藏文大藏经的《甘珠尔》分部及为数众多的、未经勘定的经文典籍。这些现都存于东北大学、东京大学及其它学会里供研究使用〔3〕。多田等观还撰写了介绍西藏及西藏事务的著作，特别包括了对教义、寺院组织及藏传佛教史的详尽论述。〔4〕
　　以上三人是当时访问过西藏的日本人。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西藏的介绍性著作，因而完成了他们充任的教育者的角色。正如人们所料，他们的著作描述了西藏历史，但在内容上，它们反映的是西藏的传统历史，与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历史有所区别。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青木文教开始从事古代藏文年鉴的研究。他借用《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资料，研究了西藏吐蕃诸王的在位期〔5〕。但由于敦煌文献中古代藏文年鉴及其它著作的不断出版，因此，令人遗憾的是，无法接触到这些资料的青木文教的研究在今天已没有价值。而多田等观以一部藏文传记及宣扬他与达赖喇嘛之间亲密关系的资料为依据撰写了论述十三世达赖喇嘛丰功伟绩的著作。〔6〕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寺木婉雅（1872～1949年）。他从成都动身前往拉萨但在巴塘受阻，后于1899年进入西藏东部。而后，他于1903年途经蒙古抵达塔尔寺，1905年抵达拉萨，而后他又途经印度返回日本。后来，他在1907年从北京出发再次参拜了塔尔寺。有关他的1899年巴塘之行及1907年的塔尔寺之行的报道后由其弟子横地祥原编撰成册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7〕。寺木婉雅是到过巴塘、并在境外对形势进行报道的第一位日本人。很可能他也是参拜过塔尔寺的第一位日本人。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他恰巧又在北京。他弄到了一部北京版的藏文大藏经抄本，并把它带回日本。目前，这部经文存于大谷大学，后来根据其内容编撰了一份相当完善的目录。〔8〕
　　在西藏频繁旅行的日本人的报道中，应首推木村肥佐生（1922～1989年）及西川一三（1918年～）的描述。他们于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途经蒙古和青海进入西藏，并在战后返回日本。他们都是在拉萨听到日本战败消息的。他们频繁往来于印度和西藏之间，也常常从拉萨到昌都。他们可能是唯一远至昌都的日本人。他们巧妙地报道了当时西藏缓慢发展的形势，特别是西川一三曾作为藏族僧人在哲蚌寺受训。他给我们留下了寺院内部情况的杰出报道。〔9〕
　　上面提及的这些人都到过西藏并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过调查，但他们未必对西藏历史研究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但从广义上来看，到目前为止，他们对西藏的报道奠定了日本藏学研究的基础。他们的功不可没。此外，河口慧海及多田等观带到日本的那些未经勘定的经文典籍中有许多与历史有关的著作。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下一代人才能享有接触这些著作的便利条件，才能进行西藏历史的研究。
　　下面，我概述一下日本研究人员对西藏历史不同时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在此之前，我首先希望说明一下分期问题。一般认为，古代期为842年，以达玛去世为终期。今天，这种观点得到一致赞同。西藏中世纪社会被认为持续到1959年。但西藏与现代欧洲势力的接触显然始于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在此期间，荣赫鹏的武装使团抵达拉萨并签定了《拉萨条约》，尽管西藏社会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状态。从这种观点来看，现代文化此时开始缓慢地渗入西藏。因此，把这个时期看作西藏现代史的开端也是可能的。在这里，我把现代期相应地限定在1904年以后，而中世纪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前。勿须赘言，这种分期方法纯粹出于研究上的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期从843延至1903年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期，采取以各时期在位期或掌权朝代之名命名的方法，即：分裂期（843～1246年）；萨迦政权时期（1247～1353年），帕木竹巴政权（1354～1641年）及达赖政权时期（1642～1903年）。
　　一、古代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研究的影响下，日本对西藏历史的研究发展迅速。青木文教对古代藏文年鉴的研究及多田等观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丰功伟绩的研究成果的确存在。但正是休·E·黎吉生及G·杜齐发表的有关古代吐蕃王朝（在旧中国称为吐蕃）的碑文及J·巴考、G·查尔斯·图散及F·W·托马斯撰写的文章及翻译敦煌文献中的年鉴开创了借助同期资料确定西藏古代历史史实的方法。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把日本对西藏历史的研究看作战前对中亚史研究开始的一个分支是可能的。
　　1926年，中亚史学专家羽田亨与保罗·伯希和合作出版了他们认为敦煌文献中极为重要的一些著作的拓印本〔10〕。这些拓印本包括两部历史著作，一部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另一部是《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后一部著作与《丹珠尔》中发现的《和阗史》（东北大学目录，4202号）的第一部分相符。这是有关汉文译本存在的首次报导。而前一部著作描述了中亚、印度、西藏在开元中期的情况。作为一份历史资料，其重要性可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相提并论。以伯希和送交罗振玉的文章为据，藤田丰八出版了附有详细注释的印刷版本〔11〕。它对西藏高原各部落的描述趣味横生。此书的一部分被松田寿男引用作为研究女国的重要资料。我们将在下面就此进行探讨〔12〕。羽田亨看到现存资料有许多抄写错误，他后来自己发表了手抄经文，今天，它被视为最可靠的一部文本〔13〕。
　　大谷胜真是从事中亚史研究的一位专家。他研究吐谷浑游牧部落。在吐蕃进犯这一地区之前，吐谷浑游牧部落位于青海地区。大谷胜真把藏文中提到的这一部落确认为“珠谷”（Drug—gu）〔14〕。然而，对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研究之后，山本达郎认为“Drug—zu”是突厥文“Türk”的一种拼写，指的是突厥人及回鹘人〔15〕。这种解释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同。
　　松田寿男也是研究中亚史的专家。他利用公元7世纪连接东西方的战略重地河西地区已被关闭这一事实说明吐谷浑部落如何从经青海地区的商路进行的贸易中牟取暴利的〔16〕。松田寿男首次研究了所谓的“入吐蕃道”，并在现代地图上核准沿路各部落的位置。他进一步指出，新旧《唐书》中提及的女国的范围是从西藏西部延至四川的边界地区，因此，几乎覆盖了整个西藏〔17〕。尽管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根据现今的研究还需要加以修正，但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在东方史领域中首次提出与西藏有关的问题，他的研究内容给佐藤长后来批驳了松田寿男对女国区域的确认。佐藤长的观点是：新旧《唐书》中的《女国传》的论述混淆了位于拉达克西部的女国及四川边界外的羌部落女王国。他认为这两个女国与之位置相距甚远，而且被吐蕃、苏毗、多弥及党项各部落相隔。它们绝无可能与女王国有关〔18〕。随后，佐藤长在查阅存于京都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的唐蕃会盟碑石柱拓本的基础上，发表了对唐蕃会盟碑碑文的研究成果〔19〕。尽管上述的个人研究并没有全面展现西藏古代史的全貌，但至少它们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线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藏学家的活动突然兴起。