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

源自：中国甘肃网  : 朱政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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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学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但作为一种对历史现象的研究，仍属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属于历史研究的新方向。改革开放的十多年里，它的发展也如日丽中天，称誉史坛，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很有成就的部门之一。不过，敦煌学的成就，分门别类的撰述实在太多，宏观性的分析反而略逊风骚。在敦煌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回过头来对其总的进展情况作一总结，似乎是必要的，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今后的发展方向。这里，笔者谨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敦煌学研究工作机制日臻完备的发展态势
　　应该指出，敦煌学研究工作机构及其机制的日臻完备，是近十余年的事。而在此之前，这方面发展，还显得很不成熟。
　　20世纪初叶，当着中国西北角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打开，洞内沉睡了将近九百年的四、五万件六朝、隋、唐写本和木刻书籍重新露面，人类文化史上这一重要发现的研究也便开始了。然首先组织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的，不是中国人，而是那些窃取敦煌文物的帝国主义学者。中国人值得回忆的，由国家组织的研究机构，则成立于1944年，当时名称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个机构的成立，使得中国的敦煌研究进入有序状态，敦煌文物也得到了爱国的学者们的坚决有力的保护。当然，在此之前，作为学者的个人研究，王国维、罗振玉、王重民、向达、陈垣、姜亮夫、张大千、常书鸿等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又一大阶段。从研究工作管理机制言，由国家出面支持所作的组织工作和推动工作的力度，远远超过建国前。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宣布易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56年，政府决定拨巨款修复和保护敦煌文物。1961年，国务院公布莫高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国家又拨巨款修复和加固石窟，使莫高窟面目焕然一新，为当时敦煌研究奠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然而所有这些工作和努力，与浩大的敦煌学研究任务相比，仍显得微薄和捉襟见肘。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这方面的努力确实大大超过前人，值得引起关注。
　　首先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敦煌地区文物研究机构的领导及其体制。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易名为敦煌研究院，院机构下设保护研究所、石窟考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敦煌遗书研究所、乐舞研究所、资料中心等十多个单位，研究人员也发展到一百余人。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省图书馆等单位，都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大家还办起了一批敦煌研究的杂志和刊物，为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走向社会开沟放水，提供方便之途。敦煌研究院的《敦煌研究》、兰州大学的敦煌研究专刊等，都为敦煌学成果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还下功夫培养一批敦煌学研究人才。以敦煌研究院言，十多年里，培养出了一批硕士和博士。有些专业人员还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在敦煌，一支包括气象观察、环境监察、病害研究、壁画研究的敦煌文物保护专业队伍已经形成。而且，一批促进敦煌研究的研究协会、研究机构也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和全国敦煌学术会的召开是我国敦煌学起飞的标志。
　　改革开放后十多年的情况表明，这段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工作机制确实较以前有了巨大发展。那么，促进这种发展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新时期敦煌学崛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中莫高窟虽然没有遭到很大破坏，却被批为封建糟粕而使研究事业一度中断，这种恶的历史作用一旦被制止，又会使敦煌学研究迸发出奇迹般的活力。不过敦煌学发展的内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敦煌石窟本身的魅力。它毕竟是一座蕴藏丰富、包罗万象的古文献库，是世界人类文化史上的稀世珍宝，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当着停滞的十年过去，通向世界的大门洞开，人们发现外国同行的研究普遍要比自己更深入些，民族自尊的良心和雄心便会油然勃兴。正如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所说：“第二次解放，坚持敦煌工作十几年和数十年的研究人员，怀着对文物事业的责任心和扭转敦煌文物研究在国际上处于落后地位的革命热情，重整旗鼓，埋头苦干，取得了初步成果。”①
