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成渝两地文化氛围的差异

李莹

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沦陷以后,西南逐渐形成了重庆、桂林、昆明、贵阳、成都五个文化中心。尤其是成都、重庆两地,在抗战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抗战中文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和延伸,得益于它们的滋养和庇护。但是,同属于巴蜀文化的大家族、同在一脉山水滋养下的两个大都市,在这个相同的历史遭遇下,成渝两地却有着不太相同的文化表现。

一、“悠闲”与“沉闷”:

抗日战争的爆发,并未完全改变成都的悠闲自得。周文在《成都的印象》一文中写到:“刚从车站出来,就使我立刻发生了一种新奇的感觉,只见满街的商店几乎全插着黄纸三角旗……而街上的人们简直表现出升平气象,有的把两手背在背上,慢慢的踏他的步子;有的则抱着两手站在商店门前的阶沿上,出神的看着街心来往的行人和车子”。而且在日军的飞机飞过天空的时候,有的车夫叫道:“有啥子看场嘛!飞机都没看过么?”这里的世界似乎与抗战无关,这里的人们似乎过着平静的生活!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说成都人们面对抗战的麻木,而是在显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

在陈亮、牛文愚的《日本飞机轰炸成都纪实》中提到,“在一个被炸塌的小花园里,楼上客厅中心有一张四方桌,四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伏倒在桌子和地板上,全部咽气,旁边四处散着麻将牌。奇怪的是这七具尸体均未见大出血。据有经验的人分析,可能是被空中爆炸的榴散弹或是被炸弹冲击波震烈神经而亡。”能在这种危险的轰炸中依然醉心于麻将城中,连躲闪都来不及,成都人已玩得沉醉痴迷,也就无怪乎在任何时候悠闲都是城市的主流姿态。

而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无论在从文化人还是市民的视野中,它都显得有些沉闷。在重庆文坛上更是如此。虽然取得了骄人的创作成绩,但除了反映抗战的进行情况,很大一部分作品都在揭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暗。如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中刻画了一群口头上高喊“抗战”、背地里却腐化堕落的国民党官员,他们挖空心思捞钱、捞官,争先恐后地娶战时小老婆;茅盾的《清明前后》就是以轰动重庆的黄金案为题材,揭露了国民政府统治下陪都重庆的黑暗;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宋之的的《雾重庆》、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陈白尘《升官图》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沉闷。

二、单一与复杂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涌入了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士,大多数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陆续来到这里。不同的政治倾向、世界观和艺术观在一起交流碰撞,势必产生一些摩擦和冲突。1938年12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刊出了梁实秋的《编者的话》,由此引出了一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1940年前后则围绕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展开了争论;1940年向林冰在重庆的《大公报》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由此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重庆的《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学月报》等都开辟了专栏,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除此以外,还有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关于文学创作中“差不多”现象的论争等等,这些都是在短时间内在重庆文坛上出现的文学论争。比较而言,成都就显得安静得多,文坛上的倾向比较一致:就是抗日。活动也大多在文协成都分会的领导下进行,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和论争。

三、戏剧事业在重庆的空前繁盛

尽管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学样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最为突出的还是戏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纷纷组成抗日救亡演剧队,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武汉沦陷以后,绝大部分文艺界人士抵达重庆,促使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戏剧创作和演出达到了一个高潮。1938年9月,文协总会也迁到重庆,余上沅、曹禺、宋之的等在戏剧节担任领导职务。在这一时期,许多知名的电影和话剧编剧、导演、演员也聚集在重庆,如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应云卫、赵丹、白扬、张骏祥、史东山、谢流、沈西岑、秦治、张瑞芳、马彦祥、舒秀文、胡蝶、施超等等,他们以国泰大戏院、杭建堂、银社、青年馆等处为基地排练节目和正式演出。同时,许多著名的演剧团体如怒潮剧社、抗敌剧社、四川旅外剧团、国立剧校、南开学生剧社、七七剧团等等也先后迁到了重庆。“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在重庆地区所见到的正式出版的戏剧作品约有1200余种,其中街头剧57种,独幕剧500种,多幕剧426种,歌舞剧29种,翻译或改编剧本242种”[2](P268)。虽然在成都文坛上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作,但是繁荣的场面和程度却是远远比不上重庆。

四、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重庆政治地位的变化。自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之日起,重庆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时首都。尤其在1938年武汉沦陷以后,虽然也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是却不可能避免涌入人员的复杂,这就势必造成各种理论上的分歧。同时,国民党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方针,导致整个重庆局势的复杂。“在重庆,就到了一九四四年,民主运动还没有十分开展。那时候差不多的集会都是禁止的,即使有集会,要想当众畅所欲言,差不多有生命的危险。”复杂的政治局势,复杂的人员组成便构成了复杂的重庆文坛。

其次一点就是重庆和成都两个城市的文化传统不尽相同。虽然它们同是属于巴蜀文化,但是比较而言,重庆的自然地理环境要比成都恶劣,巴人一直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大自然的熏陶、险恶的环境,炼就一种顽强、坚韧和骠悍的性格,因此巴人以勇猛、善战著称;而蜀人生活于盆地中,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饶的物产使他们衣食无忧,过着怡然自乐的生活,形成了整个城市悠闲的气质与风格,而这种气质是浸在骨子里的,并非是环境的改变所能抹煞掉的。因此在日军袭击的那种危险境况下,依然能够悠闲处之,成都人的性格在这里则可以略知一二。王川平在《重庆人的文化心态》一文中曾将重庆的天气概括为“大山大水大雾大火炉”。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的大雾,大雾和阴沉天气使政治本来就沉闷的重庆更加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入渝的很多作家都不是很喜欢重庆的大雾。作家徐迟说:“那几年,我和许多人一样,曾诅咒过重庆这个大城市。有时恶毒地嘲弄它”,“那时候,重庆的雾成了一个象征。它不特使人不舒服,而且令人汗毛竖起,战栗不已。风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杀人,大雾弥漫的天气完全可以干一切见不得人的卑劣龌龊的血腥勾当”。

最后一点就是作为戏剧在重庆的繁荣,除了陪都的政治地位吸引了许多避难的剧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周恩来。郭沫若曾把周恩来比作国统区进步文化工作者的“一颗擎天大树”。周恩来很重视戏剧反映现实、鼓舞人民、激励群众的现实主义传统,他本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上学时,就演过戏,当过导演,是舞台上的多面手”,在抗战时期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他,在重庆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通过复杂的政治斗争,保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并直接领导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工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得重庆的戏剧出现了一个大繁荣的景象。



李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04级研究生

源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