杜齐对唐卡及中世纪史的研究、L·伯戴克对清朝与西藏关系史的研究、黎吉生对唐蕃会盟碑碑文及吐蕃时期其它碑文的编纂，巴考、杜散、托马斯及其他人对敦煌文献中的藏文年鉴、编年史及世系史的研究、R·石泰安对中藏边界地区部落的研究都对日本藏学界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佐藤长根据年鉴首先澄清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王那段时期中国和西藏的独特关系〔20〕。而后，他借用达扎路恭碑揭示了763年吐蕃进犯唐朝国都长安时的情况〔21〕。接着，为了澄清吐蕃皇室世系及各种事件的年代，他给自己提出与古代西藏有关的十个问题。在早期论文的基础上，他公布了解答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22〕。以年鉴、编年史及世系史为依据，并参阅了唐代各种汉文历史资料，他确认了以下几件史实。新的、主要的史实如下：（1）松赞干布著名的首席大臣噶·东赞及噶家族其他成员，如他的儿子噶赞年及伦止清的活动情况。（2）导致建中年间与唐朝和盟的各种事件。（3）长庆年间，西藏与唐朝和盟的情况。由于有了这些研究成果，西藏古代史首次从传记王国进入现实历史的世界。但由于主要以汉文资料为依据，因此，这部独具特色的著作在内容上不是西藏历史的研究而是中藏关系史的研究。但它确实涉及到西藏的政治组织、社会情况及文化，我们认为，对这样一些论题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
　　古代王朝最后一位赞普达玛在位期这一年代问题上存在着许多相悖的观点。然而，没有任何一种观点能获得普遍赞同。但佐藤长以《贤者喜宴》为据确认其在位期应为841～846年〔23〕。山口瑞凤以较古老的、由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撰写的《西藏王统记》为依据继而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达玛在位期为841至842年，而且在汉文资料中出现的乞离胡就是同一位达玛〔24〕。山口瑞凤对达玛在位期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乞离胡是“乞”（mChims）部落的一位酋长之名。他在达玛死后继承王位，因而不可能与达玛为同一人。这种不同的观点出自对汉文资料的不同解释。山口瑞凤曾撰写过两篇关于达玛的论文。其中一篇对藏族传说提出了质疑。根据传说，达玛是被一位名叫贝吉多杰的高僧杀死的。根据山口瑞凤的说法，这实际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达玛是被他的首席大臣杰托莱达那杀害的〔25〕。根据藏族传说，达玛有两个儿子奥松和永丹，是他们造成了古代吐蕃王朝的分崩离析。佐藤长比较早地研究过这个传说及达玛后裔的问题〔26〕。山口瑞凤运用古老的藏文资料对他们的年代顺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编排〔27〕。
　　此外，山口瑞凤发表了许多其它研究成果。例如：他对唐蕃会盟碑上出现的“舅甥”一词之含义、贡松贡赞（松赞干布之子）在位期、文成公主入藏及其婚姻和松赞干布的年代进行了研究〔28〕。他进一步研究了松潘及古代西藏其它部落的名称及其势力范围〔29〕。根据山口瑞凤的说法，“松潘”一词不是部族名称而是“第三‘茹’”（Yan—lag—gsum—Pa’i—ru）的简写。而称做松潘的这个部落则指的是居住在四川西部边界大小金川地区的一个部落。帕木竹巴王朝的朗（rLangs）部落出自这个松潘部落。山口瑞凤进一步证实，出现在汉文资料中的唐朝的白兰实际上就是这个朗部落。因此，他进一步得出结论，松田寿男把布尔罕布达（Burqan Buda）山确认为白兰人的居住地是错误的〔30〕。此外，山口瑞凤探讨了朗部落世系。他指出，有一个“章”（sBtang）部落隶属于这个部族。他认为，“sBrang”之名出自梵文“Suvarnagotra”〔31〕。山口瑞凤还表述了他的观点：吐蕃王室世系是通过加入这些虚构的赞普之名而创立的，以使王族世系得以延伸。〔32〕
　　除了上述的研究外，山口瑞凤还就汉文资料中有关西藏历史的谬误〔33〕及与吐蕃佛教史有关事件的年代顺序撰写了论文〔34〕。但他的巨著是他对吐蕃王朝建立及其基础的多卷著作〔35〕。这部著作分为三个部分：（1）与吐蕃前期历史有关的各种问题；（2）雅砻王朝到吐蕃王朝的发展过程；（3）吐蕃王朝的外交关系及国家机构。山口瑞凤对早期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特别是第三部分涉及诸如立法制度及军事组织的内容，极有资料价值。尽管这部著作仅仅涉及了吐蕃王朝前半期的一段时期，但它的特点是引用许多藏文资料及日本和外国学者严格考证的论点。由此可以看出，山口瑞凤对古代王朝早期问题的研究已达到相当的深度。
　　山口瑞凤还在吐蕃王朝后半期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安史之乱后，唐朝西北地区防御力量减弱，使得吐蕃得以继续进犯这一地区。763年，它入侵唐都长安。虽然两周后它撤至陇山，但自此之后，除敦煌和北庭因其防御力量强大未被吐蕃占领外，山区以西地区均被藏人占领。敦煌和北庭最终于786年陷落。吐蕃对其统治长达近60年。保罗·戴密微认为陷落期是787年，藤枝晃认为在781年，而山口瑞凤则认为是786年〔36〕。我赞同山口瑞凤的观点。根据藏人统治期间汉人在敦煌居住的情况，藤枝晃以汉文资料为主要依据撰写了一篇有参考性的论文，涉及藏族统帅、管理机构、日常生活及佛教界的活动〔37〕。在使用敦煌文献时，山口瑞凤接触到在他以前论文中提及的吐蕃王室阶层、军事组织及税收制度。他特别提到有两个中国军团曾在敦煌驻扎过。他进行了两次深入的研究，从一些重要的藏文文献中翻译了有关段落。他澄清了这些军团的位置及它们的形成时期〔38〕。山口瑞凤对藏学研究无可比拟的贡献之一是他对藏文历史文献中年代计算方法的研究〔39〕。这与他对藏族历算〔40〕的研究在日本都是对西藏历法的首次研究。山口瑞凤还撰写了大量的有关佛教、藏文字母表及藏文文法的著作。他是一位多产的藏学家。
　　763年之后，北庭成为反对吐蕃的一个独立保垒，它只是通过回鹘人与唐朝有接触。但789年，吐蕃派出一支庞大的军队与北庭作战。回鹘人也派了军队，从此开始了争夺北庭的激烈战斗。这一战斗以吐蕃获胜而告终。791年秋，吐蕃与回鹘人之间爆发了第二次冲突。回鹘人又遭到惨败。羽田亨及田坂与道澄清了事件的经过〔41〕。根据他们的研究，北庭继而落入藏人之手。佐藤长也赞同对事件的这种解释〔42〕。后来，森安孝夫提出他的观点，他认为回鹘人不久收复了北庭而吐蕃撤出〔43〕。现在，我倾向于接受这一论点。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是吐蕃与邻邦的关系。这里无须重述它与唐朝的关系。山口瑞凤就它与尼泊尔的关系撰写了论文，涉及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尺尊公主的情况。尽管一些人对尺尊公主的历史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山口瑞凤认为确有其人，只不过她不是传说中提到的著名统治者盎输伐摩之女〔44〕。此外，藤泽义美发表了以汉文资料为主要依据的、详细的有关吐蕃与南诏王国关系的论文。南诏王国在唐代位于云南〔45〕。
　　自称威力无比的古代吐蕃王朝由于达玛之死于842年彻底崩溃。它在东部占领的领地也陷入了内部倾轧之中。在那以前，一直受到吐蕃压制的、中国势力较强的地区把吐蕃军队驱赶出去，使之重新回到唐朝的控制之下。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人物是驻守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他的丰功伟绩使得敦煌地区完全归顺唐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藤枝晃以敦煌文献为依据澄清了张义潮的活动史实及其家庭情况〔46〕。
　　总之，我们可以说，通过使用敦煌文献，我们今天在西藏古代史的研究上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
　　二、中世纪史
　　我已经提到佐藤长及山口瑞凤发表了中世纪时期第一阶段古代王国崩溃之时继承达玛王位的诸王之年代的研究成果。但从达玛841年对佛教的迫害到阿提峡1042年抵达西藏这段时期长达201年，问题由此产生。《青史》在对这一时期进行计算时略去了一个绕迥。不仅仅《青史》的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省略，而且其他佛教史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可能是出自残缺不全的记载。因此，研究人员必须面对如何确定这一时期各种事件之年代顺序的问题。（青史》的译者乔治·N·罗列赫〔47〕是第一位就这一问题陈述其观点的人。中根千枝及黎吉生也随之发表其观点。佐藤长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过程解决这一问题，但他认为，黎吉生提出的年代是颇有道理的〔48〕。