　　段文杰在这里实际上讲了三层意思：其一，弘扬民族文化的决心;其二，赶超世界水平的决心;其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这也是举国上下从领导者到研究者的共同的决心。这里，不妨再摘引敦煌学专家史苇湘的一段话，进一步表示了这样的心愿。史苇湘在回顾他多次出国考察后的感受时说，每次从繁华的巴黎、热闹的东京回来，重新审视石窟，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看到一些新现象”，“估量出一些新价值”，不断看到石窟“崇高的意义和不断增涨的价值”，“心里总是要为莫高窟上一次‘尊号’”。敦煌魅力长存，一代又一代学者将会在其伟大怀抱里“继续发展我们民族无穷的智慧”。他深带感情地写道：“作为代表民族文化的实体，你是一代又一代有血有肉，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先民们制作出来的，你不应该被后人遗忘，而让外国人来主宰你的命运……”，“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与‘一往情深’造成了这四十多年我与敦煌石窟的欲罢难休。”②关于“欲罢难休”，又一位敦煌学者施萍亭写道，“敦煌像一块磁铁，吸引着钢铁般的人们。”“他们与敦煌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对敦煌如痴似醉，忠贞不二。要问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敦煌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地方！”③
　　以上的这些揭举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后敦煌学研究工作机制的完善化进程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敦煌研究主体的炽热的事业使命感和责任感，刻苦忘我的工作精神，起到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而真正实质性的推进力，还在于国家主管机构的支持。出于维护民族最高利益的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倾全力支持，有力保证了这一完善化进程的击节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都到过敦煌。1992年5月12日，李瑞环专赴莫高窟，从保护与开发的角度，谈到要以更大财力支持敦煌研究事业发展。他说关于洞窟保护事，中央常委开会议论“不下五、六次”，“如果在我们手里把国宝毁掉了，这历史的罪人谁也担负不起。”④
　　总之，敦煌学研究的工作机制还在完善，处于良性的发展进程中。诚然，不足还是存在。作为敦煌研究事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研究队伍的建设，目前看来尚有问题。眼下的有造诣者大都年事已高，优秀后备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看，各方面研究力量的协调看来还显得不够，信息情报交流不足，科研力量协调合作欠力，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这显然应该改进。从发展的眼光看，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推行，敦煌研究资料和成果信息如何与国内外电脑联网，也是一个新问题。

二：敦煌学研究体系逐趋完整的发展态势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是两大部分：一是敦煌石窟，窟内陈列着自十六国到元代一千年间的彩塑和壁画，为宏伟瑰丽、举世无双的艺术博物馆;二是藏经洞出土的缮本图书四、五万件。就艺术而言，有绘画、建筑、雕塑、装饰图案、书法、文学等大量文物，是我国美术史、建筑史、文学史、书法史、音乐舞蹈史的珍贵史料。就历史而言，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民族、语言、科技、民俗、中西文化交流等广泛领域。所以敦煌学研究总体可划为两大部分：一是敦煌石窟研究，一是敦煌遗书研究。
　　近一百年来，敦煌研究的这两大部分一直是交错进行的。大体上可以说，从1900到1919年，主要是遗书系统的研究，即对敦煌遗书的保护、整理与印行。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为考订古籍、整理影印，并将其研究成果写成序、跋、提要等形式。1919年至1937年的研究，也仍是遗书系统的研究，主要是到英、法等国将被外国人盗走的经卷抄录整理，带回来。1937年至1949年，研究重点有所变动，即开始注重于对石窟系统的探讨。一批学者曾花相当大的精力于石窟群的编号，对残缺壁画、塑像的临摹和修复。当然，关于遗书系统的研究并未止步。开始了由敦煌遗书对传统文学、传统典籍的研究。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敦煌学两大部分的研究可以说一直是交错、同步并举的。在石窟研究方面，临摹成了当时研究的主要任务，同时也开始了石窟保护的探讨工作。在遗书研究方面，有关成果可归为三类：一是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的搜集、整理;二是敦煌遗书目录的编制;三是由敦煌资料深入到社会经济历史的深入探讨。陈寅恪在这方面成就颇巨。
　　同前几个时期比较，新时期两大系列的研究正趋于更同步、更深入、更周全、更有开拓特色。
