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收音机的一段情结（作者邓文国）

诗与收音机的一段情结 □文／邓文国在电视还是奢侈品的那些年，要想听听外面的声音就靠了我那台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得最多的除了新闻就是音乐了。 有一天，竟然听到了配乐诗朗诵，听了半截，也不知是谁的。记得那时还居住在那深深的山里，那时我还深深地爱着诗。当时就想，要是我的诗也能配乐朗诵一下，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快乐呀！心血来潮，我向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寄去了第一首诗，以后就天天听广播。竟然有一天就真的听到了我那首诗：“他是山里的孩子／他小时候喜欢山／山上有红籽儿，野栗子／有遍山飞的黑蝴蝶／他长大了／他不喜欢山了／山路太弯太长太陡／一天也走不出奶奶的老光眼／山里只长土豆，茅屋／和总也散不尽的雾岚／／有一天，他终于走出山去了／可就在那天晚上／梦里，还是回到了山弯”（《他是山里的孩子》）。当时我简直让自己的诗给陶醉了，没想到给诗长一双音乐的翅膀竟这么迷人！写诗的热情就更高了，写好了专寄四川人民广播电台。 有一天，一位朋友突然打来电话，他说他听到我的诗歌了。 “在哪里？”“我给你录下了，毁了我一盘歌带，你得赔我。” 原来，他迷上了广播音乐，一曲刚完就是文学节目，就听到配乐诗朗诵《南方，三月》，就听到我的名字，就条件反射的按了录音键（他那时比我强，已拥有了双卡收录机）──“哼，可惜我一盘上好的歌带”。我连忙说，赔你赔你，你赶快把那盘带子寄过来我听听。放下电话，我直怨自己，怎么就没赶上听到我的诗呢。 录音带收到了，却是残缺的──他是在听到我的名字时才按下的录音键，因此，录下来的就只剩下半裁。实在是想听，没办法，我只好冒昧的给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一盘空白带子，请他们帮忙。过了半月，我真的就收到了录好了的我的《南方，三月》了。谁知道，我这次竟意外的撞上了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崃山杯·国庆诗歌征文”。国庆刚过，就收到通知，说我那组诗获了优秀奖（那时评奖也不分什么等级），要我到成都参加颁奖大会。 猜猜，奖品是什么？是一个精美的收录两用机！高兴得不得了。 过年的时候，我把我那台晶体管收音机搬回老家，孝敬给母亲。母亲就一直把它放在枕头上，每晚睡下就打开，她说，这小匣子还真让人解闷的。 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说，她听到收音机里有个好听的声音在读我的诗歌，是我的那首《草地上，一头即将分娩的母牛》，听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 后来，条件好了，我又给母亲买了电视机。母亲说，她很少看电视，眼睛老了，还是收音机好，还能听到儿子的诗。

电视情结文/王兰二十年前，隔壁陈叔叔从美国考察回来，带回一台12英寸的日立牌黑白电视机。整座楼都惊动了，孩子都挤进去瞧新鲜。陈叔叔摸着我的脑袋笑眯眯地说：“以后欢迎你常来看电视，可以从电视里学到很多知识。”我一笑，心里乐开了花。电视成了我初高中阶段最亲密的伙伴。 记得港台武打片《云海玉弓缘》就是在陈叔叔家看的。这之前，印象深刻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八个样板戏，最好看的是《杜鹃山》。而《云》片远远超过了其他影片的诱惑力，我和所里子弟一样，迷上了“内部片”。经常在陈叔叔家看电视，总不是长远之计，为此我和弟弟密谋，天天磨蹭父母，买电视，并保证不耽搁学习。不久，我家添了台12英寸的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学习再忙，那怕明天要期考，听说放“武打片”，也一定要偷偷地看看。电视剧成了同学间的谈资，大家绘声纷色地交流观后感，那是青少年时期最陶醉的节目。 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研究所经常长工资，添置电视机的家庭越来越多。当时国产电视机还凤毛麟角，大家蛇有蛇法，蟹有蟹路，各显神通，你辗转买台荷兰的飞利浦，他托人购回德国的西门子，最普及的还是日本的日立、东芝和三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产电视机风起云涌，特别是长虹18英寸，几乎是人见人爱。所里鸟枪换炮的比比皆是，父母也有点坐不住了，但毕竟是一笔大开销。到了1989年底，春节前后，抢购风犹如沙尘暴席卷全国，人人争购各类紧俏商品，长虹21英寸彩电成了最时髦的抢手货，所里组织大卡车派上最得力的最有关系的人员去长虹抢购，终于拉回50台长虹21英寸彩电，父母借够3400元，喜滋滋抬回大家伙。终于我也有了台电视机，就是那12英寸的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在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寂寞日子里，它莺啼婉转陪伴着我最初的单身生活。 斗转星移，二十年过去了，长虹18英寸彩电至今还是父母生活的伴侣。

电视情结文/王兰二十年前，隔壁陈叔叔从美国考察回来，带回一台12英寸的日立牌黑白电视机。整座楼都惊动了，孩子都挤进去瞧新鲜。陈叔叔摸着我的脑袋笑眯眯地说：“以后欢迎你常来看电视，可以从电视里学到很多知识。”我一笑，心里乐开了花。电视成了我初高中阶段最亲密的伙伴。 记得港台武打片《云海玉弓缘》就是在陈叔叔家看的。这之前，印象深刻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八个样板戏，最好看的是《杜鹃山》。而《云》片远远超过了其他影片的诱惑力，我和所里子弟一样，迷上了“内部片”。经常在陈叔叔家看电视，总不是长远之计，为此我和弟弟密谋，天天磨蹭父母，买电视，并保证不耽搁学习。不久，我家添了台12英寸的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学习再忙，那怕明天要期考，听说放“武打片”，也一定要偷偷地看看。电视剧成了同学间的谈资，大家绘声纷色地交流观后感，那是青少年时期最陶醉的节目。 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研究所经常长工资，添置电视机的家庭越来越多。当时国产电视机还凤毛麟角，大家蛇有蛇法，蟹有蟹路，各显神通，你辗转买台荷兰的飞利浦，他托人购回德国的西门子，最普及的还是日本的日立、东芝和三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产电视机风起云涌，特别是长虹18英寸，几乎是人见人爱。所里鸟枪换炮的比比皆是，父母也有点坐不住了，但毕竟是一笔大开销。到了1989年底，春节前后，抢购风犹如沙尘暴席卷全国，人人争购各类紧俏商品，长虹21英寸彩电成了最时髦的抢手货，所里组织大卡车派上最得力的最有关系的人员去长虹抢购，终于拉回50台长虹21英寸彩电，父母借够3400元，喜滋滋抬回大家伙。终于我也有了台电视机，就是那12英寸的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在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寂寞日子里，它莺啼婉转陪伴着我最初的单身生活。 斗转星移，二十年过去了，长虹18英寸彩电至今还是父母生活的伴侣。