　　当然，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藏文记载微乎其微，也没有其它资料，如：汉文记载可以进行对照比较。因此，这段时期的西藏历史无人知晓。然而，由于宋朝的建立，中国人逐渐与青海地区的藏族小邦国接触以图遏制西夏党项王朝。人们借用有关这些邦国的重要的汉文资料进行研究。
　　当时，有藏族血统的潘罗支在南凉（位于甘肃省武威县）夺取了政权。同为藏族血统的青唐部落的唃厮啰也在西宁一带沿湟水及黄河地区建立了青唐王朝。为了抑制占领凉州的西夏，宋朝支持这个政体，并在熙州的王韶（甘肃省临洮县）驻扎军队以便控制这一地区。中岛敏在战前曾对种种事件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概述〔49〕。而夏一雄以对青唐部落的研究作为开始对王韶的政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50〕。自那时起，岩崎力一直对青唐部落进行着研究。他出版的著作包括附有注释的《青唐录》的修定本。《青唐录》是一部业已失传的重要历史资料〔51〕。他还研究了西凉统治的详细情节〔52〕。他的研究成果把西凉政体统治的衰微归于西宁宗喀地区唃厮啰政体的出现〔53〕。他探讨了导致唃厮啰政体建立的藏族各部落之间的斗争、唃厮啰政体的现实性及它与宋朝及中亚各国之间的关系〔54〕。他的研究成果认为，西夏的建立并非简单地出于李元昊偶然继承其父德明之位的缘故，而他与湟水盆地藏族部落不断激烈斗争取得胜利是主要的促成因素〔55〕。这部著作研究了佛教及佛教僧人在河夏藏族部落政体的建立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56〕。他解释了西夏李元昊与各藏族部落的关系，这种关系限制了唃厮啰政体扩大其影响〔57〕。岩崎力还用英语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介绍了西夏、西凉府和唃厮啰政体之间的斗争〔58〕。
　　钤木隆一是与岩崎力同期坚持研究青唐王国的另一位研究人员。他首次论述了和阗人阿里骨如何与嫁给第二王董戬的契丹公主共谋在他死后篡夺王位的〔59〕。铃木隆一接着研究了青唐诸王唃厮啰之名。他认为，这个名字不是唃厮啰的本名，而相当于藏文中“王子”（或国王”）。他认为，谿赊罗撒和结施揽这样的名字也是唃厮啰一名的拼法〔60〕。钤木隆一进一步谈到第一任唃厮啰在其在位的后半期的功绩。他认为，在活动中，唃厮啰依靠其妻及“乔”部落其他成员的支持〔61〕。他还研究了鬼章的活动情况，鬼章在董戬政体中掌管军事事务〔62〕。
　　我认为，对下一个时期，即：萨迦政体时期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稻叶正就重新勘正了《释老传》中记载的元朝历代帝师的名字，并在确认他们的年代上逐步获得了成功〔63〕。野上俊静很大程度上以此为据，发表了他的论文集，其中包括一部附有注释的、《释老传》全套的日文译本，并探讨了元朝统治下与藏传佛教史有关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冈田英弘研究了萨迦班智达1244年访问凉州的情况。萨迦班智达在那里遇见了地区首领、贵由之弟阔端。而陪同萨迦班智达的八思巴在1253年受到贵由之弟忽必烈的接见。八思巴成为忽必烈的侍僧，后又成为帝师。冈田英弘在研究中借助蒙文资料纠正了许多早期的错误〔65〕。《帝师八思巴行状》是最早出现的八思巴传记，是元朝时期王磐根据钦命编纂而成。中野美代子出版了一部附有详细注释的研究成果〔66〕。萨迦班智达及八思巴后来都得到元朝的信任。元朝把对全藏的控制权交给他们，由此打开了西藏重新统一的道路。元朝承认他们对全藏的控制权，这一事实为中国今天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提供了基础。可能有必要对萨迦政权的建立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近期，乙坂智子已提出萨迦派对西藏统治的真实性问题。她不考虑帝师及白兰王这样的称呼，而强调萨迦派住持的实际权力。她认为，归根到底是萨迦派住持利用元朝以巩固他们自己的势力〔67〕这是出色的研究成果，它巧妙地把藏文资料中的描述与贫乏的汉文记载结合在一起，以追溯萨迦派权力结构的变化。乙坂智子接着探讨了元世祖（忽必烈）狂热的对藏政策的幕后原因。这一政策与对萨迦派最初的偏爱有关。她认为，这是为了把在世祖前任宪宗（蒙哥只斤）统治时期王室成员与藏传佛教各派建立的随心所欲的关系置于控制之下，也是为了保护西藏免遭反世祖军队的侵袭。她认为，由于这些成功的政策，从世祖继任成宗时代起，西藏不过是一个满足虔诚皇族嗜好的宗教体制〔68〕。这是与深入分析历史资料相结合的认真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立川武藏以土观的《善说诸宗源流晶镜史》为依据概述了萨迦派世系、教义及历史，它对理解萨迦派起了介绍性的作用〔69〕。
　　帕木竹巴政权是继之而来统治西藏的另一个政体。1349年后，其领袖绛曲坚赞已把其控制权扩展到后藏地区。1354年，在元朝的赞同下，他成了全藏的统治者。从明朝开始，永乐皇帝（成祖）在宫廷中接见了噶玛派的哈立麻。滋贺高义以汉文资料为依据，就这一关系探讨了成祖的政策〔70〕。而佐藤长运用藏文资料澄清了从帕木竹巴政权建立到哈立麻到明廷造访及“八大教王”体系的确立等事件的过程〔71〕。佐藤长还解释了汉文资料中记载的“八大教王”各自的身份及世系〔72〕。其中，阐教王世系一直含混不清。佐藤长借用《智者喜宴》中的记载首次成功地介绍了全面的世系〔73〕。明武宗试图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到宫廷，但未能成功；议论中的“活佛”应该是第二世达赖喇嘛，但以楚朴寺保存的武宗皇帝的敕令为据，黎吉生确认应为第八世噶玛巴米厥多吉〔74〕。在查阅了汉文资料后，佐藤长赞同黎吉生的观点〔75〕。武宗不是偏爱藏传佛教僧人的唯一的明朝皇帝。英宗和宪宗也宠信藏族僧人。数量可观的僧人利用这一点以求得居住在明朝国都北京的权利，并得到朝廷的友好款待。佐藤长也详细地研究了这种状况〔76〕。
　　帕木竹巴王朝在第五代统治者扎巴坚赞时期（1374～1432年）达到权力的巅峰时期。随后，其势力开始衰微。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为了维持王室世系，第六代统治者扎巴迥乃被迫娶妻，而其妻之亲戚开始掌权。佐藤长论述了这些亲戚频繁活动的情况〔77〕。在此之前，佐藤长曾编纂了一部历史资料全集，包括从《明实录》中摘录的有关西藏历史的段落〔78〕。他把这些与藏文资料进行对照从事多种研究。
　　继之而来的是达赖喇嘛政权时期。我愿首先提及山口瑞凤对固始汗的研究。1630年游牧的和硕特部的固始汗率领部众从准噶尔迁至青海。1642年抵达拉萨附近。在那里，他擒杀了藏巴汗，征服了西藏。他本人保持着对青海的控制权，同时支持达赖喇嘛为全藏的统治者。山口瑞凤主要以《青海史》为依据澄清了这些史实〔79〕。若松宽后来研究山口瑞凤提及的火落赤台吉的丰功伟绩〔80〕，而冈田英弘澄清了却图台吉的身世，他被固始汗击败〔81〕。
　　到康熙统治结束的1717年，出现了一个偶然事件。准噶尔军队突然袭击拉萨，杀死了当时在西藏执政的拉藏汗。清朝派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于1720年收复了拉萨。但1723年，一直与清朝合作的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发起了反清叛乱。尽管这次叛乱很快遭到镇压，但叛乱的起因至今不明。佐藤长认为，罗卜藏丹津由于血源关系一直希望成为西藏地方的统治者，而中国人把对西藏的统治权交给了西藏贵族康济鼐，因而罗卜藏丹津反叛中国人以发泄他的不满〔82〕。加藤直人借用满文资料谈及这同一个问题。他认为叛乱的原因是康熙皇帝没能遵守最初让罗卜藏丹津为西藏地方统治者的秘密许诺〔83〕。佐藤长的论文首次说明，在研究西藏地方与清朝之间关系时借助满文资料进行研究的重要性。石滨裕美子也撰写了几篇有关这次叛乱的论文。石滨裕美子首先确认东洋文库中的抚远大将军奏折是胤禵呈交皇帝的奏折，胤禵是派去镇压叛乱的清朝军队的将军〔84〕。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科科诺尔或青海的和硕特人是与清朝军队积极配合的。石滨裕美子运用这份资料说明，事实上，他们一直与准噶尔人秘密勾结〔85〕。1720年清朝向西藏进军时，他们拖延挺进，直到不肯合作的青海和硕特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因此，这表明清朝军队对青海和硕特人怀有政治需要〔86〕。1723年，清朝军队以青海和硕特人“反叛”为借口袭击他们，并剥夺了他们对青海地区的控制权。石滨裕美子提出她的观点，她认为，这不是一次镇压，而是中国人有预谋的进攻。她认为，清朝人渴望获得对青海的控制权，因为，这是他们对藏政策的需要〔87〕。石滨裕美子还撰写了有关哲蚌寺果芒扎仓的论文，说明它是一个接纳青海学生的僧院。像嘉木样协巴那样为数众多的毕业生在藏蒙关系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88〕。藏文年鉴对蒙文年鉴的影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石滨裕美子以人名正字法及个人传记结构为依据说明蒙文年鉴也对《如意宝树》及其它17世纪后的藏文年鉴产生了影响〔89〕。此外，她还研究了宁玛派“伏藏”，如《柱间史》及《莲花记》对蒙文的《宝贝念珠》的巨大影响〔90〕。由于石滨裕美子走进了以蒙古历史为基础的西藏历史领域，因此，她能够双管齐下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