　　关于石窟系统研究，新时期这方面探讨，主要围绕石窟保护、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建筑、石窟内容探讨等具体问题进行。而这些研究项目又有自己更深入层次的探讨，如石窟保护又有自然状况和开放管理等具体内容的研究。自然状况研究课题下，再有石窟遗址和自然环境现状监测研究、病害原因探索和治理研究等十分具体的探讨内容。石窟艺术方面，也有许多具体的分系统研究，如石窟雕塑研究、石窟壁画研究、石窟衣冠服饰研究等。新时期石窟系统的研究有很多出色的成果。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从美学、美学史、文化史角度深入探讨了敦煌石窟艺术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遗书系统的研究，新时期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开廓。就敦煌研究院言，经过努力，它收到了国外几乎所有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和国内其他图书馆藏品的缩微胶卷，成为国内敦煌遗书资料最全的研究中心。遗书研究中的新的研究方向和学科也在形成，如敦煌文献、敦煌史地、敦煌文学、敦煌民俗、敦煌民族、敦煌宗教、敦煌美术、敦煌书法、敦煌乐舞、敦煌戏曲、敦煌科技、敦煌寺观、敦煌医学等。其中不少是以往所没有摸索过的领域，不少成果令世界其他同行瞩目。一位名叫叶栋的学者破译了被称为“天书”的敦煌曲谱，使距今千年的唐代古乐重放新声。这是中国学者超越世界敦煌学成就的突出成果，是80年代中国敦煌学的一件大事。高国藩的《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也影响颇大。依据石窟遗书和有关文献资料，深入到对敦煌的民俗探讨，从家族、生产、奴婢、生育、宗教、婚丧、迷信、医疗、占卜、装扮、饮食、建筑、行旅、驱傩、娱乐、舞蹈等多方面展开研究，究其发展演变规律，给人以规模宏大、颇具开拓性的印象。
　　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系统、深入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如次的几个方面：其一，前辈学者努力探索打下的基础，为80、90年代敦煌学的起飞创造了条件;其二，新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为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温润的土壤;其三，前已有述，敦煌学研究工作机制的日臻完备，为敦煌学的系统发展准备了组织上的保证;其四，敦煌学本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促成了学科的大发展。
　　这最后一点，正是我们要再加说明的，也可以说是敦煌学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机制。到了新时期，敦煌学发展的动因，不仅仅来自外部的客观因素，更重要的，内部结构完善的要求，也促成了敦煌学的系统化进程。而这，正是新时期敦煌学发展最值得注意、值得分析的一个因素。
　　研究史学史的人清楚，史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从而显示其与时代共命运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脉络;一方面因学科自身发展完善的要求而自我调整，走向新状况和新阶段。史学发展的各种新体裁，主要是顺应史学自身演进的需要而产生、发展和成功的。敦煌学的体系化进程也如此。没有深入的石窟保护科学研究，不会有正常、顺利的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研究;没有系统、完善的敦煌遗书编制研究，不会有后来一系列深入的敦煌史地、敦煌美学、敦煌书法研究，等等。敦煌学系统内部各学科就这样紧密地关联着。新的学科方向往往以敦煌学本身深入的需要而萌生。
　　敦煌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课题，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对它的研究已经是够深入的，然而作为对历史现象本来面目的认识及其本质的揭示，作为系统的敦煌学研究的系统深入，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从发展态势上，已经有人提出了一些必须进一步认识和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不少建议十分重要。我们应该透过壁画、佛像、文献，进一步深入探讨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思想、学术思想、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作为各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曾起过巨大的社会作用，无疑也渗透到各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创作之中。然而这一综合性的反思成果现在似乎太少，而这一成果的出现反过来必然有利于相关问题的更深入的研究。如果说从纵向上看，历史上的各种思想都在敦煌登台亮相，起过作用;那么，从横向上看，世界上不少有代表性的文化也在敦煌起过作用、发生过影响。敦煌的石窟雕塑、壁画、建筑，深深烙有外国文化影响的印记和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深痕。季羡林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的汇流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⑤所以，当着各路专家把各部门问题领悟透了以后，必然会把目光注视到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恰恰这个问题，也是现实和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最需要研究和总结的。诚然，除了上述两个结合点，还有一个结合点，理应引起重视的。敦煌是近千年来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点。敦煌的医方残卷、天文历法书籍，以及印刷装潢等，都显示出当时社会生产、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莫高窟的壁画成就，不仅体现了画家本人的艺术造诣，更显示了近一千年间中国透视学、色彩学、建筑学所达到的高水准。自然科学和敦煌成就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要紧课题。