　　若松宽是通晓藏蒙文化的一位研究人员。他能熟练地运用蒙藏文资料对西藏历史进行研究。在与蒙文、藏文及汉文资料进行对比后，他撰写了每一位杰仲呼图克图的传记，其中包括曾帮助噶尔丹汗在乌兰部通一战中逃跑的呼图克图的传记〔91〕。还有住在北京的八大呼图克图中排行第二的噶勒埒图呼图克图的传记〔92〕及住在青海东部的洞阔尔〔93〕和住在黄河上游曼拉河沿岸地区的察罕诺们汗〔94〕的传记。这些“活佛”的地位不仅仅具有重大的宗教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特别在青海地区的历史研究上，他们的出现是不容忽视的。
　　在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清朝在青海建立了与内蒙古相同的旗制。规定每位台吉控制牧场的范围。这就是所谓的“青海三十旗”，其中一个是察罕诺们汗的喇嘛旗。佐藤长详细地研究了台吉世系及清朝末期他们的所在区域〔95〕。
　　18世纪末期的主要事件是廓尔喀人入侵西藏。这次入侵遭到一支庞大的清朝军队的还击。第一次入侵发生在1788年。廓尔喀人自动撤回，因而避免了严重冲突。而1791年第二次中—廓战争期间，清朝军队仅用两天就长驱直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是清朝军队在军事行动中第一次穿越喜马拉雅。钤木中正发表了有关这些军事冲突的研究成果，其论文简明扼要，主要是以《廓尔喀纪略》及《巴勒布纪略》为依据〔96〕，而佐藤长极为详细地查阅了这些资料并研究了这些事件的过程〔97〕。
　　三、现代史
　　到19世纪，在印度的英国人逐渐对西藏产生了影响。在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国人已经与廓尔喀人有了接触，但尚未公开。但到1772年，不丹军队入侵孟加拉，在那里遭到英国军队的还击，损失惨重。第三世班禅此时充当调停人。英国人利用这一机会派波格尔上尉前往扎什伦布寺。当时的印度总督黑斯廷斯勋爵派波格尔为使者，希望与西藏建立贸易联系并开辟通往中国内地的商路。但多次谈判均未获得任何进展。1904年，为解决愈来愈多的问题，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派荣赫鹏率军占领了拉萨，签定了《拉萨条约》。但清政府马上提出抗议，并派川军入藏占领了拉萨。不久之后，清政府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于是，1913年，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了一次会议。西藏坚持完全独立，中国自然加以反对。英国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它提议西藏应为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省份。尽管这一提议最终由参加会方的三国代表共同签署，但中国政府拒绝批准，会谈以破裂而告终。后来，宣称独立的藏军与驻扎在西藏东部的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1917年至1918年间，冲突愈演愈烈。在英国副领事埃里克·泰西曼的调停下最终实现了停火。
　　矢野仁一在其论文的一章中涉及了荣赫鹏进军拉萨及西姆拉会议期间的情况，但从实质上来看，他的论文只是对外国关系史的评述〔98〕。入江启四郎从外交史的观点出发，详细研究了从波格尔使团到西姆拉会议及泰西曼调停期间的中藏关系〔99〕。他主要借用的是汉文和英文资料。他的论著清晰易懂，重点突出，具有可读性。特别是他认为，英国人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西藏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而是出于印度防御的考虑，而使西藏成为抵御所有外国势力的真空地带。这一观点是符合事实的。后来，宫崎市定公开宣称要继续从事矢野仁一中止的研究，主要研究西姆拉会议后西藏东部中藏边界冲突及泰西曼的活动情况〔100〕。他的研究成果颇有价值，对双方共同边界的认定进行了最详细的论述。总之，现代期一直是从外交史的观点进行研究的，而从未涉及其他领域。然而，在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我们在研究开始时所提及的、由河口慧海、青本文教、多田等观及寺本婉雅提供的同期情况的报导至今仍被视为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特别是多田等观撰写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更是独一无二的传记，它已成为藏文达赖喇嘛传的依据。
　　四、历史地理学
　　在研究西藏历史方面存在着藏文地名、部落名称及部落地名的拼写问题。在欧洲，A·费拉丽编写了一份附有注释的、由钦则旺布撰写的《卫藏圣迹志》的译本，后由伯戴克编纂出版。稍后，由T·V·怀利以敏珠·诺们汗的《世界广论》为蓝本、出版了附有注释的西藏地理志节选译本。费拉丽的著作仅限于后藏地区，而怀利的研究包括整个西藏的地名和部落名称，并在现代地图上标出了它们的位置。这的确是令人瞩目的成果。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西藏地理名称的可靠资料。尽管这两部著作给许多地名标出了对应的汉文词，但这些资料仅限于现代和近代，因此是远远不足的。此外，杜齐解决了出现在《智者喜宴》中的古代王朝的地名。尽管他成功地确定出了其中的一些地名，但相当数量的地名尚未得到解决。G·莫莱利用汉文和日文的研究成果对吐谷浑的历史进行研究。她试图确认出汉文资料中提及的许多地名〔101〕。尽管她获得了一些成功，但在许多方面，她所确认的地名有的含糊不清，有的是错误的。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日本也开展了对汉文资料中记载的西藏历史地名的研究。山口瑞凤早期的大量工作包括了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以藏文资料为据，也依靠汉文地理志方面的著作〔102〕。佐藤长首先确认吐蕃诸王夏季居住的闷惧卢河为玛卓河〔103〕。而后，以上面提及的欧洲学者的著作为参考，他继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汉文历史著作中出现的青海和西藏地名的研究上。他首先确认唐朝时期建于青海湖东部的军事基地的位置〔104〕，接着，他又确定出青海和拉萨之间的“入吐蕃道”的路线〔105〕。他还确认了以“河西九曲”著称的地区为芒拉河（rMang—ra）流域〔106〕。佐藤长认为，隋炀帝远征讨伐吐谷浑所经路线为从西宁经大通至张掖〔107〕。他说明《水经注》对大夏河上游的描述错把这条河的主流为支流〔108〕。在这些研究及其它附助性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佐藤长后来出版了一部关于西藏历史地理志的著作〔109〕。这部著作主要涉及了“入吐蕃道”，首次确认了清代就有一条从青海东部至拉萨的笔直路线。佐藤长认为，唐代的这条路或许就是同一条路线。对此路线过去曾有过几种相悖的观点。一些人认为，这条路线从青海到玉树然后再向南，与四川至拉萨的路线交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与现今连接青海和西藏的青藏公路平行。但佐藤长提出了与这两条路线都不相同的路线。他还成功地确认了沿线地区。在当时它们是多弥和苏毗部落的居住地。在追溯以前时期时，他还确认与吐谷浑有关的地名，在进一步追溯到汉朝时期时，他澄清了羌部落在青海的居住位置。追溯唐朝时期时，他进一步确认了杜齐探讨的西藏的五个“茹“的位置及每个“茹”中千户的所在地。佐藤长的研究对确认汉文资料中涉及的青海和西藏各个地名及部落十分有用。他说明了刘元鼎到拉萨与吐蕃会盟的路线〔110〕及中廓战争清朝大将军福康安抵达拉萨的路线〔111〕。它们都是沿着唐代的这条笔直路线的。
　　然而，不断的研究表明，这部著作还存在着一些错误。为了进行修正，佐藤长撰写了几篇论文。第一篇论文谈到拉萨与印度之间的路线。根据《通典》这类著作的说法，有一条经悉立国到印度的路线。佐藤长曾错误地认为悉立位于春丕河谷〔112〕。但正如大卫·P·杰克逊指出的那样，悉立位于洛布曼塘（Klo—bo—sman—thang）。这意味着，通往印度之路应经过这里〔113〕。其次一点，在有关青海东部唐代军事要塞之位置的问题上，佐蘑长依靠《玉树县志稿》中含糊不清的记载，还引用了《丹噶尔厅志》，很有把握地确认出它们的位置〔114〕。第三点，大小羊同的位置问题。佐藤长最初把它们确定在后藏的娘若（Nyang—ro）地区，从广义上来说是整个后藏地区〔115〕，但山口瑞凤认为它们在象雄〔116〕。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然而，根据佐藤长的观点，大羊同应确定在下象雄（集中在古格），而小羊同应在拉则（Lha—rtse）到玛雍（Mar—yong）山口地区。很可能就是赤松德赞时期的上象雄〔117〕。第四点是“河西九曲”的位置问题。佐藤长最初把它确定在芒拉河流域，即黄河上游支流流域〔118〕。而铃木中正认为〔119〕，它应确定在乌拉罕布拉河流域，乌拉罕布拉河在曲沟汇入黄河〔120〕。它不仅仅与“（黄）河西九曲”的名称一致，而且也是军事和经济重地。
　　有关拉萨至尼泊尔的通路问题。《释迦方志》（《大正新修大藏经》51卷，950页C面）中有一份资料谈及此路。据称，这条通路经过呾仓法关及末上加三鼻关然后进入尼泊尔。如果可以把呾仓法关确认为擦萨山口（1Cags—zam—pa）、把末上加三鼻关确认为比萨卡尔关（Bisankar）的话，那么，它与途经聂拉木的路线相符。时至今日，这条路仍是拉萨至加德满都最短的路线〔121）。
　　有关宋代青唐部落居住地湟水流域的地理问题可以参考夏一雄撰写的论文〔122〕。铃木中正已对这一论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研究〔123〕。他十分准确地认定，隋炀帝军队沿湟水之路反击吐谷浑所走的路线并非是毫无意义的、通往河西通路的一条小路。事实上，它是东西方联系的一条相当重要的古代通路〔124〕。铃木中正还试图确定吐谷浑早期统治的势力范围〔125〕。他在这篇独具特色的论文中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甘松而不是松潘是吐谷浑统治的最南端，但它位于洮洲。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历史地理学是日本西藏研究新发展的领域，由于有大量的、丰富的汉文资料，我们希望在将来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五、历史资料及其它著作的翻译情况
　　尽管这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但并没有积极地开展起来。在重要的历史资料翻译方面，内藤虎次郎于1918年首次将著名的唐蕃会盟碑石柱的四面摹拓本介绍给日本学术界〔126〕。在此基础之上，寺本婉雅翻译了石柱四面的内容〔127〕，但翻译质量不高。从许多方面来看，它无法作为资料使用。青木文教后来发表了石柱西侧藏文碑文的译本〔128〕。佐藤长以青木文教的译本为据翻译了整个石碑四面的碑文，并加以注释〔129〕。而后，佐藤长参考黎吉生及李方桂多次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部经过校勘的译本，并附有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调查报告〔130〕。最近，山口瑞凤又发表了部分藏文经文的译文，并加以新的注释〔131〕。
　　显然，西藏古代王朝与唐朝有着密切的联系。《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吐蕃传》都详细记载了两者之间的接触史。佐藤长翻译了这些记载并加以简单的注释，刊于一部著作中以飨读者〔132〕。
　　1955年10月，杜齐访问了京都大学并就与西藏历史有关的主要经文进行讲座〔133〕。尽管他已出版了《西藏画卷》一书，但他从诸如《红史》、《智者喜宴》及《灵犀宝卷》等历史著作中引用的资料对日本藏学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58年，稻叶正就到印度访问，在那里，他通过锡金友好机构丹萨巴的帮助拍下了这些著作并将影印本带回日本。北村甫同样得到丹萨巴机构的帮助拍下了这些著作并将它们存于东洋文库。因此，研究人员获得了与中世纪史有关的重要经文。稻叶正就和佐藤长出版了贡噶多吉的《红史》译本，并加以注释〔134〕。这是首次将藏族佛教史翻译成日文。在这部著作的说明中，稻叶正就和佐藤长写道，此书成书于1346年，后来，若松宽指出东噶·洛桑赤烈编纂的《红史》表明，该书“写于1346年，完书于1363年”。若松宽赞同这两个年代〔135〕。毫无疑问，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光岛督以苯教资料为依据对吐蕃史进行了研究，他把《红史》和《王朝明鉴》全文译成了英语作为参考资料〔136〕。然而，他没有进行解释性的评论。山口瑞凤确认《王朝明鉴》的作者是拉玛当巴·索南坚赞，写于1368年〔137〕。光岛督赞同这种归因及年代〔138〕。值得注意的是，早稻田大学的研究小组近期出版了《智者喜宴》中有关蒙古章节的译文并加了注释〔139〕。我们希望这个小组继续努力，把有关西藏历史的部分翻译出来。
　　在翻译方面，我们应注意到使学术界受益匪浅的欧洲著作的译本。尽管查尔斯·贝尔的《西藏宗教》是以通俗的表达方式撰写的，但除了对宗教进行论述外，还包括了对西藏历史的全面看法。桥本光宝将它译成了日文〔140〕。贝尔的《西藏今昔》是以前著作的继续，它描述了大英帝国和西藏的关系及当时西藏的形势。田中一吕将其译成了日文〔141〕。荣赫鹏的《印度与西藏》涉及了自波格尔上尉访问西藏以来的英──藏关系，还描述了荣赫鹏本人1904年率军入藏的情况。村山公三将这部著作的前半部译成了日文〔142〕。
　　这些著作都涉及到西藏现代史，是战前研究人员参考的资料。大约在战前时期，日本政府的一个部门按照阅读中文的传统方法在日本出版了魏源的《圣武记》〔143〕。这也可以被视为一个译本。此书的第5分册涉及到西藏历史，特别详尽地叙述了西藏与清朝的接触史。但作者魏源本人犯了一些错误，而日文分册尚存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此书最大的缺点是几乎没有任何注释。战后时期出版的一部佳作是山口瑞凤及定方晟翻译的R·石泰安的《西藏文明》〔144〕。石泰安决定不再引用他人的著作，只写出他本人审核和研究的内容。在此书中，他概括了许多重要观点。对如此高水平的藏族文化的介绍是前所未有的。承担此任的日本翻译家们进行了认真的翻译工作。
　　六、一般历史
　　介绍整个西藏历史全过程的著作数量少得惊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石滨纯太郎撰写了一部西藏史，但过于简单无法使用〔145〕。岩井大慧撰写的内容是对藏学研究的介绍，是西藏历史的概述〔146〕。在“前唐史”一章中，他描述了古代藏人的习俗。在“喇嘛史”一章中，他探讨了吐蕃王朝以前的西藏历史，但这一描述现在已毫无价值。但它确实包括了欧洲藏学研究的详细资料。在这方面，笔者受益匪浅。在战后，佐藤长撰写了一部简史〔147〕。伊斯兰史学专家大村谦太郎也撰写了介绍西藏历史的书〔148〕。这部著作具有清楚便利的特点，它提供了自821～822年唐蕃会盟以来所有的对外条约的文本。此外，中亚历史学家长泽和俊也详细介绍了西藏，在有关历史的章节中在可用资料贫乏的基础上概括了现代历史的轮廓〔149〕。由于上述两部著作的作者不是藏学家，因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著作中错误很多。最近，山口瑞凤撰写了一部介绍西藏文化的佳作，共有以下四章〔150〕：《旅行家眼中的西藏》、《西藏文化》、《西藏历史》及《西藏宗教》。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著作，展现了藏学研究专家山口瑞凤的学识和才能。

■　结束语