　　要言之，新时期敦煌学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向前发展，事实上也已处于国际敦煌学的领先和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综合性的敦煌学研究的趋势也会出现。而一部辉煌的回顾敦煌学发展史的巨篇也将成为人们深深的期待之作。

三：国内敦煌学研究融入国际敦煌学的发展态势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任何事物包括任何学术系统的发生和发展都不会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与外界的相应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自身稳定和发展，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信息，互相影响和补充。我们对敦煌学发展大势的理解，应具有这样审视的眼光。充分地意识到新时期敦煌学的进程，实际上正是一个不断与外界保持信息交换和联系、不断充实自己的进程，既改变了世界敦煌学的历史，也为世界敦煌学所影响和改变。也可以说，新时期敦煌学是中国和世界敦煌学进一步交流、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进程，是和世界敦煌学融为一体的进程。
　　这里还是有必要回顾一下以前的敦煌学在这方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大体上可以说，80年代以前，中国和世界敦煌学系统的关系，基本上是中国向世界敦煌学学习的态势;80年代以后，转为中国开始领先于世界敦煌学，向世界敦煌学输出先进研究成果和信息的态势。
　　确实，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中国最贫穷、困难深重的时候，颇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不要说学术研究权把握不住，就连国家主权也将丧失。“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表达的正是这么一种意思。当着掠夺了中国稀世珍宝的帝国主义文人把他们的“战利品”及其研究成果连篇累牍地在西方学术界披露时，中国人更觉到一场不该发生的大劫掠已经发生了。西方一些学者虽然本身就是文物的劫掠者，声名狼藉，但从学术研究角度看，他们以其严谨的科学方法对文物所作的研究探垦还是有学术价值的。中国学者是明显受到这些影响刺激的，倍感到敦煌学的分量，加紧对这一学科的研究。接着，就是一批人到欧洲学习、抄录敦煌遗书。应该说，抗战胜利后中国学者到莫高窟对敦煌壁画临摹，是中国学者真正创建中国特色的敦煌学的开始。然而，这个时间太短，由于战火频仍，交通又闭塞，这个时期外内研究信息的互换至为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坚强后盾。石窟、遗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前更丰富。然而由于当时并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样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所以这段时期研究从宏观上看，还处于守势，和国外交往不多，对国外敦煌学了解更是寥寥。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流动的水才会生命永驻。事实上，敦煌学的走向世界，并不是由学者首先促动的，而是整个国家改革路线变动的影响所致。令人惊讶的问题在于，一旦面向世界的窗棂启开，敦煌学便以不可扼制的速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大潮，并影响长期来中国敦煌学受世界敦煌学影响的历史进程。
　　让我们看看新时期敦煌学走向世界后有什么样的交往和成就？
　　交流之一，是海内外学者的互访，这当然包括中国学者到海外，也包括海外学者到中国，大家欢聚一堂，切磋学问，交流经验。以敦煌研究院为例，各种交往频繁。近年来还和美国盖蒂基金会保护研究所、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等组织合作从事科研项目，在治沙、环境监测、壁画塑像、病害防治、壁画修复等课题的合作中，取得了可观成果。
　　交流之二，是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不断召开。如1987年的首次敦煌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日、美、英、法等九国学者和其他地区学者共一百多人与会。1990年的一次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有中、美、日、法、德、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12个国家和地区学者200多人到会。1993年，敦煌研究院还与美国盖蒂保护所等机构一起组织了“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
　　交流之三，是海外政府和实业界人士对敦煌研究事业的支持和厚爱。1985年，香港爱国人士邵逸夫捐赠一千万元港币，用于直接保护敦煌石窟文物;同年，日本创价协会捐赠一批照相、录像、图书、工作车辆给敦煌研究院;1988年，日本政府宣布无偿援助11亿元，建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目前这种援助还在发展。
　　交流之四，是中国和海外学者互相聘请。如1986年，段文杰被聘为东京艺术大学外国名誉教授，1990年，敦煌研究所聘请日本平山郁夫教授为敦煌研究院名誉研究员;1992年，敦煌研究院聘请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为敦煌研究院名誉研究员;1993年，段文杰荣获日本创价学会名誉博士学位，国内学者对此举评价甚高。
　　交流之五，是国内学术界对海外学术界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大量介绍和研究。国内的一些学术信息刊物经常刊载海外敦煌学研究的动态，其中《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等刊物对海外敦煌学研究和海外敦煌研究资料有较多介绍，内容涉及海外敦煌研究机构状况、研究水准、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等。