　　综上所述，日本人对西藏历史的全面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否认，这一研究受到欧洲学者种种成就的刺激。如：巴考、图散及托马斯对敦煌文献中与历史有关的文献研究；杜齐和黎吉生对历史碑文的研究；R·石泰安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罗列赫对《青史》的翻译工作。然而，欧洲学者在研究中并没有充分引用汉文资料。当然，以藏文资料为依据进行西藏历史的研究是十分自然的。但中国拥有大量的、与西藏有关的历史资料也是个事实。日本学者在研究藏文资料的同时己注意到了这些汉文资料。他们继续从汉文资料中收集历史资料并把它们与藏文资料进行对照，前面的章节中已概述了这一点。但仅仅把藏汉文资料进行比较是不够的。在俺答汗时期以前，藏传佛教及藏族文化迅速传播到蒙古和中亚。随着藏人作为传教者和商人进入蒙古，蒙古人作为佛教学生、朝圣者和商人来到西藏，这种传播一直持续到清代。此外，在蒙古、中亚和中国内地修建了许多专门的藏传佛教的寺院，它们都成了藏传佛教和转世“活佛”的中心，使得包围着蒙古和中亚的藏传佛教的领域得以扩展。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自俺答汗时期以来就对蒙古及中亚历史产生了无可否认的影响。这意味着对藏传佛教和文化的理解是对蒙古文字资料之理解的先决条件。像若松宽和石滨裕美子这样的研究人员的工作显然需要把蒙藏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朝代。在研究其对藏政策上，满文文献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西藏历史时充分使用汉文资料是日本进行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但现在已达到在研究西藏历史时使用蒙满文资料的阶段。这是日本目前研究西藏历史的现状。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日本的藏学研究是以小栗栖香顶和河口慧海对藏传佛教的理解为始。人们一旦认识到，在研究佛教经文原文时可以使用藏传佛教经文时，藏语、藏传佛教经文与梵文课程同时在各大学开设起来。1915年，寺本婉雅在大谷大学首次开设了这样的课程。第二年，河口慧海在东洋大学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今天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开设此类课程。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奠定了藏传佛教及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仅靠对藏传佛教经文的理解来阅读非佛教资料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环境是研究大量藏文资料的起点。尽管在现今的研究中，我几乎没有涉及到藏传佛教，但在日本，佛教学者已经在它的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西藏历史与藏传佛教史紧密相连，把佛教历史完全排除在外是很难说明西藏历史的。然而，我希望人们能够理解我在研究佛教历史上所采取的暗示政策。从东方历史的观点来看，在研究佛教史、并考虑到与其它地区的关系时，这种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希望提及一些学术机构。综上所述，自战前起，日本各大学就从事着藏语及藏传佛教经文的研究，但在不同的大学，个体研究人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战后，人们认识到有必要加强联系。1953年11月28日，在石滨纯太郎的倡仪下，在关西大学举行了日本藏学研究学会首届会议。自那时起，每年在不同大学举行一次例会，会上宣读论文、交换资料。今天，学会已有近三百名会员。机构最初设在关西大学，现已迁至东京的东洋文库。东洋文库每年出版一期二三十页的年度纪要，内有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汇编、书评及缩微资料。这使得各大学及其他机构正在进行的研究情况及拥有的资料得以传播，因而进一步促进了藏学研究的发展。
　　藏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如下：1989年8月27日至9月2日，第五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在成田举行。世界各地的藏学学者欢聚一堂，交流最新的科研成果。大约一百名日本及国外的学者每天聚集在一起交换观点。各种信息对日本藏学界大有裨益。此外，就藏学研究而言，这是日本前所未有的事情。无须赘言，这次会议还宣读了许多有关历史的论文。事实证明这次会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学会活动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东洋文库对藏学研究的贡献，其藏学研究机构在河口慧海搜集藏文著作的基础上，又收集了许多资料，其中包括A·斯坦因和伯希和收集的敦煌文献的微缩胶片。它还从事收集、出版藏文历史文献、目录编纂及复印服务工作。萨迦派喇嘛索南嘉措曾应东洋文库之邀访问过日本。他编纂的历代萨迦住持和学者的全集是集萨迦派学识之大全。它的出版使全世界的藏学界为之震惊〔151〕。贞兼绫子把山口瑞凤编纂的藏文文献目录〔152〕与日本藏学研究书目编在一起成为从事历史研究之人的重要资料〔155）。东洋文库还以出版多种与西藏宗教及语言有关的图书享有盛名。从这些活动来看，它成为日本的西藏研究的发源地是当之无愧的。
　　注 释
　　〔1〕有关河口慧海第一次访问西藏的描述是以《西藏旅行记》为名分两卷出版（博文馆，1904年），英文版以《西藏三年》为名（马德拉斯，1909年）。这部著作使河口慧海蜚声海外。旧文版由山喜房佛书林于1941年出版。河口慧海第二次入藏的报导以《二次西藏旅行记》为名出版（1966年；讲谈社1981年）。河口慧海的标准传记是《河口慧海──第一位入藏的日本人》（春秋社1961年），是河口慧海的侄子河口正以原始资料为据撰写的。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有关河口慧海生平的最详细的记载和他从西藏带回的东西及他的著作。
　　〔2〕他在返回日本后，青木文教出版了《秘密之国西藏游记》一书（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0年）。后来，他还撰写了《西藏文化新研究》（有光社，1940年）。战后，这两部著作再版为—卷本《西藏》（芙蓉书房，1969年）。山口瑞凤为此书撰写了解释性评述。前一部著作于1990年由中央公论社再版。佐藤长为此书撰写了解释性评述。
　　〔3〕有关德格版大藏经问题。东北大学于1934年出版了《藏文大藏经总目录》（一般称为东北目录）。该书由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元照及多田等观编纂。东北大学还以《藏文佛教经典目录》为名，出版了未经勘定的经文典籍目录册。此书由金仓元照、山田龙城、多田等观及羽田野伯猷编纂。后一个目录有布顿·仁钦珠、宗喀巴及第一、二、五及七世达赖喇嘛的著作，还包括前七位达赖喇嘛的传记及像《青史》这样的历 史性著作。保存在东京大学的、由高崎直道编辑的拉萨版甘珠 尔分部目录名为《拉萨版藏文大藏经目录》（1965年）。多田等观及青木文教收集的、未经勘定的经文典藉目录现也存于东京大学。北村甫以《东京大学所藏的藏文文献目录》为名进行 编纂（1965年），但尚未出版。
　　〔4〕多田等观《西藏记》，岩波书店（1942年，1982年再版）。另一部趣味横生的书是《西藏旅居记》（白水社，1984年）。牧野文子在其书中收录了多田等观对西藏历险的回忆。
　　〔5〕青木文教《早期藏文年鉴中年代之差异及勘误的研究》，东京（1955年）。
　　〔6〕多田等观《十三世达赖喇嘛》，东京，东亚文化研究中心（1965年）。
　　〔7〕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纂），《藏蒙游记》，芙蓉书房（1974年）。
　　〔8〕《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勘对目录》，大谷大学图书馆（1930～1932年）；《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勘对目录》，大谷大学图书馆（1965年）。在后一部目录中，《丹珠尔》的七个分部已经出版，还有三个分部即将出版。在《藏文文献目录》中可以找到存于大谷大学的、未经勘定的经文典籍目录。大谷大学图书馆（1973年）。
　　〔9〕木村肥佐生《西藏十年秘密旅行记》，每日新闻社（1958年）；西川一三《西域八年秘密旅行记》共两卷，芙蓉书房（1968年）。西川一三的新版著作于1978年出版，补充的一卷生动地描述了哲蚌寺的情况。
　　〔10〕保罗·伯希和及羽田亨（编者）《敦煌遗书》第1卷，东亚研究会（1926年）又补充了一个同名的印刷版本，在其它文献中还包括吐蕃崩溃之时为沙州节度使张义潮及其家族庆功的碑文。
　　〔11〕丰田藤八《慧超往五天竺国诠释》，北京（1910年）。
　　〔12〕参见注17。
　　〔13〕羽田亨《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版本》，公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41年）；后又刊载于《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第1卷《历史篇》，东洋史研究会（1957年）。
　　〔14〕大谷胜真《吐谷浑名称考》，山下寅次先生六十寿辰东洋史论文集（1938年）。
　　〔15〕山本达郎《珠谷考》，东洋学报第26卷第1册，1938年。
　　〔16〕松田寿男《吐谷浑遗使考》，史学杂志第48卷第11～12册，（1937年）后来又以《松田寿男著作集》再版第4卷（1987年）。松田寿男在东西商路确实存在的基础之上澄清了吐谷浑与柔然、北魏及南朝之间保持的关系，而和田博德说明了吐谷浑与这些邦国的关系可以从政治角度进行解释。《吐谷浑与南北朝的关系》，史学第25卷第2册（1951年）。由松田寿男和和田博德撰写的文章对理解吐谷浑的实质十分重要。
　　〔17〕松田寿男《〈女国传〉考》，东洋史论丛纪念池内博士六十寿辰，东洋史论丛发行会（1940年）；后刊于《松田寿男著作集》第4卷。
　　〔18〕佐藤长《女国与苏毗》，东洋史研究，第六卷，第6册（1942年）。
　　〔19〕佐藤长《唐蕃会盟碑之研究》，东洋史研究，笫10卷，第4册（1949年）。
　　〔20〕佐藤长《金城公主入藏记》，史林，第39卷，第1、3、4期（1956年）。
　　〔21〕佐藤长《吐蕃入侵长安之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期（1956年）。
　　〔22〕《古代西藏史研究》共2卷，东洋史研究会，1958～1959年（再版，同朋舍1977年）。
　　〔23〕佐藤长《达玛在位年代考》，史林，第46卷，第5册，（1963年）。
　　〔24〕山口瑞凤《谋杀达玛的背景》，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纪要，第5期（1980年）。
　　〔25〕山口瑞凤《达玛对佛教的迫害及谋杀他的凶手》，胜又俊教博士七十寿辰纪念文集（1980年）。
　　〔26〕佐藤长《达玛后裔》，东洋学报，第46卷，第4册（1964年）。
　　〔27〕山口瑞凤《达玛的两个儿子及吐蕃之分裂》，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文集，第11期（1980年）。
　　〔28〕山口瑞凤《古代西藏史诠释》，东洋学报，第49卷，第3～4册（1966～1967年）。
　　〔29〕山口瑞凤《苏毗的疆界》，东洋学报，第50卷，第4册（1968年）。
　　〔30〕山口瑞凤《白兰及松巴的郎部落》，东洋学报，第52卷，第1册（1969年）。
　　〔31〕山口瑞凤《东部女国与白兰──郎部落及章部落》，东洋学报，第54卷，第3册（1971年）。
　　〔32〕山口瑞凤《吐蕃王室祖先：东洛姆玛孜的含义》，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3l期，春秋社（1973年）；《瘕悉董摩与普德襄杰》，中村元博士六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春秋社（1973年）。
　　〔33〕山口瑞凤《汉文资料对藏族历史的曲解》，东洋学报第66卷第1～4册（联合出版1985年）。
　　〔34〕山口瑞凤《吐蕃王国佛教史年代考》，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纪要，第3期（1978年）。
　　〔35〕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年）。
　　〔36〕山口瑞凤《吐蕃统治时代》（敦煌讲座2：敦煌历史），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197页。
　　〔37〕丰田藤八《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东方学报，第3l号，1961年。
　　〔38〕山口瑞凤《沙州由汉人组成的两个藏军军团的建立及卡尔赞军团的位置》，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所研究纪要，第4期（1980年）；可参见《汉人组成的藏军军团之年代及沙州的通嘉》，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所研究纪要，第5号（1981年）
　　〔39〕山口瑞凤《藏文史料编年计算方法》，东洋学报，第63卷，笫3～4册（1982年）。
　　〔40〕山口瑞凤《藏族历算》，铃木学术财团研究年报，第10期（1973年）。
　　〔41〕羽田亨《唐代回鹘史研究》，羽田亨博士史学论文集，第l卷，第217～220页；田坂与道《中唐时期西北边疆形势》东方学报，第11卷，第2册（1940年）。
　　〔42〕佐藤长，参见注22，第2卷，第663～665页。
　　〔43〕森安孝夫《回鹘与吐蕃的北庭之争及其后的中亚形势》，东洋学报第55卷，第4册（1973年）。
　　〔44〕山口瑞凤《七世纪前半期吐蕃和尼泊尔的关系》，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所研究纪要第2～3期（1979年）。
　　〔45〕藤泽义美《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南诏国历史研究》，大安1969年。
　　〔46〕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东方学报，京都，第12卷，第3册；第13卷，第2册（1941～1942年）。
　　〔47〕乔治·N·罗列赫《青史》第1部分，加尔各答，1949年。
　　〔48〕佐藤长，参见注26。
　　〔49〕中岛敏《宋朝与西夏西羌部落之争》，历史研究，第1卷，第6册（1934年）。
　　〔50〕夏一雄《王绍对熙河的征服》，蒙古学报，第1期（1940年）。
　　〔51〕岩崎力《宋代青唐部落史料》，中央大学大学院论丛，第5卷，第1册（1973年）。
　　〔52〕岩崎力《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东方学，第47期（1974年）。
　　〔53〕岩崎力《西凉府政体的衰落及宗喀部落的发展》，铃木俊先生七十寿辰纪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5年）。
　　〔54〕岩崎力《宗哥城唃厮啰政体的特点及结构》，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第2期（1978年）。
　　〔55〕岩崎力《西夏的创建及宗哥部落的活动》，中村治兵卫先生七十寿辰纪念东洋史论丛，刀水书房（1986年）。
　　〔56〕岩崎力《宋代河西藏族部落与佛教》，东洋史研究，第46卷，第1册（1987年）。
　　〔57〕岩崎力《西夏王国的建立及党项部落》，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第14册（1990年）。
　　〔58〕岩崎力《北宋时期河西藏族部落之研究》，东洋文库研究所研究报告，第44期（1986年）。
　　〔59〕铃木隆一《青唐阿里骨政体的建立及契丹公主》，史滴，第4期（1983年）。
　　〔60〕铃木隆一《唃厮啰──青唐吐蕃王国之名》，安田学院研究纪要第25期（1985年）。
　　〔61〕铃木隆一《青唐吐蕃唃厮啰王朝与青海藏族部落：乔部落为研究重点》，安田学院研究纪要，第26期（1986年）。
　　〔62〕铃木隆一《青唐大酋青宜结鬼章与熙河》，安田学院研究纪要，第27期（1987年）。
　　〔63〕稻叶正就《元朝帝师研究》，大谷大学研究年报，第17期（1964年）。
　　〔64〕野上俊净《元史·释老传研究》，野上俊净博士六十四寿辰纪念发行会（1978年）。
　　〔65〕冈田英弘《蒙文资料中的蒙藏初期关系》，东方学，第23期（1962年）。
　　〔66〕中野美代子《帝师八思巴行状校证》，新亚学报，第9卷，第1期香港（1969年）。经八思巴引荐，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抵达元大都。在那里，他得到元世祖及成宗皇帝的信任。他运用技巧修建了许多宫殿及寺院。在西藏，人们普遍认为，尼泊尔人是技术纯熟的工匠。在这个意义上，阿尼哥是值得一提的人物。通过藏人，他为元朝文化做出了贡献。石田干之助撰写了他的生平《元代尼泊尔王子及工匠阿尼哥传》，蒙古学报，第2期（1941年）。
　　〔67〕乙坂智子《萨迦派权利结构：元朝对西藏控制的演变过程》，史境，第3期（1989年）。
　　〔68〕乙坂智子《元朝对藏政策的起源及变化：关系建立的背景》，史境，第20期（1990年）。
　　〔69〕立川武藏《藏传佛教教义研究（1）──土观〈善说诸宗源流晶镜史〉中萨迦派一章》，东洋文库（1974年）。
　　〔70〕滋贺高义《明成祖与西藏：哈立麻到中国的访问》，大谷史学，第8期（1961年）。
　　〔71〕佐藤长《元末明初的西藏形势》，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1963年）。
　　〔72〕佐藤长《明代西藏八大教王》，东洋史研究，第21卷，第3册，第22卷，第2、4册（1963～1964年）。
　　〔73〕佐藤长《明代西藏止贡派世系》，东洋学报，第45卷，第4期（1963年）。
　　〔74〕E·黎吉生《噶玛派：历史诠注》（第2部分），亚洲皇家学会会刊（1959年）。
　　〔75〕佐藤长《明武宗迎请‘活佛’》，冢累本博士六十四寿辰纪念佛教史学论集，冢本博士六十四寿辰纪念会（1961年）。
　　〔76〕佐藤长《明廷对喇嘛教的尊崇》，鹰陵史学，第8期（1982年）。