　　交流之六，是对海外敦煌学研究资料、研究论著的出版或翻译，其中不乏一些非常重要的论著。近年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学文献”编委会、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等四家单位合作，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一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品。诚如学术界所评论的，“《文献》的出版，无疑将为学术界提供一部最完整、最清晰、最准确的高质量的英藏敦煌汉文社会文书图片”，“对于敦煌学各学科及各专门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将会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也为以后按学科门类和专业领域编辑出版各种图版选集或录文选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⑥
　　交流之七，是敦煌莫高窟对海外旅游人士的开放。这虽然说不上是一种学术活动，但意义不亚于学术交流，能够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段文杰曾总结说：“对外开放十余年中，已接待八十几个国家的外宾，中外观众近百万人次，其中有国家元首、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敦煌文化已传向世界各国，对弘扬敦煌文化遗产，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起着积极的作用。”⑦
　　以上所列诸项，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可以说很少，有的甚至不可能。从七项交流可以看出，无论是学者接触、资料互换、大场合的信息交流、经济资助、高级学者的互聘，以及官方和民间媒介的推波助澜，都使国内敦煌学摆脱孤芳自赏的窘态，融入世界敦煌学发展的大潮流中。这样，人们不仅有比较、有鉴别、有交流，更重要者，在于这种比较鉴别中，看到了真正应该主攻的方向，而这点恰恰是最重要的。
　　我们所以把自己国家的敦煌学研究放到整个海外敦煌学研究的大背景中去考虑，还在于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只有放到世界敦煌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才会看到问题，发现其中的特点和规律。如前面所说，中国敦煌学的发展，经历了由受世界敦煌学影响的发展态势转向影响世界敦煌学的发展态势。这当中，“文化大革命”是个界限。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使敦煌学的发展态势。这当中，“文化大革命”是个界限。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使敦煌学对外交往有了非同寻常的发展，从世界敦煌学研究的边缘走向了世界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其二，如果我们再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敦煌学比喻为一个大系统，那么，最优化的现象和趋势是复合系统客观存在的一条规律。在人造系统中，最优化是人们设计、控制、管理系统的一个目标。最优计划、最优设计、最优控制、最优管理的最优系统是人们的希望。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国放入世界敦煌学大潮中研究，就是期望通过这些总结，看看如何使世界敦煌学达于更辉煌水平，而中国又如何跻身于前列而不败。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议和倡议，例如《发展敦煌学研究》一文便提出了八条，应该引起重视。⑧
　　*本文为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之一是《方兴未艾的中国人口史研究》(载《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之二是《历史城市学的崛起》(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　注释
　　①《敦煌研究文集？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初到莫高窟》，《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
　　③《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敦煌研究》1992年第3期。
　　⑤参见《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⑥张弓：《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汉文典籍文分卷〉的学术意义》，《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0期。
　　⑦《敦煌研究院五十年》，《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⑧此文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12月14、21日，作者顾羽。八条建议为：(1)对敦煌史的研究;(2)从文化的角度开展敦煌研究;(3)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着眼进行敦煌研究;(4)要研究敦煌地区的宗教;(5)研究自然科学与敦煌艺术的关系;(6)用新方法进行敦煌研究;(7)对敦煌学术思想加以清理;(8)对西方学者掠窃文物的评价。

⊙　作者简介
　　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