　　〔77〕佐藤长《帕木竹巴王朝衰微过程》，田村博士六十四寿辰东洋史论丛，田村博士退休纪念事业会（1963年）。
　　〔78〕田村实造与佐藤长《明代西藏史料》，明代满蒙史料（抄自《明实录》），蒙古篇（10），京都大学文学部（1959年）。
　　〔79〕山口瑞凤《固始汗对西藏实施控制的缘由》，岩井博士七十寿辰纪念典籍论集，岩井博士七十寿辰纪念事业会（1963年）。
　　〔80〕若松宽《明末内蒙古土默特人入青海地区的路线：火落赤诺颜的丰功伟绩》，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第37册（1985年）。
　　〔81〕冈田英弘《喀尔喀蒙古人却图台吉》，亚非语言文化研究，第1期（1968年）。
　　〔82〕佐藤长《罗卜藏丹津叛乱》，史林，第55卷，第6册（1972年）。
　　〔83〕加藤直人《罗卜藏丹津反叛与清朝──反叛经过为研究重点》，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3册（1986年）。
　　〔84〕石滨裕美子《东洋文库所藏〈抚远大将军奏折〉与清朝资料第3辑中的〈抚远大将军奏折〉》，蒙古研究，第18期（1987年）。
　　〔85〕石滨裕美子《准噶尔入侵西藏时青海和硕特部与准噶尔部的合作关系》，早稻田大学纪要，特刊第14期（1988年）。
　　〔86〕石滨裕美子《青海和硕特对请朝平定西藏的立场》，日本西藏学会会报，第34期（1988年）。
　　〔87〕石滨裕美子《固始汗王室失去西藏宗主权的过程：罗卜藏丹津叛乱再考》，东洋学报，第69卷，第3～4册（1988年）。
　　〔88〕石滨裕美子《18世纪初期藏传佛教的政治立场》，东方学，第77期（1989年）。
　　〔89〕石滨裕美子《蒙文年鉴对藏文年鉴的影响》，日本西藏学会会报第36期（1990年）。
　　〔90〕石滨裕美子《宁玛派文献对〈宝贝念珠〉的影响》，史观，第123期（1990年）。
　　〔91〕若松宽《杰仲呼图克图简史：清朝与西藏的关系》，佛教史研究第21卷，第1期（1978年）。
　　〔92〕若松宽《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清朝驻京呼图克图之研究》，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2期（1974年）。
　　〔93〕若松宽《西宁洞阔尔呼图克图的丰功伟绩》，立命馆文学，第418～421期（合作出版1980年）。
　　〔94〕若松宽《察罕诺们汗的丰功伟绩》，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第32期（1980年）。
　　〔95〕佐藤长《近代青海诸部落的起源》，东洋史研究，第32卷，第1、3册（1973年）。
　　〔96〕铃木中正《与西藏有关的中印关系史》，一桥书房，1962年。
　　〔97〕佐藤长《第一次中廓战争》和《第二次中廓战争》，中世纪西藏史研究，同朋舍（1986年）。这部著作包括佐藤长以前的论文及其它重要研究。还包括了达玛赞普统治之后到廓尔喀战争以前的中世纪史。
　　〔98〕矢野仁一《中国近代外交史》，弘文堂（1930年）。
　　〔99〕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地区及英俄竞争》，1935年，这部著作的第四部分涉及西藏。
　　〔100〕宫崎市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西藏外交政策之研究》，亚洲史研究，第3期（1963年）。
　　〔101〕G·莫莱《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蕃》（东方丛书，罗马，第41卷，1970年）
　　〔102〕参见注29～31。
　　〔103〕佐藤长《吐蕃诸王的夏宫闷惧卢河》，古代文化，第11卷，第2册（1965年）。
　　〔104〕佐藤长《唐代青海东部诸军事要塞：〈王树县志稿〉介绍》，史林第58卷，第5册（1975年）。
　　〔105〕佐藤长《唐代青海至拉萨的路线》，东洋史研究，第34卷，第1册（1975年）。
　　〔106〕佐藤长《黄河河西九曲》，东洋学报，第57卷，第1～2期（1976年）。
　　〔107〕佐藤长《隋炀帝征讨吐谷浑的路线》，江上波夫教授七十寿辰纪念论集（历史篇），山川出版社（1977年）。
　　〔108〕佐藤长《〈水经注〉中的大夏河》，鹰陵史学，第3～4期（1977年）。
　　〔109〕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岩波书房（1978年）。
　　〔110〕佐藤长《唐代刘元鼎从兰州到拉萨的路线诠注》，佛教大学大学院研究纪要，第8期（1980年）。
　　〔111〕佐藤长《乾隆末期福康安从西宁到拉萨的路线诠注》，森三树三郎博士六十四寿辰纪念东洋学论集，朋友书店（1979年）。
　　〔112〕佐藤长参见注112，第179页—180页。
　　〔113〕佐藤长《唐代青海西藏族部落状况》鹰陵史学，第10期（1984年），第13页。
　　〔114〕佐藤长《唐代湟水上游军事要塞及吐谷浑伏苏城的位置》，东洋史研究，第38卷，第2期（1979年）。
　　〔115〕佐藤长参见注112，第190～197页。
　　〔116〕山口瑞凤《吐蕃之名及羊同的位置：〈附国传〉及大小羊同之研究》，东洋学报，第58卷，第3～4期（1977年）。
　　〔117〕佐藤长《羊同国的位置》，鹰陵史学，第7期（1981年）。
　　〔118〕佐藤长，参见注112，第106页—134页。
　　〔119〕铃木中正《吐谷浑和吐蕃的河西九曲》史刊，第 103期（1983年）。
　　〔120〕佐藤长《再论河西九曲的位置》，鹰陵史学，第17期（1991年）。
　　〔121〕佐藤长《古代西藏的若干地名》，史林，第62卷，第5期（1979年）。
　　〔122〕夏一雄，同上，参见注50。
　　〔123〕铃木中正《青海交通路线》，早稻田大学大学文学研究室纪要，第8分卷（1981年）。
　　〔124〕铃木中正《古代河西走廊》，安田学院研究纪要，第24期（1984年）。
　　〔125〕铃木中正《吐谷浑初期的版图》，早稻田大学大学文学研究室纪要第29号（1989年）。
　　〔126〕内藤虎次郎（湖南）《拉萨唐蕃会盟碑》，弘文堂书房（1928年）《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筑摩书房（1970年）。
　　〔127〕寺本婉雅《唐蕃会盟碑碑文》，大谷学报，第10卷，第3期（1929年）。
　　〔128〕青木文教《西藏问题》，外务省调查局（1943年）。
　　〔129〕佐藤长，同上，参见注19。
　　〔130〕佐藤长，同上，参见注22，第2卷，第874页—931页。
　　〔131〕山口瑞凤，同上，参见注28第一部分，第282页—285页。
　　〔132〕《旧唐书·吐蕃传》A，B；《新唐书.吐蕃传》A，B；《骑马民族史：北方蕃夷传》，（东洋文库第228期）平凡社（1973年）。
　　〔133〕有关G·杜齐讲座的详细情况（长尾雅人翻译）可参见《西藏历史文献》，东方学，第12期（1956年）。
　　〔134〕稻叶正就及佐藤长《红史》，法藏馆（1964年）。
　　〔135〕若松宽《〈红史〉编篡年代考》，京都府大学学术报告（人文）第40期（1988年）。
　　〔136〕光岛督《以本教及喇嘛教史料为依据的吐蕃研究》，成文堂（1985年）。
　　〔137〕山口瑞凤《〈王朝明鉴〉作者及年代考》，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台湾）（1985年）。
　　〔138〕光岛督，同上，参见注139，第14页。
　　〔139〕藏蒙年鉴研究会，附有注释的《智者喜宴》中有关蒙古一章的日文译文（1）、（2），史滴，参见注11～12（1990年）。
　　〔140〕桥本光宝（译者）《西藏喇嘛教》，法藏馆（1942年）。
　　〔141〕田中一吕（译者）《西藏今昔》，生活社（1940年）。
　　〔142〕村山公三（译者）《英帝国入侵史》，小岛书店（1943年）。
　　〔143〕政治事务部亚洲发展分部魏源《圣武记》，生活社（1943年）。对西藏事务的论述截止到中廓战争。
　　〔144〕山口瑞凤和定方晟（译者）《西藏的文化》岩波书店（1971年）。
　　〔145〕石滨纯太郎《西藏史》，中国地理历史丛书，白杨社（1943年）。
　　〔146〕岩井大慧《西藏和印度文化》，日光书院（1942年）
　　〔147〕佐藤长《西藏史》亚洲史讲座，第4卷，岩崎书店（1956年）。
　　〔148〕大村谦太郎《西藏简史》，藏文大藏经研究会（1958年）。
　　〔149〕长泽和俊《亚洲腹地的历史与文化》，校仓书房（1964年）。
　　〔150〕山口瑞凤《西藏》共2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87～1988年）。
　　（151）索南嘉措（编者）《萨迦派全集》第15卷，东洋文库（1968～1969年）。
　　〔152〕山口瑞凤（编者）《东洋文库编辑的藏文历史著作目录》，东洋文库（1970年）。
　　〔153〕贞兼绫子（编者）《藏学研究文献目录：1877～1977年日文和汉文资料》，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